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朱寰、赵德贵：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可以相得益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世界历史-朱寰、赵德贵：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可以相得益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朱寰、赵德贵：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可以相得益彰

世界历史-朱寰、赵德贵：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可以相得益彰
朱寰（右），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26年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历任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为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主编《世界通史》（中古分册，1962年）、《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1994年，与马克垚合编）等，主持古罗斯编年史《往年纪事》等着作的译校工作，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各方面为我国世界史学科作出了突出贡献。
赵德贵（左），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26年生于黑龙江省林甸。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长期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工作。一生致力于中国古籍整理工作，与李洵等合作主持点校的《八旗通志初集》（254卷，1986年）、《钦定八旗通志》（356卷，1999年）等，深受学界重视。
朱寰、赵德贵是一对让人景仰的学者伉俪，同样生于1926年，皆已87岁，但仍思维缜密，记忆力惊人。两位先生一生矢志中西史学，为中国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记者进门时，赵先生正伏案工作，进行着《钦定八旗通志》的校点工作。朱先生则步伐敏捷地从书房中走出，手里还拿着一沓资料。在茶香袅袅中，两位先生向记者讲起了各自的治学之路。

世界历史-朱寰、赵德贵：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可以相得益彰
1 分治中西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两位先生各自是如何走上治学道路的？
朱寰：我家世代都是东北人，且是教师世家，我从小就向往当一名教师。1947年我在“国立长春大学”俄文专业学习，当时学校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我想到我们在东北沦陷区受了14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应该选学些历史学方面的课程，但由于时局变化，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到达解放区后，我开始师从史学家郭守田先生，学习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1951年我留校任教，开始从事世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赵德贵：1945年冬，中共中央决定由延安大学抽出部分教师和干部创办东北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1946年初，东北大学在辽宁本溪创建，并从1948年秋开始逐渐趋于正规化。当时的东北大学没有独立的历史系，设立史地系，我是第三期学生，朱寰是第一期，我们就是在学生时代相识的。我本科还没有毕业，东北大学就设立了研究生班。我进入此班并师从史学家李洵先生，开始走向研究清史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朱先生，从您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当时处于国内外局势的大变革时期，您是如何择定并为党领导的学术事业奋斗至今的？
朱寰：回想起青年时期的往事，感慨良多。国家命运在决战，个人前途须抉择。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战争爆发，学校里进步与反动两派学生的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着。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经批准组建进步的学生运动组织“新文化行动同盟”。1948年4月底，我辗转到达解放区，并被分配到位于今天吉林市的东北大学继续学习。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东北大学于1948年秋成立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的智建中院长找我谈话时说，外语是学习外国的工具，你留在东北大学学习外国历史，入史地系吧。后来史地系一分为二，我又选择了历史系。在历史系，杨公骥、陈元晖、智建中、郭守田、刘祚昌等先生的教诲，我一生铭记。特别是讲授新民主主义论的张松如教授，他把新民主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阶级基础、具体内容、发展趋势、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等，讲得清清楚楚，这门课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课，又是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历史课。由于个人的人生经历以及受这些先生的教诲和影响，我走上了为党和人民的学术事业奋斗终生的道路。
2 广博有度而精专无限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位先生虽然都是史学家，但朱先生治世界史，赵先生治清史。二位平时在学术上都有哪些交流？这些交流对各自的治学有哪些助益？
朱寰：在学术研究上，我们的确是相互支持、相互请教。我学习俄语，研究世界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世界。她做中国古籍资料整理，研究明清史，汉语功底比我深厚。我在世界史中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她的帮助，她研究中国历史需史学基础理论答疑解惑时又得到我的支持。
赵德贵：我与朱寰经常就历史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交流讨论，他研究世界中世纪史，我最初开始研究的是隋唐至明清史，在研究中我们会就中外封建制度交换彼此的看法。理论学习在历史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理论指导，对一些历史问题、历史现象只能看到表面，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受朱寰的影响，我将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国史研究上，受到很多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朱先生治学的主要领域有哪些？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眼中的治学之道。
朱寰：我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迄今已六十载有余，在此期间对历史理论和方法研究、封建制度研究、海路大通和文明转型研究、俄国史研究、史学动态研究有过一些思考。古今学术界对于治学之道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广博，一种主张精专。二者各执一词，我却认为两种主张并不矛盾。广博是在专业范围内力求广博，精专也非一孔之功，而是对专业深耕细作。人的精力有限，广博有度，而精专无限。治学之道，就是应该在广博的基础上力求精专，在精专的指导下务求广博。
3 编写我们自己的世界历史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报》：朱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的亲历者，请您简要谈谈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与其他学科相比，世界史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您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怎么看？
朱寰：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建设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历史学科中没有世界史，除中国史外，只有英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或是东洋史、西洋史等地区史，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门史。各大学从未开设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世界史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指示各大学历史系要开设世界历史课程。1952年，成仿吾先生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对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作出一系列部署。根据部署，世界史教研室开会决定：第一，合作翻译苏联大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各种教材和参考资料，供教师和学生参考使用；第二，收集和研究欧美诸国大学教科书和其他历史专着；第三，准备着手编写我们自己的世界历史教材。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十年里，我们世界历史学科的教师就是在为完成这三项任务而奋斗。
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创办初期，教材编撰一直是学科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195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有关专业教师，编撰适合我国高等学校需要的文科教材，为此特设“文科教材办公室”，附属于教育部。世界历史是新建的学科，自然成为文科教材建设的重点之一。这项建设工作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世界通史》各段教材的编修工作，其次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的选编和翻译工作。
1962年，我国自己编撰的《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到90年代，世界历史学科经过了40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发展，第一部《世界通史》教材也已经使用了30多年，国家教委认为有必要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国内外先进科研成果，重新编写一部高校文科世界历史教材，于是委托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任全书主编，组织一个新班子进行编撰工作。这一部吴齐本《世界史》编撰工作于1994年完成。从周吴本《世界通史》的问世到吴齐本《世界史》的编撰出版，体现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突出贡献。
4 古籍整理是“救书、救人、救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初，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时介绍，该所汉学家维亚特金父子等学者接力完成了中国史学名着《史记》十卷本的翻译工作，而朱先生翻译的《往年纪事》是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东北师大世界史学术团队为什么选择整理翻译这部古籍？
朱寰：《往年纪事》是基辅罗斯最早而又最有价值的一部编年史书，是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平原各族人民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它在俄国历史学上的地位与中国的《史记》有些相似。在这部基本上按年代顺序编写的历史着作中，着重讲述了9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的东斯拉夫人和古罗斯国家的历史，是研究古罗斯历史、东欧国际关系史和俄国东正教历史的珍贵资料。此书在我国曾有译本，但我们对照原文发现谬误太多，难以符合翻译经典之作的要求，翻译《往年纪事》成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历史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确定下来的任务。由于书中注释引用了很多古俄文，翻译难度较大，为更加准确地翻译此书，学校特派胡敦伟教授到莫斯科大学进修古俄语。原书的注释对理解编年史的原文很有帮助，因此将原书一千多条注释也全部译了出来。这是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密切合作的结晶，绝不亚于当年苏联学者对中国《史记》的翻译，质量有所保证，并能反映原着风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先生，您与李洵先生等合作主持点校的《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两书，为清史研究、东北史研究等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史料？
赵德贵：《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是研究八旗制度的基本资料，而八旗制度又是清代社会的根本制度，也必然是满族史、清史研究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在某些档案、文书已经散佚的情况下，这两本书的史料价值尤为珍贵。《八旗通志初集》内容记事始于满族兴起、八旗制度创立，止于雍正十三年（1735），书内除采用《清实录》、《清会典》等官书资料外，还大量采摘了档案、文书资料，编纂方法基本上是截取原文，分类、逐项、按年排列，且多注明出处。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朝开始修撰《四库全书》，在录入《八旗通志初集》时，乾隆皇帝认为对该书的修订“是抄史，非修史矣”，将其驳回令重新辑订，重纂本于乾隆末年进呈，获钦准，所以称其为《钦定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内容上限与《八旗通志初集》相同，下限延续至乾隆六十年，是在对《初集》的精校基础上，调纲换目，增删内容，勒成新编。可以说，《初集》是一部八旗资料长编，《钦定》是系统完整、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资料详审、自成一家的八旗专志。
《中国社会科学报》：赵先生对于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有什么建议？
赵德贵：古籍整理是一项“救书、救人、救学科”的重要工作。看似容易，做起来难。从校勘来说，其目的是找出古籍在文字上的脱、衍、倒、错，加以纠正，并校出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差异。如果发现出入，就存在一个如何定是非的问题。定得准，便能达到校勘目的，否则就是“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分段、标点是古籍整理中一项不可缺少的步骤，工作量极大。将新式标点应用在古籍上，也是一个定是非的问题。从点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看来，点校人员应具备相当的古汉语水平、历史专业水平，并具有一定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年磨一剑”，真正做好古籍整理工作却需要几十年的耐心与磨炼。整理古籍是为了抢救古籍，在做古籍整理工作时，应在剔除原书错误的基础上，尽力保持原书面貌，不能因为点校的差误，给古籍带来新的错误，贻误读者。
5 从定义世界史体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世界历史-朱寰、赵德贵：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可以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科学报》：朱先生，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朱寰：我认为对世界史的认识过程就存在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此问题，我想举例说明。1960年夏，《世界通史》编写组召集国内数十名专家学者，讨论《世界史》教材大纲和教材初稿。会上关于世界史的定义就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世界史是本国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有人认为，世界史是各地区史的综合，各大洲的历史加到一起，就是整个世界史。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一时难以判断，但基本没有反映世界史问题的本质。
会后我去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想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史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查到的观点中，有一条让我感到难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为解决此疑惑，我向吴于廑先生请教。吴先生说，历史学是研究什么的？是研究已经过去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是现实，到了明天这个社会现实就变成历史。有今天的现实社会才有明天的社会历史。有国家、民族范围的现实社会，才有国家史和民族史。一定地区内的国家和民族的社会，通过彼此交往和交流，逐渐联系密切，从而形成地区史，如东亚史、南亚史、欧洲史等，地区是局部世界，也可以称为局部世界史。人类社会在早期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因为人与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生产力水平低下，相互联系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不可能形成整体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整体世界史。
所以马克思这句话的上半句是说，真正的统一整体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下半句是说，作为整体世界史学所反映的历史实际，是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通过现代化的大生产，世界上所有民族联系加强了，才能逐步形成统一整体，成为整体世界史学产生的客观基础。由此，我对世界史的概念有了基本认识，并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我培养博士研究生，首先要求的就是他们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两位先生今年都已经87岁高龄，请问你们现在还在从事哪些学术工作？
朱寰：我现在一方面继续带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还要主编《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此书所研究的课题是“亚欧诸国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问题，就是由传统的封闭的封建农业文明社会过渡到开放的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必须实现两个转型：社会转型和文明转型。所研究的内容就是亚欧诸国如何实现这两个转型。此外，我承担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项目《世界古代史》分为上古史和中古史两卷，约50万字，初稿已完成，正在进一步修改中。
赵德贵：我现在主要做的还是《钦定八旗通志》的校点工作。东北师范大学计划将《八旗通志初集》与《钦定八旗通志》两部书合成一套出版，我现在校点的是注释部分。下一步目标是准备写一篇有关于“八旗制度”的论文，还计划将我的经历、学术历程写成一本回忆录。我们年纪大了，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为后人服务。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主任王晋新教授给予此次采访大力支持，在此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