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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影像史料重塑史学叙事模式

影像史料重塑史学叙事模式
哈尔滨师范大学 张晓校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10 月30 日
纸质文本与影像史料之间是相互弥补、相互支持的关系，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毋庸置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纸质文本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当家史料”，而如何通过丰富的影像史料弥补某些纸质文本资料的缺憾，则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指出，历史学正在经历“资料革命”（即“史料革命”），并强调“一部电影”也属于史料的范畴。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后，数字化和现代传媒技术对历史研究的革命性影响之一，即是进一步扩大了史料的边界，充实了传统史料的内涵。影像作品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印证了“资料革命”的到来。这一革命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和对原始资料的传统认识，并促使历史研究发生变革。
史家须游走于纸质文本与影像史料之间
随着“资料革命”的到来，从事当代历史乃至其他断代史研究的学者，必然要游走于传统纸质文本和影像史料之间，既需要在传统的故纸堆中寻觅爬梳，还要在浩如烟海的影像资料中浏览筛查。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伴生物，各种影像资料令人应接不暇，日益凸显其优势和价值，即直观性、“写实性”和“第一手性”。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各种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现场电视直播、网络直播等，既体现了新闻效应，也真实记录了重要的历史时刻，成为后人了解当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使传统的纸质文本不免为之逊色。伴随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字出版物大量涌现，在对纸质出版物造成巨大挤压的同时，也要求历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研究的“生产方式”，即如何利用影像史料从事历史研究，建构新时期的历史叙事。
影像史料与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最具体、最明显的效果是在历史教学活动中，影像史料得到广泛应用。这对改善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如何将影像史料应用于历史研究，仍是有待进一步研讨的话题。无疑，历史叙事与影像史料分属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历史研究者如欲像援引纸质文本那样自如地运用影像史料，践行“资料革命”，还需要做到理念更新和认识更新。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如何援引影像资料支撑自己的观点，把影像语言转化成为纸质文本叙事，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并不容易操作的事情。如何实现两种文本的链接，既是技术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观念问题。
具有可行性的影像史料运用规则亟待制定
伴随“资料革命”的到来，人们应该及时转变史料观念。当我们把一块化石、一座建筑、一幅壁画、一张照片、一个遗址、一件遗物等视为史料时，不能忽视影像史料的珍贵价值。
除了传统观念之外，如何跨越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技术障碍，至今尚未见可行性强的、被学界普遍认同的操作规则。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如何援引珍贵的影像史料，似乎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史学研究者至今依然以纸质文本为主要史料，将丰富珍贵的影像史料束之高阁。其实，他们并非认识不到影像史料的价值，只是由于操作规则阙如，致使影像史料难以发挥纸质文本那样的作用。
要解决影像史料的使用规则这一问题，不妨比照档案的归档、分类规则，将影像资料分门别类，为史学工作者援引这些史料创造条件。此外，也可按特定的、学界认同的编号，将各类影像史料分类，使之能够服务于史学研究叙事。这样，既可以实现两种文本的对接，也可以使影像史料与史学研究实现有机的结合。
影像史料推动史学研究进入新阶段
从“资料革命”的角度审视影像史料，自然涉及史学研究的“生产方式”所面临的问题。在解决了两种文本、两种话语系统的链接问题之后，史学研究的“生产方式”、写作方式也会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
随着影像史料和纸质资料同样被纳入历史学叙事创作之中，史料范围逐步扩大，种类日益增多，内容更加丰富，有些影像史料甚至会对传统纸质文本资料产生颠覆性影响。不仅如此，在解决援引规则这一问题之后，新的影像资料必然推动史学叙事发生变革。众所周知，考古学的诞生不仅为人类文明的进化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的飞跃式进步。虽然影像史料无法与考古学相提并论，但史料边界的扩大所产生的影响，势必推动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诚然，如同最精良的电脑无法取代人脑一样，无论多么精当的影像史料也不可能完全颠覆、遮蔽纸质文本的价值，只是在传统的阅读和写作方式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有价值的内容，无法设想历史学家最终会成为影像作品的制造者。纸质文本与影像史料之间是相互弥补、相互支持的关系，绝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毋庸置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纸质文本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当家史料”，而如何通过丰富的影像史料弥补某些纸质文本资料的缺憾，则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