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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澳洲华人与1905年抗美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抵制外货运动是1905年展开的反美爱国运动，是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召开会议，首先发难，抗议美国的排华法令和禁工条约，并呼吁中国各地商人支持和响应抵制美货。其他身份的中国人，如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的民众也积极参与抗议美国的排华运动。反美活动像野火燃烧，蔓延至中国各地，历时年余。
至今研究此历史事件的论着，多集中探讨抵制美货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注：有关论着包括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1966）； Edward J.M. Rhoads,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Kwangtung (1905-1906):The CantonAnti-American Boycott and the Lienchow Anti-Missionary Uprising, 'Paperson China,16(1962),pp.154-197.）事实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也积极响应，其中包括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的华人。（注：有关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发展以及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参见Wong Sin Kiong, 'The Chinese Boycott: A Soci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36,no.2(Sept.1998):230-253.）甚至比马来亚和新加坡更遥远的澳洲，当地的华人也从1905年6月开始，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行动和宣传。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澳洲华人与1905年反美运动的关系，并分析澳洲华人抗美运动的宣传和特点。但要了解澳洲华人为何参与这次的抗议行动，就得先要理解二十世纪初期澳洲华人的处境。
一 世纪之初的澳洲华人社会
19世纪中叶澳洲的金矿被发现后，吸引不少来自中国的淘金客。在以后半个世纪，华工陆续涌入澳洲。在澳洲的六大州里，都可以发现华工的足迹，尤其是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维多利亚州(Victoria)和昆士兰州(Queensland)。在华人聚居的城镇，华人社会也逐渐形成。“唐人街”和会馆等社团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在澳洲的一些主要城镇，如雪梨(Sydney)和墨尔本(Melbourne)等。
另一方面，华人的大量移入也引起澳洲白人的不满。澳洲白人虽然也是移民而来的，但这些比华人更早来到澳洲的欧洲移民，许多已在澳洲落地生根，并建立了他们的政府。他们视澳洲为他们的土地，不愿让华人移民来分享他们的财富。1854年以来，在一些矿区便发生种族冲突和排华事件。（注：杨进发着，姚楠和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一些州政府甚至通过各种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如船只限载和人头税等，想以此从根本上解决华人移民问题。
在1900年和1901年世纪之初时，澳洲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件是华人社会中的大事。1900年1月14日，澳洲华人于雪梨成立第一个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团体：新南威尔士保皇会。（注：杨进发着，姚楠和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澳洲保皇会的成立是受到保皇派领袖康有为的影响。康有为曾于1899年10月写信给雪梨华人领袖梅光达，要求他成立一个救国组织，以协助光绪皇帝复位，康有为的信中强调，只要中国政治上了轨道，便有能力保护海外的侨民。（注：《东华新报》，1899年10月11日，转引自杨进发，《新金山》，第170-171页。）新南威尔士保皇会的创始人主要是当地的成功商人，包括刘汝兴，叶炳南，叶同贵，陈联科，郑蕃昌，李官益，李益微和郭标等。两位知名的报纸编辑伍萼楼和郑禄也是保皇会的会员，这对保皇运动的宣传有很大的帮助。（注：杨进发着，姚楠和陈立贵译，《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新南威尔士保皇会的主要任务是筹募爱国捐款，支援康有为等人的保皇运动。但要侨民慷慨捐献，必须先要唤醒侨民的爱国意识。因此，澳洲保皇会的成立，掀起了澳洲华人爱国运动的序幕。
世纪之初的另一件大事是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颁布了“白澳政策”。英属澳大利亚的六个殖民州于1901年1月1日组成联邦政府，并正式脱离英国而独立。澳洲联邦政府通过的第一个法案是“移民限制法案”，即所谓的“白澳政策法案”。该法案授权政府采用语言测验法作为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一项措施。在这项措施下，所有移民都要能听写50个欧洲文字才能获准入境。这个措施虽然是针对所有移民，但矛头明显指向中国移民。因为当时非白移民中，以中国人占绝大多数，而且，一般中国移民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这项语言测验。因此，在几乎没有新的华人移民入境情况下，澳洲华人的人数开始减少。即使在语言测验措施实行前已定居澳洲的华人，也在白澳政策的阴影下和排华情绪紧张的环境下，产生严重的危机感。
当抵制美货运动于1905年5月开始陆续在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热烈展开时，澳洲华人也参与抗议美国排华行动。澳洲华人的抗美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保皇会的领导和宣传。各阶层的澳洲华人群众捐款支持抗议美国的排华行径，也和他们在澳洲的困境和危机感息息相关。换言之，世纪之初澳洲华人的政治觉醒和白澳政策的冲击，是澳洲化人积极参与似乎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反美运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 澳洲中文报章与抗美宣传
澳洲华人参与抗美运动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澳洲雪梨出版的中文报纸《东华报》是当时最主要的抗美宣传媒体。因为该报是澳洲保皇党的喉舌，而保皇党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是积极反对美国排斥和苛待华人的重要人物。1905年5月和6月，康有为在美国宣传和推动保皇运动时，曾参与抗议排华禁约的活动。当康有为于6月15日晋见罗斯福总统时，提到排华法令对华侨的伤害，并要求美国总统改善排华法令。当时罗斯福总统也答应处理。（注：Deller L. McKee, '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06 Reconsidered: TheRole of Chinese American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55,no.2(May 1986),pp.178-180.）由于澳洲保皇会在1900年便成立，经过几年的经营和活动，已有不少支持者和联系网络。当抗美运动在中国和海外各地展开的时候，澳洲保皇会也通过其宣传媒体，鼓动澳洲华人参与抗美运动。
报纸上的抗美宣传文章及其目的有三：其一是刊登议论文章，为反美抗议提供充足的理由；其二是报导各地抗美活动，使读者知道反美抗议活动正在海内外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以鼓舞士气；其三是将美国的排华律例与澳洲的白澳政策相联系，使澳洲华人能感受到切肤之痛。
在议论文章方面，《东华报》于1905年6月17日以《代论》的形式刊载康有为的一封来函，可说是澳洲华人抗美运动的“出师表”。康有为一开始便诉之以情：“公启者禁约一事，奇耻大辱。思之发竖，念之心痛。仆为此事，连夕不寐，愈思愈忧。”（注：《代论：康会长来书论美洲禁约事》，《东华报》， 1905年6月17日。）接着，康有为分析排华禁约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排华的后果不只会使中国损失数以千万的外汇，而且如果留在美国的十万名华人被迫被遣送回中国，更会加重中国的社会问题。康有为特别提醒澳洲读者，美国的移民政策是针对中国人，而非其他亚洲人。华人在抵境美国时所受到的待遇，不只不如日本人，印度人，高丽人，甚至连狗都不如。其他人“所携之狗，亦皆到即登岸。无有如我同胞之贱辱者”要受尽各种盘问和检查。康有为在信的末端献上对策：“为此大事，非大合群不可。大合群则有大力，而无事不可办矣。”（注：《代论：康会长来书论美洲禁约事》，《东华报》， 1905年6月17日。）所谓合群用力，即是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向美国作出有力的抗议。这也是这类议论文章的主要目的。
另一篇评论一开始便呼吁“我海内外同胞，合力抗争”。作者更进一步指出美国人的表里不一和对华人的区别待遇：“夫西人今日之所倡言者，日日曰文明，曰平等。乃［然］其待我华人，则无一文明，无一平等。凡有血性（之人），何能顺受。”既然默默忍受不会有好结果，反而让美国人得寸进尺，因此抗争是有必要的。文中明确告示：“争则胜，不争则败；争则荣，不争则辱。”（注：《注意：本馆记者有求于旅澳众同胞》，《东华报》，1905年11月11日。）作者并以美国罗斯福总统当时有意修改排华苛约为例，说明据理力争的重要性。美国总统的让步，被认为是因为受到海内外中国人所进行的反美运动的压力。
报纸抗美宣传的第二类文章是报导各地反美抗议活动的状况和进展。例如1905年8月初的一则新闻，预告8月下旬雪梨将有一场抗美大会：“本埠维新会同志，已飞札敬告各省华商众同胞，每省派代表人两三名。限期西八月二十号，到孖利滨埠大会，筹酌旅澳华人善后事宜。”（注：“本洲新报”，《东华报》， 1905年8月5日，孖利滨即墨尔本(Melbourne)。）在集会过后报纸对会议过程和决议有详细的报导。（注：“本洲新闻”，《东华报》，1905年9月2日。当天的会议主要讨论的三件事是澳洲禁例事、禁戒鸦片烟事和美国禁约事。）事实上，澳洲六省（或称为州）均派二至四位代表出席会议，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在澳洲华人社会还是创举。（注：新南威尔士省(New South Wales)之代表是刘汝兴，黄来旺，冼俊豪和余荣。维多利亚省(Victoria)的代表则为张卓雄，黄世彦，何南和麦锡祥。南澳省(Southern Australia)的代表有冯子鸿和朱和。塔士马尼亚省(Tasmania)的代表则为苏吉和余锡华。西澳省(Western Australia)的则为陈霞和梅灵。昆士兰省(Queensland)的则是杨庚五和林有。“本洲新闻”，《东华报》， 1905年9月2日。）会议上的其中一个决议是组织“澳洲华民大会”并拟定有关章程。（注：“本洲新报”，《东华报》，1905年9月2日，有关草定章程如下：一、澳洲华民大会［召开］时，各省均须派人到会。新南威省(New South Wales)四名，维多利亚省(Victoria)四名，其余四省，各派二名。二、大会决事，或举手，或投筒，以多数为定。三、凡有益华民，保全利权者，均宜斟以举行。）这是第一个澳洲各省华人共同组织和参与的机构，也奠定澳洲华人以后合作的基础。
报章在报导各地抗美活动时，也常利用读者来函来宣传澳洲各地华人支持抗美运动的热烈情况。例如，《东华报》根据昆士兰省哈布利巴埠的来函，报导该埠有“华人名曾发者，年逾八十一岁。闻抵制美约事，热心举义。即着人携银投捐，殷勤倍至。呜呼，以年老而不忘祖国者，真以曾君为首屈一指矣。”（注：《表彰爱国》，《东华报》， 1905年12月23日。）来函不但表彰曾姓老翁的义行，接着还批评那些不响应抗美活动的年轻人为“冷血青年。”（注：《表彰爱国》，《东华报》， 1905年12月23日。）
昆士兰省坚时埠的一位华人，因为代理美国人寿保险业务，被读者写信告发。这名热心读者亲眼看到一些“无知之辈”与这名华籍保险代理人购买美国公司的保险，感到非常愤怒。因此呼吁大家抵制这个“贪图小利，甘为公敌要［办］事”的小人。他建议“纵有买过燕梳（insuranc，即保险）者，趁此时暂停供充。俟彼国已经改约，再作良图。”（注：《来函：昆士兰省麽士文阜华人致本报书》，《东华报》，1905年12月16日。）这名投函读者知道单靠他一人的口舌，不能劝说很多的人，所以要求报章刊登他的公函，以达到宣传效果。
报纸抗美宣传的第三类文章是将美国华人的处境和澳洲华人的命运相联系在一起。文章强调两地的华人都受到类似的苛待，如果今天澳洲华人不支持美国华人来反击美国的排华禁例和条约，他日澳洲华人也会求助无门。正如雪梨华人抗美团体的一则公告《劝拒美国禁约布告文》中所言：“今我旅澳同胞，约有四万。而其饱尝苛待，亦与美洲不相伯仲。使我他日欲求祖国同胞，代我抗争澳洲之禁例，则我今日亦当共筹款项，助彼力争美洲之禁约。利害相关，休戚相共，而不得漠然视之，置之度外者也”。（注：《东华报》，1905年9月16日。）
另外，《东华报》有一篇读者来稿的主旨也强调抗美活动有助于澳洲华人未来地位的改善。如果能成功将美国排华禁约废除，不止美国华人因此得救，澳洲政府也会顺势改善对待澳洲华人的政策。反之，澳洲华人则会继续受难。这篇题为《论拒美约关系于澳洲宜图强以善后》的来稿指出：“美续禁约，破坏华人商界。同胞起而拒之，举国同仇，情殷敌忾。幸而约之废也，澳洲尚有开放之日。不幸而约之成也，澳洲永无生路之期。所争虽在美之一隅，而影响所及，竟偏于全澳也。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其消息之感召如此。“（注：崖山樵子，《论拒美约关系于澳洲宜图强以善后》，《东华报》，1905年8月5日。）当然，即使美国受到抗美活动的压力而改善对待华人的措施，也未必会影响到澳洲政府的决定。但是至少能鼓舞澳洲华人的士气。当时许多华人都相信天下的白人都没什么两样，各国白人政府的政策是互相影响的。
三 澳洲华人的抗美电函
澳洲华人的另外一种抗美方式是直接电函中国政府和祖国同胞以表达立场，让中国政府了解海外华人的心愿，以及与祖国的同胞互相激励。由于抗美运动爆发初期，美国驻中国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正在北京与满清政府磋商禁工条约的续约问题。海内外的抗美分子纷纷以书函或电报方式向北京政府表示反对续约，并敦请北京政府以民情作后盾，抗拒美国的压力。
澳洲华人也不例外，以电报来表达抗美决心。1905年6月12日晚上，雪梨华社领袖聚集于保皇会所，共商抗美之策。与会者都认为，“美续禁约，影响澳洲。生死相均，利害相共。是望我各埠众华氏，速合大力，同心驰电力争。则庶使吾国政府，有所倚恃，而不至受美使所迫挟，置我同胞于死地耳。”（注：《电阻美洲禁约》，《东华报》，1905年6月17日。）当天晚上他们便拟好电稿，拍发给中国外务部。电词虽短，但主旨明确，全文如下：“美派使来，迫续禁约，请力拒以保利权。”（注：《电阻美洲禁约》，《东华报》，1905年6月17日。）所谓“利权”，是指民利和国权。因此，抗美运动不只是照顾移民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权益和尊严。
当然，澳洲华人还是比较关心自己在澳洲的处境。抗美运动可以让他们借题发挥，使中国政府更了解他们的困境。在抗美运动期间，澳洲华人也积极汇集澳洲苛待华人之事例，向中国政府禀告。《东华报》记者曾公开征求读者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其目的和方法在该报的一篇文章《注意：本馆记者有求于旅澳众同胞》中明确显示：
近亦欲将澳洲苛待华人之禁例，搜集材料，作一长禀。一递北京政府，一递英京中国钦使。援中英通商之例，与之抗争。如各埠同胞，有能深知本洲禁例之历史及其变迁，与夫西报西书详言此事者，统祈用心考察，惠赐记者。盖一人之见闻，所得有限，不如旁搜博采，始能详求其真相也…事关同胞公益，又关同胞切肤之痛。想我旅澳众同胞，必不我弃，或即有以赐教欤。（注：《东华报》，1905年11月11日。）
澳洲华人向中国政府拍发电函，通常是属于单向的表达意见。满清政府是否认真考虑这些意见，则无从了解。但澳洲华人与中国境内抗美组织的联系却是双向的。澳洲华人汇集捐款后，寄交给广州和上海等地的拒约团体，以表支持。中国各地的抗美组织也向澳洲华人报告抗美运动的进展，以便互相激励和支持。
广东抵制苛待华人公所于11月底复函《东华报》时，除了感谢澳洲华人的捐款外，还将广州近期的抗美活动给予报告：
此次抵制，深藉列公并各埠同志之力，感荷莫名。现本所联合总商会八善堂并各行商，盖图矢誓，务达废约目的而后已。幸一呼万应，众志成城。如前月本所，追悼冯义士夏威。大会于本城华林寺，男女赴会者十馀万人，甚至有感激涕零者，此可见同深义愤，共表热诚。兹拟将所有挽义士联词，汇辑哀荣集以资观感。一矣辑成，定当呈览。至杯葛一例，有目前将来两效果。目前效果，以不买不卖美货为宗旨。但赝鼎相蒙，难以区别，故已从速开设美货陈列所，以备考核。其将来效果，以兴工艺振商务为宗旨，故须筹款设法。（注：《广东拒约会第一次覆本报书》，《东华报》，1905年12月30日。）
由此可知，广州近期的活动包括举行抗美烈士冯夏威的追悼会。（注：冯夏威追悼会的情况和影响，见黄贤强，《华侨冯夏威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海外华人研究》，1995年第3期第195-210页。）并且，也筹办美货陈列所，以便人们辨认美货，进而抵制购买。同时，也积极筹款发展工艺技术和生产国货。当澳洲华人得知更多国内的抗美活动近况时，便会更愿意捐款支持祖国同胞。
澳洲《东华报》与上海《时报》的联系密切，因为《时报》是中国境内最积极宣传抗美运动的报纸，而且也是上海抗美运动的总部。以一个报社作为抗美中心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地方都有成立“拒约会”作为统筹抗美活动的机构，如广州拒约会，厦门拒约会，天津拒约会，香港拒约会，澳洲雪利华民拒约会等。但上海的情况特殊，正如上海《时报》致雪梨华人的复函中所言：“上海为外人势力范围。拒约一事，原招白人之忌。敝同人恐被禁阻，反为不美。故在此不另立会所，而一切办事，皆由敝报暗中主持。而上海复无拒约总会之称。嗣后如有函件，请直投敝馆可也。”（注：《来函：上海时报覆澳洲拒约诸公书》，《东华报》，1906年3月24日。）
上海《时报》所寄给雪梨《东华报》的同一封书函中也将上海抗美活动的缘起和经过公告给澳洲华人：
美约一事，敝同人自接南海先生美洲来电，当即遵命在内地运动。此时内地人士，于禁约原委，多未了然，办事颇难下手。敝同人乃先集沪上之有力绅商，耸之以利害，激之以义愤。又派人到处演说，并广发传单，以激厉民气，及一切布置已定，乃假座商会，开一大会，以发表抵制实行之策。幸得不逢阻力，大众均乐赞成。于是内地拒约之基础，乃始成立。当时敝报虽颇得社会之信用，但敝同人自念人微言轻，恐不足以号召天下，故只得求助于商会。特请曾少卿君，出名布告。而一切运动布置，则敝同人不自量力……所有一切经费，系由敝同人竭力筹垫。奈何一杯之水，无救于车薪。后来正患乏款，殆将束手。幸得各埠义士，谅内地办事者之为难，竟能慷捐赀，源源接济。此固由公愤所在，人有同情。抑亦海外同胞保种爱国，好义急公，真有令人不胜钦佩者也。贵埠同志，痛国权之被辱，哀同胞之受侮。动公愤，集义捐，前后承以英金五百磅见寄。（注：《来函：上海时报覆澳洲拒约诸公书》，《东华报》，1906年3月24日。）
这段书函引文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除了证明澳洲华人曾汇寄数目不少的捐款支持国内的抗美活动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抗美运动的缘起提供了新的说法。至今一般论着都认为以曾少卿为首的上海商务总会的商董，在接获美国华人的电报，呼吁以抵制美货作为反对禁工续约谈判的筹码后，主动召开抵制美货会议。（注：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32页。）《时报》的这封公函明确说明是保皇会的南海先生（康有为）最先电请《时报》负责人在国内筹划抗美运动。上海商务总会的介入并于1905年5月10日召开被公认为第一次的抗美大会，也是在《时报》的暗中运作下发生的。果真如此，抗美运动最初的领导人就要改写了。不是上海商务总会的商董，而是支持保皇党的报人和知识分子。
四 抗美义款与捐款芳名录
澳洲华人由于身处异乡，寄人篱下，不方便有大规模和公开的抗美集会。但他们却积极筹募义款，汇寄回中国，支援国内的抗美活动。因为中国境内是抗美活动的中心，抗美活动愈激烈，愈能使美国感受到压力而改善排华律例。但国内的抗美团体办活动和作宣传，除了要有热心人士来领导和参与外，也需要金钱来支付活动开销和印刷成本等。澳洲华人正是在财力上为祖国的抗美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贡献。
在澳洲华社的募款活动中雪梨保皇会和《东华报》扮演重要的角色。前者负责协助收集和汇寄义款；后者负责公告捐款名单。正如《劝拒美国禁约布告文》所指示的，“大埠款多者，或直寄上海香港广东。小埠款少者，或交雪梨保皇会，转行汇寄，均无不可。惟各埠捐款名次，统祈寄来东华报，登录报章，以示鼓励。”（注：《东华报》，1905年9月16日。该篇布告文也转登载于澳洲的另一份华文报纸《广益华报》，1905年11月18日。）这份公启末端还列出各地收款人的地址，（注：《东华报》，1905年9月16日。该篇布告文也转登载于澳洲的另一份华文报纸《广益华报》，1905年11月18日。）分别是：上海时报罗孝高先生转交拒约会('EASTERN TIMES, 'Four horse Road, Shanghai, China)，香港华益公司叶惠伯先生转交广东拒约会(WAR YICK & CO.,13Connaught Road, Hong Kong)，广东省城广济医院转交拒约会(KWONG THY HOSPITAL, Canton, China)，雪梨保皇会转交拒约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158,George St., Sydney)。
由这份名单和地址可以了解这几个地区抗美组织的联络中心。虽然在上海没有正式成立拒约会，但《时报》已被公认是上海的拒约运动大本营。其实，像拒约会这种抗美组织在中国其他城镇也有成立，这个名单只说明上海、香港和广州这三个地区的拒约中心与澳洲抗美组织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因此，澳洲华人的捐款也是汇去支援这三个地方的抗美团体。
到底澳洲华人总共捐献多少钱呢？虽然无法查出确实的数目，但依据《东华报》的捐款芳名录可以概略地作出统计。从1905年10月初到1906年7月初的九个月里，该报总共刊登了130则捐款芳名录，计有5,730个人、514商号和22会馆团体等共捐献1,188.50英磅和24,609.60银元的义款。（注：《东华报》， 1905年10月7日－1906年7月7日；每份捐款芳名录都有英磅和银元的捐款数目，有些人是捐英磅，有些人则是捐银元。）
这个统计并不完整，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或团体直接将捐款汇寄回中国，而没有将捐款名单送交《东华报》刊登。但漏网之鱼不会太多，因为《东华报》作了很大的宣传，希望捐款者将名单寄给该报刊登，以便表扬善举。甚至连当地的另一家报纸《广益华报》也撰文赞扬东华报馆劝捐有功。文中提到：“东华报馆劝捐，功德最大。昨数礼拜，该报亦曾刻录名字。某捐若干，共有芳名多众。本报见此善举，一益华人出入、二益国体、三益各人本身，是故特将该报之告白，未曾受命，特自执权，誉抄照刻，皆是直心赞扬其善。”（注：《广益华报》，1905年11月18日。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这两家报馆关系不错。非但没有恶性竞争，《广益华报》还要求读者支持《东华报》的劝捐，这或许是抗美运动将澳洲华人团结在一起。）该文末端还呼吁大家继续将捐款交给东华报馆代收，以便转寄交中国的抗美团体。因此，澳洲华人已有共识，知道东华报馆即是汇集捐款的地方。而东华报馆也依承诺将捐款名单公布。由此推论，《东华报》所刊登的捐款名单应该相当完整。
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些捐款芳名录，还可以发现澳洲华人抗美捐款运动的一些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澳洲各地都有华人支持抗美运动。在华人人口较多的州和城市，如新南威尔士州的雪梨和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抗美捐款活动比较频繁，由于这些城市的有钱华商相对比较多，而且也有比较多的华人会馆和社团组织，所以捐款数额通常比较大。另一个特点是，发起劝捐者有个人，也有商号和团体。
五 抗美演讲和歌词
从劝捐的次数和捐款的金额可知澳洲华人的抗美运动进行得相当热烈。这主要归功于有效的宣传。上文提到报章所刊登的议论文章，当然有助于推动抗美运动。可是议论文章主要是对读书人和识字者有影响，但对大部分属于劳动阶级且不识字的澳洲华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作用。因此，其他方式的宣传也因应运而生，其中包括演说和歌唱。
华人在澳洲虽然不能随便到处去演说，但在唐人街范围内则不受限制。在唐人街群众大会上激情的演说往往能打动人心。1905年8月雪梨抗美运动领袖刘汝兴一行人到墨尔本鼓吹反对澳洲禁例和美国排华禁约事。24日晚上刘汝兴受邀在该市唐人街发表公开演说。出席的听众有五百余人。刘汝兴首先谈到澳洲华人最关注的问题，即1901年白澳政策实行以来对华人的影响。他说自从语言测验执行后，华人便没有机会来到澳洲。同属亚洲的日本人，本来也受白澳政策的限制，但是经过日本政府的抗议后，澳洲便放宽对日本人的限制。刘汝兴指出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强而中国弱。接着他将话题转到美国排华禁约方面：“今幸有争美约之事起，内外同心。全球之上，均为感动。余等得此时机，宜如何“极力以鼓励之也。”（注：《纪本埠华商在孖利滨演说事》，《东华报》， 1905年9月2日。）为何澳洲华人要抓紧机会支持抗美运动呢？刘汝兴认为是因为它与澳洲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他说：“美国苛约若成，则澳洲必受其影响。美国苛例若解，则澳洲之苛例，亦可望有解免之日。”这种关联或许只是刘汝兴一厢情愿的看法，但对于深受白澳政策影响的澳洲华人来说，却很有煽动力。所以，演讲人便顺水推舟，呼吁大家踊跃捐款支持国内的抗美活动。有钱的商人应该慷慨出钱，即使是劳工大众，也应该“省烟酒之余费，而赞助拒约之善举。”（注：《纪本埠华商在孖利滨演说事》，《东华报》， 1905年9月2日。）据报导，听众都深受感动而慷慨解囊。（注：《纪本埠华商在孖利滨演说事》，《东华报》， 1905年9月2日。）
雪梨抗美运动的另一位领导人物冼俊豪也曾到其他城镇去演说拒美禁约事。1905年11月中旬在颠爹厘郡埠的公开演讲中，冼俊豪将抗美运动与维护国体和合群爱国等大道理的关系深入浅出地道出。据报道：
冼君首将美国禁例之苛待华人者。侃侃言之。以见辱吾中国之国体，失我同胞之利权。继言海内外同胞，咸动公愤，共起拒约。而拒约之起点，乃先发于上海，以不用美货为抵制之法。各省各埠，闻风赞成，联同一气，声势浩大，团结甚固。美国震动，即议改约，已见合群爱国之效果矣。夫侨寓美国者，以我粤人为多，别省人寥寥无几。而上海天津各埠之士商，乃竟首倡拒约之举，实为顾全中国之国体，维护同胞之利权也。海外华旅，见义勇为，踊跃捐资，以接济内地办事之经费。吾侪旅澳州之同胞，亦皆中国之国民，如不捐资赞助，则是自负其责任，自弃其义务。倘使拒约不成，苛例续行，则不特无以答内地诸公拒约之盛心，又无以附外洋华旅团体之高谊，抑亦更无以对四万万同胞之子孙，而令其受辱失利，遗憾无穷云云。词语之间，听者咸为动容。演毕，众皆悦服而称善。旋由该埠梓友，劝捐义款云。（注：“本洲新闻”，《东华报》， 1905年11月25日。）
冼俊豪和其他抗美活跃分子的演说成为有识之士与平民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让所有旅澳华侨都知道支持抗美运动的重要性。他们的演讲，往往能感动听众，使抗美运动成为跨阶级的爱国运动，也成功地为抗美活动筹募不少义款。
知识份子也透过抗美歌曲的唱诵，将爱国和爱同胞的讯息传达给华侨大众。虽然我们无法找到歌唱实况的证据，但发现这类歌词刊登在报章上，其目的明显是供读者大众朗唱，寓教于乐。其中一首歌词如下：
诸公现在莫糊涂，听我唱只抵美歌。也是天意救中国，此番机会休错过。
龙凤纸烟本国布，可以拿来抵美货。新牌洋油煤烟乌，每箱只用十文醋。
放入油中和匀点，又贱又亮胜美孚。但是勿犯美国人，得罪美人害官府。
记记北京义和团，害得国家赔款苦。千万千万莫忘记，凡事须耐三分火。
各省同心保大清，后来灾难可以无。合成全国一条心，使他无法来禁阻。
众人真心不肯买，卖买不能捉住做。劝邻劝友劝新眷，不买美货积德多。（注：《嘉兴支亚馆学生拒约歌之一》，《东华报》，1905年12月23日。）
这首歌词不只鼓励读者参与抗美运动，也列出具体行动来抗美，包括以中国烟和布来取代美国货，或以其他厂牌的油来替代美国的美孚(Mobile)油。但是，无论是采用什么方法，都要以和平的手段进行，以免类似义和团的暴力排外事件重演。这首歌词也可以看出澳洲的抗美活动并没有与反满清的革命运动结合，因为歌词中呼吁同胞“同心保大清”。如果歌词作者有政治倾向，也是属于支持康梁的维新派（保皇派）。
本文前面部分虽曾提及澳洲的抗美活动最初是由康梁的维新派支持者所发动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抗美华侨都有政治背景。有不少抗美支持者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他们参与活动是出于爱国的热忱。例如，《东华报》所载的一首白话歌《嘉兴支亚馆学生拒约歌之四》就可以说明。歌词前部分的内容与上一首歌词类似，但最后部分则清楚表示作者并没有任何政治党派背景：“我却不是维新人，生平不识梁启超。因为一点热心动，做篇白话为忠告。一时机会莫错过，此番我国兴隆兆”。（注：《嘉兴支亚馆学生拒约歌之四》，《东华报》，1906年1月6日。）
六 澳洲华人与追悼冯夏威挽联
中国抗美运动中的一个高潮是冯夏威的自杀事件。冯夏威本是一位寂寂无名的归国华侨，由于要唤醒国人的爱国心，以身殉国。1905年7月16日冯夏威在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前服毒自杀。当他的壮烈义举被传开后，各地纷纷都为他举行追悼会。海内外的报章也报导他的英雄事迹和刊登悼念挽联。澳洲《东华报》也不例外，专文论述冯夏威为同胞牺牲的经过：“冯君夏威，不忍见旅美十万同胞，受异族之苛待。曾于八月［七月］下旬，仰药自戕于上海美领事之门。誓死以为抵制，并遗书嘱海内同胞，以文明相对待，矢全力以坚持。且嘱无玷君亲，无妨国际。盖真一字一泪，可歌可泣也。”（注：《本馆代论》，《东华报》，1905年12月30日。）文章继续论及冯夏威死后的影响和评价他的牺牲：“两月以来，海内外文人志士，作联文以相悼者，不下千计，且有拟建碑铸像，以表示伟人纪念者，呜呼，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然则如冯君者，诚可谓死得其所矣。”（注：《本馆代论》，《东华报》，1905年12月30日。）
澳洲华人各界追悼冯夏威的挽文计有几十联。（注：这些挽联分别刊登在1905年12月30日，1906年1月6日和2月10日的《东华报》上。）从题挽者来区分，有以个人身份题的，也有以团体机构或商号的名义致敬的，包括雪梨保皇会、东华报、拒约会、合盛堂和新纪栈等。从挽联的内容来分析，可以透视当时澳洲华人的各种心境和想法。其一，是借冯夏威的英勇事迹来鼓舞士气，将冯夏威歌颂为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和“伟人。”以下两联为例：
（挽联一）
舍生取义，英雄气慨吞沧海。
誓死拒约，伟人名誉震环球。（注：《东华报》同人拜挽，《本馆代论》，《东华报》，1905年12月30日。）
（挽联二）
拒约捐躯，视死如归，伟矣冯君，亿兆人同钦义愤。
遗书矢志，合群雪耻，凛然大节，千万年共拜英雄。（注：雪梨钟嘉沂拜挽《杂录》，《东华报》，1906年1月6日。）
其二，挽联也可以看出澳洲华人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亡国的忧虑。而冯夏威也因此成了“救世主”或“保国救民”的领袖。中国是否得以重生，同胞是否能团结，有赖冯夏威的感召。以下三联为证：
（挽联三）
祖国将沦亡，大哭人心如乱石。
冯君先取义，诚为众志结成城。（注：波打云阜阮溢卿拜挽《本馆代论》，《东华报》， 1905年12月30日。）
（挽联四）
救国英雄造世主，热心团体得完人。（注：波打云阜阮溢卿拜挽《本馆代论》，《东华报》， 1905年12月30日。）
（挽联五）
美约苛横，禁工更禁士商。慷慨与争，豪杰救民兼保国。
同胞痛悼，念功尤念德义。钦崇遗受，英雄死地亦生天。（注：雪梨阜保皇会同人拜挽《本馆代论》，《东华报》， 1905年12月30日。）
其三，挽联也表露出澳洲华人的期望，并赋予冯夏威更高层次的象征意义。冯夏威的人虽死，但精神犹存。后人应该为他塑造铜像，并把他当作是中国民族英雄来拜，或视为与西方民权领袖（如法国的卢骚）齐名的中国代表。以下两联即是最好的例子。
（挽联六）
拒禁约而捐躯，争我国体，挽我利权，气宇激昂，演出英雄烈汉。
撰遗书而告众，仰公文明，慕公仁爱，口碑传颂，发扬民族精神。（注：《东华报》伍萼楼恭挽《本馆代论》，《东华报》，1905年12月30日。）
（挽联七）
伸民权抗争苛约，舍生取义厉捐躯，慷慨遗书，除剪强邻工党。
招魂社继起扬幡，感激同胞成团体，提倡铸像，罗拜中国卢骚。（注：波打云阜拒约会同人拜挽《本馆代论》，《东华报》，1905年12月30日。）
七 结论：澳洲华人抗美运动的特点
澳洲华人抗美活动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抵制美货运动的延伸。但澳洲华人抗美运动的动机、性质、领导人和宣传等方面都有它的特殊性。
首先，澳洲华人参与抗美运动的动机，不纯粹是基于关怀美国的华侨，同时也是想借题发挥。因为自从1901年澳洲政府实行白澳政策后，澳洲华人深受排华政策的折磨。白澳政策不只断绝了中国人移民澳洲的管道，也使留在澳洲的华人备受种族歧视。他们支持抗美运动是希望美国在压力下能改善排华例律。进而影响澳洲政府改变对华人的不公平待遇。因此，澳洲华人的抗美运动可说是救人救己的爱国运动。
其次，澳洲华人的反美方式，主要是表达抗议，而非抵制美货。因为澳洲华人人数不多。如果采取抵制美货，对美国经济和商业上影响作用不大。在中国，抵制美货的效果比较显着。因为中国的人口多，这对美国而言，是非常庞大的潜在市场。如果中国的抵制运动成功的话，对美国的商业和贸易是重大的打击。澳洲华人没有这种影响力，因此改以纸上谈兵，以电函抗议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因此，澳洲华人的反美运动在性质上是一种抗议运动，而非抵制美货运动。
第三，澳洲的抗美运动是由保皇派所领导和推动。虽然不是所有的活动支持者都是保皇派的追随者，但澳洲（新南威尔士）保皇会的创始人都是抗美运动的核心分子，如商人刘汝兴、叶炳南、叶同贵、陈联科、郑蕃昌、李官益、李益徽和郭标，以及报纸编辑伍萼楼和郑禄等人。（注：有关保皇会的创会职员名单，见雪梨新南威尔士保皇会会议记录，1900年1月14日。转引自杨进发，《新金山》，第172页。）因此，从抗美集会到报章的宣传，主要都是由保皇会的领导人在推动。这也印证了一般看法，即1908年以前保皇派在澳洲华人社会中是一支独秀，没有受到革命派的挑战，因为革命派的势力还没有伸展到这片南方大陆。（注：有关保皇会的创会职员名单，见雪梨新南威尔士保皇会会议记录，1900年1月14日。转引自杨进发，《新金山》，第192-193页。）满清政府的影响力也很小，因为满清政府要到1908年5月才在澳洲设立领事馆，并开始有专门机构进行监督和笼络华侨的工作。（注：第一位清朝驻澳洲总领事是梁澜勋，任期是1908年5月至1910年11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页。）这种以保皇会为主导的抗美运动与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或新马的抗美运动都不相同。在中国主要是由商人号召，学生推动，大众支持。在新马，则由华社领袖（商人和知识分子）号召和推动，大众支持。而且，无论是中国或新马，保皇派不是唯一支持抗美运动的政治派系，革命派的领导人也积极参与抗美运动，与保皇派平分秋色。
第四，在宣传方面，澳洲华人的抗美运动也是相当特殊。由于澳洲华人散居在各州各地，比较难以群众大会的方式进行宣传（雪梨和墨尔本的唐人街除外）。因此，报纸便成了最佳宣传工具，其中又以雪梨的《东华报》最为重要的。《东华报》俨如抗美运动的宣传中心，不只报导各地抗美活动的消息，刊登鼓舞人心的评论文章以及煽动情绪的歌词和挽联，更是义款的收集和汇寄中心。
总结而言，澳洲华人抗美运动虽源自于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但由于环境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条件有别，澳洲华人的反美活动有明显的特质。研究澳洲的抗美运动，除了能清楚抗美运动在澳洲的发展外，也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抵制外货运动的复杂性；同时，也能加深对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国政局的互动关系的理解。
（资料来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