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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北京与西北边疆研究

广袤的西北大地，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在交通、文化、国防上一直都占据重要的地位，政府对西北的开疆拓土和开发经营几乎不曾间断，着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的交流曾经辉煌一时，因此，西北研究也一直都在延续。但从保存下来的西北文献来看，西北研究的真正兴起，可以说始于清朝嘉、道、咸之际，伴随着清朝国力鼎盛之时对西北的经营以及西北内乱的发生，到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边疆危机的不断加重，而日显紧迫，由此而兴起了前后两次蔚为壮观的西北研究高潮。第一次从清代嘉、道、咸之际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后；第二次以20世纪30年代为核心前后延续20多年，尤其集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通过对这两次西北研究的考查，笔者发现一个值得叙述的现象，那就是截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政府机构和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内迁之前，北京在边疆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的主导地位。本文即以近代西北研究为线索，并且上溯到清代嘉道之际，来展现近代作为首都时期的北京与祖国西北边疆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对边疆问题历来比较重视的优良传统。
一、京师与边疆研究
北京作为元明清以来的都城，人文荟萃，一向是国家的学术文化政治中心。而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边疆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始终与国家政权和国防问题紧密相连，所以边疆研究始终和都城北京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都城的边疆研究也一向比较发达。
首先，来回顾一下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特点以及与京师的关联。清代边疆史地的研究兴起于国初、酝酿于乾嘉而至道咸时期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是清朝入关之后，尤其康、乾两朝，用兵西陲，开疆拓土，以致开发经营，西北也渐为学者所注目；另一方面，也正是乾嘉盛世之时清朝国力却已显衰退，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外国侵略势力也开始向我国边疆地区渗透，尤其俄国对我国北部边疆的窥觑，这样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遂把目光转向了边疆史地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尤其是对西北地区的研究，风气所致而成显学。统观晚清研治边疆的学人，就会发现他们对西北边疆学术道路的选择和研究，大约有以下几种机缘：一则参与西北官修志书的编纂，而获得了西北边疆研究的直接机会，如祁韵士曾在翰林任内，接触过皇家秘笈，徐松曾任翰林院编修，孙筠曾任翻译生员，洪亮吉曾任高宗实录馆纂修，龚自珍参与《大清会典》理藩院门类的校理，后又参与《大清一统志》，他们都因此而接触到各种深藏内府的西北资料，为治西北之学提供了最直接的机缘；二则因“宦游”或者“遣戍”西北，而能亲历西北边疆，在博览古籍的基础之上又能实地考察西北山川地理和人文社会，更成就其边疆着述者，如祁韵士、徐松、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均如是；三则因京师交游而深受西北学人的启发亦热衷于此，如张穆、沈垚等人，而且“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一种催发剂，他们在多方面的双向交流中相互写作、鼓励，获得所需要的各种精神材料”，因此“这样便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效应，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1]由此可见，京师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为西北边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且为学人之间的谈学论道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些学者的京师论学远远不只是西北史地爱好和研究者之间，此外，京师还为他们提供了多层面的交往路径和圈子，比如幕僚之间，或同人同乡之间，以及他们由核心圈层之外辐射到的外围交往圈层，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为每个学人营造了多重又整合于个人的京师交往圈，而这个交往圈又多有益于各自的学术发展，这也可以说是第一次西北研究高潮的重要特点。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日趋严重，俄国之于北方领土，其他各国之于我国西部和沿海的争夺，由此兴起了北方和海疆以至世界地理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第一次西北研究高潮的延续。
到了20世纪之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更是不断深化，尤其30年代，边疆危机已经达到了顶峰。为了救亡图存，民族主义空前的觉醒，上至政府下至社会各界，不少有识之士都积极致力于边疆地区的研究。虽然20世纪之前西北研究一直在继续，学人着述前仆后继，比如龚自珍、丁谦、王国维等人，但是基本上是沿着第一次研究高潮的传统在继续。其实毋庸讳言，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西北的研究尤其考查，外域势力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而20世纪之后，随着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才极大地刺激了国内边疆学的发展，并且酝酿着新的边疆研究高潮的到来和新的研究特点的出现。可以说，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其后《地学杂志》的发行，可视为中国边疆研究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代表事件，标志着边疆研究由传统的师承关系向新式学术团体发展。而且有意思是，中国地学会最初是在天津成立，3年之后，便欲迁北京，张相文、章鸿钊、傅运森专程上书教育部，申请拨用公屋，先言地理学之于国家政治教育军事实业之重要意义，而后讲“独是地理调查之法，必须立总会于中央，设支会于各地，支会任调查之事，而总会集其成，始能巨细无遗，而收挈领提纲之效。今当组织伊始，宜先定总会地点，以正基础，夫调查全国事项，而谋中心集合处，则必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最适宜允当。敝会发生之时，虽权住天津，今当移往京师，以谋逐渐推广，庶足扩张学业，而补裨实行。”[2]并得到了批准，并得京师国子监南学内的闲房十余间。可见京师之于学者和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又在边疆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后，直到1928年南京政府的成立，南京边疆研究机构的确立以及南京学术文化力量的成长，南京的边疆研究才逐步上升，但仍旧可以说一直到抗战的全面爆发后，国家重心的内迁，北京的边疆研究仍旧在继续，西北研究以及传统上与西北研究密切相连的北部内外蒙古的研究一直都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清代嘉、道、咸之际宣南西北学人群体的出现
有清一代，边疆研究的开展，正如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并举当时边疆史地研究的名家，如“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着。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魌惇惇（垚）、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3]（P388）王国维也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4]（P475），应该说，梁启超之谓“显学”应该说是王国维“道咸以降之学新”的重要标识之一。
回顾晚清西北学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和师承影响，可以说前期最为核心的成员应该数徐松，偏后期应该为张穆、何秋涛。“徐氏的《西域水道记》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几乎是学术界‘双星’，开风气之先，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乾、嘉的琐节考据，引向祖国的西北史地和少数民族。这是学术通向经世致用，通向救危图存的一条新路”，[5]而且他们之间砥砺学问主要是在北京开展的。徐松，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少年得志，自举人而进士，曾入直南书房，派入全唐文馆，又充文颖馆总纂，但嘉庆十五年，受人劾奏，戍守伊犁，为期六年。徐松谪戍伊犁，可以说因祸得福，受到伊犁将军孙筠的重任，继续清初着名的西北史地学人祁韵士编写《伊犁总统事略》的工作，并且能够实地调查，“先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偏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孜孜不倦，十年成书”[6]。调查最终成就了他的《西域水道记》等边疆之书，以西域五大水系（流域）为纲，综合记载了沿途山脉、城堡、史迹、民族语言及风俗等等，详实可信，而成为他的代表之作。新疆归来，徐松除短暂的离京出外做官外，便几乎居京治学，在这群学者当中，他可以说在京时间最长，而且因亲历边疆实地考察，成就边疆着述，又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聚集同好，而奠定了他的“核心”地位。从当时的学人交往表中，可以看出来，乾嘉时期热衷于西北边疆的学人几乎都和徐松“交往甚密”，从而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京师西北学人群”，他与龚自珍、魏源、俞正燮、张穆、沈垚、何绍基等人都有密切往来，经常在一起切磋西北史地以及天文、历算诸学。徐松“所居在顺治门（宣武门）大街，厅事前古槐一株，夭矫天际。颜之曰荫绿轩（《西域水道记》即在这里精心完成），书斋处曰治朴学斋。朝野名流，相间恨晚”[7]，徐松也常在陶然亭宴请同好，沈垚记载：“天气晴和，微风散馥，酒酣以往，书扇作画，哦诗联句，读曲蹋歌，极其兴之所至，可谓乐矣，夕阳将堕，客犹未数，沈先归，步出亭，清风扼于疏木，恍若鸾风之音自天而降，不觉胸中郁滞，一时消融顿尽，而心之灵明，又以虚而将有所受：夫乃叹胜地良辰、友朋会集之不可少也”[8]。何绍基是着名的书法家，与这群热爱西比史地的学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其诗词对此也多描述，“星伯徐丈人，名重天禄阁。洎为绝塞行，专究舆地学。李（申耆）张（石州）与魏（默深）沈（子敦），同时考疆索。……当时谈艺欢，我曾闻其略。觥觥盛名儒，冉冉归夜壑。大息抚遗笺，时艰竟安托！”[9]并以诗记叙：“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忽然四座寂无语，天倪道味相冲融。纸窗夜半明华月，开门飞满一天雪”。[10]龚自珍有诗相赠徐松，“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朱荺）寂寂谭豀（翁方纲）死，此席今时定属公。”[11]（P512）所以缪荃孙说“先生学识宏通，撰着精博，负重望者三十年”。[7]
张穆和何秋涛是偏后期的核心人物。张穆山西平定县人，生于嘉庆十年（1805），道光十九年（1839）被取消考试资格后，定居北京宣武门外，闭户读书，专心着述。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生于道光四年（1824），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授为刑部主事，在京供职，居京二十余年，与徐松以及祁韵士之子祁俊藻等人交往甚密。张穆和何秋涛生活的晚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后列强入侵之际，他们对边疆问题极为敏感和关注，民国年间致力于西北地理研究的学者汪公亮就说：“张穆《蒙古游牧记》，穆于蒙古地理形势，与各部落历史，各盟旗状况，记述详尽。由元亡以后之历史，考察清朝蒙古之成因。态度忠实，为研究蒙古地理人文之先河。同时有何秋涛先生，较张穆年少。并以考据之学相契契。其校雠之精有《圣武亲征录》。其考证之精，有何秋涛《朔方备乘》八十卷，于西伯利亚、中亚之地，具有考证，其篇可举者，有北徼界碑……，皆述山川形势。其于西北地理，搜讨勤劬。以今日眼光观之，不无遗误之点。然晚近西北地理大家，不能不首推何先生也。”[12]（P602）张、何二人不但仍然关注西北史地，并且把西北史地向北部蒙古研究推进，其实在传统中蒙古学和西北学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大略回顾了清代的西北研究史之后，就可以看出来，鸦片战争前后，清政陵夷，国势日衰，外敌侵略，民族矛盾加深，故“嘉道以来，学人为经世致用，多究心边疆史地。其中对北方边疆历史地理研究较早的有祁韵士、徐松，稍后则以张穆、何秋涛成就较大”[13]。而且他们在学术上前承后继，相互提携。
除了这几个核心人物之外，他们周围还聚集了许多西北史地的热爱者，比如当时以“三反”着称于京师的沈垚。他于道光十五年入都馆于徐松家，而得闻“其地学之精”，并且第二年，在何绍基处结识张穆，并以自己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见示，“由是往来遂密”。[14]张穆曾在《落颿楼文稿序》中回忆到：“子敦留京师，为桐城姚伯昂总宪校国史地理志，寓内城，间旬出相访，则星伯先生为烹杨炊饼，召余共食，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余尝戏谓子敦，生鱼米之乡，而慕毳嗜麦；南人足不越关塞，而好指画山川；笃精汉学，而喜说宋辽金元史事，可谓‘三反’。子敦闻而轩渠。以为无以易也。”[14]张穆也很敬佩俞正燮，说：“穆颇多请益，理初赏之曰，‘惠不难，惠而能虚，虚而能入为难，因与订交。穆礼事之，尊为先生，不敢与齿也’”[15]。可以说，他们影响了不少京师学人，共同致力于边疆之学。
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以“西北之学”为纽带的，既体现在谈学论道中，又体现在学术的传承上。比如，祁韵士之子祁俊藻和张穆不但在学术上有所交往，而且祁韵士之女嫁给张穆兄，可谓一家人，承前启后把清代边疆研究相续，堪称佳话。张穆也正是在校核祁韵士着作的过程中，受到启发，而作《蒙古游牧记》，与祁韵士的藩部编年史书相辅；俞正燮、沈垚身后着作，也赖张穆的整理校订而行世。而张穆自己的着述却大多未及在生前刊行，而是身后“赖友朋弟子掎摭成编”。其《蒙古游牧记》后四卷由何秋涛续成；《 斋文集》则由何绍基委托张穆弟子，张、何二人的好友冯志沂的外甥吴氏兄弟编录而成，二书皆由祁寯藻为之出资刊行。而何秋涛整理张穆遗着，也对他学术的继承和启发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徐松和张穆推波助澜，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乾嘉考据引向祖国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的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之下，兴起了京师西北边疆研究的兴盛，既体现了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也体现了当时京师同人间的肝胆相照和密切合作。
三、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北京西北研究
19世纪晚期到民国时期边疆危机达到了极限，近代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也在京酝酿和发展。前边已经说了，中国地学会以及会刊《地学杂志》是边疆研究由近代向现在转变的代表性事件，这是因为“一批开始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和学术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边疆研究者）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集合于一个现代学术团体之中，从而向世人证明了新兴的中国现代地学研究、现代边疆研究逐渐出现了一次新的发展高潮”[16]。这主要是因为，《地学杂志》中包含着丰富的边疆内容，据李志徵统计，两期共计102篇，事关西北者近50篇，尤其以新疆为多[17]，实际上作者也只是举其大者，关于边疆各种形式的文章还有更多，涉及内容也极为广泛，大略包括：近代边界沿革及边患、边疆治理、古代边疆史地、边疆居民、边疆开发、边疆交通、边疆考察报告与游记等等，还包括边疆的地形、地质、地貌、矿产、资源调查以及边疆附近邻国的情况，所以，《地学杂志》在我国边疆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不断成立了不少近代边疆研究学术团体，同时边疆教育也得到了发展，在北京尤其体现在蒙藏和西北边疆的研究上。所以，现就以此两端为例，来回顾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北京边疆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几次国际合作西北考察，可以说，促进了国内西北考察力量的崛起和工作的开展，尤其1927年开始的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前后持续8年，被誉为中外科学家平等合作进行科学考察的先例，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方参加人员徐旭生、袁复礼、丁道衡、黄文弼等人在西北考察和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30年代，外国考察势力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尤其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为选择抗战和建国的根据地，政府和国人曾一度把目光集中在祖国的大西北，西安因确立为陪都，而促进了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营建工作，从而也引起了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纷纷前往西北进行考察的热潮；同时还成立了不少边疆研究和西北研究的团体，发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报导的刊物，极大的促进了边疆研究的开展，推动了近代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到来，从人员构成、组织形式和规模、研究内容等多方面而言，都可谓蔚为大观，都远远的超过了前一时期的西北研究。
截至抗战内迁之前，又可以称之为这一研究高潮的前半期，北京的边疆研究地位相当显着，既专门成立了一些研究边疆问题的社会团体，又多发行刊物宣传其宗旨和研究成果，并积极组织边疆考察等活动，以督促政府或带动国人加强对边疆问题的重视。经过笔者初步的统计整理，发行刊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其一，以“西北”为题的最多，约15种，从民国元年西北协进会创办的《西北杂志》开始，按照时间的先后大约包括1924年北京中华西北协会创办的《西北半月刊》（后改为《西北月刊》）、1925年北京西北周刊社创办的《西北周刊》、1929年北平西北文化促进会创办的《西北》半月刊、1931年北平西北研究社创办的《西北研究》、1932年北平中国大学西北斗争社创办的《西北斗争》、1932年北平西北协社创办的《西北言论》（抗战爆发后迁往西安继续出版，发行超过10年，为研究西北刊物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1933年北平西北公学创办的《西北》月刊、1934年北平西北春秋社创办的《西北春秋》、1936年北平西北中学西北周报社创办的《西北周报》、1936年北平西北论衡社创办的《西北论衡》、1937年北平新西北社创办的《新西北》以及1945年北京西北风半月刊社创办的《西北风》等等；其二，关于蒙古的刊物也较多，包括1930年的《蒙古月刊》、《满蒙月刊》、《蒙古》以及1934年的《新蒙古》月刊等；其三，包括以“边疆”为题的刊物，如1924年北平筹边协会编辑的《边事》、1930年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边声社发行的《边声》以及1948年北平中国边疆月刊社编辑的《中国边疆》等，以及涉及边疆研究的其他学术机构刊物和综合报刊多种，最为着名的有《地学杂志》、《禹贡》、《中央亚细亚》、《新亚细亚》等等；其四，还有一些题名具体边疆地名的刊物，比如1937年的《帕米尔》月刊等等。通过这份梳理工作，而知以“西北”为题的刊物远远高于其他形式的边疆刊物；同时西北旅京人士一直都在热切关注着西北的处境而致力于边事的研究和报导，他们也创办了不少刊物，比如汉中十二邑旅平同乡会的《励进》、城固旅平同学会编印的《正鹄》、甘肃籍学生创办的《新陇》、洮阳旅京同乡会创办的《洮阳》和《民间》、陇东留平学生会创办的《泾涛》、陇南留平同学会《陇南卯铃》，以及《新地》、《陇衡》、《实业革命》等等，而影响最大者为3种题名“西北”的刊物，也是由西北人士所创办，即《西北春秋》、《西北斗争》、《新西北》。
除了刊物发行之外，专门研究边疆学术问题团体的成立，是为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重要特点。有关西北者，与发行期刊相关的团体北平就有西北协进会、西北协社、西北公学社、西北春秋社、西北论衡社等等。此外，一些着名高校还成了专门的边疆研究机构，成为边疆研究的主要力量之一，比如清华大学有“边疆研究会”，1928年12月成立，由清华教职员和学生组织，50多人，主要包括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冯友兰、吴之椿、杨振声、罗志希等人，包括“康藏”、“东三省”等小组，各组制定研究课题和计划18；燕京大学有“燕大边疆问题研究会”，1936年9月，由顾颉刚和冯家升等先生发起，进行研究、调查、宣传、交际、总务等，同时邀请许多知名人士到会讲演青海、西藏、云南、西北、新疆等边疆问题，并于1938年前后主要有教育部组织甘肃科学馆和燕京大学等单位在甘南拉卜楞等地的巡回施教团，直到1943年燕京大学还组织过边疆考察团；北平大学也是主要的阵地之一，法学院师生有《边声》刊物的发行。而集大成者，应该数北平大学、辅仁大学以及燕京大学于1934年在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成立的禹贡学会，一方面发行《禹贡半月刊》，重视边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尤其体现在8个关于边疆问题的专号，如包括西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察绥专号、回教专号；另一方面还组织边疆调查活动，以及边疆书籍的整理出版工作，由此而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培养了大批的边疆学人，解放后仍为我国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成员。此外，30年代前后，北平私立朝阳大学和迁平的东北大学均有边政学系之设，中国大学商学院设有边疆经济学系，纷纷开展了关于包括西北在内的边疆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活动。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清朝嘉道咸之际以及民国西北研究热潮的回顾，可以看出，抗战内迁以前，北京一直都是西北问题研究的中心，而且北京的北部边疆研究成为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组成部分。其实，不只是西北研究如此，由于边疆问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及首都性质的特殊性，其他边疆研究和京师之间也总是存在着非常敏感的关联。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的北京，总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以及边疆多事之秋，因政府的导向，以及学人和社会各界所负有的忧患意识，自然而然的都会密切关注祖国的边疆问题，既求“治学”也谋“治世”。当然，也不只是危难时刻，就在今天和平建设时期，边疆问题依然不可忽视，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依然关系重大，比如为了更好地配合和推动新时期西部大开发进程，许多边疆问题依然有待于更加深入的调查和研究，首都人士仍应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但在政策开发上要给予极大的支持，而且在实施开发的科学、技术、人力等资源的开发也应该给予切实的支持。近些年来，一些在京学者对当代“边疆学”的构建和努力就是很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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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