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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清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首届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评述

由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等七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的“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七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九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
出席这次“清史国际学术讨论”的国内外学者共140余人，其中包括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及香港学者14人，举办这样大规模的清史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
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90余篇，内容涉及到清代的政治、经济、人物评价、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在大会和分组会上，国内外学者就有关清史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提交大会的论文以及讨论会上的发言，大部分都提出了新的观点，运用了新的资料，还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各种不同意见都在会上进行了平等的争鸣。关于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在讨论发言中，许多学者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
一些学者认为，清朝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从而使我国辽阔的领土疆域也最后稳定下来，这是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功勋。
一些研究清代经济的学者认为，清前期的社会经济较前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尽管明末清初长期的民族战争，曾一度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但是，一旦全国统一局面形成，社会经济便迅速从清初的调整状况中恢复和发展起来，而出现了“康乾盛世”。前后持续了130年之久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研究民族关系史的一些学者认为，综览整个清前期的民族政策，我们就会发现，与历史上其他王朝相比，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自有其成功之处。从清入关前开始，清王朝就十分注意处理与人口众多的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清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之成功，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分裂举动的镇压，以及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都是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
上述学者们一致认为，清代国家空前统一，并且在人口、版图、经济等方面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清王朝统治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庞大的古老帝国，且能维持260多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清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另外一些学者对清王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则持批评态度。
一些学者认为，清前期是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清王朝没有赶上世界历史潮流。他们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不是睁眼看世界，而是闭门搞皇权，对内实行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其结果，一方面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难以出头；而另一方面又压抑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使得有清一代人们思想禁锢、墨守成规。这种闭锁麻木的思想状态，显然不能适应新观念、新思想不断突起的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
研究清代经济的学者认为，清前期的社会经济尽管耕地面积有所增加，白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大面积推广，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但是这种广泛性的增长，并没有发展到密集性的增长，因而始终不能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清代人口的急剧增长，由清初的9000万剧增到道光年间的4亿，这举世罕见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发展水平。这样不仅抑制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也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清王朝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
持上述意见的学者认为，清朝前期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是中国落伍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清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能评价过高。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清王朝是由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落后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一些陈腐的封建传统受到了冲击，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使社会充满了活力，刺激了清王朝的发展。因此，清代尽管在一些方面不如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但同样在另一些方面清王朝做了许多其他王朝办不到的事。至于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因素在清代以前就存在。因此，也不能苛求于清朝。关于清代的政治，提交大会的论文较多，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中国学者王钟翰教授的《清圣祖遗诏考辨》认为康熙遗诏雍正继位是伪造的。他从现今仅存的圣祖遗诏满汉文对照抄件，参以《实录》、《上谕内阁》、《起居注》等官书档册，相互对校比勘、考证，确认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1722年12月20日)的《遗诏》是从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辛未(1717年12月24日)的《面谕》增删、篡改而来的。朱金甫的《论清代康熙时期的中央决策制度》，主要依据新近出版的《康熙起居注》所提供的资料，探讨了康熙朝中央进行最高决策的依据、程序和制度，以及参加决策的机构和官员等，说明康熙朝的中央决策制度是适应当时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统治需要的。周远廉的《略论清朝的皇族》，根据大量的文献档案资料和口碑调查材料，全面概述了清朝皇族的兴衰过程，指出清朝皇族对清朝的创业开国，功勋卓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皇族日渐腐朽，最终权势尽失，走向没落衰亡，以至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孙文良的《论清初统治的因革和变化》，依据明清时期的文献及档案资料，论述了清初在灭亡明朝、确立在全国统治的过程中，基本上因袭了明朝的一套旧有的统治制度，也带来了一些清朝在关外的旧制，这使清朝虽然有了立足之地，却不能促进社会的飞跃发展。同时也肯定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对清初统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废除了一些明末的弊政方面。李鸿彬的《多尔衮与山海关大战》，论述了多尔衮在山海关大战决定清王朝命运的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论述了入关后多尔衮采取先打农民军、后灭南明的战略方针，借以掩盖民族矛盾。在消灭农民军主力以后，多尔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颁了“薙发令”，自始民族矛盾上升为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学者石桥崇雄的《清初皇权的形成过程》探讨了自努尔哈赤到雍正时期的皇权形成过程。认为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主要是确立个人支配权力。顺治时期通过确立上三旗、设置内务府，巩固了皇帝的权力。康熙时期皇权强化了，但是皇位继承问题引起了宗室内部的斗争。雍正时期通过确立奏折制度、设置军机处、创建密建储位等措施进一步确立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地位。
此外，中国学者郑克晟的《清初江南地主与南北党争》、南炳文的《清朝胜过弘光政权的几项政策》、薛瑞录的《关于尚之信叛清的几个问题》、冯佐哲的《有关和坤家族与皇室联姻的几个问题》、陈金陵的《简论清代皇权与侍卫》、杨旸的《清入关前史的历史地位》等也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清代政治方面的有关问题。清代的经济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提交大会的有关清代经济方面的论文有20余篇。
从总体上探讨清代经济问题的有吴量恺的《清代科学的发展与国内市场的扩大》，认为清代生产的发展，决定了科学水平的提高，而科学水平的提高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又为当时市场提供了大量商品，商品数量的增多，市场交换的频繁又成为扩大市场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黄冕堂的《论清代的货币地租》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探讨了清代货币地租发生和发展的原因、过程，以及清代货币地租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使这一问题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韦庆远的《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认为，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政策调整，出现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规定，其注视面和照顾面已将重点转向了下层的一般旗人和官兵，成为调整大清王朝统治内上下关系、维护和加强统治的有效杠杆之一，成为当时对军、政、旗系统行政管理工作的必要补充手段之一。美国学者王业键在发言和提交的《清代长江三角洲粮价的长期趋势》论文中认为，清代的经济是一个充满活力蓬勃发展时期，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玉米、白薯等高产作物大面积推广，市场不断扩大。但是清代经济只有广泛性增长，而没有密集性的增长。因为人口的迅速增长，平均每个人分到的食物、生产品并没有显着增加，整个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法迅速增长。
较多的论文是研究区域经济的。秦佩珩的《清代江南诸省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认为，从1636年清王朝建立到乾嘉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而缓慢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清代“康乾盛世”，江南社会经济得以复苏。乾嘉之际，江南诸省耕地面积显着增加，农业单产提高，玉米、白薯等高产作物大面积种植，国内市场更加繁荣，商业资本投向生产，从而促使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李华的《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系作者对清代地方商人系列研究之一，通过对湖北水陆交通、水利资源等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外省及本省商人在农村的贸易活动，湖北农村市场发展的状况等问题的探索，认为广大湖北农村社会经济较以前虽有较大发展，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范畴，其发展水平一直处于我国中上程度的地位。
研究清代经济的论文还有中国学者黄启臣的《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彭云鹤的《清代漕运概说》、官美堞的《清代地权的变化》、王松龄的《清代俸饷制度述略》、朱诚如的《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探索》、林永医、王熹的《清代盐商与皇室》、魏千志的《清朝前期的封建统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以及罗仑的《论清代苏松嘉湖地区农业计量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推动力》、邓开颂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广东海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及其影响》、郭蕴静的《清代天津城市性质与商业发展》、王廷元的《试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李燕光的《清朝的东北角》、魏鉴勋的《论清代庄头的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叶显恩的《清代广东水运与社会经济》、关嘉录、何溥滢的《曹寅经管皇庄初探》、吴慧的《清代经济史计量三题——耕地·人口·粮食亩产》等。还有日本学者石桥秀雄的《清太祖的土地政策》等。在思想文化和宗教方面，中国学者薛虹的《戴东原的政治思想》认为，戴震是清代思想史上位于转折点的人物，他不仅是汉学大师，乾嘉考据学上的集大成者，而且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也是一颗光辉的慧星。他针对清朝专制暴政发表了同情人民的人性论的政治观点，斥责清统治者为暴、为贪、害民寇取。这是应该受到尊崇而予以充分肯定的。朱耀庭的《论黄宗羲的政治倾向和历史地位》认为，黄宗羲思想闪耀着民主思想的荣辉，在当时和后代都曾经产生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直接推动了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不愧为一个站在历史发展前列的民主思想的先驱者。吴光的《黄宗羲与清代学术》论述了黄宗羲一生的学术成就及其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经世应务的精神，及其对于清代学术发展和学风的演变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宋元强的《王船山的儒士观初探》探讨了王船山的儒士观，认为王船山在儒士的分类，对理想君子儒的见解，以及培养士子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观点，在我国古代有关儒士阶层的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述文章探讨了清代几位主要思想家的思想。香港学者罗炳绵的《康熙帝对理学的政治利用》，认为康熙一生提倡理学，可算是“理学皇帝”，但他只是利用理学笼络控制士大夫，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他自己的言行，也不乏与理学相反之处。澳大利亚学者费思堂的《清初文字狱》认为尽管清代的“文字狱”这一用语，被用来描绘整个清初各时期的事件，但事实上这些事件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他认为这些差别表现在顺治时期主要是尽忠前朝；鳌拜摄政时期主要是满族的排外主义，矛头指向江南的士族；康熙晚期及雍正时期主要是与继位相关的政治派系斗争；乾隆时主要是推行文化专制。袁闾琨的《论皇太极的文化改革》认为皇太极从本民族的固有文化特点出发，有选择地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以“陶铸满汉”为宗旨来提高满族的文化素质，造就满族新文化的基础。冯尔康的《清代社会史论纲》探讨了清人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特点、制约社会生活的诸种因素，倡议大力开展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关于思想文化的论文还有中国学者杨余练的《评清初理学与西学的论战》、于化民的《礼仪之争与文化冲突》、杨伯达的《刍议清代美术的时代特点》、刘清阳的《明清之际社会思想的变化》、龚书铎的《乾隆间文化特点论纲》、鄂世镛的《满族无神论思想初探》、来新夏的《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瞿林东的《阮元和历史文献学》、杨钊的《马骕的史学》、常建华的《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赫治清的《如何看待伍拉纳等奏折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记载》，日本留学生大泽显浩的《密密教初探》、邸富生的《试论清代方志的纂修》、邓中绵的《论努尔哈赤的法制教育》等。在这次大会上关于清代人物评价的论文最多的是对康熙皇帝的评价。中国学者王思治的《杰出的封建君主——康熙》，以康熙本人在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活动为主，从五个方面：(一)即位前后；(二)完成国家统一；(三)调整政策，发展社会生产与治河；(四)好学与勤政；(五)晚年的苦恼与吏治废弛，对康熙一生进行了综合评价，认为康熙是一代杰出的封建君主。日本学者松蒲章的《康熙帝和日本的〈海舶互市新例〉》从康熙皇帝对日本贸易的态度来探索对康熙的评价。香港旅日华侨学者杨启樵的《从宫廷生活来剖析雍正帝的性格》，从正史以外的角度通过雍正对衣着、赏玩的讲究，对西洋技巧的爱好来探讨对雍正的评价。中国学者李新达的《乾隆帝与〈贰臣传〉》，通过对乾隆首创《贰臣传》探讨，认为乾隆时期力图以“忠君”来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地位，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张玉芬的《嘉庆述评》，通过嘉庆一生整顿内政和镇压川、楚、陕农民起义这两项主要的政事来探讨对嘉庆的评价。关于人物评价方面的其他论文还有：中国学者徐恒晋的《康熙皇帝的思想》、袁森坡的《论康熙初政》、孔德琪、邱心田的《康熙军事思想初探》、孟昭信的《康熙察吏安民简论》、王纲的《安民裕民便民》、关文发的《试论清代嘉庆朝的对外政策》、李澍田的《论皇太极的改革》、顾臣的《孙可望评传》、阎崇年的《明珠论》、徐凯的《清初名臣张伯行》、季士家的《蔡牵述论》等。清王朝一个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因此，清代的民族关系始终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中国学者金启琮的《试论清代的满蒙汉关系》，系统地探讨了清代满、蒙、汉三族在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李治亭的《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与作用》，认为满汉联盟的清初政权能否确立和巩固的关键，是清王朝勃兴与成功的关键。并探讨了满汉联盟的实质及其历史局限。日本学者细谷良夫的《归顺于清朝(后金)的汉人》，探讨了早期归顺后金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后来归顺清朝的吴三桂等人参加到后金和清朝政权中所起的作用。神田信夫的《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通过毛文龙及其部属致清太宗的信及其他档案资料，探讨了皇太极和毛文龙之间的议和活动，揭示当时皇太极、毛文龙与明王朝的复杂关系；松村润的《大清国号考》，探讨大清国号的由来，认为“大清”是针对“大明”的，清朝把自己放在“大清崇德”这种比“大明崇祯”更高的一个阶段上，向中外表明自己就是和明朝对立的。加藤直人的《清朝的异民族统治与罗布藏丹津的叛乱》，根据满汉文档案，探讨了罗布藏丹津叛乱的原因以及清朝镇压叛乱后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管辖。关于清代民族关系方面的其他论文有中国学者赵展的《论清朝政府统一‘三北蒙古’的政策》、朱诚如的《清入关前后辽沈地区的满(女真)汉人口交流》、赵德贵的《清初八旗满洲牛录研究》、张玉兴的《努尔哈赤与纳林布录》、陈生玺的《论松锦之战后的明清议和》、蒋秀松的《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集聚和组合》、胡庆钧的《清代的彝族》、马寿千的《清前期回族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刍议》、铁玉钦和王佩环的《清政权的奠基地——盛京皇宫》、王明琦的《沈阳故宫早期建筑年代研究》。
此外，还在少数论文就清后期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学者马东玉的《论咸丰朝的通货膨胀》、日本学者中见立夫的《清末蒙古王公与清廷》、美国学者吴天威的《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思想之分析》等。
在这次大会上，国家教育委员会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主任周林同志作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清史研究和整理清代古籍的报告。我国着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也作了专题学术报告，就历史传统的能量问题；各种生产关系并存问题；民族矛盾和民族团结问题；断代史和皇朝史的关系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既交流了学术，又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友谊，必将进一步推动清史学术研究的繁荣。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管窥集》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