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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孔飞力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课题———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

孔飞力（Alden Kuhn）是美国着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着称。从上世纪+,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对于孔飞力这一研究动向，国内尚罕有涉及，本文对此作一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研究的缘起
笔者认为，孔飞力对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主要缘于这样三个因素：首先，回应所谓的“中国的冲击”言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两个部分。自15—世纪起，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移民的进程大大加快，到了世纪后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有相当大的数量，在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华侨聚居区。其足迹从东南亚扩展到各大洲，故有“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人烟处就有华人”之说。至20世纪末，华侨的总数大约32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国际移民中引人注目的人群，在社会各领域日益显露影响力。面对海外华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孔飞力指出：“‘西方的冲击’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冲击’却少有论及。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冲击’，又是别的什么呢？”孔飞力的所谓“中国的冲击”，主要是指华人在海外定居、发展甚至主宰某些地区经济的一种强大能力。“中国的冲击”，是使孔飞力把研究领域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史、政治史拓展到海外华人移民史的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超越“中国中心观”的局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年轻一辈学者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衍生的“传统—近代”、“帝国主义”模式提出了批判，形成了一股要求从中国社会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潮，即“中国中心观”。但近年来，“中国中心观”又在美国中国学领域引起了一股批评和反思的思潮。例如，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用双向和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将中国研究置于世界历史的宽阔背景之下，这就很难以“中国中心观”概括。“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柯文本人也对“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作了反思：“如果把中国置于东亚或亚洲地区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又或者关注中国境内的非汉人群体的行为和思想或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些课题都质疑‘中国中心观’的局限。”
在这股反思浪潮中，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构成对“中国中心观”最直接的冲击。近年来，研究中国海外移民的论着数量惊人，学者们尝试用一些新的概念工具去研究这些课题。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显然与这一学术发展趋势有关。例如孔飞力在其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以“历史生态学”（historical ecclogy）一词概括海外移民的过程。华人在海外定居，不论暂时还是永久，即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陈述对他们来说仍然根深蒂固，他们也会被整合到当地的历史中去。在孔飞力看来，这个过程很难用单一的民族或文化视角来掌握。
第三，延伸其重视人口问题的学术思路。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人口问题始终是孔飞力立论的重要依据。例如，在分析太平天国以及其他晚清动乱的起源时，孔飞力就非常重视人口因素的影响，断言人口压力是晚清动乱的根源，认为“人口压力的后果通过清代的大量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而在十八世纪初年起就已出现，人口不断涌入的地区一般最容易发生叛乱。”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中认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移民浪潮是“盛世妖术”恐慌爆发的原因之一。人口向下移动的特殊群体———游方僧、乞丐，成为人口压力的牺牲品。另外，18世纪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关于“叫魂”的流言，便是伴随着人口的大量迁徙往来而迅速传播和扭曲的。
在孔飞力的历史观中，人口流动因素占据重要位置，但以往还仅是论据之一，并非研究专题，且主要指国内移民。然而，面对上述前两种因素的影响，孔飞力逐渐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作为新的研究课题。1996年3月1日，他在康乃尔大学作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的演讲，此后，孔飞力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近年来他在美国、澳洲、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演讲，基本上也都围绕海外华人移民史。
主要学术观点
孔飞力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其中一些观点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对“祖国”概念的辨析。“祖国”是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常使用的概念，但其含义很多人却概述不清。因此，孔飞力对“祖国”的概念首先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使用“祖国”概念，要力戒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种族本质论”，以为海外华人具有先天的不可更改的种族特性，它使海外华人具有文化特殊性，妨碍他们融进所移居的社会；另一种是所谓“大中国”观，认为海外华人通过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将祖国扩张到世界舞台上。孔飞力认为这种观念最可怕的是导致“黄祸论”。“大中国”观的假设，常使海外华人华裔对移居国的忠诚性受到怀疑，从而陷于危险的境地。
在近现代史上，每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不景气，“黄祸论”便会沉渣泛起，华人经济的成功，及其与祖国的天然联系，被借题发挥为种族主义的错误观点，似乎中国在借海外华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孔飞力根本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祖国”这一概念是复杂而变动的。从客观方面讲，“祖国”对海外移民有双重的影响：“移民在祖国获得的历史经验教会了移民在海外生存的有用技能；但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一个逐步实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出现，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海外移民构成了某种影响。”从主观方面看，“祖国”又是心存于海外华人心中的各种主观想象。笔者认为，要辨证地看待上述概念。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和平统一，是“一个中国”原则。海外华人华裔心向祖国，期盼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大中国”情节，无可厚非。中国的和平崛起，绝非“黄祸”。孔飞力反对“黄祸论”是正确的，但有些方面则失之偏颇。因此，对待孔飞力的研究要有一个理性、辩证的态度。
其次，是海外移民史与国内移民史密不可分。在一般人看来，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似乎只涉及华人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但孔飞力却认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中国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过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虑，是孔飞力的一个基本立场。正因如此，孔飞力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所谓“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着名中心商业城市，如厦门、广州，它们是输送海外移民的“中转站”。在那里，乡野村夫告别了乡村生活习惯，积累在城市生活的经验，学会谋生技巧及各种生活的知识。
不少人把海外华人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归于他们有天生的“经商才能”，孔飞力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海外移民在这所“移民学校”获得的与其说是“历史资本”，不如说是“文化资本”。孔飞力对“历史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区别作了具体分析。“这些经验我称之为‘历史资本’，而不是‘文化资本’，因为‘历史资本’这一术语代表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历史经验，而‘文化资本’据称是一个古老的、永恒不变的‘中国文化’”。他认为“历史资本”也不是某种一经形成就永久不变的“中国性”。孔飞力宣称，之所以偏好使用“历史资本”而非“文化资本”，是因为前者“考虑到了中国历史不断变动的各种条件，而不是就考虑所谓中国文化的‘特征’。”总之，孔飞力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说明海外华人的商业成功。因为，正是17世纪以来中国内部的商业化、城市化，使华人具备了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这是后天获得的历史经验，而非先天具备的文化特质。这种观察视角的确比先入为主地从文化传统入手，更具说服力。不过，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比较强调移民的文化人格和国民性的作用，新儒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视儒家伦理为海外华人的文化基因，显然，孔飞力以“历史资本”反“文化资本”，是有意与二者商榷。
再次，是对海外移民精英的身份认证和泛华运动的新理解。孔飞力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中，历来十分注重研究绅士———社会精英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海外移民史问题上，他仍然关注社会精英这一群体。不过，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精英不再是拥有功名的绅士，而是华商。在“天高皇帝远”的海外，华人精英们以何种方式确认自身领袖地位，是孔飞力着力研究的一个问题。
孔飞力认为海外华人精英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其地位的确认。其一，通过强调祖国”意识来超越方言、区域集团的界限。其二，通过捐款给慈善事业和教育，获得当局颁发的各种头衔。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中国政府也开始向东南亚的富商们出售官衔，以筹集赈灾善款。这种追求身份认证的结果，就是泛华运动的兴起。所谓泛华运动，是指在12世纪上半叶，由东南亚华人精英领导的，倡导华语教育、兴办华文学校、建立华商总会、提倡华种意识的运动。
孔飞力对泛华运动的背景进行了解剖。他认为，泛华运动和泛华意识的形成，首先是因为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和改良运动激发了华人精英对祖国的热情。其次，在与欧洲经济的竞争中，由于华侨分割成不同的方言集团，导致华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现实刺激着有识之士倡导泛华运动，呼吁建立整个南洋的华商总会，摈弃方言、区域、职业的界限，联合起来与外族竞争。再次，华人精英们坚定地捍卫华文教育，是因为“他们将华文学校的存在看作是华人社会和他们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孔飞力认为，使泛华运动遭到英国殖民当局及其后继者的镇压，原因有三点：其一，“从殖民者的观点来看，这种不信任是很有根据的，因为新泛华运动的精英们和来自中国本身的反帝国主义的观念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其二，泛华运动的中国文化沙文主义，为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以为破坏了多元种族国家的平衡；其三，泛华运动具有的与中国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使英国殖民当局及其后继者怀疑其对移居国的忠诚，视为“中国威胁”。
孔飞力深刻总结了泛华运动的双重后果。从积极方面讲，泛华运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具有社团甚至地区影响力的华人领袖，如陈嘉庚。但从消极方面看，泛华运动又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社会—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使得华人在新加坡这个被其领导人称为多元种族的国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国家中倍受排挤。在东南亚，“华侨”一词至今仍具敏感性，他们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常为排华运动之口实。孔飞力力图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解释这一复杂的有关身份认同、民族感情、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的难题，他提出“精英身份认证”概念，突破了“爱国华侨”的固定研究思路。他关于泛华运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东南亚排华运动的复杂根源。
总之，笔者认为，孔飞力的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体现了近年来美国中国学界反思“中国中心观”的新思潮，也是这一思潮的重要代表。孔飞力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体现了其将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努力。他采取年鉴学派长时段和跨学科的方法，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打破单纯从经济、政治（革命）两方面将“海外华人史”等同于“海外华侨史”的常规，还将东南亚移民与北美移民的经验加以比较，都是值得借鉴的。当然，由于价值观局限，孔飞力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对此，我们应辩证地看待。
（资料来源：《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2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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