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部有裨清史研究的目录学着作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读书-一部有裨清史研究的目录学着作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一部有裨清史研究的目录学着作

来新夏同志所着《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出版了。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专着，又是一部有裨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工具书。全书共分六卷，实际上由两大部分组成。卷一至卷五是作者经眼所见八百余种清人（包括仅卒于清或仅生于清者）年谱的书录，这一部分构成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卷六着录了见载于他书或传闻自他人而为作者所未亲见的年谱一百四十余种，另有谱名，谱主索引两种，作为该书的附录。作者长期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京、津、沪、宁等地一些大图书馆中搜览年谱，每读一谱，辄作书录一篇，凡涉诸清人年谱八百多种，一千二百余卷，成书录八百余篇，方辑为一书。是书前后三易其稿，中途又经成稿的散佚，多所周折，计从作者创意发凡至属稿付梓，历时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现在终于亭立在茂密的书林中，同读者见面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本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首先，它给读者提供的知识内容具有较高的准确可靠性。我们知道，对于一部目录学和工具书的根本性的要求，是它的准确可靠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读者的信任，从而放心地去采用它，否则，错误百出，读者不敢使用，这样的工具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一部好的目录学着作，最忌讳东拼西凑因袭同类读物，转加介绍。来着《知见录》，由于是作者亲自披览原着所写的书录，因此，不仅所记内容相当准确、可靠，不至以讹传讹，而且还对前人同类着作的有关错误，间出按语考辨，多所指正。其中有纠谱名之误者，如孙振烈自编《次皙次斋主人年谱》，杭州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误题《次皙次斋主人年谱》（第254页）；有纠谱主生年之误者，如清王其慎编《质斋先生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误着谱主嘉庆二十年（1815）生，实为嘉庆二十一年生（第208页）；有纠谱主卒年之误者，如严辰自编《桐溪达叟自编年谱》，陈乃乾《共读楼所着年谱目》着谱主光绪十四年卒，实则彼乃谱主止笔之年（第216页）；有纠谱主得年之误者，如罗正钧编《左文襄公年谱》，汪誾《馆藏历代名人年谱集目》着谱主得年七十岁，实际上应作七十四岁（第204页）；有卒年误而致得年亦误者，如英和自编《恩福堂年谱》，梁廷灿《年谱考略》着谱主卒于道光十九年（1838），得年六十九，其实这是谱主止笔之年，谱主实得年七十岁（第148页）；有纠刊本之误者，如《十年读书之庐主人自叙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着有《思补过斋主人年谱》刻本，实际上那是谱主李钟文之父基源自叙年谱，非李钟文自叙之另刻本（第206页）；有纠撰人之误者，如《吴公年谱》，未着撰人，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误题吴受福编，实际上撰人乃谱主之子吴泰阶，吴受福仅稍补行事而已（第111页）；有纠着录之误者，如《毛大可自订年谱》，李士涛《中国历代年谱目录》、杭州大学图书馆《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均谓收于《西河合集》，来检诏书，并无此谱，遂置列入《知而未见录》并指出李录与杭目之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辩误，大大提高了来着《知见录》的准确可靠程度。
其次，着录内容丰富翔实。来着《知见录》所做书录八百余篇，加上《知而未见录》一百四十余篇，二者合在一起，殆近千篇，仅清人年谱即着录如此之多，内容堪称宏富。在所有这些书录中，除了一般标名“年谱”者外，还有校书谱、诗谱、图谱、纪年诗、年表、合谱、专谱等特种“年谱”。由于作者的辛勤搜寻，发现了前人未加着录的清人年谱稿本，如王汉章编《谵归大师年谱》（第303页），抄本如陈锡麟自编、陈鸿保续编《陈锡麟年谱》（第207页），传抄本如清林聪彝编《文忠公年谱草稿》（第161页），油印本如《陶文毅公年谱》（第154页），等等，悉加着录。得之友朋传说而未见之稿本，如俞寰澄编《戴子高年谱》亦阑入所附“知而未见录”中。在着录内容方面，过去的目录或仅列谱名、撰者，或酌收谱主生、卒年与得年。来着不仅准确地记录了上述项目，而且对谱主事略、编谱缘起与史料价值等也作了较为恰如其分的说明，从而大大丰富了本书的着录内容。
其三，比较恰当地评论了着录年谱的史料价值。给年谱写书录，除了它本身在目录学上的意义以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明年谱的史料价值，以便读者选择浏览。特别是史部目录学着作，其对能着书籍史料价值的论述是否得当，更是评价它优劣的重要准绳之一。在这方面，来着也是基本成功的。作者往往用寥寥数语点出该谱中所涉及到有关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历史问题的有史料价值的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如侯堠《（觉罗诗人）永忠年谱》书录云：“谱主为清宗室中诗人，与敦诚、曹雪芹等均有交往，谱中曾引录其吊曹之诗”。“是谱及谱主着作如《延芬室全集残稿》及《瑶华手札》等，对于研究《红楼梦》有可供参考之处。”（第110页）又如清宝琳、宝询《昇勤直公年谱》书录云：“是谱系谱主之子据其见闻纂辑，记仕历极详，并引录有关文件，惟谱以谱主一生主要仕历多涉八旗事务，记述旗务问题为多，可供研究八旗历史之参考。”（第137页）再如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书录云：“是谱于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之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之性格与形成，尚有裨助。”（第263页）对一些不足凭据的材料，书录也酌加挟出，如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书录云：“是谱乃编者有意为谱主降清一事辩解而作，……固不足称信史。”（第2页）又如张敬立撰《是仲明先生年谱》，美化谱主为学问家和道德上的完人，作者据《茶余客话》、《东皋杂钞》、《石翁山房札记》等书斥其“曲讳”不实，进而指出“使用年谱资料，又不可不慎”（第86页）。对其他目录书于某些年谱评价不当者，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潘世恩自编《思补老人手订年谱》，《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谓其“记于殊略，然亦足资参考”。来着以为潘在鸦片战争中属从投降派，对战时政事一无所叙，是书并无史料价值可言，《解题》之论“不足凭信”（第147页）。
年谱中一些不经见的史料，来着则择要录出。如陆模自编《朝议公年谱》，于道光三年条记江苏水灾，难民反抗，谱主以乡绅身份献策镇压的资料。罗惇衍自编《罗文恪公年谱》，于咸丰五年条所录论厘金流弊疏等，皆为当时第一手资料，书录中酌为捡出数行，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参考资料和查找线索。
来着能在着录时作出以上科学的处理和公允的评论，是与作者本身的学识水平有关的。此前作者曾出过颇有一定份量的年谱专着和目录学理论着作，为本书的着作积累了深厚的功底。加之作者知识面广，涉猎的载籍多，能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如评俞正燮编《何端简公年谱》，揭出俞尚撰有《何端简父子事迹》一文（收入《癸巳存稿》），可互相参考（第75页）。又如论沈曰富《沈端恪公年谱》与俞樾《春在堂随笔》卷5，所在有关资料参征，对该谱版本发表了见解（第77—78页）。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才在评点时做到深中肯綮，游刃有余。
其四，检索方便。作者在《代序》与《后记》中，一再表明撰书主旨乃在于为了节省他人搜检资料的烦劳，甘愿做“铺路石子”的工作。因此，全书的编排，充分体现了作者方便读者的用心。是书正文依谱主生活年代划分为五类：即明清之际人物，顺治、康熙、雍正时人物，乾隆时期人物，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人物，生于清而卒于辛亥革命以后人物，每类各为一卷。这样从某个人物的生活时代便可以找到他的年谱着录。每篇书录，皆按照谱名、刊本、着录情况、谱主事略、史料价值、编谱情况，藏者等项顺序着录，使读者翻检时一目了然。特别方便读者的是书后所附谱主索引和谱名索引。前者按姓氏笔划排列，于姓名后括注生卒年，后者按书名笔划排列，于书名后括附谱主姓名。有了这样两个索引，读者检索起来按图索骥，非常方便。
总而言之，来着是一部着录准确，内容充实，评论中肯，使用方便的清史史部目录学专着。它为近三百年的七、八百个历史人物提供了基本的生平史料，也为研究近三百年历史提供了若干值得珍贵的资料线索。这对于清代和近代人物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来着也并非十全十美，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书名中“近三百年”的时间概念与实际所收人物的范围的吻合问题，还可再作推敲。“知而未见录”部分尚望在再版时能并成“知见录”；一些未加着录的重要人物的重要年谱，亦待增补。在现有着录中，也有若干失误或欠妥之处。如《方望溪年谱》云方苞为“安庆府桐城县人”应加注寄籍上元，因作者对其他虏籍情况是作了说明，此处亦应体例一致。又如本条云及方苞因《南山集》案罚入汉军旗籍，后“赦归原籍”（第76页）。此处句意欠明，易给人赦还原籍老家的错觉，实则是赦方氏出旗籍，并非回老家。又如《尹左夫人年谱》，尹氏既不为人所知，是谱既为其子所作，若对其子酌加介绍，当有助于了解该书。再如，《傅青主先生谱略》书录中已辨谱主卒年应以后人考订之“清康熙二十四年卒之说为是”，而于另一处《傅青主先生年谱》书介绍谱主事略时却采用了“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卒”的说法（第15页），是前后抵牾。所有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技节性的问题，瑕不掩瑜，我们提出来，希望再版时能得到纠正。
最后，我们祝愿继来着《知见录》以后，有更多的同类着作问世，以至象本书作者所提议的那样：“对史籍的每个门类或小目类都有人分别去清查一下底数，并把结果写出报告，编制一些工具书。”这不仅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摆好“梯子”的工作，而且是造福学林的千秋事业。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