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十九世纪-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185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内部整顿及其经济情报收集情况

俄罗斯北京布道团在俄中经济贸易中的角色，主要是秉承沙俄政府的意图，收集中国的各种经济贸易情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我们认为，布道团之所以积极干预俄中贸易，与沙俄政府对其职能的规定和训诫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布道团成员，特别是布道团首脑，自从进行内部整顿之后，就开始以情报收集为手段，实际干预俄中贸易。
俄国对中国的初期关系，主要表现为通使通商关系。而且，通使关系，除了土地要求，边界问题外，主要目的之一仍然是为了解决两国的通商关系。1654年，沙俄向中国派去第一个使团——巴伊科夫使团。在给其训令中，就说：“要秘密探明：博格德汉对俄国朝廷的态度，他是否打算派遣使者和商人随带货物前往俄国？···他们有哪些贵重首饰及宝石？是当地的手工艺品，还是外来货？是从何处和如何运去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能否持久？向进口货物征收多少税？粮食，辛香佐料及蔬菜的收成怎样？最后，还要探明由俄国边界到中国边界走哪条路最近？”[1]。这里所讲，主要牵涉中国政府对和俄国贸易的兴趣以及政策，中国可以用来贸易的物产，以及商路的情况等问题。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问题一直是俄国人努力关注的。如果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本质上就是个商业贸易的情报问题。由使团，或商队，再到布道团，关注俄中贸易的各项情报始终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此后，每届使团和商队，沙俄政府都要给予这样的训令。而这些训令之中，搜集中国的贸易情报始终是其主要内容。
1675年，俄国派遣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沙俄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就说：“9).极力劝说中国商人携带货物到俄国去···12).请求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2]；1693年，着名的伊·伊杰斯使团出使中国，在给他们的“五条”训令中，第五条就是有关收集商务情报的。俄国政府要求伊杰斯一定要争取“游览国内市场，要注意各种货物的买卖和纳税情况，以及何种商品自何处运往何处等等”[3]。由于这些使团不负所望，收集了大量各种政治，经济贸易的信息，使俄国人开始初步了解了中国。于是，从1698年开始，俄国西伯利亚衙门就开始陆续派商人前往中国贸易[4]。
1719年，俄国组建伊兹马伊诺夫使团。临行前，外务委员会给他下达了十三条训令。其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条是有关商务的。而第十一条则明确要求“···所有这些情报均应做好秘密纪录。特别应注意地是：从中国最好购进什么货物运回俄国于国库有利？能否从中国运出大量金银宝石和生丝？通过什么最好的办法才能与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哪些俄国货物在中国比较畅销？”[5]。
1725年，外务委员会给萨·弗拉季斯拉维奇使团的发布三条密令，其中第一条里说“他—弗拉季斯拉维奇，应察看中国城市及其地理位置，探知···中国各地的物产情况，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以及小城镇、湖泊、乡村、草原及森林的情况”[6]。可是，从后来弗拉季斯拉维奇所提供的报告看，密令的目的没有达到。在报告中，它仅仅描写了西伯利亚的地理环境及其它基本情况[7]。实际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俄中交往关系尚浅，俄国使团人员不可能在北京呆很久，何况不能自由前往其他地方。加上当时俄国人对汉语不太熟悉，所以，要弄清这许多经济贸易情报是不可能的。有资料表明，当时中国政府虽然不知道俄国商队负有什么特别使命，但总的来说对这些人还是比较谨慎的。比如1744年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沙俄国家第五次商队）到达北京后，据后来列勃拉托夫斯基提供的报告：“商队在北京的整个期间，中国人对俄馆实行了严密封锁。俄馆墙外四周都栽上了荆棘，好像那里是几座监狱，里面关着犯了重案而戴上脚镣手铐的囚犯似的。这是在别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在俄馆附近有一千多名士兵，每天旁晚日落时监护官就从外面把俄馆大门锁上，整夜他们都把大门的钥匙揣在身上，早晨日出时才打开大门上的锁。每当俄国人外出时，不管是谁，后面总有一个中国士兵跟着” [8]。其实，满清政府之所以这样严格对待商队，倒不是意识到了情报的重要而注意保密（有识之士真正意识到这点，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后了[9]），主要还是怕这些俄罗斯人上街扰民滋事。尤其当时边境叛逃、纠纷事件不竟。
总之，尽管沙俄政府每次都给商队发布种种密令训令，要他们收集中国的各种经济贸易情报，但是，限于当时两国交浅的关系状况，始终难以如愿。只有到后来，一批高素质的布道团成员长期居住北京，和中国人长期交往，汉、满语言问题得到了解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决这个情报问题。我们不厌其烦地举出上面这些材料，只想表明俄国政府非常重视经济情报信息的收集。至于，这个职能由谁来担当最合适，当时尚处在萌芽探索之中。随着历史往后走，布道团慢慢浮出水面，成为俄国选定的最佳收集经济和政治情报的机构了。所以，越往后，有关布道团活动的历史资料也就越丰富，派遣布道团也就越来越注重人员素质的选择，显然，是越来越受到俄国政府的重视了。
历史上，布道团从171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开始，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其角色基本上是商队和临时使团的附庸。在这段时期，沙俄政府只给商队或使团下达训令，布道团则根本没有地位。但是，就算在这段时期，真正给沙俄提供了真实有用情报的还是布道团。当然，布道团真正担当起情报收集的重任，还是十八世纪末布道团内部整顿以后的事。为了更清楚地了解1850年以前布道团的情报功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谈谈沙俄对北京布道团的整顿和改革，这是问题的前提。
保守点说，至少前七届布道团的情况是一团糟。就我们目前所见史料，大都是对布道团不利的。几乎所有布道团首领的品德和行为都是一团糟。第一届布道团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具极强的虚荣心，不善经营，到最后，企图贪领部下薪金，导致与下属关系紧张。最后，只好终日酗酒而死[10]；第二届布道团首脑大司祭贝拉特科夫斯基，他到中国来就是靠玩阴谋诡计得来的机会，目的在发一笔不菲的财。到了中国之后，对部下极其粗暴，终于导致反抗。最后，由沙俄派来中国的商务专员郎格将其押送回国[11]；第三届布道团首脑特鲁索夫是个小偷。当时在布道团学习的学生阿·弗拉迪金就告发他“偷了教堂的银器，还从圣像上剥走了银饰物”[12]；第四届布道团的大司祭格·林 采夫斯基号称有学问的人，虽然没看到他有什么劣迹，也不酗酒，但是，却无所事事，没有留下任何引人注意的资料[13]；第五届布道团首脑尤马托夫，“学识渊博，性格直率”，是个受欢迎的人，为了交往，他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到田庄去种水果。但他的行为很迂腐，为了防止满、汉人向他借钱，他宁愿去和西方耶稣会士交往，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不确切的消息[14]；第六届布道团首脑茨威特，也是个酒徒。无所事事。据说他“到达北京以后，没有见到任何一名传道团人员还活着，他们都已经死在那里”[15]。可见状况之凄惨；第七届布道团首脑希什科夫斯基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为一点小事就和同事闹不愉快。他迫害属下杂役伊·奥尔洛夫，以致1784年，这个奥尔洛夫不得不向理藩院呈请允许他临时回国，揭露大司祭的所谓罪恶：“僧人本身未犯任何过错，该正神甫岳阿基姆竟对僧人实施恐怖及惨无人道之恶毒凌辱行为”“惟最后有不得已于言者，即因僧人所担任之枢密院所派神圣宗教职务，为僧人所规定之薪金，竟亦为该神甫岳阿基姆所剥夺，完全不知是何原因”[16]。至于正事，什么也没有作。作为布道团的首脑都这个样子，那么，要想使布道团完成沙俄政府的使命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在十八世纪俄中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使通商的关系，布道团只不过是彼得大帝这样深谋远虑的统治者预先布下的一颗棋子而已，国家的使命还轮不到布道团来承担。
尽管这时期布道团首脑们大都不学无术，或者品德猥琐，或者无所事事，但是，麾下极少量的学生和其它一般神职人员却凭借个人的天赋，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这些成绩，我们一般都称之为汉学研究，其实，汉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过是情报收集的一种方式而已。尤其是俄罗斯汉学，自始至终都带有学术研究和情报收集双重性质。毫无疑问，在汉学萌芽期，其情报性质更浓。
公平地说，在十八世纪，尽管布道团处于商队或临时使团的附庸地位，但真正收集了对沙俄有使用价值情报的还是布道团成员。不过，前面说了，当时布道团情况很糟糕，神职人员的品德和知识水平相对很低。就算是派遣的学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十八世纪，沙俄一共向北京派遣了26名学生，可是，后来成为汉学家的寥寥无几。而且，还受天赋和个人兴趣的影响。例如，第二届布道团学员列·罗索兴（1707-1761），1729年来华，在北京学习和居住了11年。他是十八世纪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为数不多的杰出学生之一。应该说，他是第一个像样的汉学家，也算第一位给沙俄提供了有关中国基本情况的真实情报的人。1739年，罗索欣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翻译满语文献《八旗通志》，这项工作一直到他回圣彼得堡时还在继续，最后和阿列克塞·列昂季耶夫一块完成。这是有关满清发家繁盛的基本历史线索，是有关满清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最详尽，最真实的资料。不过，罗索欣最大的贡献还是获得了汉语中国地图，并且把其中的地名音译成了俄语。地图由朗格于1737年带回俄罗斯，根据郎格的报告，罗索欣受到了嘉奖，升为准尉，工资也提高到150卢布一年[17]。真可谓升官发财了。由此可见沙俄对获得有关中国情报之迫切了。他留下大约30多种手稿。其中有两部着作对沙俄政府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就是《1730年京报摘抄》[18]，另外一部就是《1735年各省钱粮登记册》[19]。后一种手稿收集了满清当时有关土地征收税、田税、人头税、典契税等各种材料。这是沙俄政府当时想弄清楚的。从罗索欣的手稿可以看出，他对几乎所有中国问题都感兴趣。例如，他在北京跟一个中国人学习作烟花鞭炮，写了一篇很短但内容丰富的文章[20]。
还有，1741年，据说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回国时，特意垦清满清政府将在北京布道团学习的学生弗拉迪金及贝科夫二人顺带回国。原因就是“他们向领队提供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秘密情报，这些情报对俄罗斯帝国很有利”[21]。可惜，究竟是些什么情报，档案没有记载。
除了罗索兴外，这段时期值得一提的布道团人物还有A·列昂季耶夫（1716-1786）。第三届布道团学员。他的着作十分丰厚，“俄国当时出版了120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论文，其中有20种书和2篇论文是列昂季耶夫完成的”[22]。从本质上来说，他的汉学研究主要是资料翻译，也就是“情报收集”。最主要的如：《雍正朱批谕旨》，可以了解中国政府最高层办事的原则和作风；《大清会典》，就是1781年应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谕旨而翻译的，以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就连他翻译儒家经典《大学》、《中庸》等都是当时沙俄国内政治稳定的需要等等[23]。由此也可以看出，沙俄需要的有关中国的情报，除了现实需要外，还包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的需要。这也许就是俄罗斯汉学学术和情报双重特性的原因。
由于十八世纪末，商队贸易终结，在俄中关系格局中，布道团的地位自然相对提升。沙俄政府的注意力开始正式转向布道团。但是，鉴于布道团糟糕的现实情况，不改革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陆续对布道团进行了一些缓慢但有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非一步到位，而是步步为营，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改革措施开始于第八届布道团（1794—1807），结束于第十届布道团（1821-1830）。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第一，从1794年开始，将布道团监督官的设立制度化。监督官代表沙俄政府，“一般由外交部官员兼任，其责任在于过问运输队伍的组建，保证食物和宿营，与满清在蒙古和中国境内的官员谈判。担负为布道团而拨的所有款项的随带。除此之外，监督官还要担负起在满清首都的一切外交使命。护送布道团的哥萨克队伍也由监督官指挥”[24]。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设立监督官一职，除了以上这些职能之外，还有另外一项职能，就是对布道团内部成员进行监督。这方面职能在当时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关于这点，这回满清理藩院倒是明白。1795年，满清理藩院在一封致沙俄枢密院的信函中就说“现据前来监督俄罗斯人等之贵国武官瓦·古穆诺夫函称···”[25]，这里明确称“监督官”是来监督住在北京的俄罗斯人的。事实上，自从设立监督官以后，布道团的内部管理状况稍加好转。原先那种糟糕的情况到第九届布道团之后，就基本上不存在了。这和监督官的设立有一定关系。但是，应该说，影响有限。因为监督官并不长期和布道团居住在北京。只是送新接旧之间很短的一个时期居住在北京。
布道团的监督官是1736年从第三届开始设立的。但是，没有制度化。真正制度化是从1794年第八届布道团开始的。这届监督官为瓦·伊古姆诺夫。目前没发现有什么详细资料记载其人的活动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他没起什么作用。这一届布道团依旧混乱不堪；第九届布道团的监督官是谢·别尔武申，“从其外交部同僚那里接受了命令式的行动指南，沿途到北京要查明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俄罗斯政府最感兴趣的问题，即英国政治在中国的主动性问题。谢·别尔武申的使命就是要弄清中国对待英国的态度，以及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数量，在中国商店出售的是那些英国货物等等。这个行动指令还包括另外一系列问题。如约·阿·卡洛夫金使团失败的原因何在，卡尔梅克人离开俄罗斯等等问题”[26]。但是，它究竟是否完成了这些使命？不得而知。看来也没有起什么显着的作用，他自己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倒是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费·季姆科夫斯基，素质很高，1820-1821年在京期间，努力加强监督布道团成员们的学习和研究，素有“俄国中国学家族长”之称。1821年回国后任亚洲司司长。他那本《1820年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被翻译成法、英、德、荷等各种语言，国际知名。此后的几个监督，像第十一届布道团的拉德任斯基，第十二届布道团的柳比莫夫，第十三届布道团的科瓦列夫斯基等都很有影响。监督官的设立使布道团的建构制度更进一步走向完善。
第二，加强布道团人员的选拔和管理。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格里鲍夫斯基给俄罗斯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提了很多意见。其中有几条非常重要。比如，他提出，今后一定要选拔那些素质高，受过正规神学院教育的神职人员来北京；主张在俄罗斯和北京开办汉、满语学校；加强大司祭的权威，并制定惩罚那些不守规矩不服调度的一般布道团成员的条例等等[27]。这些建议在以后，都不同程度地为沙俄政府所吸收，为进一步完善布道团起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关于“惩罚行为不端的布道团成员”这一条，此后就开始实施。第九届布道团成员“巴利莫夫斯基，格拉莫夫和修士辅祭涅克塔里亚酗酒。后者在1810年被遣送到伊尔库茨克，被褫夺神职，发配到军队里服役，格拉莫夫则服毒自尽，巴利莫夫斯基也于1814年被遣送回伊尔库茨克”[28]。索·格里鲍夫斯基本人在职时，就身体力行，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布道团汉学研究基础。1795年，他首倡在北京布道团建立图书馆。并且鉴于满清公派“先生”的怠工情况，开“私聘”先生之例。这样做的后果，是进一步完善了布道团内部的“汉学教育体系”，打下了以后几届布道团汉学研究蒸蒸日上的基础。同时，从1807年第九届布道团开始，由派遣一般学生改为派遣大学生。一般来说，这些大学生都来自神学院，主要是圣彼得堡神学院。他们的素质较以前的学员为高。这从整体上改变了布道团成员的学术基础。
第三，颁布“1818年指令”。1818年，伊尔库茨克总督制订了一份对第十届布道团的指令，呈请沙皇。8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这就是所谓“1818年指令”。这份指令源于比丘林的建议。1810年，针对布道团的混乱状况，比丘林两度致函伊尔库茨克总督，建议对布道团进行整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提高布道团成员的文化素质，应该派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人往北京布道团；二是提高布道团首脑的领导功能，政府应该赋予大司祭以领事的职权[29]。实际上，这两条建议，早就被陆续提出来过。但是，早先沙俄政府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整顿布道团的急切需要，所以，一直只刮风，没下雨。到了十九世纪初，传统的俄中通使通商关系的格局已经改变，布道团日益成为沙俄政府联系中国政府的唯一可靠组织。所以，在这个时候改革布道团实在是时代的迫切要求。1818年指令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今后布道团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布道团应向外交部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情报”[30]。这意味着布道团开始由一个不起眼的宗教组织，向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政治经济组织转化。随后，外交部给布道团下达了一系列指令，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布道团“布道”要极其谨慎，以免触怒满清政府。1833年4月，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一封给布道团的信中就说“特别是企图在中国臣民中传播基督教义，最容易产生怀疑···所有这些促使我们恳切地请求你们，不要陷入这种富有危险性的活动领域，而使你们的活动限制在布道团的一些事务上”[31]。这已经很明确了，外交部不希望布道团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播东正教，以免引起矛盾。这使我们想起当初彼得大帝在1698年，为了经营好东正教在北京的据点，曾经给西伯利亚衙门长官维尼乌斯作指示：“此事甚善，惟为上帝起见，行事宜谨慎，戒鲁莽，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栖身多年的耶稣会士”[32]。虽然都是谨慎，但是，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和此时外交部的谨慎，由于时代不同，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当初彼得大帝的谨慎，是传教的谨慎；而此时的谨慎，却已经是收集情报的谨慎了。布道团这种角色的转化，实际上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沙俄希望把布道团建设成一个负有特别使命的“情报组织”。这是在当时通使通商关系遇到阻力之后的一种变通；另一方面，满清政府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33]。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反对西洋传教士在中国老百姓中自由传教。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初，满清地方政府严禁传教，许多传教士被逮捕。1785年“巴亚里央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地方官查拿，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俱有传教之人。事闻，交刑部审，拟永远监禁”[34]。1805年“夏四月，禁止洋人刻书传教。御史蔡维钰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奉谕‘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学，参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与内地人民往来交结’”[35]。围绕这个1818年指令，沙俄政府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1）、重新规定了布道团的人员定额及补充原则。“布道团的非宗教人员由大学或特种中学毕业者补充”。稍后，每届布道团又增派一名医生和画家。被选派的人员都在国内先集中学习汉、满语言。“在中国，他们被指定研究中医、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特别是儒学）、数学、历史、地理、治国之学、法学、农业、以及中国的生活习惯和艺术。这些学生被列为科学院、医学科学院、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自由经济学社的通讯员，这些单位给他们拟出工作计划，他们必须向这些单位提出报告、科学着作、植物和矿物标本”。对于神职人员的任务，副首相在1823年2月给教育部长的信中说“收集有关中国人的农业、他们的家庭生活、务农等情况。还要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哲学”[36]。
（2）、增加布道团人员的薪水，为他们完成特别使命提供物质基础。关于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员的薪水和生活费用问题，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沙俄政府拨给。刚开始数量很少。给修士大司祭规定的薪俸为每月100卢布，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每月30卢布，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20卢布[37]。可谓杯水车薪。稍后，大司祭薪水增加到600卢布，神父300卢布，辅祭200卢布，而一般神职人员仅60卢布[38]。到十八世纪末，沙俄政府开始重视布道团建设，所以，薪水有所增加。如第九届布道团成员薪水就成倍地增长了。“大司祭1500卢布，其中500卢布用于雇佣服务人员和车子；两个修士司祭和一个修士辅祭每人400卢布，两个教堂杂役每人300卢布。四个学生每人400卢布。另外，400卢布用于给老师送礼，另450卢布用于宴会，500卢布用于修缮建筑”[39]。有时还偶有补贴，如1795年，伊尔库茨克总督就曾就补给问题，写信给库伦满清边疆大臣：“惟我独尊仁慈君主···谕令对于新任宗教人员在已发俸给之外，再予补贴，以便该项宗教人员享用此种补贴···”[40]。但沙俄政府所发薪俸及补贴需两国互换外交文书，如果满清政府不允许，钱粮就无法运到北京。所以，经常不能及时送达手中；除了沙俄政府的薪俸及补给外，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前，满清政府还一直给布道团发比较充裕的薪俸，粮食，衣服等生活物资。具体数量为：修士大司祭和辅祭“按中国历法，大月发四两五钱，小月法四两三钱五分；对每个教堂辅助人员则每月发给一两五钱。此外，每个隔三年还发给他们四季所需衣服，每隔五天就用大车给他们运来鸡、鸭，鹅、羊等各种食物。总之一句话，所有的物品，甚至小到火柴，都是由官家供给的”。据称，1715年，第一届布道团来北京时：“由官家发给修士大司祭八百两银子，修士司祭和辅祭六百两银子，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两百两，让他们用这笔钱为自己购买房产；还给修士大司祭七百两银子，给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五百两，给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一百五十两，让他们购买奴仆”[41]。待遇是相当优厚的。至于满清理藩院聘请布道团学员做翻译，银子另外算。一个堂堂帝国，花这么多钱，让人家来首都作间谍，这也算是千古奇闻了。算起来，这全是闭关锁国的怪胎。当然，满清政府这样做，除了显示泱泱大国的气度外，也有限制布道团人员定额的作用。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其第十条规定“俄国人习学中国满、汉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份。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再派人来京接替。所由据京俄国之人一切费用，统由俄国付给，中国毋庸出此项费用”[42]。从此，满清政府再也不出资供养这群间谍了。算是结束了这天下第一笑话。
此外，沙俄政府还“供给布道团外科医疗器械，药品和科学仪器，建立专门图书馆，拨给大批款项，购买图书，手稿，收藏品，和作为支付汉语教师的酬金”[43]。另外，还在布道团为雅克萨人的后代办了所学校。教授俄语和汉语及中国文化知识。
（3）、组织上，建立“布道团委员会”，实行“会议制”管理。有权决定和讨论布道团成员的研究计划和分担的职责；同时，加强布道团修士大司祭的素质。决定从第十届布道团起，每一届布道团大司祭都从上届布道团物色。这样，每届大司祭就能在北京呆20年左右，这样，每届大司祭都绝对是中国通，十分有利于完成特别使命。像彼得·卡缅斯基，维·莫拉切维奇，波·图卡利诺夫，巴拉第·卡法罗夫，固·卡尔波夫等都是大汉学家。由于大司祭素质高，汉学修养好，对内便于管理服众，对外交往密切，有关系基础。非但有利于布道团在北京站住脚，还十分有利于作沙俄的探子；此外，为了加强布道团和中国社会的交往，沙俄政府特意加派了一些技术型人员。如医生，画家等。医生，一直是西方布道团在中国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早在1711年，满清康熙皇帝就要求沙俄在派遣教士的同时，请求“若有外科良医，一并送来”[44]。彼得一世便派遣英国外科医生哈尔文随同郎格于1716年前往满清。这位医生到了北京后，受到康熙皇帝和满清朝廷的优待。但是，没过多久，竟耍起公子爷脾气，“以水土不服，思念母亲等情，再三恳求回国”[45]。没法子，康熙只好遣送他回俄罗斯。但是，医生作为布道团的成员，定期派遣是从1820年开始的。前后共派遣了五位医生，包括：沃伊采霍夫斯基，基里诺夫，塔塔里诺夫，巴基列夫斯基和科尔尼耶夫斯基。这些医生都是良医。关于他们的到来，究竟对布道团起了多大的作用，第十一届布道团大司祭魏若明在一份报告中一语道破，由于医生的功劳：“最后，在北京，俄罗斯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声望得到了提高，以致许多中国人不但不再躲避俄罗斯人，反而寻找机会认识我们···布道团在北京获得了最受尊敬的地位，甚至是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从没有获得过的”[46]。
总之，通过以上的陆续整顿措施，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已经由纯粹的教团一变而成负有特别使命的多职能国家组织了。它已经完全能够胜任沙俄侵略中国的需要了。而这一切，都起源于第九届布道团。正因为这样，教会史学家阿多拉茨基才说“比丘林时代不能不认为是北京布道团的转折时代”[47]。
其次，从十九世纪初到1850年前布道团成员的经济情报工作回顾。
这一时期布道团由于沙俄政府出面整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所以，布道团开始在组织上变得成熟起来，而经济情报工作也就开始富有成效。综合来说，布道团成员的经济情报收集，从形式上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汉学研究”，也就是宏观意义上的情报工作。目前，学术界有一种将“国外汉学”美誉化的倾向，这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国外的汉学研究，尤其是沙俄的汉学研究，基本上兼有学术和情报的双重特色。如果我们把沙俄的汉学研究，看成事纯学术的东西，甚至加以膜拜，而完全无视其政治色彩，那就真是太天真了。从十八世纪开始，沙俄产生“汉学研究”，其初衷则主要是情报收集和分析。像前述的罗索兴，列昂季耶夫都是代表。
从十九世纪初到1850年前，布道团成员对中国经济情况的研究，举其要，主要有：
雅·比丘林：
1）。《中华帝国统计概览》。1842年，圣彼得堡。涉及到中国各方面经济情报。
2）。《中国的农业》。附72种农具图。1844年，圣彼得堡。主要搜集有关中国传统农业的各项情报。
沃兹涅先斯基，第十届布道团辅祭，有着作《简明中国经济统计》。1831年，手稿[48]。阅读此书可以得到有关中国经济因素各项指标的总体情况。
彼·卡缅斯基，第十届布道团领班。《中国植物——人参》[49]。人参不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体系中的宝贝，也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珍贵药草。它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索斯尼茨基，第十届布道团下级职员，有手稿《中国的人口》[50]，1828年。便于把握中国的经济消费情况。
列昂季耶夫斯基，第十届布道团学员。其手稿《示我周行》[51]，介绍了中国的道路情况，以及商人经商的情况。
季姆科夫斯基，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着有《1820和1821年经过蒙古的中国游记》，1-3卷，圣彼得堡，1824年。对俄中通商的道路，商品情况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阿·科瓦尼科，第十一届布道团学员。有翻译手稿《授时通考》。该书为雍乾时重臣鄂尔泰所着，是中国农业情况的资料汇集。该书还曾为修士大司祭莫拉切维奇，以及斯卡奇科夫所重译，也是手稿。
基里洛夫，第十一届布道团医生。
1）。《茶树栽培经验》[52]。
2）。《再谈茶籽》[53]。
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基里洛夫有关茶叶的研究。因为，十九世纪，茶叶是俄中贸易的重中之重。
另外，还有许多有关商业贸易情报的收集品。最重要的如地图。第九届布道团领班比丘林回国时，据俄官方公布的信息，有“6筒疆域图和平面图”[54]。第十届布道团监督官季姆科夫斯基回国时，除了携带很多书籍外，还“有118幅地图和图画”[55]等等。有了地图，就能搞清商业贸易的道路。道路情报，始终是当时沙俄最感兴趣的情报。
第二个方面，信件和报告，这是更专业的情报工作。
信件，俄罗斯布道团和沙俄国内的信件往来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俄中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次双边条约对此都作了规定。一般来说，信件分为公函和私函两种。公函一般都由公派使者顺带。如果没有使者，两国之间就互派信使。这种情况是整个十八世纪两国之间的信件互通的主要方式。《恰克图条约》第六条规定“送文之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倘有意因恰克图道路遥远，特意抄道行者，边界之汗王等，俄国之头人等，彼此咨明，各自治罪”[56]。这说明，就算对信使，也有明确的路径方面的限制。信使行走都有规定的路径，不能随便选择路径。这是符合国际交往原则的。据资料记载，十八世纪，有资料记载的俄国信使，就有八个：“1），阿法纳西· 索洛维约夫，中士，到北京来过两次；2），费奥多尔·卡尔皮洛夫，也是一名中士，到北京来过一次；3），涅姆奇诺夫准尉，来过一次；4），谢苗·彼得罗夫大尉，来过两次；5），米哈伊洛·绍科罗夫中士，来过两次。他第二次来北京时已是少校了；6），斯捷潘·萨维诺夫，来过一次；7），沙里金少校，来过一次；8），伊万·克罗波托夫上校，来过一次。毫无疑问，前来北京的信使一定还要多些，但糟糕的是，当地档案里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的材料”[57]。尽管材料不丰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俄中之间信使的往来，特别是俄国信使来中国，肯定是非常频繁的。有时候，有些俄国信使还传布假情报，以混中国官员的视听。如咸丰六年，德勒克多尔济奏“据赉送公文之俄夷声称：伊曾随固毕那托尔在东海与英、法接仗获胜，英、法兵船仍由海道前赴上海，广东过冬。今年和暖时，仍欲与俄国争战等语。随向该夷询问：俄国何故与英、法争战，英、法因何赴上海、广东过冬等事，汝由何而知？该夷答以不能确知而去”[58]。但是，就算是公函，也要按照成例。如果不按成例，临时起意，得行文理藩院，请求许可。咸丰八年，俄使普提雅廷在天津，想临时派俄罗斯人经旱路往恰克图送信。上谕：“现在前往只有二人，其自天津启程，由张家口，库伦径往恰克图。由驿行走，系向来学生行走故道，未便过于阻止。着谭廷襄选派熟悉夷情致干练旗人，伴送该夷。由通州昌平州一带至张家口后，着庆昀连选通晓蒙古语之干员，接续护送至恰克图。沿途密敕委员会，暗中察看夷情，妥为防护”[59]。所谓“接续护送”，实乃监视；而行走路线沿“通州昌平州一带至张家口”，再至库伦，无非是想避开北京城区而已。可见，满清在捍卫主权方面，可谓费尽心机。满清的外交战略主要是防！这既是闭关锁国的余芳，也是王朝积弱的无奈。
作为布道团这样长驻北京人员的私函，又如何传递？主要是由中国理藩院派人经过驿道送往中点恰克图，再转交俄方。反之，俄方有信件给布道团人员，则在恰克图由俄方转交中方理藩院办事人员，带到北京后转交布道团人员。但是，这些往来信件，有一定的投递时间。咸丰七年，大司祭巴拉第曾经就遗失信件一事行文向俄国告状。为此，满清理藩院曾专门行文解释：“查从前尔国寄与住京喇嘛匣只，轻者由馹递送，重者彼时若无差便，应俟每年四月二十日，十月二十日前后，照例专差之便送往，有候至三、四个月者。”“尔置固毕尔那托尔既恳迅速转至住京喇嘛物件，本处应照一定章程办理。嗣后尔国送到寄给住京喇嘛巴拉第物件，除份量较轻，可以由馹行走者，仍旧照例解送外，倘匣子较大，斤两较重，即于四月初十日，十月初十日前后送往”[60]。所谓“应照一定章程办理”，说明传递物品（包括所需物件，信件和报告）俄中双方一直有一个章程。从行文看，这章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邮件份量轻重。份量轻，则每天由骑马的信使递送；份量重，则派专人递送；二是时间。份量轻，随时递送；份量重，则一年只有两次：四月一次，十月一次。实际上，就是这些信件，也不完全是私函，有些私函，实际上是公函，不过是以私函名义来掩盖的公函。至于这些往来邮件是否检查。那是肯定的。满清政府虽然糊涂，但是，防备外国人，正是闭关锁国的表现。满清文人姚元之记载：“康熙间，许俄罗斯通中国，始遣其子弟入学，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于其国，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之”[61]。不但检查，而且似乎还很严格。一旦发现不解之处，立即扣押。其中还举了一个例，一次，布道团人员寄一本书，里面有一幅画，黑白相间，像太极而非太极。理藩院官员不知何书，上奏嘉庆皇帝。最后，谕旨扣押其书，并寻刻板销毁。这里没有说明，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检查制度。因此，对俄人往来邮件进行检查，恐怕也在所谓“一定章程”之例，并非某一时候心血来潮之举！为了对付满清的检查，俄国人通常采用两种办法：第一，凡寄送俄国外交部的报告，只盖私章，不盖北京布道团公章，“否则，中国人将把此项报告看作官方文件，从而对报告的内容表现出过度的好奇心”[62]；第二，用隐形墨水写情报[63]。这些都史有明载，就姑不详论了。
反过来，当时满清也派信使去俄罗斯。康熙20年，理藩院就曾派信使曼泽伊巴尔丹及其同伴到色楞格斯克给逗留在那里的俄国使者戈洛文送信[64]。但由于满清外交主要是守株待兔式的防，所以，派员去俄罗斯送信的情况并不常见，仅偶尔为之。
沙俄政府和布道团之间的通信，是双方面的。满清虽然很注意监督布道团寄回俄国的信件，但是，他们很可能忽略了由俄国寄给布道团的信。正是这些信件，不断给布道团下达新的使命。如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就于1833年4月14日通过信件给布道团领班魏若明下达指令：“俄国内阁对中国的主要和长期的目标是在政治方面保持和加速与中国的联系，因为我们有很长的边界线与它接壤；在贸易方面，为了祖国工业的利益和相互利益，扩大和发展与中国的贸易”[65]。这是将沙俄对华外交的总纲向布道团交底，性质应该属于很机密的一类，意思很明显，这就是布道团今后的使命，是布道团截取情报的行动纲领。当然，对布道团领班如此指示机宜，实属冒险。只要满清有精通俄文的官员，稍微注意就能察觉。所以，这类指示机宜一般都在国内进行。如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启程来华前夕，沙俄政府就训令他进行间谍和行贿活动。并指示他要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物的好感”[66]。为了配合布道团的行动，沙俄政府甚至拨出巨款，作为收买满清官员的活动经费[67]。可见，沙俄政府不但将布道团建设成为一个间谍机构，还准备在满清内部培养间谍，寻找汉奸，以实现其截取情报，侵略中国的目的。
再就是布道团大司祭写往俄国的信件。一般来说，和政府联系的主要是大司祭。因此，大司祭信件的大部分都是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有些虽涉及私人交往，但更主要的内容是涉及自己对中国问题的一些看法，也就是直接的情报。即使涉及布道团日常生活的信件，无形中也透露了许多情报。
至于大司祭的例行报告则主要涉及布道团日常事务，更主要地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给沙俄政府写报告，汇报中国的各种情报，是每届布道团领班（还包括监督官）的任务。参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管理的有很多机构。属于沙俄政府机构的有外交部亚洲司，还有商务部，还有靠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衙门；另外，还接受东正教最高事务委员会的领导。每届大司祭都要不停地给这些机构写报告。这些出自大司祭之手的例行报告，绝大部分在高层人士参考之后，就存放进各类档案馆。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被整理出来。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我们现在知道并能看到的报告，首先是第八届布道团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1794-1807）的报告。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大司祭报告。从内容看，这份报告主要谈了格里鲍夫斯基改革布道团的一些意见和想法。他在报告里特别强调布道团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正是在这个报告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派遣医生的建议[68]。不过通篇讲的最多的还是怎么传教的问题。作为东正教来说，我觉得这个报告还是很重要的。里面有些看法很正确，甚至带有预见性。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东正教华化，在这个报告里就已经提出并论证了。由此可见，当时沙俄还只是把布道团当作教会组织。只有到1818年指令以后，布道团的政治使命才被明确。
1841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俄国出于和英国竞争，以及保护自己在俄中恰克图贸易中的巨大利益，所以，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和中国政府一道采取“禁烟”政策。并于1841年5月1日将这个决策通告中国。而布道团赶紧及时地收集了中国对俄国此举的反应。第十二届布道团领班佟正笏马上给俄国外交部写报告，盛赞“俄政府关于禁止向中国人出售鸦片的文件来得是多么及时啊”，中国的大皇帝已非常满意的心情接受了这份及时地照会[69]。这样及时的情报，对俄国知悉中国高层的动向，稳定恰克图贸易，甚至进一步提出要求，都是非常有利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极力搜集各种经济贸易情报。1844年领班佟正笏曾向外交部亚洲司写报告，谈及贸易，及与英国竞争的可能性。他“把丝棉及英国丝棉的产品，呢子，棉布等样品都寄给亚洲司。”并透露“中国正极力加强海上防卫，他们在湖北造船厂定购了一些欧洲式样的军舰船舶。舰队应该被安排在北方海岸布防。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的大使已经来到了广东，要求为他们的国家争取和条约所规定的英国所具有的贸易权利”，最后，还建议“为了获得蚕虫的卵，以及俄罗斯所需要得茶叶，我们应该有意地派布道团成员去那里考察”[70]。接着，就把获得的有关茶叶贸易的情报报告给亚洲司：“茶园逐年增加，最近十年使中国茶商大获其利，对茶叶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已，但产地的茶价却几乎比往年下跌一半。茶区民户将茶叶跌价归咎于茶园太多，以及因大量购入鸦片所造成的白银短缺”[71]。俄罗斯学者从外交部同尼古拉一世的财政大臣坎克林的通信（注：外交部1848年1月5日24号公函）中看出，“在四十年代里，北京传教士团提供了有关茶叶运往恰克图所走的道路的情报。这条路线是从中国南部的福建省（靠近台湾岛）出发，沿其内河到上海，从那里由海路到天津。在这里，茶叶被倒到小船上，小船溯北运河而上，到通州城，从那里茶叶沿商队之路经张家口运到恰克图”[72]。及时把握中国境内茶叶运输道路的有关信息，至少对俄商有两个方面的便利：一是搞清楚运到茶叶的运输成本价格，使俄商能争取更有利的价格；二是，俄商一直没有放弃直接进入中国境内经商的梦想。一旦掌握茶叶运输道路的详细情况，对俄商将来进入中国经商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同时，布道团还提供很多有关俄国产品在中国的销路方面的信息。这对俄国的工业发展有特别重要得意义，对俄国商品在同中国商品贸易中尽量取得最大利润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1836年7月3号，第十一届布道团领班大司祭魏若明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根据从广州运到这里的镜子的昂贵价格看，如果由我们那里向中国出售这种东西，也是很能获利的。····半俄尺大小的···很适合本地的装饰需要···它们在高度和宽度的匀称上比方形的要好···”。正是由于这些情报，俄国商人开始向中国销售镜子。“1843—48年期间俄国外交部提供的如下资料证明了这点：1843年，经恰克图卖到中国的镜子价值达9555卢布，而到1847年则是32640卢布，即销售额增加了二倍”。布道团的情报功劳还远远不止于此。由于他们准确地情报，解决了俄国棉织品——印花布和细平布在中国的销路问题。俄国外交部曾把俄国的棉布产品样品寄给布道团。大司祭魏若明看了，立即将自己的分析报告递给外交部。他有两点重要的意见。第一，从价格上充分肯定了俄国棉布的优势。“从价格和宽度来说是完全可以令人满意的，并且在后一方面甚至大大优胜于英国产品。颜色和图案不符合中国人的要求”；第二，指出印花布在中国的销售一定不如细平布。“中国对俄国印花布的需要将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在同他们进行棉织品贸易中，占主要地位的应该是染色或不染色的细平布”。这情报的准确性，后来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细平布每年销售额都在增涨：
1843年，1475卢布； 1844年，2217卢布；
1845年，5091卢布； 1846年，14560卢布；
1847年，46567卢布；
而到1852年，印花布在俄国向中国出口的布料贸易中，总共只有销售额13845卢布[73]。
此外，布道团自1818年指令颁布，实行改革以后，成员整体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大司祭就更不用说了。大司祭不但能提供很多真实可靠的情报，而且，还兼有学者眼光的分析。比如，早在1844年，大司祭佟正笏就预见性地提出了未来俄国和西欧产品的竞争问题。他认为俄国产品的优势主要是价格低廉。但是，一旦英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的欧洲国家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俄国这种价格竞争优势将很快丧失。因此，他建议，俄国应该努力控制中国西部的贸易。那里，英国人鞭长莫及[74]。而这样明确地分析和建议，使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年后，即1845年6月5号，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伊·柳比莫夫化妆成商人霍罗舍夫赴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的商务考察。柳比莫夫将自己对中国新疆伊犁，塔城等西部商业贸易的考察写成报告，呈递沙俄外交部[75]。此后，沙俄就十分重视发展和中国西部的贸易了。“1847年7月，佟正笏奉俄国政府之命，正式要求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三处为商埠，被拒绝。1848年，佟正笏再次受命提出同样要求，仍遭拒绝”，并因此受到满清政府的警告[76]。到1850年5月，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腐败的满清被迫同意对俄开放伊犁和塔城两处为商埠[77]。紧接着，1851年8月，中俄双方签订《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由佟正笏的报告，到柳比莫夫的神秘考察，到佟正笏受命和满清政府接触，再到《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签订，一环扣一环，显然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密切关系。
注释：
[1]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9-10.
[2]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26.
[3]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68.
[4]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74.
[5]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87..
[6]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119..
[7]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126..
[8]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252..
[9]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中华书局，1979年，卷五，第182页。
[10]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8页。
[11]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1-44页。
[12]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7页。
[13]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1页。
[14]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2-53页
[15]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323.
[16] .《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第126页。
[17] . 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43. {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43页}
[18] .手稿现藏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手稿部（列宁格勒），16.9.2，303页。
[19] .手稿现藏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部，第2类，目录1，№181。
[20]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第2类，目录1，№114，1756年，第8-26页。
[21] .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253..
[22]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12，第20页。
[23] .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24] . 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82.{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182页}
[25] .《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第135页。
[26] .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91{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91页}
[27]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7-100页。
[28]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1913г. Пекинъ , стр.87 .
[29]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ⅩⅨ и начала ⅩⅩ Века(Да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Москва,Серия 1,Т.6，стр.706.{《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对外政策》，第一辑第六卷，莫斯科，1962年，第706页。}
[30] .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见?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1.
[31]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Ⅰ-5，案卷1，第1部分，卷夹9，第149-150页。转引自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的一页》，参见?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2.
[32] .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37。{ 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37页
[33]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
[34] .（清）王之春撰，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134页。
[35] .（清）王之春撰，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149页。
[36] . 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见?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3.
[37]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7页。
[38].Адоратский.И.Н ?История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её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1685-1745)?. выпуск первый.Казань,1887г.стр.142-147.
[39]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1913г. Пекинъ , стр.82 .
[40] .《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第136页。
[41] . Н.Адоратский?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ё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см. ?Странник?.1887г.
,Май,стр.71.
[42]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5页。
[43] . E·B·布纳科夫《十九世纪前半期俄中关系史》，见?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102.
[44] . Н.Адоратский?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 за 200 лет её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см. ?Странник?.1887г. ,Май,стр.67.
[45]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一编（下），第380页。
[46]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1916г.вып.1-2, стр.11.
[47] .Н.Адоратский《Отец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этюд》,( Из журнала《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еседник》за 1886г. февраль, март, май, июль ) 1886г. Казань, стр.5.
[48] .手稿藏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1950年，14/Ⅱ。
[49] .《自由经济协会学报》，1815年，卷65，第158-162页。
[50] .手稿藏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550，F-Ⅳ.584。
[51] .手稿藏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52，目录505，№65。
[52] .《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1853年，№197。
[53] .《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1854年，№179。
[54] .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96.{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96页}。
[55] . 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85.{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年，第185页}
[56] .《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3页。
[57]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9页。
[58]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三编（上），第229页。
[59] .（台湾）《四国新档·俄国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第607页。
[60]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三编（中），第398页。
[61]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0年，卷三，第87页。
[62] .Parry A.《Russ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1689-1917.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40,vol.9,№4,p.405.
[63]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64] .Н.Бандышъ-Камен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ъ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год》, Казань , 1882г.стр.55.
[65].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案卷1，卷夹9，第149-150页。
[66] . Parry A.《Russ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1689-1917.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40,vol.9,№4,p.404-405.
[67]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2页。
[68] .尼·维谢洛夫斯基《俄国北京布道团史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6-101页。
[69]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总主要档案1-5，1823年，卷夹2，第36页。
[70]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北京，1916年，第9-10册，第16页。
[71].《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莫斯科，1978年，第93页。
[72] .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3页。
[73] .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4页。
[74] .见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1844年4月20日报告。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布道团和俄中贸易》，见《红档》，1932年，№ 4(53)，第166页。
[75] .参见《Поездка Н.И.Любимова в Чугучаке и Кульджу в 1845 году под видом купца Хорошева》, СПБ 1909г.стр.21-52.
[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转引自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7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1979年，中华书局，卷一，第2-8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