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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重学术轻思想是主流学风问题
重学术轻思想是主流学风问题
王学典 《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20日
编者按：由《复旦学报》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联合举办的“加强高校文科学报学术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参加论坛的有来自 《北大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文史哲》 等全国十数家着名高校学报主编，《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 等三家主要学术文摘总编，还有文史哲经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代表。会议以提升高校学报的学术质量为中心，结合“学报的现状、问题与反思”、“学报学术建设的关键所在与具体做法”，以及“夯实学术和拓植影响力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讨论。
重学术轻思想是主流学风问题
■《文史哲》主编 王学典
近二十多年来学报的主要问题是重学术轻思想。日益远离社会，远离问题。这当然不是学报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学界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主流学风的问题。学报界目前所能做的是联起手来改变这种学风。
个人觉得近六十年来有两个“主义”对学界危害甚大：前三十年是“教条主义”，后三十年是“实证主义”。前者的危害有目共睹，后者的危害尚未引起重视，并因披上学风严谨的外衣而益发受到鼓励放纵，实际危害不亚于前者。如它只相信归纳的作用而排斥演绎、抽象概括、理论工具与概念化能力，甚至排斥问题意识，把学界完全引向了“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困境。以至中国学界处在世界学术产业链末端，中国学者如同世界学术分工中的小工，像蚂蚁一样收集材料清理事实，交由外人利用其加工成概念和模型，然后我们再将这些概念和理论引入。如这些概念模型与中国的实际相合也就罢了，但问题是，它们往往凿枘不入。
记得胡风有句扣人心弦的诗：“时间开始了！”中国正在开启新纪元，这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件，已经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展开深刻的重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也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与时代之河的浩浩荡荡相比，还是显得步履蹒跚，有时还有点麻木不仁。譬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成为跨越学科边界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通过对此问题的思考来展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但遗憾的是，众声喧哗中，唯历史学家缺席。实际上最不该成为中国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学，因文明的复兴仰赖历史的被唤醒，史家是现在与过去的中介，在中国崛起进程中最有资格、也最应成为积极的一员。不能因为历史学面对的是静寂的过去，就有理由躲避火热的现实。历史学要配得上这个时代，就必须重建宏大叙事，敢于提出宏大理论。因它是一个国家知识体系的压舱石，代表着一个国家理论思考的深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其自身发展历程的深刻自觉。大历史呼唤大理论，从世界角度看，大的社会转型一定会推动宏大理论的诞生。在西方，它建立在十五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重大事件之上。在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是有五千年文明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数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的，无论规模、深度还是典范性都不亚于西方，因此能产生宏观的历史理论。
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碎片缀补成的，它需要宏大结构作支撑。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似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认清自己的历史面目。1902年新史学诞生前的中国史学，按梁启超的说法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笼罩，常为适西方话语之履而削中国历史之足。所以自中国现代史学诞生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重大问题，并未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口径受到质疑后，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无奈。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捆缚，推动国人在中国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实乃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中国学术界在拒绝现实、拒绝理论的道路上走得实在太远了。作为高校学报的主编，你现在想约写一篇理论文章已经非常困难。譬如笔者始终有一个看法：在解释中国当前这个大转型大过渡时代时，离不开马克思所创造的历史理论和有关资本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局限乃至缺陷，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说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具阐释力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哈耶克还是以赛亚·柏林都不行。我们在当下中国看到的众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均是资本逻辑的结果，到处是资本的盛宴与狂欢，在资本的能量面前不仅平民束手无策，政府也感到力不从心，这是目前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学术界却拒绝了《资本论》。笔者想约写一篇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从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文章，几年都不能遂愿。不敢讲马克思的理论，不愿讲马克思的理论，甚至不愿意谈理论本身，已经成为主流风气。
是到了学报为改变这种风气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什么时候改变了这种风气，“学报体”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