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谢泳:网络时代的学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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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谢泳:网络时代的学术规则

网络,使学术研究中获得史料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理论上说,面对研究对象可获得的史料线索,已达到无限丰富的程度,只要一则史料曾经被使用或者被提到过,哪怕不是在同一研究领域中出现过,也都有可能在网络中搜索到。网络使研究初期获得基本史料变得非常容易,但真正体现学者研究水平的成果,还不可能完全依赖网络获得,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网络最大的长处是提供信息。当我们有了网络搜索手段后,并不意味着学者学术素养的不重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学者的要求更高了,因为网络是开放的,在获得一般史料的情况下,所有学者处于同样地位。
网络时代对研究者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在表面看来没有直接关系的史源中,建立与研究对象的直接关系,这个能力依赖学术素养,也凭借研究者的想象力。
发现史料的意义虽然不能和科学发现相比,但在基本的意义上,二者有相似的地方。
史料的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的新发现,比如发现了作家的私人书信、日记以及其他对于解释历史有说服力的材料,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发现,都应当视为学术贡献。这种完整史料的发现,在学术研究中时有所见,它的特点是独立、新奇和偶然性,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还有一种是在现有成型文献或者一般为人熟悉的文献中,给予相关史料以新解,或者解读出新的史料意义与思考方向,这种史料工作相对前一种工作有一定难度。
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把史料分为“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所谓“有意”的史料是指成文的历史着述、公开的报道或者回忆录一类,“无意”的史料是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日记及各种实物。“有意”的史料易见,“无意”的史料难得;“有意”的史料容易判断,“无意”的史料需要理论和观念才能识别。
研究者看到别人使用了“无意”史料中的私人书信、日记或者其它史料,但在自己的研究中,并不明确说明自己史料的来源,而是直接隔过发现“无意”史料的工作,到原始史料中直接引用,好像这些史料的学术意义是自己首次发现,这都是不合学术规则的。在这方面,我个人以为主要靠良心和道德,外在的纪律和规则很难约束。比如你明明是看到别人的文章引述了一则日记中的材料,这则材料对你想要表达的思想有帮助,但你不说明是从别人文章中看到并获得了史料方向,而是直接找一本原书,把那条已有明确史料方向和意义的日记摘出来,并不加以说明。这样的情况,外行很难看出来,内行又不好明说。所以只能依靠学术良心和学术道德。古人论学早就讲过“当明引不当暗袭”的问题。“明引”是规则,“暗袭”是缺德。要发现“暗袭”还不难,但要明确说明“暗袭”并不容易。在“暗袭”问题上,“暗袭”者有比较开阔的辩解余地,学术上的事不像法律上的事,确实有只能意会不能明说的现象。其实,前几年《文汇报》上沈国威和冯天瑜的学术争论,也是因此引起的。关键在于,沈先生做的是原创的学术发现工作,而冯先生是利用现有的材料在做再阐释的工作。这些问题,只有完全相同领域的研究者才有体会。
网络使获得史料的手段发生改变后,同时也对学者的学术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有些史源,如果研究者不自觉提示史源方向或者获得史源的初始方法,有时候我们会很难发现,特别是在研究领域不相同的情况下。
网络提示的许多史源虽然是公共资源,但在获取时,却有一个学术规则问题,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凡获得提示的史源,一般来说都应当说明获自何处,特别是网站、目录、索引性的史源,学者有自觉公开的责任,当然这主要依靠学者的自觉,是一种道德自律。
由网络获得目录、索引信息后,研究者应再寻访原书、核查原文,这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能是一个基本方法。因为越偏僻的文献成为网络公共资源的可能性越低,所以研究工作中阅读原始文献还是一个基本的方法,不过网络使我们获取史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我们现正处在学术研究的转型时期,网络的出现,特别是网络搜索功能的发达,使学术研究在发现史料和使用材料方面的手段有了极大变化,过去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材料,在今天已变得非常简单,这里其实还涉及一个对学术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界可能还没有清晰意识,就是说,出现在网络搜索器普遍运用前的学术作品,我们不能与网络搜索器发达以后的学术作品放在同一层面评价,因为这对作者的要求和考验是不同的。有些研究者不清楚此点,常常在叙述学术史时,指责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和利用相关文献,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网络出现之前与出现之后,对判断史料来源,完全有不同的尺度。有些材料今天极容易得到,而过去就极难,还有更多复杂的史料,只有真正从事过研究的人才能判断其间的甘苦。依靠原始阅读获得史料远比依靠网络获得史料更有学术贡献,也更有研究的趣味,我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