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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1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1年的清史研究,在学术积累的演进中,无论就新的学术取向,还是论着的数量和深度等,皆取得了诸多新的成就,为清史研究新局面的展开拓宽了视野。兹将本年度清史研究进展状况略作梳理,以资省览。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深化,无不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息息相关。对清史研究来说,此问题一直受到治清史者的极大关注,且已取得相当的成绩。本年度学者们又有了新的思索,其体现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乾嘉学术的新探索、社会史的理论总结,以及提出观念文化史、整体清史等观念。
乾嘉学术研究。关于乾嘉学术的探讨,很久以来便成为治清史者关注的一大焦点。章太炎、梁启超、钱穆、胡适等先生发其端绪,杨向奎、张舜徽、陈祖武及余英时、林庆彰等先生阐扬于后,更有中青年学者黄爱平、漆永祥、詹海云、张寿安等继起,于乾嘉学术之发扬,可谓颇具规模。而陈祖武先生和高翔研究员所主持的《乾嘉学派研究》课题的立项,则是对乾嘉学术研究的新思考、新探索。
观念文化史。高翔在其所着《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出了其研治清史的理论思考。宣称:“摆在你面前的这部着作不是学术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观念文化史的着作”;而“观念史研究的基本使命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社会精神文化的角度,展现人类历史演变的轨迹。而要真正做到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严格地将观念置于特定时代范围来考察,并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18世纪知识阶层社会观念及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不妨也作如是观。”本此思路,他对18世纪知识界的发展趋向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诚如李治亭先生所揭示的:“作者的命题及其研究,独辟蹊径,开辟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新思路,新方法,为我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启示了新方向。”①
整体清史观念。李文海先生《论晚清史研究》(《光明日报》2001年5月31日)一文提出,“作为断代史的清史,应该是研究清王朝从兴起至灭亡全部政治时期的社会历史”,“从断代史的角度进一步加强晚清史的研究,是清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杨珍女士《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一书(学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则是整体清史观念具体运用的一部力作。本书充分利用满文等第一手文献并广泛参考相关史料,对有清一代的四种皇位继承形态(汗位推选、嫡长子皇位继承、秘密建储、懿旨确立嗣君)的曲折变化及相关问题,从历史、政治、文化、心理等视角,进行了全面、深入而富于理论性的综合探讨,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政治史。学者们对政治思想、制度、政策、事件、人物等专题,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考和检讨。黄爱平《清代康雍乾三帝的统治思想与文化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期)指出,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思想和统治思想,以及将“崇儒重道”作为基本文化国策,是康、雍、乾三帝的共同思想取向,它为康乾盛世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杜家骥《清入关后与科尔沁蒙古联姻述论》(《明清论丛》第二辑)对清入关后清朝与科尔沁蒙古是否继续保持联姻、其联姻的密度特点,以及对清朝统治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张玉兴《论历史上的满洲与“贰臣”》(《明清论丛》第二辑)认为,“贰臣”说是满洲历史观的真实反映与确切概括,当年满洲统治者所提出之“贰臣”论,不仅表现了一种直面历史的恢宏魄力,在客观上也是对维护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大贡献。
朱诚如、张力《嘉庆朝整顿钱粮亏空述论》(《明清论丛》第二辑)对钱粮亏空的成因、加大力度整顿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个案和综合分析,并揭示了嘉庆朝整理亏空收效甚微这一特点。常筑《论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根源及其教训》(《贵州大学学报》5期)指出,闭关锁国政策根源于长期以来落后的封建经济、重农抑商政策,是清政府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肃清海疆、防范侵略的需要,但其负面影响亦相当明显。王超《清代海外贸渍叩难荼洹?《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期)则对有清一代闭关政策由禁海—开放—闭关的演变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谈海外贸易政策不能笼统地定为闭关政策,对其作用的评价也不应一概而论,而应视不同发展阶段给以恰当论断。
刘战、谢茉莉《试论清代的监察制度》(《辽宁大学学报》3期)探讨了清代监察制度的机构及职掌、职权、保障制度等问题,且对其作用和不足加以评判。王丽《清代翻译科述论》(《辽宁大学学报》4期)指出,翻译科是清统治者在“重满轻汉”思想下出于满人利益,专门为八旗士子构筑的进身之阶。但随着满人汉化程度的加深,虽然翻译科考试常因报考人数不足多次推迟或并届,考试水平也逐渐下降,但还是维持开科到了清末。
秦国经《从清宫秘档看清廷招抚郑氏集团的历史真相》(《清史研究》1期)根据有关档案记载,指出清廷对郑氏集团两次大的招抚活动使得郑氏集团的力量逐渐分化和瓦解,而在平定三藩之后,清朝对施琅及其“因剿寓抚”建议的采纳,则对台湾本岛避免战争和实现国家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王俊义《雍正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出奇料理”与吕留良研究———兼论文字狱对清代思想文化发展之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期)探讨了雍正对曾静谋反罪与吕留良诗文案的“出奇料理”(如亲自审问曾静,编撰《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等),并指出此一“出奇料理”,对吕留良思想研究乃至对清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则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李国荣《清朝最大的科场夹带作弊案》(《历史档案》1期)对乾隆甲子科(1744年)乡试中顺天考场所发生的科场夹带作弊案之经过和乾隆帝对此事的处置作了专门探讨,指出了此案的严重性和典型性,以及由此所推出的一系列旨在禁防夹带作弊有力举措的积极作用。
高翔《谢济世散论》(《清史论丛》2001年卷)就谢济世之生平事迹及反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政治立场、独特的理学思想等进行了颇具识见的考订分析,并对牵涉到谢济世的一些案件予以澄清。作者不无感慨地指出:雍乾之际谢济世以直言敢谏动天下,以独抒己见震学林,其意义非同寻常。2001年8月于海城召开的“尚可喜暨明清鼎革学术讨论会”,从方法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发展趋势、具体事件等方面,本着政治评判与道德评判相统一的思想,就尚可喜的功过是非,及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意义和影响,进行了审慎而富于启发性的探讨,从而深化了对尚可喜的研究。
经济史。学者们围绕区域经济、粮食生产、市场、财政、商业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张海英《明清江南与江西地区的经济联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指出,明清时期江南与江西的经济因地利之便使其经济上的联系相当密切,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但由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限制,两地的市场联系和边境贸易的繁荣却是非经济的。杨国安《浅析清代经济作物种植的区域特征》(《中国农史》2期)认为,清代经济作物呈现出区域性、商品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中国史研究》1期)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对江汉平原田形成的原因、种类、在总耕地中的具体比例、内部的水旱比例关系、内部的耕作制度以及经济地位等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田在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既系民食所赖,亦是赋税所出,从而在地方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10月版)对明清两代粮食生产平均亩产和总产作了大体匡算,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生活水平问题,并指出粮食亩产量的上升趋势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滑体现出农业进步和后劲不足的困境。吴敌《清前期长江流域粮食贸易的几个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3期)通过对长江流域粮食贸易市场、经营形式等问题的考察,分析了粮食贸易的几种不同市场形态,以及流域内以粮食贸易为主的统一市场形成的原因。
郑学檬《清前期企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福建论坛》1期)通过对清前期官、民企业与市场联系史实的分析,揭示出市场是在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商人、牙行是其媒介;而市场功能及其对企业生产导向作用的发挥,则使企业生产与市场呈现出互动状态。吴海光、金光《略论明清苏北集市镇的发展》(《中国农史》3期)则集中对苏北地区集市镇的发展及其分布格局、类型、发展原因等加以探讨,指出随着漕运、盐运和海运业的发展,苏北地区的集市镇大量兴起并不断得到发展,其分布格局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魏光奇《清代州县财政探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6期、2001年1期)对清代州县财政的实际收支构成和运作机制,制度设计、法外支出、收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此透视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在科层化、程序化外衣之下的封建家长制和家产制特征。邓亦兵《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以京师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2期)对清代前期政府货币政策的内容、措施,推行政策的依据,政策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作了深入探讨。
李帆《论清代畿辅皇庄》(《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就畿辅皇庄土地和劳动力的来源、规模与发展、经营管理和剥削关系等进行了探讨,指出畿辅皇庄上存在农奴制剥削方式和租佃制,乾隆年间租佃制在农奴制基本解体之后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直至皇庄这一特殊经济形态退出历史舞台。韦庆远《〈庄头家谱〉与清代对旗地的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依据清代内务府档案中收集来的资料———《庄头家谱》,对庄头的特殊身份地位,庄头与庄园主间,与亲丁、壮丁间的利害交错和矛盾斗争,与清代旗地制度兴衰的密切联系和影响,作了多角度考察。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茔地与祭田———依据碑刻进行的考察》(《清史论丛》2001年卷)对旗人土地中探讨不足的茔地与祭田的来源、制度等进行了颇具深度的考察。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4月版)一书,从研究满族史的角度出发,以旗地制度的发展、变化为主线,将旗地的产生、发展、衰落过程与八旗制国家的形成、发展相结合,对满族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深入考察了明清江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认为私营出版印刷业的绝对优势、技术上的(活字印刷的推广、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进步、商业化趋势成为主流、“外向化”趋势的出现等四个变化,表明江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重大发展。王日根《论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1期)从清代商人由流寓转向土着、超越乡井以及由边缘走向中心等方面,考察了商人经营方式的一些变化趋向,认为在这些转换当中,会馆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史。藏书、教育、城市文化、科举、戏剧等问题,是学者们探讨清代文化有关问题的关注点。朱赛虹《清代盛期皇家藏书:规模、类型及其职能》(《明清论丛》第二辑)通过一手档案文献资料,探讨了清代皇家盛期藏书的背景、来源、类型及其职能、地点与规模等问题。张健、汪慧兰《清代徽籍藏书家鲍廷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对乾隆时期着名的藏书家鲍廷博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其典藏之富、进献《四库全书》馆书籍之多之精,他人罕与其匹;而其所刊《知不足斋丛书》更是在数量和学术、资料价值上占有重要地位;徽州文化和家庭的影响、个人的兴趣是鲍廷博成为清代着名的古籍整理和藏书家的主要原因。
白新良《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南开学报》4期)认为,以乾隆十七年(1752年)为界,八旗教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继续使用和新建了一些八旗教育机构,并利用八旗文化优势进一步开放八旗仕途;后一阶段则强调清语骑射,削减科举中式的八旗名额并停止翻译会试,限制和阻止八旗教育的发展及普及。这一变化,导致八旗教育呈现颇为萎缩的局面。李绪柏《明清广东的社学》(《学术研究》3期)对明清广东社学的发展概况,建制规模、经费学田、教学内容、社师遴选等方面的特点,以及社学在广东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贡献等进行了详细梳理。
刘凤云《明清城市的坊巷与社区———兼论传统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折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期)、《清代文人官僚与城市私家园林的兴衰》(《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等文,及《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一书,突破以往从经济史、社会史入手和点状式、区域式研究的模式,着眼于社会转型期的明清城市空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对其物质内容(建筑组合与分布状态中的人文因素与文化内涵),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
李琳琦《略论徽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历史档案》2期)指出,徽商在大规模兴学立教的同时,又围绕科举考试对士子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资助,从而为士子科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的《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期))一文指出,明清时期徽州考中进士的人数之多为他郡所不及;就其内部而言,中进士者在地域分布上以歙、休宁两县尤其是歙县所占比例较大;而相对于地域上的不平衡,中进士者又主要集中在汪、程、吴及其他少数大姓大族之中,其原因在于这些大姓家族具有“崇儒重仕”的传统和雄厚的商业资本,这使其子弟具备了一定的优势。
王政尧《清代民间“关戏”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探讨了清代民间“关戏”不断发展的状况,指出其具有剧种多、剧目多、名家多三个重要特点;而京剧诞生后,在继承、借鉴花、雅二部“关戏”的基础上,对于“剧目多、名家多”诸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将“关戏”在京剧中的演出推向了高潮。
2001年7月10—13日,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为进一步挖掘清东陵的文化价值及其内涵,藉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举办了“清东陵文化研讨会”。与会学者本着多学科研究相结合的精神,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建筑学、堪舆学、地理学、水文学、民族民俗学及美学等视角,深入地探讨了清东陵各个层面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前景。
冯尔康《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明清论丛》第二辑)从世道变异,家族理论和制度必须更新、小宗法主张者的立论与内涵、坚持小宗论中的大宗说、以小宗法为主的大小宗结合论、“聚百世于一堂”的“一本观”、各派家族观共同的思想成分、变革观念产生于社会实践和家族民众化等七个方面,对清人“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问题作了缜密的探讨。张仁善《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一书,以法律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关系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清代礼、法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轨迹及其所产生的意义。定宜庄《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与旗人家谱的对比研究》(《清史论丛》2001年卷)以辽宁省盖州市李氏家族的族谱为例,将其与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中对该家族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清代辽东旗汉人的人口行为与迁移情况,以及他们与八旗制度之间的关系。
王世光《明清奢靡论探微》(《社会科学辑刊》5期)指出,明清时期思想家及学者—反崇尚节俭的传统观念,从不同视角对奢靡的正面价值予以肯定,这反映出明清时期社会结构变迁及价值观念转变的独特历程。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明清论丛》第二辑)考察了清军入关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近200年时间里,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变化;并对酿成清代社会风气变化的原因、奢靡风气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对清代的影响进行了剖析。
黄爱平《18世纪中国社会知识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以戴震、袁枚、阮葵生等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为着眼点,指出这些有识之士藉助原始儒学和古代礼制的思想武器,对宋明理学和封建礼教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其深刻的理性思考反映了一代先驱者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郭松义《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浙江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清代表彰贞节的历史过程、清代妇女再嫁现象的普遍趋势及原因,并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当时并不占主导位置的妇女再嫁才真正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缔结过程中的冲突考察》(《史学月刊》5期)、《18世纪中国婚姻论财中的买卖性质及其对婚姻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十八世纪后期中国男性晚婚及不婚群体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等文,通过梳理刑科题本中婚姻家庭类档案,分别就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表现形态和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萧倩《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从江西民间育婴组织的抚育对象和范围、抚育方式、抚育费用和名额、婴孩的去留四个方面,对这一民间慈善事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王尊旺《清代台湾社会慈善事业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期)则对台湾慈善事业的成因、经费来源、管理及与大陆移民涌入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
《清史研究》第2期辟为“灾荒史研究专号”,分瘟疫社会、环境水利、减灾赈济、灾害民俗四个专题,就有清一代的灾荒问题作了集中探讨。如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对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习俗加以探讨,力图揭示徽州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侧面。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则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由此可看出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王日根《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3期)对近年来明清社会基层管理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与评析,并尝试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4期)、《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清史研究》2期)等文,分别就江南地区赈济行为的社区化倾向、宗族赈济设施———义仓等的发展概况和影响,进行了富于启发性的探讨。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前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运用历史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探讨了清代的户口制度、各省各府人口数量、边疆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以及战争、瘟疫、灾荒对人口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对清代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加以揭示。陈丹《清代前期的人口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期)指出,清前期的人口增长总规模是空前的;社会环境、政府政策、农业生产耕作技术的改进,尤其是新作物的引进,是导致清前期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趋势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尚英《试论清代前期的离卦教》(《明清论丛》第二辑)对八卦教中建立时间早、传教时间长、独立性强、实力大、影响深的教派之一的离卦教,从起源、性质、发展变化,及其与一些反清武装起义的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张莉《论帮会在清代的演化》(《历史档案》1期)则对秘密帮会的发展、帮会体系的演变及其特色进行了梳理。陈宝良《清代的无赖层与地方社会》(《清史论丛》2001年卷)着眼于无赖层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对无赖层的称谓、形成、社会活动进行具体探讨的基础上,进而对绅士层的无赖化现象、绅士层与无赖层的互相渗透以及无赖层在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以适当的评价。
学术史。本年度学者们的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学术演变、史学研究、地方学术、文献整理等方面。汪学群《关于清前期学术思想的争论》(《清史论丛》2001年卷)对清前期中学与西学、理学与心学、汉学与宋学之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黄长义《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江汉论坛》6期)、王杰《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文史哲》4期)、王世光《“通经”“致用”两相离———论清代“通经致用”观念的演变》(《人文杂志》3期)三文,分别就经世思潮、经世实学思潮、经世致用及其影响和意义予以探讨。李海生《社会批判思潮与明末清初的学术转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以学术自身的变异轨迹为视角,对明末清初学术转变的内在动力加以寻根追源。杨绪敏《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的嬗变及学者治学特点》(《江苏社会科学》5期)对清初和乾嘉时期的学风和内在联系与差异及其原因进行了对比考察,并具体分析研究了两个不同时期几位主要代表人物治学宗旨、方法、内容的异同。陈祖武《读章实斋家书札记》(《清史论丛》2001年卷)指出,章学诚所作16封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考据学风的关系,其间既有作者一己学术追求的阐发,也有对一时学术界为学病痛的针砭,无论于研究章氏学行、思想,还是探讨乾隆间学术演进,皆是颇有价值的资料。吴海兰《章学诚论学术风气》(《浙江学刊》2期)指出,章学诚鉴于考据学风盛行后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肯定考据的重要(更强调其无补于经世明道),另一方面主张将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申屠炉明《论章学诚与钱大昕学术思想的异同》(《社会科学战线》6期)认为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多有创获,不旁依、不苟同,卓然有以自立,而钱大昕则博涉群书,考证精详,能发前人所未发,二人学术各有千秋;治学门径的不同,是导致两人学术思想相异的主因。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的启蒙》(《湖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清代考枯学起源于明代中晚期,两者无论是从时间的前后衔接,还是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以及学术成果的继承和发扬上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刘仲华《试论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清史研究》1期)指出以子证经、史是乾嘉考据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法。黄爱平《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中国文化研究》1期)、张晶萍《乾嘉学术与“汉学”观念》(《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期)分别就清代汉学及其相关问题加以考辨,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一书,以理学清算为入手,以对辟“二氏”(释、老)的学术追踪为切入点,对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讨,意在延续20世纪40年代以后几乎中断、而至今仍显薄弱的疑古思潮“史”的研究传统。
汤志钧《清代经学学派及其异同》(《炎黄文化研究》8期)对清代经学流派(如吴派、皖派、常州学派,以及扬州经学研究等)及其各流派间的异同,进行了梳理和论断。章启辉《船山礼学的时代精神》(《船山学刊》1期)对王夫之礼学所具有的时代精神,从《礼》的精神(务实,躬行)、即人欲说礼、救国莫急于礼三个层面加以阐发,并对其礼学思想进行了检讨。林存阳《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齐鲁学刊》1期)、《方苞三礼学论析》(《清史论丛》2001年卷)等文,分别剖析了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的成就和影响,以及方苞以义理治礼、说礼意在贯通的研礼特色及成就。董铁松《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期)对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历程、今文经学与经世学风、“今文”疑古精神对传统的瓦解作用、政治批判和接纳西方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张爱芳《赵翼论正史编撰》(《河北学刊》2期)就《廿二史札记》中有关正史编撰的成就、缺失,及对一些重要史着编撰“原委”的考察等展开论述;并通过与章学诚的对比,以彰显赵翼所论之成就与局限。施丁《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求是学刊》3、4期)认为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这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一书,则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方面对18世纪中国史家在理论上的贡献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并对把乾嘉史学与乾嘉历史考证学混为一谈、历史考证学派重考证而轻褒贬是不要历史评价、乾嘉史学中缺乏经世致用思想等看法提出了新的认识。
岳升阳《宣南文化与清初学术》(《北京大学学报》2期)就“宣南文化”对当时学术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并强调:对清代地域文化的研究,不但要考察学人祖籍地域文化、家学承传,以便追述其学术创作的背景和渊源,还要将学术创作过程放到实际的地理空间坐标下加以观察,从而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学人思想演变的轨迹和学派形成发展的路径。周晓光《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新安理学在徽州宗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汤华泉《徽州人与〈四库全书〉》(《徽州史学》3期)从徽州人进献书籍的数量、在四库馆所担任的职位、所撰着作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徽州人对纂修《四库全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考辨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疏误舛错680余则,于《四库全书总目》实有补纠缪之益。王锷编着的《三礼研究论着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以100多万字的篇幅,收录汉至1999年历代学者有关三礼研究专着2683部、论文2123篇,详加梳理,提要钩玄,为三礼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李灵年、杨忠主编,王欲祥等着的《清人别集总目》(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对清人(兼及由明入清和由清入民国者)近两万名作家所撰约四万部诗文集进行了梳理和着录,是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诗文别集着述、馆藏及其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无疑将对推进清代学术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边疆史。边疆史的研究涉及到清廷对边疆的思想认识、治理策略、民族关系、以及当时学者对治理边疆的思考等问题。赵文铎《康熙前期东北边防思想探析》(《北华大学学报》1期)指出,康熙东北边防思想主要是在反击沙俄侵略过程中并随着反击的胜利而最终形成的,体现为重安内、轻攘外,内外并举;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骄矜、自欺欺人、轻视敌人的华夷观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成为康熙东北筹边的指导思想。苏德《清代前期民族关系探述———以清政府与蒙、藏、新等民族地方的政治关系为中心》(《内蒙古师大学报》2期)对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清政府治边政策(如“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等)的实施与国内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作了论述,指出清代前期边疆民族统治政策是成功的,它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族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宋平章《清代前期学者关于渤海周围地区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期)指出,清代前期杜臻、顾祖禹、陈伦炯等学者对渤海周围地区的海岸、海岛和海区的地理形势,以及海口、海港和海道的军事、经济价值的分析,为当时的海防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意见。王宏斌《清代前期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史学月刊》2期)则对杜臻、顾祖禹、施琅、陈伦炯、蓝鼎元等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加强海防、认识到台湾、澎湖等岛屿对于大陆所起的“屏捍”保护作用和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等)加以剖析,指出这些学者的认识为清代前期的海防兵力部署和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黄达远《试论清代哈密回旗》(《新疆大学学报》2期)指出,哈密镶红回旗制度的制定,在客观上增强了当地民众的政治向心力和文化认同感,成为清廷获得稳定新疆的生力军,但在施行哈密旗制过程中也出现了重上层利益而轻下层维吾尔人利益、不能因时制宜“改土归流”等失误。刘正刚、唐伟业《从会馆看清代海南的发展》(《海南大学学报》3期)指出,随着人口的流动,清代海南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海内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商业会馆在海南的建立以及琼州会馆在海内外的活动是其发展的重要体现。
中外文化交流。葛荣晋《清代文化与朝鲜实学》(《中国文化研究》3期)从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角度,论证了清代文化(体现为经世实学、利用厚生、考据实学、气实体论思想四个方面)是建构朝鲜实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刘为《朝鲜赴清朝使团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对朝鲜赴清朝使团文化思想交流活动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梳理,指出实学派的兴盛、北学思想的繁荣都是朝鲜使团文化交流活动的巨大成果。徐凯《清使阿克敦与〈奉使图〉》(《明清论丛》2001卷)认为,阿克敦之出使朝鲜不仅圆满完成使命,成为中朝交流的友好使者,其《奉使图》更是研究18世纪前叶朝鲜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戏剧文化,及中朝文化交流、清代前期诗歌、绘画、书法艺术等罕见的宝贵文献。杨海英《清初朝鲜通事考———以古尔马浑(郑命寿)为中心》(《清史论丛》2001年卷)对在清朝崛起并征服中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几乎不被人注意的重要群体———朝鲜通事(即译员、翻译),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古尔马浑为切入点,进行了梳理考辨,认为通过此人可以较为深入地了解朝鲜通事这个特殊群体,还能透视清初政治中某些不为人注意的特点。
傅朗《清嘉庆朝赵文楷使琉球的影响与贡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嘉庆朝赵文楷的出使,不仅减轻了琉球的经济负担,而且融洽了中琉之间的关系,且为中国文化在琉球的传播打下良好基础。刘景莲《从东波档看清代澳门的民事诉讼及其审判》(《清史论丛》2001年卷)以67件罕见的东波档民事案件司法文书为依据,对42宗以经济纠纷为主的民事案件中的钱货、借贷和租屋诉讼三大类案的案发特点、司法审判程序及司法实施特点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这三类案件充分体现出在清政府特殊政策管理下澳门商品经济发展的特色。
王剑《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东北师大学报》3期)探讨了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王学环境、理学环境、实学环境三个层面的关系。汤开建《顺治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清史论丛》2001年卷)则考察了顺治时期清政府的保教与尊教政策、中国天主教事业的保存与重建及其在顺治中后期的迅速发展,认为顺治时期是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唯一没发生教难的时期,时间虽不长,却是其发展最快、最重要时期。吴伯娅《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清史论丛》2001年卷)揭示了乾隆年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肖朗《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社会科学战线》2期)以艾儒略所着《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探讨了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一书,探讨了清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背景与渠道、清初知识界各层人士对西学东渐的各种反应,以及士人回应西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异同及其对清代社会学术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当然,清史研究中亦存在某些不足。诚如何龄修先生在《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80期,2001年10月25日)一文中所言:“在着作中,创新与抄袭并存,精彩与平庸同在,学术的纯洁性、原则性与学术的腐败、堕落共生,理论和是非的混乱严重表现,着作和出版的基本标准、基本要求激烈动摇。这类形象不免使人感觉迷惘、悲观,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似乎有其必然性,是史学进一步发展和更新局面诞生前的阵痛。”此一学术反思,不仅弥补了此前对清史研究自身关注不足的缺憾,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学者们对清史研究今后发展的积极思考。
综观本年度的清史研究,可谓在继承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其表现出的特色为:学术新思维的呈现,为清史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域;各研究领域的深入探讨和新课题的发掘,深化了清史研究;基础文献的整理,为清史研究提供了保障;档案的发掘与利用,推进了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和准确性;而对清史研究自身的反思和学风建设的关注,为清史研究今后的积极发展起了激励作用。
本人以上仅就耳目所及,对本年度的清史研究略加介绍,然拘于识见,所述未必准确,疏陋之处亦多,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①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导论》;扉页评语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8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055.html

以上是关于炎黄文化-2001年清史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