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反映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部信史——评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反映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部信史——评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反映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部信史——评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李 文 海
原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虽然20世纪刚过去十年,但这百年的历史内容如此丰富,社会变革如此急剧,要深刻了解它的全貌,实在不容易。借助历史学家的慧眼,读一部真实反映20世纪历史的着作,不失为一个较佳的选择。
金冲及同志正是这样一位可以信赖的历史学家。《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史纲》)是他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写成的新着。在书中,他将20世纪“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以此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线索,特别是中华民族怎样从深重苦难中重新站立起来、又怎样大步走向复兴的基本历程”。
这是一部真实再现中国百年巨变的信史。能够当得起这样的评论,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历史叙述的准确有据;一是历史评判的客观公允。
一、历史场景的鲜活复原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按照《史纲》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1]因此,《史纲》的主要内容,就是具体回答这一个世纪中国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为了推动变革,中国人民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作出了怎样的奋斗和牺牲?
《史纲》以一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为基本线索,展开对百年历史的具体描述。书中引用的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大量引用了过去尚未公开发表过的珍贵资料,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记录、插话记录,在一些文件上的批语,还有一些内部信件和“未刊稿”等,这不仅大大加强了书的可读性,更增加了这部书的可信度。
真实再现历史是许多历史学家的不懈追求,这个过程往往充满艰辛,且结果不一定尽如人意。因为这首先要有可靠的历史资料,其次还要求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既不能主观臆造,也不能随意曲解。但是,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如果只是胡乱抽出个别事实, 罗列一般例子,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真相,有时会起完全相反的作用。所以列宁强调,必须“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因此,如何选择和甄别历史资料,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出,《史纲》作者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经常用事件当事人的讲话、日记、回忆录等,同官方的或传媒的资料相印证,然后再确定哪些是可信的,是符合实际的。如在论述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时,引用了吴玉章、罗振玉、雷沛鸿等人记述自己切身感受的文字;在谈到五四运动的经过及影响时,引用了瞿秋白、许德珩、杨晦、沈雁冰、邓颖超等人的回忆。特别是在一些事实真相并不为公众尽知的问题上,更注意资料选择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如在论述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是怎样爆发的问题时,引用了蒋介石的讲话、批示,陈诚的密陈,何应钦的计划和起草“剿共计划”的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及张发奎的回忆,这样,事情的本来面目就纤毫无隐了。
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努力探求某种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大大提高了《史纲》在揭示历史真相方面的深度。例如,在讲到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会出现军阀统治,北伐战争为什么能够顺利地发展,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风暴为什么能猛烈地展开等等这些问题时,该书都强调必须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原因中去找寻答案。“这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有着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的深刻社会原因”。离开了社会的大背景,“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展便无法理解”。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侵略步骤都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相联系,如“九一八事变,是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华北事变,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英美在远东一意对日妥协。日本把它看作扩大对华侵略的大好时机”;七七事变,“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既有国际的大背景,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对华侵略必然要跨出的一大步”。正是注意对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的分析,才使得读者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更加真切的认识。
即使在一些看似关联不甚明显的历史事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难以分割的因果关系。这里也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甲午战争中,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淮军除聂士成等部外也丧失殆尽”,“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这种情况竟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另一个例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列强有权在北京至渤海地区驻军。《史纲》指出,“这一条关系重大。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使用的军队就是根据这个条约早已盘踞在平津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屯军’”。这些以往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其实是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内容。
客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可时下许多史学着作,虽然严谨,却把历史变得干巴巴的,枯燥乏味,晦涩难懂。《史纲》在纠正这种弊端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和尝试。譬如,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怎样从“速战速决”到战略相持再到最后失败?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怎样从获得民众的热切期待到天怒人怨,民心丧尽?对这些重大问题,《史纲》全然不依靠繁琐的概念堆砌、简单的逻辑推演,作抽象的空洞说教,而是通过一件件历史事实的描绘,为读者勾画出一条清晰的演变线索。通过具体的历史情节以更好地反映历史真相,我们也许可以再举一个颇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史纲》在讲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病情。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病重,《史纲》用近八百字描述这次发病的情况。以后又多次提到他的病情,甚至包括在党的十大开幕式散会时,毛泽东站不起来,不明真相的代表们鼓掌欢呼十分钟,最后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毛泽东目送代表退场的细节,也如实地作了描述。这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笔墨。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同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对当时发生的有些问题也许就难以索解,至少也会影响作出更深切、更合乎情理的判断。1972年5月,周恩来确诊患有膀胱癌,《史纲》同样用了不少篇幅讲到他的病,特别强调他“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甚至列出了1974年1月至5月每天工作多少小时的具体数据。[3]这些客观记录,其实比任何语言都更有感染力地反映了周恩来总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德。
二、历史现象的理性评析
什么样的史学着作称得上是“实录”,即真实的记录?汉代班固曾提出两个条件。其一要“其文直,其事核”,即叙事要质朴、确切;其二“不虚美,不隐恶”,即评论要客观、公允。[4]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果褒贬失当,好恶任意,就会远离历史的真实。《史纲》在此方面做得怎样呢?
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往往存在着多重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表现和影响,在两种对立的不同质的事物之间也常常会有着多种中间的层次。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史纲》作者一点没有忽略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在谈到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时,作者指出:“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需要经过某些迂回和曲折,一种新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这样。”在论及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时强调:“立宪派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支中间派的力量”,“他们有着明显的两重性,各人的情况和各个时期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来作出评断”。对待历史现象的这样一种辩证的态度,贯穿在全书的各个方面。
拿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的评论为例。《史纲》指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蛮横行为也感到愤怒”。“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曾多次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愤慨”。这是蒋介石能够始终留在抗战阵营的重要原因,也是同汪精卫之流的汉奸的根本区别。但是,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使得蒋介石在长时期内对日一直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第一,是他“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而且总是害怕民众力量起来会威胁他们的统治。这样,面对着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自然怀着极大的恐惧感,觉得自己根本无力同它相抗衡”。第二,他“把消灭共产党看作比抵抗日本侵略更重要得多的事”。所谓“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始终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不放。即使在下决心抗战之后,只要对日战事稍有缓和,就立即制造摩擦,甚至发动反共高潮。
只有对蒋介石作这样全面的观察,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有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以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必须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的缘故。后来,当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后,虽然仍始终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史纲》还是实事求是地指出,“蒋介石也有两个可取的地方:一是他不甘心完全受美国政府的摆布,同美国存在矛盾”。他拒绝美国想使中国的海峡两岸长期分裂的主张。“二是他一直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活动”。我想,这才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蒋介石。
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才能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受到某些假象的欺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先是袁世凯帝制自为,接着是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于是有人发出了疑问,说是清朝虽然已经腐朽,但“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辛亥革命“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他们认为,这正是辛亥革命“搞糟了”的有力证明。对此,《史纲》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指出:民国成立后,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野蛮的北洋军阀统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经历了辛亥革命风暴的猛烈冲击后,旧社会势力原有的一整套统治秩序和统治方法已被打乱,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已经摇摇欲坠的支配地位,只能依仗更加赤裸裸的军队暴力来镇压反对力量”。“它反映了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的统一也难以维持”。“这是新旧交替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段曲折”。在黑暗的后面,黎明的曙光就要到来了。
三、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
一部优秀的史学着作,不但要真实地描述历史,客观地评析历史,还应该努力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所谓规律,实际是指历史现象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主导趋势。
《历史的启示》是《史纲》的最后一章,着重讨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特别发人深省的问题,包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在不断探索中前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这五个问题,不但抓住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还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了20世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开始不断沉沦,同时也开始了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经过109年时间,建立了新中国。从那时起再过100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要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意味着将要基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我们的民族从沉沦到复兴,将会整整经过200年时间。而20世纪则是民族复兴的最关键的历史阶段。20世纪的上半叶,民族复兴的内容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尤其是把挽救民族危亡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面对的种种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大家清楚地看到:离开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根本谈不上的”。新中国的成立跨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但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因为政治上虽然赢得了独立,经济上却依然十分落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需要花极大的努力。20世纪的后半期便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近年来史学界讨论颇多的一个热门话题。革命同现代化二者究竟是统一的,还是相互矛盾对立的? 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民主要从事革命斗争,是不是走入误区或走了弯路?革命只起破坏作用,还是为建设创造必要前提?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也就谈不上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正确的了解。其实,这些问题,中国人民百年的实践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时候,当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奋起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呢?”“尽管革命变革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同它比拟的,并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革命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而不相容的: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需要革命来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就是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许还可以补充一句,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最初起步,近代意义的革命也会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史纲》强调,“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5]为什么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会遇到如此多的困难?会经历如此多的曲折?会产生如此多的失误?除了客观的社会条件之外,与主观上由于没有固有的成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一切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有很大的关系。清人陈弘谋说:“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6]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意思无非是说,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是非得失,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设身处地去进行分析,考虑到种种复杂的因素,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达到的认识去要求前人。当然,对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决不能回避掩饰,敷衍塞责,应该严肃认真地加以总结,使惨痛教训转化成继续前进的精神财富。《史纲》在谈到八七会议时,特别引用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的一段话:“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地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史纲》在有关反右派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等章节,都用了不小的篇幅分析这些历史悲剧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以及造成的危害,表明了作者对待历史郑重负责的态度。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是上文所说艰苦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事实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客观规律,也是在反复实践中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只是在各种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和发展道路统统碰壁之后,人们才选定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只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挫折之后,才认识到必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的社会主义才具有生机勃勃的强大生命力。回顾百年历程,《史纲》强调,上述问题的解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不是靠其他政治力量领导得到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力量,是20世纪中国历史客观进程的结果”。[7]在中国,农民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表明单纯依靠他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封建阶级曾经掌握着统治权力,但在近代历史上的全部表现表明,他们是历史发展的阻碍力量,包括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在内的某些改革活动,虽然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并不能为中国找到出路;资产阶级为近代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却也无力挽救国家的危亡,领导民族的振兴。事实证明,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0世纪的历史是如此丰富,要想在一部书中巨细无遗地统统写出来,实在是无法做到的。作者把自己的书叫做《史纲》,就表明这部书只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纲要”,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免为某些重要问题的缺漏而感到某种不足和遗憾。例如,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20世纪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能忽略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历史变革的状况。但是,《史纲》只是在少数涉及与大陆关系的几个地方,讲到它们,如抗美援朝时的台湾,“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台湾问题及香港、澳门的回归,至于这些地区在整个20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状况,百年间的发展变化,则没有用一定的篇幅加以叙述和介绍,在整个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这些地区的活动和反映,也缺少必要的交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中不足。
[1]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引言”、第1371页。
[2]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364页。
[3] 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40、383、340、372、404、11、37、1079页。
[4] 《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2738页。
[5]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353—1354、1358—1359、1361页。
[6] 陈弘谋:《从政遗规》卷上,金华:国民出版社, 1940年,第24页。
[7]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307、1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