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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97年清史研究综述

1997年,是国内清史研究重要的一年。回顾该年度的清史研究,不仅成果甚丰,着述不少;而且在某些专史领域(如清代社会史研究、文化史研究、军事史研究等)的研究中,较前又有新的推进。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也逐步开拓之中。总的来看,呈现出良好态势,然亦存在诸多不足。
现仅就此年度中,清史研究成果的基本统计、研究中的新成果与争鸣点、研究中的态势与薄弱环节等问题,介绍与综述如下。
一、清史研究成果的基本统计
1997年度,在国内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关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各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论着,据初步统计,量的情况如下:在1997年,发表的明清史研究论文约为110篇,清史(清前期)研究论文约为240篇,二者累计约为350篇,较之上年,在量的方面有所增长。
较之学术论文的成果而言,有关学术性专着的出版则要少得多。本年度清史(清前期)研究专着,累计也仅10余部左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着述是:由白寿彝教授担任总主编、周远廉和孙文良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卷《清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姜广辉着《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熊文彬着《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邓长风着《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二、清史研究中的新成果与争鸣点
清史研究中的“新成果”,系指学者在进行有关专题研究时所取的新视角,进而提出的新的研究见解与结论。所谓“争鸣点”,则是指某些引起争论的学术问题。这些,均有助于清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1、济史研究中的新成果
赋税制度研究的新进展 何平在《论清代定额化赋税制度的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摊丁入地”两次重大的赋役改革措施实际内涵分析入手,指出丁银和地粮是清代赋税的基本内容,康熙朝的不加丁赋政策,首先使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下来。雍正年间的摊丁入地,又利用地亩稳定性的特点,使得业已固定的丁银总额更易征足。从财政收入的组织功能上看,清代赋税制度呈现鲜明的定额化特点。
劳动力市场的新探索 孙竞吴《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清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得很不健全,很不成熟,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性能。社会产品大都为土地所产,而非资本所产;商品化的财富更多地表现为商人资本形态,而非产业资本形态。只有在社会分工、城乡对立、生产力突飞猛进的背景下,集中生产的、以追求市场利润、剩余价值的资本“合理性”经营得以吸引大多数农村人口离开土地转化为工商人口时,真正典型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才会出现,经济结构、社会形态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地区商品经济研究的新成果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是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经济史中的重大课题。方慧、徐中起《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利用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进行综合研究,从边疆地区与内地贸易往来的频繁、各种贸易中心城镇的形成、农村集市的兴起、边贸的发展等几方面进行了探讨,作者特别强调,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农村集市,提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场所,促进了当地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有的集市已具有商品集散地的功能。而边贸的发展,更对加强与邻国之间的往来和交流、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新争鸣 明清时期内陆地区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历来观点不一。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明清赣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及趋势的分析认为,明清时期,该地区商品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闽粤流民的进入进一步刺激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伴随着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的扩大,经济作物的加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在这一系列现象中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具有农业资本家性质的租地农和具有手工工场性质的瑞金烟草制造厂。前者多是一些流寓于赣南的福建人,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地主”而是“骤拥雄资”含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而后者的经营者则是一些富商,它的雇佣劳动者则是一些背井离乡、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
中西部开发研究的新启示 陈然《我国历史上开发中西部的成功典型——清初开发自流井盐业的历史启示》(《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一文,着重阐述了清初自流井盐业开发的启示:其一,清政府对四川盐业采取的宽松政策,有利于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给凋零破败的四川井盐业带来了转机。其二,“帮井法”的出现,确系榷盐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导致了私井的大量出现并日益合法化,冲破了清朝政府在盐业运销中的固有模式,促进了井盐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其三,清政府课税从轻的政策,造就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其四,清政府的政策,客观上促使封建生产关系樊篱开始松动,并向一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过渡。总之,清政府“务从民便”政策,有利于西南边疆开发。
孔府土地形态研究的新视角 李三谋在《清代孔府土地经济形态研究》(《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该府农田由以5屯4厂18官庄为主体的公田和分布于鲁、冀、苏数省的私田两部分组成,由此而决定了孔府农业经济的两重性:不完全的(残余性的)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表现为包括徭役内容的赋税活动与租佃活动的结合,即古典型与时代性并存。其经济形态,既具有传统的典型性,又具有区域的特殊性。
商人会馆研究的新探索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张明富在《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它的出现,一是因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二是因为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三是由于归属感的需要。四是协调商业利益,实现求利目的的推动。作者认为,恰是由此,将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漕运行帮的新探析 吴琦在《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漕运是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物,自秦汉以来,一直被紧紧控制在封建王朝的铁钳之下,成为历代加强中央集权、维系封建政权的重要手段。然而,从明中叶开始,民间宗教力量渗入漕运行业,引发了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早期青帮等民间秘密组织在明清时期的相继出现,构成了晚期封建社会中的又一社会力量。
此外,有关清代经济史的论文还有:张芳《明清南方山区的水利发展与农业生产》、李映发《清代州县储粮》、任重《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均见《中国农史》1997年第1期),吴兴南《清代前期的云南对外贸易》(《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孙德昌《从老罕王钱看清朝货币的发展》(《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许周鹣《论明清吴地儒士的商业意识》(《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邓亦兵《清代前期某些生产资料之运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杨仁飞《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等。
2.政治史研究中的进展
明清兴亡辨析 李治亭、王桂平的《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为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别从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等角度,进行阐释。文章认为,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这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八旗旗主考析 努尔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规划了由八个旗主共治国政的制度?若果如此,这八个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没有明确记载,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个谜。杜家骥的《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具体而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体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大凌河之战的新探究 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七月,后金汗皇太极亲率大军,对明发动了大凌河之战。此战不仅从战略、战术多侧面反映了皇太极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而且也是日后与明进行松锦决战的一次演习。李鸿彬在《试论皇太极与大凌河之战》(《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皇太极即位后,“参汉酌金”进行改革,大凌河之战中可见三点颇有意义的变化:第一,用人以策略为先。皇太极广泛任用汉官,这批汉官后来有的成为皇太极的谋士,有的成了汉军八旗的着名战将,起到了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第二,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第三,首次围城打援战术演习成功,有利于八旗兵发挥野战优势。
禁南洋案的新探析 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在禁南洋案问题上,中央决策受到东南沿海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清廷历次禁南洋案的中央决策所依据的原则依次为:帝国的长治久安,全国财政经济的正常运行和闽广等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稳定。对自己文明的优越感和视西洋诸国为夷狄的落后观念,也使清政府的决策者们把这种陌生的国际关系限制在祖宗“朝贡制度”的框架中。禁南洋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的政治体制已丧失了活力,昭示出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仅仅采取一点应急式补偏救弊的政策措施是无出路的。
康熙年间县政研究的新视角 柏桦在《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李成林的《令梅治状》一书(分为《纪略》,在任时的重大事件记述;《详文》,向上呈送文书两部分)的分析,剖视了康熙时的县政特点:其一,从地方政治来看,作为州县一级政权虽不能拥有独立自治的权力,但自我保护的地方意识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其二,从地方官施政的动机来看,其施政的重点大致都放在考成和有关自身名利的项目上。其三,从文书运转形式来看,舞文弄墨,文牍风气甚重,这是一种官场习气。政务不在能干不能干,关键在于能说不能说,能干的不如会说的,这是官僚制度的主要弊病之一,且与官僚制度相始终。
财政与吏治关系的新探讨 陈锋《清代的钱粮征解与吏治》(《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一文,通过论述钱粮催征过程中胥吏的盘剥及其限制,以及钱粮催科考成的制度与更改,来探讨财政与吏治的关系。作者认为,种种条文的不断颁布,意味着种种弊端的不断滋生。在封建制度之下当然不能指望几纸条文的限制就能弊绝风清,但也应该注意到,条文颁布的本身,也正是发现弊端,督抚题参,整饬吏治的结果。
江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分析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指出,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15%,但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明嘉靖到清嘉庆元年为第三阶段,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为第四阶段,道光三十年到光绪三十年为第五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平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庭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区域人才变化的新探索 冯尔康在《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综合清代前期与末季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的异同和变化,认为:其一,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的比重,在不同时期变化是比较大的。其二,一些省籍、旗籍引见官员比重则处于比较稳定的地位。其三,引见官员大多为中级官员,少数为高官和微员。至于区域人才变化的原因,一是与战争有关,二是与科举相关,三是与民族政策、旗籍相关联。
中央权力分配体制研究的新论点 长期以来,史学界常将清初内阁与专制皇权相对立,更认为军机处的设立在于强化皇权,故将二者等同。高翔在《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清初内阁的出现服务于皇权扩张的需要,在权力分配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对立关系。作为清朝中央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出现绝非针对内阁,而是试图将已经形成的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然而,决策制度化在方便皇帝独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统治方式和权力结构,逐渐给皇权带来了一些新的异已因素,则是其创始者始料不及的。
此外,有关清代政治史的论文尚有:祁美琴的《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张杰的《〈四库全书〉与文字狱》、沈原的《“阿其娜”、“塞思黑”考释》、邸永君的《清代的拔贡》、李玉昆的《台湾大天后宫〈平台纪略碑记〉述论》(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白新良的《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杜家骥的《清太宗嗣位与大妃殉葬及相关问题考辨》、陈尚胜的《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佟悦的《清入关前的爱新觉罗宗族》、王爱华的《满汉文化融合与‘档案’词源》、赵珍的《那彦成整饬青海述略》、吴爱明与夏宏图的《清代的地方行政与幕友人事制度的形成》、华立的《‘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傅波与张德玉的《满族普书研究的几个问题》(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吴仁安的《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岑大利的《论明清时期的官员经商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邹莉的《明清江南士子心态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杨洪的《清代康雍乾三朝平定边疆叛乱之分期比较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刘潞的《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吴兆清的《清代回避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李志茗的《清代官俸制度与其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
3.民族史研究中的新拓展
厄鲁特盟史事的新探索 佟佳江在《清雍正年间厄鲁特盟史事钩沉》(《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为了加强对游牧于推河地区厄鲁特各旗和各部封建主的管辖,为了适应战争的实际需要,清朝于雍正四年设置了厄鲁特盟。厄鲁特盟由厄鲁特蒙古各部组成,其中准噶尔原部四旗、和硕特部一旗、辉特部一旗。地跨大漠南北,这在清代内外扎萨克各盟中是仅见的,是由厄鲁特蒙古各部活动的历史状况决定的。但《清实录》及《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官书,几乎没有关于厄鲁特盟活动的记载。截至雍正九年,先是茂海和巴济二旗叛投准噶尔,随后多尔济色布腾和色布腾旺布二旗东移,只有阿拉善旗仍然游牧于贺兰山下。因此,厄鲁特盟已经不复存在。
新普尔钱研究的新拓展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南部通用的铜币,史称新普尔钱,因系红铜所铸,亦称红钱。吴元丰《清乾隆年间新疆新普尔钱的铸造流通及其作用》(《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认为,天山南部向来白金稀少,驻防官兵的盐菜银无法就地解决,而要靠内地调拨,长途运送不便,且对中央财政压力大,难为永久之计。而利用当地生产的红铜铸钱,作为官兵的盐菜银搭放,减少从内地调拨银两,势成必然。此举为清政府在新疆地区为巩固统一和加强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措施之一,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封建剥削性质,但在客观上仍具有积极作用。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性质的探究 公元1642年,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固始汗用强大的武力统一了全部藏区,支持黄教势力集团建立了以拉萨为中心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该政权是怎样建立的?性质如何?中外学者对此的观点向有很大分歧。苏发祥《论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及性质》(《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既不是藏族本民族建立和组成的单一地方政权,也不是和硕特蒙古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蒙古地方政权。它是一个在蒙古军事势力的直接护持下建立起来的蒙藏联合地方政权。和硕特蒙古需要生存的地盘,格鲁派需要依靠外族军事力量的强有力保护,这就是双方联合的基础,而共同的信仰则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
藏传佛教职衔的考释 贺其叶勒图在《藏传佛教呼图克图职衔考释》(《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一文中,考释了清代佛教高僧封号的特点,认为清代册封蒙藏地区佛教高僧的封号名目繁多,除达赖、班禅,依次还有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以及国师、禅师等,分为职衔、名号两大类。在蒙藏地区诸多呼图克图中,地位最高的是达赖、班禅和喀尔喀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其次是历世驻京呼图克图,再次是驻扎各游牧处所的呼图克图。
驻藏大臣与达赖相见礼仪的新探讨 刘丽楣《关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相见礼仪问题》(《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在封建王朝中,皇帝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因此,在西藏地区达赖喇嘛虽为世俗领袖、一教之主,但也无法与皇帝相提并论。当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以在礼仪方面“稍加优渥”,但前提必须是服从于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策略的需要。一旦上述前提已经解决,那么君臣之间、主仆之间的等级之分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西藏丹书克研究 在清代,丹书克是西藏向皇上呈递的一种公文形式,它为加强西藏地方政府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巩固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桑丁才仁在《略论清代西藏丹书克的有关问题》(《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丹书克的内容有三种:其一,它是西藏上层为了表示向皇上和皇太后祝寿和遇有其它喜庆节日时,专门呈递的一种公文。其二,清代,凡受封者每年定期赴京朝觐纳贡。西藏上层向皇上进献贡品时,所献贡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写在丹书克之中。其三,它一般不做陈报政务之用,但若驻藏大臣内“不公能有事情”者,在丹书克中可据实陈奏。
维藏商业贸易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尹伟光在《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维、藏民族之间的贸易形式有:以互通有无为目的的直接贸易、以赢利为目的的中方贸易、违反清政府规定的非法贸易、准噶尔的进藏熬茶贸易中。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贸易税率,当西藏藏族到新疆贸易时,为三十分抽一(牲畜)、二十分抽一(缎布、皮张);而维商赴西藏贸易时,一般货物为二十分抽一,缎布皮张则为十分抽一。贸易品既有土特产品,又有转手贸易来的“舶来品”。贸易通道有:由叶尔羌南下藏西北的通道;由和阗、于阗南下藏地的通道;经由色勒库尔的通道。
此外,有关清代民族史研究的论文尚有:周润年的《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胡凡的《论满族形成时期的文化结构》、宝日吉根的《〈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都兴智的《锡伯族源出女真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吴元丰的《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1期),祁杰的《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人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王希隆的《论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赌拉》(《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何峰的《〈番例〉——清王朝对青海藏区的特殊法律》(《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陈光国的《论清朝对藏区法制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同前)、王献军的《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政教合一制》、李凤珍的《试论清代西藏递丹书克制》(均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苏晓云的《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年第3期)、马肇曾的《明清怀宁回族马氏闻人考述》(《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余宏模的《试论清朝前期贵州的土司制度》(《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曹相的《清朝雍正年间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
4.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探索
义庄研究的新成果 余新忠在《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苏州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粜、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同时,乡绅救济这种政府倡导的家族慈善行为,更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明末清初善书研究的新视角 善书,系指劝人实践道德、修善止恶的着述。明清时代,善书在民间广泛流行,流传较广的是《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及功过格等。游子安《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简述了明末清初功过格的流行;探讨善书抨击淫靡的风气和针对低假色银的现象,及功过格“论钱记功”的方法。明末以来抗租等事件使部分士绅作出反省,清初善书既告诫乡绅体恤佃仆,也劝谕他们积德行善。功过格强调救济援助贫苦无依者,实源于善书对财富聚散的看法,鼓励富者散财以积德。作者认为,功过格所揭示中国人注重道德内省、积善销恶以累积功德的观念,理当重视。
社会史研究 《清史研究》于1997年第2期,出版了“清代社会史研究专号”,刊载诸多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张研在《试论清代的社区》一文中认为,多种形态的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分类的纵向角度考察,清代社区仍属传统社区,但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化,其内容亦发生变化。从地域空间分类的横向考察,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仍重叠交错,但随社会变迁,后二者的作用与功能日益突出。王日根在《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一文中指出,在该系统中存在“官”与“民”的二元组织系统,后者包含了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等形式,成为封建统治的延长和补充。郝秉键在《试论绅权》一文中提出,清代绅权的生成,一是因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为其提供了空间;二是绅士自身所占有的资源优势及乡里社会所需。它的确立,首先是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其次是将家族关系引向新阶段;再次是既将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有机联系,又在官民之间建立了“缓冲”。秦宝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一文中认为,秘密教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而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人们常将它与秘密会党混为一谈。文章认为,既要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更要注意它们的区别。秘密教门貌似宗教,但它仅从佛道两教汲取了可资利用的教义,摭拾其经典中某些词句,加以改造,服务于自己反传统、反社会的宗旨,虽然表面上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实质上却是民间秘密结社。宋军在《清代红阳教与乡土社会》一文中指出,该教活跃于以直隶近畿为中心的北方乡土社会,它以广大下层民众为载体,以乡土社会的流动人员为传播媒介,并通过其现实而有效的济世性及其和平、温顺、保守、松散的方式,长期而顽强地证明着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他们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一种渴求与尝试。黄平《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一文认为,这些主张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反映。但提出的解决办法,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有效方案。李景屏在《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一文中指出,由于奢靡之风的刺激,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享乐,用于吃、喝、嫖、赌、抽。奢靡之风的“流”在于官民,而其“源”却在最高当权者,诚所谓上行下效。
此外,吴霓的《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徐建青的《清代的造纸业》、王卫平的《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均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等文,均值得一读。
5.学术史、人物研究中的新视角
汉学与宋学关系新辨析 暴鸿昌在《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清代汉学宋学二方,各执门户,甚者彼此相詈,按剑操戈,党同伐异。其实,对此应作具体分析,清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汉学鼎盛,但多数汉学家并不排挤宋学,此时宋学衰微,鲜有宋学家诋汉学,而诋讥汉学者多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等人讨伐汉学,但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
屈大均史学思想剖视 关汉华、冼剑民在《屈大均及其史学》(《暨南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屈氏史着蕴含丰富的史学思想:其一,屈氏历史观实源于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其二,立足现实、面向当代、弘扬民族大义,是屈氏着史准则。其三,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其四,辩证地看待局部和全局,注重区域史研究。其五,以诗为史,诗史并举,相得益彰。
钱大昕学术思想研析 王记录在《钱大昕的学术思想》(《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钱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代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则是钱治学的核心。他以考据着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他继承清初顾黄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章氏易学、史学探究 吴怀祺在《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章氏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氏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认为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人物研究中的新视角 赵珍在《那彦成整饬青海述略》(《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那彦成任陕甘总督时,政绩卓着。尤在处理青海民族事务期间,酌立章程,因地制宜,有利于社会稳定;而肃清流弊,整顿吏治,加强政府对民族经济贸易的管理,使青海民族经济贸易进入有清以来的繁荣时期。陈三弟《徐枋研究》(《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对清初“海内三遗民”之一的徐枋的出身、经历、交游与思想渊源进行了探讨。关于施琅研究,则有苏双碧《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为纪念施琅逝世300周年而写》、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王宏志《对立和统一——评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诸文。苏文认为,施氏想法是为了祖国统一而出兵台湾,正因为如此,他才置康熙帝之议于不顾,力主在台湾置治设防。王与吕文则对施氏及统一台湾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王文认为,原处于一个统一体内的郑成功和施琅,后来成为对立面。然仍有统一之处,即他们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因而都收复了台湾,都反对西方殖民者占据台湾,认为台湾当由中国来管理、建设,故都成为杰出的正面人物。
此外,本专题研究中,乔治忠《〈大清-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暴鸿昌《论方苞与康雍时期的理学》(《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盛邦和《论颜元的新价值观》(《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赵连稳的《黄宗羲史学初探》(《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赵秉忠《论枢臣鄂尔泰》(《辽宁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卢佐诚《戴名世死因新说》(《武陵学刊》1997年第1期)、吕友仁《乾嘉朴学传黔省,西南大师第一人:郑珍学术成就表微》(《河南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李敏《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2期)、华锡初《乾隆家世新证》(《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文,亦值得一读。
6.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新态势
对外政策与中外通商的分析 潘鹏飞《论清前期对外政策与中外通商——基于恰克图贸易实证分析》(《黑龙江财专学报》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十九世纪前期,由于受中国历代朝贡制度的影响,清政府推行“商务外交”,将贸易“开”与“停”作为“制夷”的有效武器。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开与停即是如此。此错误观念致使妄自尊大,逐渐沦为落后挨打的地位。
回族商帮与外贸研究新探 中旭《回族商帮与历史上的云南对外贸易》(《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回族商帮形成后,云南回族商业活动以外贸为主,路线已达十余条:(1)由通海至打洛,过江一路到缅甸,一路到泰国。(2)由开远经广西到越南。(3)由峨山经通关到泰、缅。(4)从景东经思茅到泰国。(5)从楚雄经腾冲到缅甸。(6)由昌宁经耿马至缅甸。(7)由大理经耿马至缅甸。(8)由施甸经耿马至缅甸。(9)由永宁经腾冲至缅甸。(10)由德钦至印度。(11)由思茅经猛腊至老挝。
中朝文化交流研究新视角 王政尧《〈燕行录〉初探》(《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由朝鲜使节撰写的《燕行录》中,着录了清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民俗、城市建筑、五行八作等,堪称全面。乾隆中期以后,一些朝鲜学者加入来华使团,通过考察,改变了“华夷”观念,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改革朝鲜政治、经济、文化。“北学派”逐渐形成,并对“实学派”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有关此专题研究的论文尚有:白新良《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徐明德《论清代中国的东方明珠——浙江乍浦港》(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王禹《传教士在海南岛》(《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秦国经《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徐凤媛《康熙年间的海外贸易》(《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2期),陈潮《明清之季中韩宗藩关系探索》(《学术论坛》1997年第1期),徐方平《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止的原因和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吴兴南《清代前期的云南对外贸易》(《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苏全有《论清代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郝镇华与许明戈《康熙皇帝的洋教师:南怀仁》(《国际人才交流》1997年第3期),杨仁飞《清前期广州中英茶叶贸易》(《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等。
三、清史研究的态势与不足
1、态势之一:研究论着数量有所增加,某些领域研究有所增强。
2、态势之二:社会史研究成为关注热点,有关论着大为增加。人物评价仍成为研究热点,但中外关系史研究却仍薄弱,入关前研究似原地踏步,尚无新意。
1997年清史研究中的不足:
1、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指导,进行清史总体性研究的文章仍感厥如,理论上有真知灼见的研究着述仍难得一见。2、在选题、材料使用上,应努力辟新径,避免重复研究。在材料发掘上,当下苦功夫,加强基本功训练。3、在研究手段与方法上,应力求多元化,在经济史、人口史、区域史、商业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中,对有关数据的处理、分析,发展态势的评估,当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使之量化研究得以加强。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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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073.html

以上是关于清史研究-1997年清史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