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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清季俄国汉学史的几点思考
与西欧汉学比较，俄国汉学虽起步较晚，但进展很快。经过十七、十八世纪的积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已独树一帜，跻身世界之先进。它对国际汉学的贡献，不仅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汉学家，还有在若干领域超越西欧同行的研究成果。汉学研究的成果，成了俄国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曰，“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长期以来，我国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俄国汉学发达的原因，希望借鉴俄国经验，促进中国俄罗斯学的发展。蔡鸿生、李明滨、郝建恒、蒋路等学者的着作，均有精彩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的《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则为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基本资料。
大体而言，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有外部的有利条件与动力，如中俄两国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交通的便捷，是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难以企及 的；俄国政府对汉学研究始终一贯的大力支持等。对有利汉学发展的外部条件，许多学者已有充分的论述。本文则试图从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角度，探讨俄国汉学发达的种种原因。我认为，以下四点对我国学者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重视亲历目验的学术经历。第二，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与语言学研究。第三，重视文献与物质资料的积累。第四，重视中国文化原典的翻译与研究。
一 重视亲历目验的学术经历
俄国汉学人才的培养，一开始就摈弃了那种以课堂教学和书斋研究为主的模式，而是将挑选出来的汉学后备人才通过各种途径送到中国，让他们亲历目验，实地体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体察中华文明成长的自然的与社会的环境。
从1715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俄国汉学后备人才的培训基地在中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1712年，中国政府同意俄国向北京派驻东正教传教团。1715年5月1日，第一届东正教北京传教团11人来华。1727年10月27日，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附件《喀尔喀会议通商定约》第五条规定：“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造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现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请增遣喇嘛3人之处，着照所请。俟遣来喇嘛3人到时，亦照前来喇嘛之例，给予盘费，令住此庙内。至俄罗斯等依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毋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4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话二人，令在此居住，给予盘费养赡。”[1]
1727年12月26日，第一届学生4人到京。当日，即获得理藩院发给每人每月白银3两，白面一袋（26.24公斤）。[2]直至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清政府才停止对俄国学生发放银两。1728年，清廷“议准俄罗斯学生俟送到时，令其在俄罗斯馆居住，交与国子监选满、汉助教各一人往馆教习清、汉文。”[3]俄罗斯学生除每月享有理藩院给发衣服、食物、银两外，还享有俄罗斯政府发给的年薪，开始时为130卢布，后加到200卢布，还有50卢布的服装费。[4]
1735年9月9日，沙皇发布谕旨，“命令修士大司祭对驻在北京的俄国学生要严加看管，如有不服从，不勤奋学习以及行为不端的，要对他们进行制裁。根据他们的劣行，虽不予以正式逮捕，但可把他们禁闭在俄罗斯馆特定的房间里。凡遇有机会，就需将他们学习和其它情况向外务委员会详细书面汇报，也给学生发去了同样内容的指令。”[5]
俄罗斯学生的学习年限，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一、二、三、四届的年限分别是13、6、7、11年。1755年2月6日，俄国外务委员会发布指示，规定派往中国的留学生，“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学习期限为12年，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6]但在实际上，这一时间规定并没有被严格遵守。第五届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即长达16年之久。作者计算，第一至十四届学生在京居住的平均时间是104年。何秋涛说：“驻京之俄罗斯达喇嘛、学生等每届十年换班，派领催一名随同笔帖式送至恰克图往返照料。”[7]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俄罗斯学生 要学习满、汉语，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除个人的天资与勤奋外，时间因素至关重要。匆匆来往，只能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东正教北京传教团的学生来华前大多受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些学生还学过汉、满、蒙语。但是它的历史证明，一个外国人要迈进中国文化的门槛，10年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俄罗斯宗教人员及学生在华时间较长，加上生活习惯难以适应，许多人因苦闷而酗酒，因健康状况差而致病丧命。如第一届至第八届神职人员加学生共85人，死于北京者即达36人，占百分之四十二。[8]第八届传教团团长格里鲍夫斯基因此建议在伊尔库茨克或中俄边境城市设立学校，由俄国的满、汉语翻译教授。或请中国政府派教师教他们。不但能大大节省国库开支，还能对学生实行有效监督，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品行。如果要坚持俄国学生留学北京的规定，就应该改善留学生的居住和学习条件。[9]俄国政府没有在惨重的牺牲面前退缩，决定继续选派学生赴北京学习满、汉语，同时提高学生的待遇。对俄国汉学的命运而言，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俄国学生和神职人员由国子监选派助教教习满、汉语，称俄罗斯学。有些人被送到理藩院任俄语翻译，或到理藩院教习八旗学生俄语，也称俄罗斯学。[10]他们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有良好的语言环境，满、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他们在北京观察到的是一个鲜活的中国，感受了这个大国心脏的跳动，得到了从任何书本上都难以得到的知识。在北京的经历，成了许多人学术生涯中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帕维尔 卡缅斯基院士是第八届传教团学生、第十届传教团领班，在北京生活了23年，身后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学语言学的着作。他目击了乾隆嘉庆两朝的更替与和 之死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写下了《中国内阁关于处死王子和 的报告》，这是欧洲人关于和 事件的最早的报导。
卡法罗夫（巴拉第或鲍乃迪）是第十二届传教团助祭、第十三、十五届传教团领班，在中国30年，目击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北京的政治及社会经济的变化，并参与英法联军与沙俄侵华的外交活动，留下了《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58年日记》、《在北京郊区一寺庙渡过的一周》、《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修士大司祭鲍乃迪书信）》、《修士大司祭鲍乃迪1847和1859年蒙古纪行》、《鲍乃迪和穆拉维岳福的通讯》，均是有很高史料价值的记实之作。
斯卡奇科夫是第十三届传教团学生，回国后数次来华，任俄国驻塔城及天津、上海等沿海各开放港口领事，在华24年。他“深入考察中国民情风俗、宗教仪式、农活家计、租赋典当、茶馆酒肆等，并与农民结交朋友，亲自种植茶、花、豆、谷、花卉、草药、果树等共达343种，并喂养家蚕及野蚕。着译丰富，涉及天文、地理、农政、救荒、政治、贸易、工艺、经籍、语言等。所着记反映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农民生活的广阔画面，并记载太平军起义时期北京情况。”[11]他的着作《北京运河上的郊区茶馆》（附插图）、《太平军起义日子里的北京》、《温泉乡石窝农家生活写生》、《我的务农日记》、《我的政治日记》等，均为我们研究近代北京城市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还有许多传教团成员留下了记录北京留学生涯的日记、游记。随团画家们留下了他们在北京画的人物肖像、建筑、风景、市井风情画。第十一届传教团监督拉德任斯基在京10年，请中国画家绘制了大量关于北京街道、建筑物、生活用品的画。他还命令侍卫科热夫尼科夫编制了北京三条主要大街的店铺、作坊、住房的详细登记表。
据不完全统计，14届传教团共有各类人员149人，因发表有关中国的着作而在俄国汉学史上留名者59人，其中有教授6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1人，院士3人，通讯院士2人。
1831年，喀山大学成立汉语教研室，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系。汉学人才的培养逐渐由教会转移到大学和科学院，重视亲历目验的学术传统也为大学和科学院所继承。在大学受过汉、满、蒙语训练的学生通常都要被派到俄国驻中国使领馆、商务机构和科学考察队服务。
波波夫是瓦西里耶夫的学生，187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满班，获副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以学员的资格到北京使馆任翻译，后任北京总领事。1890年获科学院通讯院士，经历过1900年义和团运动，着有《北京围城两月记》。他在中国的时间长达32年。1902年回国，到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教研室任教。
一般说来，旅行家、探险家并不等于学者。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过中国的三四十支俄国探险队，还确实出了一批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圣彼得堡大学师从瓦西里耶夫。1876年受教育部派遣，到库伦居住三年，专学蒙古语。1883年获博士学位，次年获教授职称，讲授蒙古语、满语。1892年6月至1893年10月，第二次来蒙古考察，行程22万俄里。他把这次旅行搜集的重要城镇、庙宇、碑铭资料整理成七卷，名为《蒙古及蒙古人》。这部书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被称为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作品。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也是瓦西里耶夫的学生，188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汉语班，获副博士学位。随后前往中国，在茶叶公司服务两年。回国后到东方系深造，获博士学位，1890年获教授职称，讲授汉语与中国历史。
从明朝末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俄国外交官频繁出使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些外交官来华前，均奉有搜集中国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情报的详细指令。他们将在中国观察所得写成卷帙浩大的出使报告。这些报告逐年积累，被汉学家们视为珍贵的资料库。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汉学在俄罗斯开花结果，俄罗斯汉学的根却深扎在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里。到中国去，是俄罗斯汉学家的行动准则。作者有无亲历目验的经历，是衡量一项成果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俄苏中国学手册》（上）共收俄国中国学家112名，其中有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2名，院士7名，通讯院士6名，教授16名，可谓人才济济。112人中，到过中国的96名，到过北京的77名。这两组数字之中隐藏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二 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与语言学研究
语言是民族文化最原始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解开民族文化的钥匙。俄国汉学一开始就重视对汉学家语言能力的培养，并将对中国各民族语言的研究放在显着位置。驻北京传教团的人员绝大多数能熟练使用满语、汉语，许多人精通汉、满、蒙语，或汉、满、蒙、藏语，少数人精通更多的语种，如瓦西里耶夫院士通晓汉、满、蒙、藏、梵、朝、日等7种语言。《中国学手册》（上）收录的112名俄国中国学家中，有语言学家33人，留下了95种语言学着作。
为了培养语言人才，俄国成立了多所教学机构。
东正教北京传教团，是语言学人才成长的摇篮。传教团人员回国后，一部分进入外交部、海关当翻译，一部分进入各种语言学校任教。
1738年，俄国外交委员会设汉语学校。列昂节夫即于1739年6月至1740年底在该校学习，1742年参加第三届传教团到中国学习。他于1755年回国，1763年圣彼得堡开办汉满文学校，招收4名学生。
外交委员会附属汉满波斯土耳其和鞑靼语译员学校，1798年，列昂节夫与弗拉迪金均在该校任教。师从列昂节夫学习汉满语的西帕科夫于1807年参加第九届传教团为学生，1821年回国，在亚洲司任职。
1831年，俾丘林在恰克图应商人要求开办汉语译员学校，聘请刚从中国回国的第十届传教团学生克雷姆斯基任教。1835年，俾丘林再来恰克图，拟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为俄国汉语教学法奠定了基础。1838年，俾丘林返彼得堡，克雷姆斯基继续任教。1861年克氏死后该校实际停办。库伦总领事希什马廖夫即为该校学生。
1837年，喀山大学东方系成立汉语教研室，第十届传教团司祭西维洛夫为第一任教研室主任。1844年，该校成立满语教研室，第十届传教团医生沃伊采霍夫斯基为主任。李斯尼茨基、鲁什科任口语实践课教员，瓦西里耶夫任汉、满语编外教授，卡里莫夫兼任汉语口语课教员。1855年，东方系停办，其教员与学生合并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2]
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系，瓦西里耶夫任汉语教研室和满语教研室主任。后来，两个教研室合为汉满语教研室。在东方系教授汉、满、蒙语和中国文学史者均为从中国学成归来的着名汉学家，如扎哈罗夫、卡里莫夫、斯卡奇科夫、佩休罗夫、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伊万诺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等，还有从中国请来的7名饱学宿儒。东方系汉满蒙班的毕业生，一部分进入政界，一部分成为着名的汉学家。[13]
库伦翻译学校（1865-1914），希什马廖夫创办，此人曾任俄国驻库伦领事、总领事。
伊犁翻译学校，1884年成立。
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1898年创立，培养行政与工商业界的翻译人才，第一任院长为波兹德涅耶夫。
实用东方研究院，其前身为1906年由波兹德涅耶夫创办的东方语言专修班，1909年改名为实用东方研究院，其教员有伊万诺夫与斯梅卡洛夫。课程有汉语口语、中国现代史、中国地理等。[14]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俄交往规模不大，语言翻译人才的培养，基本上满足了需要。
在设立语言人才培养机构的同时，语言学研究首先在北京传教团，后来在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开展起来。俄国汉学家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的汉、满、蒙、藏语，在音韵学、语法学、翻译学与词典编纂学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绩。
由于两国交往的实际需要，对满语的语言学研究首先受到重视。第一部《满俄大辞典》由第六届传教团学生巴克舍耶夫于1776年完成。辞典收录了约一万单词和成语。随后，帕雷舍夫和罗佐夫各留下了一部《满俄辞典》（手稿）。1866年，瓦西里耶夫的《满俄辞典》在圣彼得堡出版。此前，他于1863年出版的《满语文选》，为俄国第一部满语教材。1875年，扎哈罗夫的《满俄大辞典》出版。这部辞典受到很高评价，圣彼得堡大学授他以满语文学博士学位，俄国地理协会颁给他金质奖章。[15]西帕科夫的《俄满辞典》、齐维利科夫的《满俄简明辞典》、克罗特科夫的《俄满辞典》均为手稿，未能出版。
对满语语法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798-1801年弗拉迪金在外交部译员学校任教时，编写了俄国第一批满语语法和教材。十九世纪俄国出版的满语语法有3部：喀山大学第一任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的《满语语法规则新释》、奥尔洛夫的《大司祭A、奥尔洛夫讲述的满语语法》（1873年）、扎哈罗夫的《满语语法》（1879年）。还有两部手稿未出版，他们是罗佐夫的《满语语法》和克罗特科夫的《满语语法资料》。
瓦西里耶夫的最早揭示满语的发音特征的着作《略论制订基本字母表对于原文标音的必要性》（1888年），伊万诺夫斯基的《索伦语和达斡尔语范例》（1894）、《满语转写的西藏经文》（1895），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着作。
关于汉语研究，有罗索欣的《满汉文的俄文转写》、卡缅斯基的《论汉语、拉丁语、法语、俄语的差异》、韦贝尔的《汉字的俄文拼音问题》、鲁德涅夫的《汉字的俄文转写问题》、波波夫的《汉语研究简编导论》等。汉语语法研究以俾丘林的《汉文启蒙或汉语语法》（1808年）开端，后继者有波利金的《俄汉辞典导言（汉语语法）》（1900年）。瓦西里耶夫的《中国象形文字的分析》（两卷）堪称开创之作。他的亲传弟子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博士论文《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的象形文字的分析》（1889年）和《汉语的根本结构和中国人的起源问题》（1888年），则是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从汉字解读中国历史的杰作。
在汉俄双语辞典编撰方面，有俾丘林的《汉语语音辞典》（手稿），沃伊采霍夫斯基的《汉俄辞典》（手稿），都没有公开出版。瓦西里耶夫的《汉字的字形系统——第一部汉俄辞典试编》（1867年），是国外第一部按字形检索的汉语外语双语辞典。在辞典编纂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是卡法罗夫，他的《华俄大辞典》享有世界声誉。[16]他与波波夫合作完成了《汉俄合璧韵编》（1888年两卷本）。波波夫的《俄华辞典》大受欢迎，于1879年、1896年、1900年出了三版。第一部《俄汉会话辞典》以北方汉语方言为主，收录了许多商业用语，1868年出版，编者是波利金。第一部袖珍本《汉俄辞典》的编者是佩休罗夫，1891年出版。还有几部未出版的辞典手稿，如卡缅斯基的《俄华例句详解大辞典》、《俄汉医药辞典》、西维洛夫的《华俄常用语辞典》等。
蒙古语言学研究，有科瓦列夫斯基院士的《蒙古书面语简明语法》（1835年）和《蒙俄法语辞典》，后一成果曾获杰米多夫奖。施密特院士编纂的《蒙语语法》（1832年）和《蒙德俄辞典》也很有名。
施密特院士还编有《藏语语法》（1839年）和《藏俄辞典》（1839年）。
在中俄早期交往中，拉丁语曾为中介语言。列昂节夫的《拉丁语汉语辞典》、西维诺夫的汉译《拉丁辞典》（1830年）、利波夫措夫的《拉丁语汉语辞典》（1831年），均是适应这一实际需要而编着的。
俄国汉学家利用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编了一些多语辞典。最有名的是列昂节夫斯基的《汉满俄成语辞典》，辞条按部首排列，所列参考书目之多，超过了同时代的俄国汉学家编的所有辞典，计有《康熙字典》、《汉字西译》、《汉字西译补》、《清文简要大全》、《清文典》、《清文汇书和清文部汇》、《满语辞典》、《清汉文海》、《汉语辞典》，包容了俄国、欧洲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最主要的汉语研究成果。此外，西维洛夫的《法汉满成语辞典》（手稿）、卡缅斯基的《蒙满俄拉丁语辞典》、利波夫措夫的《满汉俄语辞典》（1838年）等，均为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俄国的汉学家经过锲而不舍的持久努力，利用接近中国与中国频繁交往的优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精通汉、满、蒙、藏语的翻译人才，为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俄国汉学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已全面超过了他们的欧洲同行。
三 重视文献与物质资料的积累
尽可能详尽地占有资料，包括文献的与物质的资料，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衡量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俄国汉学拥有丰富的有关中国的文献与物质资料，一些特藏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俄国的汉学家、探险家、外交家以及商人，均为丰富汉学资料宝库做出了贡献。
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收集汉学资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贡献也最大。
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俾丘林在北京生活14年，广泛搜集汉、满、蒙、藏文字的图书资料。他回国时带走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17]
瓦西里耶夫在华10年，竭尽全力搜购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凡是当时能在北京书市上买到的满文书籍，他都尽数购买。每购一种书籍，必先仔细阅读，进行版本目录和内容的鉴别，以求能买到更多的善本。他回国时，带走图书849种共2737册。[18]
斯卡奇科夫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主在北京，他收集到由于战乱而流落到市场上的大量珍本书籍。他的中文藏书包括木刻本和手抄本共1435种，于1873年收入莫斯科公众及鲁缅采夫博物馆。其收藏汉籍善本之富，为当时俄国之冠。[19]
中国的年画在研究民间文化以及民俗学方面有很高的价值。俄罗斯圣彼得堡埃日米塔什博物馆、莫斯科东方民族艺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10个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年画约7620幅。这是几代人努力搜求的成果。收藏家与鉴赏家罗温斯基于1875年乘船到东方游历，在中国收购年画40幅，这是俄国最早的年画藏品。1896年、1897年，科马罗夫院士两次来东北研究植物群系，在吉林、盛京两地收购年画约300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是收集年画数量最多的汉学家。从1906年到1912年，他数次来华，到年画的主要产地，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县、苏州桃花坞、河南朱仙镇、灵宝以及上海、厦门、汕头、广州、佛山等地，收购到年画约4000——5000幅。[20]还有大量民俗学资料，如摇篮曲、盲人说唱、民间传说、碑铭、牌匾、告示、祭文、瓦当、信笺、汉画像石拓片等。他借助于中国老师的帮助，为400张年画作说明文字，阐发其暗含的寓意、表现的历史及神话人物与故事等。
东正教北京传教团里还有一些医生和画家。列加舍夫是第一个被派遣到中国的职业画家。他根据圣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指示，了解中国丹青配方，用彩色如实描绘中国服饰、日用器皿、乐器、兵器、建筑、动植物、石碑和钱币上的铭文。他的描绘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风情画、人物肖像画及素描，已成了俄国几所着名博物馆的珍藏。第十一届传教团的监督官拉德任斯基请中国画家绘制了大量有关北京街道、建筑物、生活用品的画。第十二届传教团的随团医生塔塔里诺夫在北京大量搜集植物标本，并请其学生在全国各地采集，又请中国画师精细绘制北京植物图450幅。
除私人收集外，还有政府一级的交流渠道。184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致书道光皇帝：“《丹珠尔》经乃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请求颁赐。“上命颁雍和宫藏本800册赐之。”[21]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此次赠送俄罗斯的不仅是《丹珠尔》经，而是包括《丹珠尔》、《甘珠尔》在内的全套藏文 《大藏经》。[22]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的足迹遍及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宁夏、甘肃、青海、四川及西藏，进行地质、地理、气候、民族、历史等多学科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的与实物的资料，成了汉学家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
1876年-1879年，波兹德涅耶在外蒙古库伦学蒙古语三年，回国时，带回手抄本和印刷的蒙文文献157部，972册。1892年-1893年，他第二次来中国华北、内外蒙古考察，带走汉、满、蒙文手抄本、刊印本138部，727册。[23]
普尔热瓦尔斯基4次深入我国西北地区考察，行程3万多公里，获得了大量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人种学的观测资料，带回了702张哺乳动物兽皮和骨科标本，1200个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标本，75种643条新鱼类标本，50余种计5010只鸟类标本。[24]
科兹洛夫6次到西北考察，在哈拉浩特（黑城）盗去西夏文刊本和写本数千种，其编号达8000号，其中有绘画300幅，文书2000余卷。西夏、宋、辽、金、元各朝遗存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文书籍和文稿，有文牍、地契、版画、星相、占卜等珍本，罕见的元代纸币宝钞，其它文物不计其数。科兹洛夫还在外蒙古盗掘匈奴古墓10座，掠走大批随葬文物。此人也是动植物学家，他带回的标本中，有三、四百种哺乳动物标本、5000余只鸟类标本。[25]
1909年至1910年，汉学家鄂登堡到新疆喀什、吐鲁番、库车，盗走大量文物资料。1914年至1915年，他又率队到敦煌千佛洞考察，劫走大批文物珍藏。连同其它俄国人历年所得，俄罗斯各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达12000余件，占全部现存文献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有许多是珍品。
由于掌握了许多独一无二的丰富的原始文献与实物资料，为俄国汉学在满学、蒙古学、西夏学、佛教学等领域的研究领先世界同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重视文化原典的翻译与研究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批久经考验的、有权威的、被称为经典的着作。经典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的神髓。儒、释、道三教有经典，史学、文学、军事学、农学、医学均有经典。俄国汉学一向重视对中国文化原典的翻译与研究。
在儒家经典中，最先被译为俄文的是《四书》。第一个翻译《四书》的汉学家是罗索欣的学生沃尔科夫。1780年，同一译者翻译的《中庸》出版。十九世纪初，俾丘林全文翻译了《四书》，可惜这部手稿未能出版。接着翻译《四书》的是第十届传教团修士司祭、喀山大学第一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西维洛夫。他的译稿是1840年至1842年完成的。《诗经》与《书经》也是由西维洛夫于1855年译成俄语的。
《论语》由瓦西里耶夫翻译后，他的学生波波夫通讯院士于1910年出版了新的译本，书名为《孔夫子及其弟子等人的格言》。此前，波波夫于1904年出版了《孟子》的俄译本，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孟子》。
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沃伊采霍夫斯基的《孔子哲学或<四书>分析》是《四书》研究的重要着作。
《尚书尧典》的第一个俄译者是斯卡奇科夫，1876年出版。同年出版的《春秋注》是他的中国语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一篇论文《评孔子的编年史<春秋>及其古代注释者》。
在中国影响很广的儒家启蒙读物《二十四孝》、《三字经》、《千字文》的第一个俄译者罗索欣是第二届传教团学生，俄国第一代汉学家。《二十四孝》的第二个俄译者是第十四届传教团修士司祭库利奇茨基。《三字经》的第二位译者是第三届传教团学生列昂节夫。俾丘林翻译的《三字经》于1829年出版。俄罗斯《文学报》给《三字经》很高的评价，称其为“简明的儿童百科全书”。[26]
清代学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着作。第十届传教团司祭，第十一届传教团领班莫拉切维奇（魏若明）选择了《五礼通考》中的《祭天》。
除儒家典籍外，俄国汉学家也翻译了其它诸子的论着。道家经典《列子》有两个译本。1851年版《列子（摘录）》的译者是第十三届传教团成员修士司祭伊万诺夫。1862年版《列子（翻译并注释）》是汉学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经》和《老子的道德哲学》的译者是西维诺夫。
俄罗斯汉学不仅在佛教典籍与文物的搜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在佛教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方面同样走在世界的前列。两个世纪以来，它向世界佛学界贡献了伟大的学者瓦西里耶夫、谢尔巴茨科依两位院士，贡献了举世公认的不朽的《佛教文库》。
佛教典籍的整理，包括编目、翻译、校勘、考证、出版，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早期从事佛教文献整理的有戈斯基，他的《悉坛释义》译自藏文，于1847年出版。卡法罗夫从汉、藏、蒙文佛教典籍中作了大量摘译，如《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略》、《金十七论》（汉译《丹珠尔》转译）。瓦西里耶夫的《关于喀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书籍》、《佛教文献述评》。伊万诺夫斯基的《佛祖生活实录》、《论佛经的汉译问题》、《满语转写的西藏经文》，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着作。
对整理佛教典籍贡献卓着的是鄂登堡院士。他的《敦煌石窟概述》（手稿，有打字稿991页）、《千佛洞》、《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897年，俄国科学院根据鄂登堡的倡议，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佛教文库》，专门公布佛教文献的原本和译本。文库共出版了30卷。东方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参加了文库的编辑，俄国学者提供了约三分之二的着作。这是俄罗斯学者对佛教学的最大贡献。
北传佛教文献有汉文与藏文两大经典体系。瓦西里耶夫充分肯定了北传佛教文献的价值，阐明了研究北传教典籍的必要性。他认为，佛教的许多原始文献在其产生的国家已经失传了，但在北传佛教的典籍中却得到了保存。先是汉人，尔后是藏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顺序翻译了各个派别的着作。他认为清代出版的汉、藏、蒙、满文《大藏经》中，保存有研究佛教的极为丰富的材料。瓦西里耶夫研究佛教学的代表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1857年）。他还有大量未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的译本和目录：《佛教术语辞典》是宋代平江景德寺释法云的着作《翻译名义集》的俄译和注释本，《智旭辑<阅藏知津>》是明末名僧智旭的同名着作的俄译本，《玄奘旅行记》是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俄译本。《佛教文献述评》对各个派别的典籍的评估，收有梵文经典的汉译本与藏译本目录。手稿中提及的许多佛教经典，是当时的欧洲同行所不知道的。
瓦西里耶夫的学生米纳耶夫，米纳耶夫的学生谢尔巴茨科依均在佛教典籍与佛教哲学的研究方面推进了前人的研究，保持了领先欧洲的地位。
在翻译和研究中国史学典籍方面，俄国汉学家的工作也是引人注目的。俾丘林的《准噶尔和土耳其斯坦志》，即引用了《汉书、西域传》。《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译自《元史》，《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有译自《史记》的《匈奴列传》和《朝鲜列传》。朱熹的名着《资治通鉴纲目》的第一个俄译者是罗索欣，他的手稿《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译自满文，完成于1750年。卡缅斯基也有《资治通鉴纲目》译稿传世。俾丘林的《资治通鉴纲目》译稿完成于1825年。阿加福诺夫的《中国皇帝简明年表》成书于1786年，其内容摘译自司马光《资治通鉴》。《金史》的译者是罗佐夫，《元史》的译者是姆拉莫尔诺夫，《明史》的译者是利波夫措夫。
清代典志书籍记载了一朝的典章制度，是俄国汉学家关注的重点之一。八旗制度是清朝基本制度之一，《八旗通志》250卷，1739年成书。该书的第一位俄译者是罗索欣。1761年罗索欣去世，他的助手列昂节夫继续翻译，与1784年出版。列昂节夫还翻译了《大清律》（1778-1779）、《圣谕广训》（1819）。《大清会典》的俄译者也是列昂节夫，该书的三卷俄译本1781-1783在圣彼得堡出版。沃兹涅先斯基则用译自《大清会典》的资料编成了《简明中国经济统计》一书，于1831年出版。俾丘林翻译了《大清一统志》（1825年）。理藩院的职能之一是处理中俄关系，受到俄国学者重视。《理藩院则例》（1-2卷）的俄译者是利波夫措夫通讯院士，182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1839年，瑟切夫斯基完成了《中国理藩院关于小布哈拉诸城的法令》的俄译手稿，该法令译自满文。他于同年完成的《中国吏部则例摘要》手稿，同样译自满文。
巴济列夫斯基是第十三届传教团的医生，他潜心研究中医典籍，翻译了《本草纲目》和介绍中医、中药、针灸、法医学的中文论着。中国古代指导农业生产的《授时通考》引起了众多的汉学家的重视，有俾丘林、莫拉切维奇、科瓦尼科、斯卡奇科夫的人的多种译稿传世。
系统介绍中国文化典籍的汉学家是瓦西里耶夫院士，1880年，他的名着《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这是他几十年翻译、研究、讲授中国文化典籍的成果的总结。关于儒家和诸子学，该书介绍了《春秋》、《诗经》、《书经》、《易经》、《礼记》、《论语》、《尚书》、《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道德经》。关于佛教典籍，作者介绍了《高僧传》和《四十二章经》等典籍。史学书籍有《史记》、《汉书》、《南史》、《北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唐会要》等。还有《大唐西域记》、《大清一统志》等地理类书籍，《说文解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语言音韵学书籍，《农书》、《齐民要术》等农业类书籍。瓦西里耶夫将诗、赋、小说、戏剧称作美文学，介绍了《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两都赋》、《三字经》、《千字文》以及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的诗词作品，《西厢记》等戏剧，《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品花宝鉴》、《好逑传》、《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小说。[27]中国文化遗产浩如烟海，但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却不多。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介绍的绝大部分是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化珍品，表现了作者的高水平的鉴赏能力和对中国文化遗产全面深入的了解。
重视文化原典的研究，使俄国汉学得以登堂入室，直接接触中国文化最深邃最精华的内容，提升了研究的整体品位。
（资料来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11页。[2]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9页。[3] 《理藩院-典属清吏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乾隆朝），卷142。[4]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86、276页。[5] 同上书，第248页。[6] 同上书，第292页。[7] 何秋涛：《俄罗斯馆考》，《朔方备乘》卷1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10-115页。[9]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01页。[10] 何秋涛在《朔方备乘》卷13《俄罗斯学考》中说：“俄罗斯学有二，名虽同而职掌不同。国子监之俄罗斯学为俄罗斯来京读书之子弟而设，所以柔远人也。内阁理藩院之俄罗斯学，为八旗习俄罗斯字学生而设，所以通象译也。国子监之学，理藩院事例载入俄罗斯馆条内，以其学在旧会同馆，与俄罗斯喇嘛所住之馆，同居一地也。至八旗习俄罗斯字之学，理藩院则例载入俄罗斯学条例，而会典述内阁职掌亦称俄罗斯馆，与修书各馆并列。”[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第85-86页。[12] 同上书，第105页。[13] 同上书，第106-107页。[14] 同上书，第108-109页。[15] 同上书，第30-31页。[16] 同上书，第39页。[17]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92页。[18] 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6页。[19] 见《斯卡奇科夫收藏的中国手抄本书籍和地图目录》一书的《前言》，莫斯科1974年版。[20] 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第105-110页。[21] 何秋涛：《俄罗斯进呈书籍记》，《朔方备乘》卷39。[22]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6。[23] 特布信：《<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汉译本序言》，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着，张梦玲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页。[24] 尼·费·杜波罗文着，吉林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翻译组译：《普尔热瓦尔斯基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2-153、448、452页。[25] 科兹洛夫着，陈贵星译：《死城之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5-347页。[26] 《文学报》1830年第1，转引自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27] 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第3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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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资治通鉴纲目-关于清季俄国汉学史的几点思考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