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熔小历史与大历史于一体的知识体系重构——读钱茂伟《史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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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熔小历史与大历史于一体的知识体系重构——读钱茂伟《史学通论》


熔小历史与大历史于一体的知识体系重构
———读钱茂伟《史学通论》
王瑞 《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
[摘要]钱茂伟着《史学通论》是一部在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与史学理念指导下,力图通过新的理解方式建构而出的、能反映本世纪初十年学术水准的通识教育读本。该书聚焦于以小历史为核心的公众史学,并以此为重心建构知识系统,反映出公民时代大众史观的觉醒。由小历史而大历史,由历史书写而历史研究,由史学实践而史学理论,《史学通论》建立起一种内涵与功能更为全面的普遍历史学,建构了一种与公众生活更加贴近的史学概论知识体系。
[关键词]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公众史学;小历史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概论教材建设已走过上百年历程。时至今日,面对多种版本、多样风格的相关教材,还有必要再增加一部吗?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所着《史学通论》的出现,对此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一 聚焦以小历史为核心的公众史学
在钱教授看来,历史学是一种学科知识体系,史学概论则是关于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教育知识体系。《史学通论》与前人所撰史学概论的不同,集中体现在知识重心的迁移与扩充。它以小历史补大历史之不足,以历史书写补历史研究之不足,期望借此能有所改观中国社会对历史学的“成见”,进而将史学从史学工作者的狭小领地,推广向全社会,把史学从职业人员的“小众之学”,发展成为与人人相关的大众之学。
《史学通论》作为史学概论教材家族中的新成员,它在知识重心上的迁移与扩充,反映了当代史学理念更新的动向,即紧密切合时代的需要,以小历史为主体,向大众史学迈进,广泛提升公民的历史素养。时代与学术思想的嬗变总是迭相推进的。《史学通论》不再以培养史学专才为要务,而以深化人文通识教育为鹄的。可以说,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产物。钱教授作为一位具有深切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政府控制社会的传统国家时期已化作过往,公民控制政府乃时代之大势所趋。然自20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臣民意识”并没有随着封建政权结构的瓦解而消解,尽管国家早已赋予民众以公民的权利,民众的权利意识亦于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并持续发展,但从社会心理层面上来说,中国目前仍处于向全面公民社会迈进的转型期。针对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钱教授提出,要实现由“臣民”到“公民”的内在素质提升,必须经由通识教育[①]这座桥梁。《史学通论》之“通”一语双关,全书共15章计30余万字,不仅通论有关历史与历史学、历史书写、历史认知、历史运用类型的理论和方法,尤其重视在普及史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小历史书写为核心,深化通识教育,提升民众的人文素养,为推动社会的合理发展贡献出一份知识分子的学力。
时代的变化呼唤学术理念的更新,正是钱教授的“公民历史素质教育观”决定了《史学通论》的重要转向,即将学术视角自大历史与精英史观下移,定位到小历史与公众史学上。这一转向令该书不得不打破以往史学概论的书写范式,而切合其独特的撰述宗旨与理论重心来重新设计、安排,从而建构起别具一格的学理体系。大、小历史原指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微观历史即“历史的细节”或“局部的历史”。《史学通论》论大、小历史,则从书写单位上分野,把小历史界定为“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主要包括“个人史、家庭(家族)史、乡村(小区)史、公司(企业)史、特殊群体(女性、劳工等)史”[②]。该书倡导“小历史”,是为了寻找更多社会弱势区域的声音与记录。亘古以来,大家所熟悉的中国历史多为有关国家、王朝与精英的宏观叙事,精英史学一家独大,小历史却难觅踪影,平民几乎集体失声。仅凭精英史观下的撰写,委实难以呈现历史的全貌。有鉴于此,《史学通论》特别强调,今天的史学亟需改变以往鲜闻平民声音的失衡状况,应给予小历史以应有的重视和平等的发展空间,由此,丰富的小历史资源可与精英史学相互补充,让多种声音从多种视角较为全面地充实历史与史学的内涵。
《史学通论》从推动史学发展的立场上,指出推广小历史书写、树立公众史观是当务之急。小历史不仅可以弥补大历史的缺失,在民众中推广小历史书写,还能扩大史学的实用功能,增强史学的发展活力。客观地看,史学功能具有多层次性,不同层次能满足不同群体对史学的需求。譬如大历史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谈不上实用,但传记、家谱等小历史的实用性,却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时至今日,史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增强史学的实用性。在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可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家做成专业论文,但一般人了解历史,无法看那些专业论文,要靠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重要凭借。也就是说,西方普通老百姓对历史的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③]。钱教授针对这一点提出,我们也应该根据史学功能的多层次性,编纂出不同类型的历史作品,尤其是小历史作品,以满足更为广泛的民众需求,其中小历史的书写工作,要向全民推广。
钱教授敏锐地把握到,中国史学已经由政治史学向学术史学转型,今后将会再从学术史学向公众史学迈进。然而,如何把史学阵地由文教机构延展向更为广阔的民间,把历史学由“小众之学”发展为“大众之学”?《史学通论》探索到的途径就是让历史学“走入寻常百姓家”。大历史书写需要一定水准的专业能力,如何掌握、运用大历史,仅限于有限的高层知识群体。小历史书写多属民间记载,从业门槛相对低,几乎人人可做,书写对象也较为广泛,因而其发展天地相当广阔。而在当前,能让历史为更多人所用,才是史学的出路所在。
小历史坚持大众史观,即人人都有历史,小到个人,大到家族、村落、社群,概莫能外。写平民,写普通人,是小历史书写的基本导向。在小历史中,普通人不再是历史的注脚,也能成为历史的主角,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被生动地记入史册,历史的面目就在无数大小碎片的投射中更加接近真实。要之,小历史凸显了公民主体修史。根据《史学通论》的理念,推广小历史书写,让民众参与修史,使史学与人人相关,这样的历史学才是普遍的历史学。让更多人能使用史学,把史学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上,无疑是扩大史学实用功能的一种有效途径。一般说来,大历史多为国所用,小历史则为民所用,只有把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才是全面、充分的历史学。正是在大、小历史的相互观照、补充中,史学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史学通论》一书在学术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开创性地探讨了公民时代的史学该如何发展的问题。钱教授认为,公众史学将取代精英史学的主体地位,成为未来史学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小历史书写的主体与对象都是民众,也是民众最关心的历史。在精英史学视野下,个人、家族、乡村的小历史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公众史学视野下,小历史书写则是丰富多彩的。自传、家谱、村史,均以公民为中心,这是公众史学的基本要求。钱教授提出,自传统的大历史观而聚焦为细化、具体的小历史观,是当前必须更新的史学观念。中国悠久的国史纂修传统,可将之逐渐发展为公民写史传统,从传记、家谱开始向社会推广小历史书写。因为人是最基本的个体,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单位,家族则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传记与家谱自然是小历史书写的最基本层面。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从修谱缘起、谱系图、家族小传、家族大传、家族纪事、家族简史等六个方面,提出诸多具体要求,尝试对家谱体例进行创新设计
二 读者本位,实践先行
作为新近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史学通论》在史学理念与教学理念上的转变,均由精英教育向通识教育转型的时代背景所促成。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史学概论课程要求在修完通史的基础上开课,定位于历史研究能力的培养。可是从本世纪开始,这门课程在国内许多高校被列入人文通识教育科目,就变成了新生入门导论课。这一变化立刻引发史学概论课程从教育理念到知识体系的更新。传统的史学概论知识体系以历史研究为中心,这是由培养史学专才的教育目标决定的。在通识教育视野下,史学概论的首要目标无疑已发展为提升公民的历史文化素养。具体言之,应依据公民通识教育的要求,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今而古,“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书写能力与历史研究能力”[④]。钱教授认为,史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学生进入历史学大门,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历史学,学习历史学,参与历史学。因此,史学概论的编纂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而不能让艰深的文本将读者拒于史学大门之外。“内容组合要符合学生需求”,这是《史学通论》提出的原则。《史学通论》如何以读者为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深入浅出。《史学通论》是一部根据通识教育理念建构出来的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在行文、插图、知识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都恪守读者本位的价值导向。它囊括了丰富的史学知识,却不晦涩艰深。文辞表达浅近通俗,简洁明了,还适度地吸纳一些当下的网络语言,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该书行文措辞不似学术论文谨严,偶现性情之语,但这不妨害立论的公正。生动的表达赋予语言以个性,整本书也因此流露出几分率性直言的味道。总体看来,表达方式已从学术体转向说话体。学术体的文本对读者群与传播范围都有很大限制。研究成果若表达得过于严整、缜密、专业,外行将很难看得懂、读得进,就只能在有限的内行之间传播。可知,要推动公民通识教育,通俗的人文读本是必要的基石和上升的阶梯。钱教授在撰述《史学通论》之际,已充分考虑到为谁而写的问题。
概念清晰,主题精练。与相关教材相比,《史学通论》提出了不少新颖的概念,并对所有概念作出简明清晰的解释。如历史意识,“是人类经历一定时间段后产生的有意识回溯过去的想法”;影像文本,“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的外在事物形象文本”;历史的人文解读,则是“指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需求、认知水平来理解历史”[⑤]。全书多章使用了主题式标题,如“被描述的客观历史”、“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与历史持续的对话”等。用一句话说清楚概念,或用一句话概括一章的思想内容,既便于读者理解、掌握,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层次简明扼要。《史学通论》拥有复杂的知识体系,文本却并不烦琐。钱教授强调,理论的逻辑层次可以复杂,但具体到每个要点的阐述则必须精练,要少一点“过程性、描述性”文字[⑥]。在成书过程中,钱教授详细考察了前人文本的长处,同时指出有些文本段落过长,引文过多,一看便知史家对主题的提炼不足。《史学通论》为避免松散的演绎性语言,而较少使用直接引文,多用间接引文,通过“强化归纳”的方式把要点突显出来。该书在表达上充分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力求简洁准确、通俗易懂,并尽可能紧贴时代与读者的需求,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条件和接受能力,以“好用”作为撰着的最高标准。
体系由易而难。由历史到历史学,是一个由存在到不存在、由“实在的历史”到“被描述的历史”的过程。历史书写单位的建构,宜由小而大,由近而远。历史认识的核心是历史观与认知,重在理解、诠释、叙述、建构。历史的使用由低往高,分为普及、提高、理论三大层面。由小历史而大历史,由历史书写而历史研究,由历史的人文解读到历史的专业研究再到历史的哲学思考,坚持由易而难原则,是全书的逻辑体系所在。图文并重。该书的文本风格从纯文字转向了图文并重。全书插图计218幅,主要来自网络资源,个别为作者本人所拍摄的照片。钱教授认为当前是一个读图时代,现代图书不应再忽视图像资料。史学概论教材如果没有插图,将会显得更加抽象、晦涩,图像可以让教材生动起来。打开文本,史家图像与书影就在眼前,能帮助读者对史家和作品建立一种直观的印象,甚至还可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进一步延伸阅读图片前后的文字。国内史学概论教材配图,始于庞卓恒等先生的《史学概论》。庞氏“概论”中的插图大致可分三类,一为包括史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在内的人文学者,二为历史人物,三为着作。《史学通论》在庞氏“概论”的经验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仅录中外历史名家和以史着为主的书影。不难看出,该书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书影图片,多为“导学卡”指定的“课前阅读材料”。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图像中心,这些能帮助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钱教授所选录的史家图片,还涉及到部分当代学人,以方便读者了解与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史界前辈。总之,插图能增强观感,加深理解,这种便利是纯文字作品所欠缺的。
《史学通论》的培养目标和小历史书写训练密切相关。该书强调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如何去评价人、事、物,现实的评判标准多强调实用价值,历史的评判标准更关注文化价值。然而,当评判的对象一旦脱离现实时空,就会失去实用价值,只有文化价值才能拥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钱教授提出,可以在小历史书写实践中,反复训练学生学会在实用价值之外,发现历史文化价值,逐渐形成超越的审美能力,从而能产生深刻的历史认识和判断。
有了历史意识,才有历史书写。历史书写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概念,实际涵盖了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双重意义。该书所言之“历史书写”,侧重于历史记录,它是史学活动最基本的层面。总是先有历史书写,后有历史研究。钱教授认为,长期以来,高校的史学专业训练多重视研究能力的养成,而忽视对历史书写的训练。历史书写能力并非是人能生而知之的,需要不断加以训练,这也是该书的职志所在。过去的“史学普及化”活动,所普及的多为历史知识,《史学通论》在普及知识的基础上,重视加强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具体训练中深刻地理解史学的精神,最终养成并努力推向社会的正是小历史书写能力。该书还指出,当前高校的历史学系应成为小历史书写的倡导中心,再由点及面,向社会推广,以形成公民写史的时代新风。
《史学通论》在内容安排上,实践环节所占比重并不大,却极其重要,是达成教学目标的根本。传统的史学概论偏重理论,如“三论”体系,一般从史学本体论开始,经由史学方法论,再回到史学认识论上。这种纯粹理论的套路,使学生始终徘徊于抽象的知识世界。与此相对,《史学通论》重视课程实践活动,注重在实践中训练学生的历史书写能力,而不再纠结于一些“大而无当”的术语和空洞的习题。为此,该书在第一、四、五、十章特别安排了“课后实务项目”。第一章于课程导读伊始,即要求建立个人档案,收集整理重要的物品、图片资料,通过自传的写作,开始训练历史传记的写法。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历史记忆如何转化成历史书写,历史书写与真实的历史又有何异同,从而深切地认识历史与历史书写究竟各是什么。第四章结合口述历史的课程内容,要求围绕某个主题,团队合作一个口述采访项目,以深化学生对相关知识、技巧的理解,训练做口述史的实践能力。第五章结合小历史教学,开始训练书写家族史,编纂小家谱,并借此进一步确立小历史书写理念,提升小历史书写能力,理解历史文本的建构流程。第十章结合史学评论的做法,通过撰写读书报告的形式,训练“对话型史学评论”的写作能力。特别要指出的是,将知识转化成能力,是钱教授为该书增设实务训练的核心宗旨。
先自学后教学是现代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史学通论》对新教学理念的把握,主要体现在导学卡上。史学概论教材设置导学卡,始于庞卓恒等先生新编的《史学概论》,每章设“教学引导框”,包括“本章学习目标”、“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复习思考题”、“参考书目”四个部分。庞氏“教学引导框”,实际上仍是传统教学理念下的课程预习与复习而已。《史学通论》基于近年提出的“先学后教”新理念,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该书每章均下设“讨论主题”和“课前阅读材料”,大部分章节还设有“关键词释”,作为自学纲要,这些完全是建立在讨论课的理念上。要在教学之前落实有效的自学,导学卡的设计是关键。《史学通论》的导学卡强化了自学环节。一般说来,出色的学生多具有极强的自学能力。就这一点而言,自学能力应是一个学生的核心优势。先学后教的新理念,可以不断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潜能。
可以说,《史学通论》立足于当代史学前沿,聚焦当前史学建设问题,力求用新的史学理念,建构出一部契合时代的“公民历史素质培育读本”。该书体现了关于史学概论编纂的新的理解与建构,努力纂成“能为当代青年所接受的教材”[⑦]。
三 对传统教材知识体系的突破
《史学通论》不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框架,在细节中也屡屡体现了钱教授对史学的新思考与新体会。如钱教授借助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认识论理念,对传统的史学概论教材知识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明确提出“历史认知应以理解与解释为中心建构体系,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⑧]。该书第八章分别从理解与诠释的视角,阐述对历史的认知实际上是一代又一代人“与历史持续的对话”。理解、诠释之后,需要建构起一个逻辑框架,将“认识”呈现出来,第九章就专门研讨对客体的文本建构与文字表述问题。“建构”是本书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它是针对后现代主义“虚构”立论的。钱教授认为,历史认识的组织方式可称为“建构”,并提出“历史建构是幅画”,“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图景,再现的历史当然也得是实物图景”,专题作品实际上是“建构起来的历史图画”。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就是一门重组过去的学问”[⑨]。由此可知,历史文本的建构不仅是主体知识体系的重构,同时又是客体被建构形成的历史图像。这些思考与努力都超越了传统史学认知论的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已倾向于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史学认识论。
近年来,学术界谈得较多的话题之一是学术的中国化问题。中国学术既要及时与西方的理论沟通交流,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尤其要结合中国当下的现实,提炼出适合中国的理论体系。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从中国经验中提炼理论思维。而史学概论的中国化,“是指根据现实世界发展状况与中国经验”,“抽象出新颖的适合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史学通论体系”[⑩]。钱教授长于思考,尤其擅长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归纳与提炼史学理论。书中大量篇幅,如“历史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与历史持续的对话”、“与史学文本的对话”、“历史的人文解读”、“历史从业者的素养”等篇章,均是其长期思考的结果。经过钱教授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长期思考,该书所呈现出的理论与方法,变得生活化、通俗平易,且实践性强。
大体言之,史学的发展方向,无非是“往高走”或“往低走”。往高走,即趋于专业史学;往低走,则趋于公众史学。自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开始回归公共领域,由此产生了公众史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针对史学大众化这一史学发展的时代动向,钱教授提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史学工作者,应以科学认知态度去引导这股文化潮流,使其走向科学的发展道路”[11]。有鉴于此,该书第十二章从历史的人文解读角度肯定了历史知识传播的通俗化,强调专业研究领域与历史文学领域的合作。历史的人文解读体现了人类对历史理解的丰富性。该章是以往史学概论着作中没有涉及的,这些都深切地反映出当代史家学术理念的更新。
史学作品公开发表以后,就成为公共知识产品,读者要品评是非得失,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史学评论的关注,最早见于吴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其后,李振宏先生亦于《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设立“史学评论的理论与方法”专章。《史学通论》在史评方面的创见在于,要求把评论当作评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展开,即所谓“与史学文本的对话”,一扫传统评论中只见评者指点圈画的独断气息,而力图站在读者与作者的双边立场,以了解之同情的方式展开深度的沟通交流,并提炼出一套由发掘亮点、发现盲点、延伸讨论三部分构成的学术化史评写作模式。以往的史学概论教材以培养史学专才为己任,方法论所占的篇幅也较多。《史学通论》将相关内容归纳为“历史的专业研究”一章。这正是该书在第一章即讲明的“降低了历史研究训练的分量”,“方法论有所浓缩”[12]。在历史心理学部分,该书还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理论,关注了血型在历史人物分析中的作用,这些为以往的教材所忽视。在讨论历史从业者的素养时,该书针对社会现实,并在传统教材的基础上,扩充了“历史从业者”的范围,将其细分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历史教育工作者”与“通俗史学工作者”,并一一讨论与之相应的职业素养。此种设想与见地不仅新颖,而且契合了时代对人才多元化的需求。
该书主张“采百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把已经公开发表的各家精彩观点,吸收到自己的逻辑构中,建构成一部系统的通识教材[13]。该书较多吸纳了史界同仁的学术观点,“姜义华、赵吉惠、庞卓恒、李振宏、李剑鸣、王学典诸先生的同类教材,直接影响了本书的编纂”[14]。从知识来源上看,该书从报纸、期刊、图书等多种渠道搜罗独到的有关学术见解,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架势。总之,由小历史而大历史,由历史书写而历史研究,由史学实践而史学理论,《史学通论》建立起一种内涵与功能更全面的普遍历史学,建构了一种与公众更亲近的史学概论知识体系。
四 延伸性思考
伴随西史东渐的大潮和史学理论本土化的进程,史学概论撰述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高潮。现行的史学概论教材多成书于后一阶段,从而被烙上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史学通论》“应时而生”,不是要否定前人的探索与努力,而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尝试提供一种能应对当前时代需求的新的思考与建构。在《史学通论》已处于比较前沿的情况下,要想高屋建瓴地讲些更为前沿的延伸性思考,难度确实较大,但从学科建设角度来说又必须这么做。好在《史学通论》导论章对近几十年以来的史学概论教材建设有了深度的思考,并已指明史学概论编纂的基本发展方向。在此,笔者想循着钱教授指明的基本路径,提几点建设性意见:
继续加强图文编纂的力度。一般人拿到新书总会粗翻一下,而直观的图片无疑是最能抓住读者眼球的方式。本书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努力,但尚可进一步改进。初版因为纸张选择不当与印刷技术差的因素,导致不少图片清晰度不足,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感觉。下次如能使用彩色印刷,效果当更为理想。此外,还可进一步丰富图片的内容。
进一步丰富体系的建构。《史学通论》以学生的需求与接受能力为中心设计史学概论体系,这个理念值得充分肯定,但如何设计才更为合理,仍需不断探索。目前的体系建构方式,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第十一章“人类离不开历史学”似可置于卷首。不过,我们看翻译过来的欧美史学概论作品,其体系没有一部是相同或相似的。这表明,我们需要发挥更为充分的想象力,从而写出内涵更为丰富的史学概论作品。
加强经典案例教学设计。史学概论介绍史学理论与方法,有高度的抽象性。这种教材要吸引人,必须有丰富的案例设计,先案例,后理论。譬如导论章可以设计一个案例,让学生写出个人近十年中的五件大事,且按时间顺序组织成文。据此案例,可以引伸出许多史学话题,如小历史与大历史、历史来源于生活、重新建构、历史选择性、历史意识、历史记忆、历史文本等。这不仅为前人所忽视,也是《史学通论》所关注不足的。
某些专题可以继续深化。该书将“历史研究的时空视野”列为专章,此一主题对史学概论教材知识体系而言,较为新颖。笔者通读该章后发现,关于“历史研究的时间视野”,完全局限于历史观一端,以史观为基点。历史观固然能体现基本的时间视野,但两者的内涵与范围是不对等的,时间视野大,史观小。将“个人本位”当作“历史研究的空间视野”之一是否合适,笔者不敢肯定,但将大量的人物评价与问题研究放在此部分来讲,篇幅比重有点失衡,值得作者再作思考。
对史学长期发展趋势的思考有限。史家与史学趋势,乃至史学研究工作者如何应对全球视野下的新史学的发展等,是每个史学研究者共同面临的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以笔者看来,该书需要在此方面进一步拓展讨论空间。
总之,《史学通论》的编纂,体现出生活化、网络化、时代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特征。口述史、小历史、通俗史学等专题讨论,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学并不遥远,史学理论与方法可以与现实生活亲密相关。钱教授提出,“近十年的史学概论编纂,出现中国化、入门化、素质化变化三大趋势”[15],那么可以说,《史学通论》正是“中国化、入门化、素质化”三者相结合的新成果。用图片抓住读者的眼球,文字要适合外行人阅读,得让公众参与进来,学会基本的书写技能,由易而难,进入历史学大门,这是史学概论教材建设的基本方向。笔者的建议,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也诚挚地期望,这样一部“得风气之先”的务实之作,能进一步处理好细节问题,而臻于完善


[①]通识教育,也即“全人教育”或“完人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
[②]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③]许倬云:《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俞立中主编:《智慧的圣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④]钱茂伟:《史学通论》,第17,页。
[⑤]钱茂伟:《史学通论》,第17、45、177页。
[⑥]钱茂伟:《史学通论》,第24页。
[⑦]钱茂伟:《史学通论》,第252页。
[⑧]钱茂伟:《史学通论》,第125页。
[⑨]钱茂伟:《史学通论》,第144、页。
[⑩]钱茂伟:《史学通论》,第21页。
[11]钱茂伟:《史学通论》,第176页。
[12]钱茂伟:《史学通论》,第22页。
[13]钱茂伟:《史学通论》,第2页。
[14]钱茂伟:《史学通论》,第252页。
[15]钱茂伟:《史学通论》,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