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在许多情形下，杀人是不偿命的，如老公捉奸杀死奸夫，无罪，义勇者杀死劫盗之人，亦无罪，等等。

古代称死刑为“大辟”，即大罪的意思，秦汉时期乃至先秦，判死刑的一般是“十恶”重罪。

隋唐《开皇律》与《唐律疏议》对死刑犯的判决做了进一步的修订，正式出现了“十恶不赦”之罪。如谋反、谋大逆(毁坏皇室宗庙、陵墓)、谋叛(背叛朝廷)、恶逆(殴打和谋杀尊长)、不道(杀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大不敬(冒犯皇帝)、不孝、不睦(谋杀亲属)、不义(官吏间互杀，士卒杀官，学生杀老师等)、内乱(亲属通奸或强奸等)。另外，隋代以后，历朝历代也有对强奸、强奸幼女者判处死刑的，但这些死刑不在不赦之列。

在古代一家一姓之天下里，通常需要遵循皇帝(天子)的“替天刑罚”权属，所以死刑案件理论上得由帝王审批，而帝王或亲自掌控所谓生杀大权，或授权有关专门机构行使死刑复核的权力。

如唐代采取的是三司推事、九卿议刑和都堂集议制等特殊的复核死刑案件的措施，这些中央机关地位很高。宋初实行的是州级终审制，不必报请中央核准，刑部只是在死刑执行完毕后进行事后复查。北宋中期进行改革，死刑案须由提刑司详复后才能施行，州级机关不再享有终审权，并逐渐形成为一种制度，沿用至南宋。紧急情况下，也有暂时赋予知州以死刑终审权的例子，但不常见。

明清时期的死刑，分为立决、立即执行和秋后决、秋后执行两种形式。清律称前者为“斩立决”、“绞立决”，后者为“斩监候”、“绞监候”。凡是性质特别严重的死刑案件，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及杀人、强盗罪中之严重者，要立决，一般死刑则待秋后决。这两种死刑都要经过中央司法机关和皇帝的审核批准。对于立决的死刑案件，一般先经刑部审定，都察院审核，再送大理寺审理，而后三法司会奏皇帝最后核准。对于秋后处决的死刑案件，明朝建立了朝审制度加以审核。朝审是天顺二年下诏，三年开始实行的，且从此“永为定例”，“每岁霜降后”进行，“历朝遵行”，所以史称“朝审始于天顺三年”，成为对在京立决重囚法定的每年必行的制度。

古代处决死囚，一般强调公开性，即“示众”。让民众围观的意思，是希望达到震慑犯罪、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临刑关怀让法律“诛身”让人情“诛心”对于死刑犯而言，在法律诛其身之前，古人还重视一个“诛其心”的过程，所谓“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也叫“临刑关怀”。让其认罪伏法。

《唐律》号称“一准乎礼”;南宋法官也认为：“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在调和“法”与“礼(人情)”的关系中，古人还强调了法律之外的伦常、息讼、恤刑、人情等方面的原则，这些原则直接影响到死囚最后几个月或几天的待遇优劣。

伦常方面，汉朝的法律有“听妻入狱”的规定，即对娶妻无子的死囚犯，允许其妻入狱，待妻子怀孕后再行刑。“听妻入狱”被公认为古代悯囚思想的一个亮点。虽不能说此立法的用意是出于保障罪犯人权，但于伦常角度，有利于维护“五伦”中的“父子”之伦，客观地保障了社会安定，不失为好事一桩。但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这种做法对于死囚妻子生下的孩子来说，也是十分残忍的。

恤刑方面，为了防止滥杀，古代除在死刑审核程序上严格把关外，还有其他的规定。如汉景帝时曾下诏，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孕妇、盲人、侏儒症患者等(死刑犯)，在监禁时可给予优待，不加桎梏。

人情方面，除顾及伦常外，还有息讼的考虑。如通过让罪犯亲属在执行前与死刑犯见面，“听亲戚辞决”，还当众“示以犯状”，若遇到死囚翻供，会立即终止执行。这样做，既可安抚罪犯将死的暴戾之心，又可让家属心悦诚服，消除他们再讼的隐患。

另外还有“最后一餐”，即“断头饭”，特点是死刑犯有任意选择吃什么的权利，但在具体操作时往往是走样了的，死囚说了并不算，而是由狱卒随意安排，但饭食肯定要比平时的牢饭丰盛许多。

对死囚的“临刑关怀”，一方面体现了对将死同类的某种文明，一方面还有迷信和祈求宽恕的意思：死囚接受了“关怀”，意味着与执行方达成了某种媾和，死后不会变成怨鬼报复执行人，同时也表示死囚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接受了对自己的惩罚，使得执行死刑的过程更为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