第十七届欧洲汉学大会研究论文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第十七届欧洲汉学大会研究论文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第十七届欧洲汉学大会研究论文综述

第十七届欧洲汉学大会于2008年8月6-10日在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召开。本次大会受到了波奇特·罗辛语言项目（The Birgit Rausing Language Programme）、卡尔·弗雷德里克·林比基金（The Carl Fredrik Lyngby Fund）、蒋经国基金会（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以及瑞典亚太高等研究院（The Swedish School for Advanced Asia Pacific Studies）的资助。来自数十个国家与地区的一百六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以欧洲学者居多，亦有少量美国与东亚学者，祖国大陆复旦大学与深圳大学的几位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
从本次大会所发材料中的158篇论文摘要来看，内容多样，涉及中国历史、族群、政治、军事、法律、语言、文学、人物传记等诸问题，学者亦分布于欧洲不同国家，体现出欧洲汉学研究的分散化趋势，笔者在对研究论文摘要的研读基础之上，大致归纳出如下的一些特征：
其一：欧洲汉学研究传统日益向美国的区域性的“中国研究”范式转变，传统的欧洲考据性汉学研究日渐式微。在笔者所见的本次大会论文摘要中，基本不见考据性的研究论文，大多数文章关注较为具体的有限范围内的现实性问题并试图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这种趋势在近几届欧洲汉学大会中一直存在，可以预见，未来的欧洲汉学主流也将日益向“中国研究”范式慢慢靠拢，并将更多地受到美国中国问题研究气氛的影响。
其二：现当代中国研究日益成为主导性的中国研究领域，日益关注现当代中国法律与人权问题。如香港城市大学Ahl Bj?rn的《中国法官与国际人权法：对个条约机构与法律学说面前的政府声明的总结》（The Chinese Judge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onclusions from Government Statements before Treaty Bodies and Legal Doctrine）；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Almén Oscar的《国家维持帝国的能力：作为国家有意为之的政策或者来自下层的挑战的中国地方民主改革》（The State’s capacity to maintain an empire: Chinese local democracy reforms as intentional state policy or challenges from below）；德国海德堡大学Altehenger Jennifer的《制造法律知识？在1950与1953年婚姻法中的宣传技术与法律教育》（Manufacturing Legal Knowledge? Propaganda Techniques and Legal Education in the 1950 and 1953 Marriage Law）；深圳大学陈建西与黄卫平的《地方政府的回归：中国户主抵抗运动的政治》（Br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Back in: The Politics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Movements in China）；耶鲁大学De Angeli Aglaia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国家、法西斯主义与法律》（Early 1930s China:State, Fascism and Law）；瑞典隆德大学Grimheden Jonas的《中国的批准与超越之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China’s Road to Ratification and Beyond: Implementing the ICCPR）；爱丁堡大学Hsieh Kuo-Hsing的《在中国遭排斥的非经法律途径获取证据的权利》（The right to have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excluded in China）；伦敦经济学院Lin Xi （Daniel）的《法律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地方阻力》（Globalisation of Law and local resistance in China）；英国诺丁汉大学Parry Rebecca与莱彻斯特大学Zhang Haizheng的《在2006年中国新破产法下的中国法院的角色、功能与潜在问题》（The Roles, Function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Courts under China’s New Bankruptcy Law 2006）等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法律问题加以论述，与当代国际政治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
其三：“地方性”问题日益成为大会的热点。在本次会议中，有多篇论文专门论述天津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与法兰西学院的夫人（Bastid-Bruguière Marianne）的论文《在天津的法国传教士、银行与工业：在中国北方的竞争与冲突》（French missionaries, banking and industry in Tianjin: competition and strife for a position in Northern China）；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Bickers Robert的《天津与九旗：1860至1945年在中国城市中的外国让步》（Tianjin and nine flags: Foreign concessions in the Chinese city, 1860-1945）；柏林自由大学Ebersp?cher Cord的《“李鸿章相信德国因为法国没出息”。在天津的中德网络与中日战争中的中国军队》（“Li believes in Germany because France got trashed”. Sino-German Networks in Tianji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 up to the Sino-Japanese War）；丹麦哥本哈根大学Littrup Leif的《十九世纪晚期天津的丹麦人》（Danes in Tianjin in the late 1800s）等，体现出欧洲汉学界关注中观层面研究对象的取向。国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松弟及其博士生董枫、祁刚参加了本次大会，其报告皆以浙江泰顺乡土文化为主题，亦体现出“地方性”的主题特色。其中教授的论文名为《中国农村的宗祠祭祖及其在地域社会中的作用：以浙江泰顺为例》（Ancestor Worship in Chinese Rur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Taishun County），董枫的论文名为《村庄的家族关系研究：以族谱记载为主要资料来源》（Inter-lineage relations in deo-lineage village: based on the study of discrepancies in genealogies），祁刚的论文名为《地方信仰及其庙宇系统：关于泰顺东垟的区域研究》（Local Gods of Land Here and Beyond: The System of Communal Temples in Community, Focused on the Regional Studies of Dongyang, Taishun）。
其四：作为在北欧召开的汉学大会，自然而然不能忽略诸多论文中所展现的中国问题的异域视角。如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Catalonia）Busquets Anna的文章《来自鞑靼人的消息：欧洲关于满洲征服中国的西班牙语文献》（News from the Tartars: the Spanish sources of the European vision of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通过对十七世纪三个西班牙文献中对满洲人征服中国的新闻的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了检视这一历史时段的新的视角。葡萄牙澳门科学与文化中心的Colla Elisabetta的文章Through the eyes of others: China as described by the Florentine merchant Francesco Carletti (1573-1636)对在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与1616年威廉·康内尔森·硕顿（William Cornelison Shouten）航行之间的一位年轻的佛罗伦萨商人弗朗西斯科·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在澳门期间对中国的相关叙述（其书为《印度等国旅行见闻述评》(Ragionamenti sopra le cose vedute nei viaggi dell''Indie occidentali e d''altri paesi)，于1671年出版于佛罗伦萨,由马戈罗蒂(Magalotti)编校——笔者注）加以介绍，给读者以新的启发。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Universitat Pompeu Fabra）Folch Dolors的《十六世纪西班牙文献视野下的明代朝贡体系》（Ming tributary system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XVI century Spanish documents）一文探究了十六世纪开始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殖民者如何理解明朝朝贡体系的问题。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Saje Mitja的《刘松龄在中国历史上重要性的新发现》（Uncovering the importance of A. Hallerstein for Chinese History）一文中认为钦天监监正刘松龄的信件对于新修清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并有必要将之译成中文，以供中国国内学者所利用。
当然，欧洲汉学研究毕竟不能完全与美国“中国研究”相等同，其研究领域较之美国更少受到政府所持对华政策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出研究学者对所研究问题的个人兴趣。两年一届的欧洲汉学大会所展现出的景象反映出欧亚大陆另一端对中国的“新发现”，而这种“新发现”对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亦有所助益：我们能知道欧洲学者是如何观察中国的，因之，我们可以更好地加以应对。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