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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82年清史研究综述
1982年清史研究综述
何龄修 张捷夫
近年来，关于鸦片战争前清史的研究日趋活跃，1982年继续保持着这种趋势。据粗略统计，全年出版的清史着作十余种、论文二百余篇。现将一年研究概况略作介绍。
一
现实中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明显地引起了研究历史上人口问题的兴趣。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清前期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字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接着相继突破二亿、三亿大关。这就奠定了现今我国人口发展的基础。因此，清前期人口发展规律、人口统计中的具体问题等等，自然成了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周源和发表了长篇论文《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这篇文章虽有缺陷，吴申元、高王凌对它提出过质疑和批评（《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但它毕竟全面地研究了清代的人口问题。作者认为，清代人口发展构成“登山式的发展”的图式。“乾隆年间人口的急剧增长，正是清朝由盛而衰转折的重要因素。”作者指出，当时发生了人口过剩问题。“所谓人口过剩，实质上可归结为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问题。”这个比例因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常数，可称为“温饱常数”。清代“温饱常数”约为每口四亩上下。“此线之上社会就兴平，此线之下社会就动乱。”“清代历史的发展说明，在原来社会政治一般平稳的前提下，人口问题也会成为促进或延缓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因素。”这些结论，对分析和研究清史是有积极意义的。
程贤敏的《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研究了清前期人口增长率和高速增长的原因，指出：“在一般条件下，人口随经济的发展而增长，经济状况逆转，人口增长的势头削弱，增长率下降，但人口基数的惯性作用，仍继续推动人口增长率登上它的数量高峰。在此以后，由于人口发展早已脱离经济的支撑，丧失推动力，出现人口停滞或减少过程。清代的人口发展史，恰好遵循了这个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规律。”这是关于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一次明确概括。作者认为，清政府由于其阶级属性所决定，虽对人口过剩表示忧虑，却不能提出全民性的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
清朝户口统计数字前后悬殊很大，常使研究者感到迷惘。郭松义的《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指出除了要注意清代两种人口统计方法外，真正的关键是要从清初人丁统计中推算人口数字，使人口统计能上下衔接。作者结合清初户丁编审制度，指出“丁与户同义”的传统看法是不对的，清初人丁统计数只是当差人丁数，而不是全部成丁数。作者考察了大量人口资料后，得出清初每丁带口数的近似值为四口，从而为推算清初人口总数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基础数据。
蒋德学的《清初贵州人口考》（《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把对人口统计的考察具体到一个省。晁中辰的《清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集中研究了人口问题的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这些论文是人口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反映。
二
一年中一般经济史论着很多，说明经济史研究比较普遍地受到了重视。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将这些论着稍加分类，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韦庆远等的《清代奴婢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是就作者发表在《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的同名论文扩写而成的。清代奴婢制度是一个过去很少有人专门论述的问题。作者根据丰富的档案和文献，对清代奴婢制度的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清代奴婢制度，是古代奴隶制生产关系残余与满族奴隶社会主奴关系相结合的结果，有自己的特点。清代奴婢除供家内杂役、管理家务、充当侍从外，还大量用于农耕和经商。奴婢的反抗，社会经济发展对解放劳动人手的要求，使清前期奴婢人身隶属关系发生了具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变化。
曲阜孔府(袭封衍圣公府)藏有大量私家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龄修等着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齐武的《孔氏地主庄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是利用这些档案开展研究的两本着作。前一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基本上是清前期，后一本书大体遵循明后期到曲阜解放的时限，主要也是清代。齐武认为，孔氏地主庄园“几乎保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形态”。“应当认真剖析这个个体，从中了解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的一般规律。”《孔府研究》的作者也说：“孔府的典型对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对封建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法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两本书都研究了孔府的历史沿革，孔府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和贵族大地主经济的各个方面。《孔府研究》还研究了孔府的政治活动和孔氏宗族。
赋税制度和政策，在清史研究中历来较受重视，本年也不例外。朱金甫根据档案和文献写的《论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对清初赋役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郭松义的《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是国内清史研究方面第一次对摊丁入地作全面和集中考察的文章。文章分别论述了各个省对摊丁入地的推行过程，以及匠班、灶丁、屯丁各银摊入地亩的情况，文章从守旧官绅的阻挠、封建国家的职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等方面分析摊丁入地的意义，也是很有创见的。
盐政、盐产、盐商等问题，是1982年经济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在历史上曾达极盛的盐商，从清中叶开始没落。在中国商业资本发展史上，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萧国亮的《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刘文智的《清代前期的扬州徽商》（《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等文章，论述了盐商的生活和盐商的没落。朱宗宙、张棪的《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盐业中的改纲为票》（《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4期合刊）研究了盐法制度的这一变迁，认为这是两淮盐商没落的催命剂。上述这些意见分歧，关系到对盐商资本及其社会基础的看法，有待进一步讨论。
关于中外贸易的研究，1982年发表了一组文章。郭蕴静的《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综论清代外贸政策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从清中期开始，外贸控制虽日益严厉，但清朝政府并未断绝外贸，外贸甚至有所发展。文章不同意把这方面的政策说成闭关锁国政策。林树惠《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汪熙、邹明德的《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复旦学报》1982年第4、5期）、徐昌汉《关于尼布楚商队贸易》（《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3期）、任鸿章《棹铜与清代前期的中日贸易》（《中日关系史论丛》第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等文章，分别探讨、阐述了中英、中美、中俄、中日贸易或其中的某些问题。
还有一些文章，针对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做了一些新的探索。江太新的《清初垦荒政策及地权分配情况的考察》（《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指出，清初垦荒政策使农民、地主、官僚、商人都获得土地。作者利用现存直隶获鹿、安徽休宁等地档册，考察了农村各类人户地权的分配，认为清前期有些地区地权是集中的，有些地区地权是分散的，与明中、后期相比，地权发展总的趋势是分散的。这一结论与清初土地集中很迅速的传统看法完全不同。作者具体而微的考察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李华的《清朝前期广东的商业与商人》（《学术研究》1982年第2期），对已有的明清地方商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作者结合广东水陆交通状况，广泛论述了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郭太风的《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是有关清代财政史的一篇新作。文章指出了清代武官薪俸分正俸和养廉的二元化特点，论述了这种制度在巩固清朝统治方面的作用以及绿营兵月饷制度的严重后果等问题。陈支平的《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认为熟荒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是商品经济凋敝和赋税苛征的结果，因此，称康熙年间为盛世，实在是言过其实。
三
建国以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引起长期热烈的讨论，史学界至今仍有浓厚的兴趣。
在众多论着中，四川财经学院学生胡小平的《早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具有延续性》（《经济研究》1982年第11期）是一篇应该重视的文章。作者认为经典作家从未提到“延续性”这一条件。从语义上看，经典作家使用萌芽一词外文原意是指一个起点、开始，不是指一个过程。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从两个方面谈到了资本主义的起点，资本主义萌芽在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是协作劳动，资本主义剥削是在交换关系掩盖下的剥削，工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特点。考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超越这个范围，必然造成认识上的分歧。给资本主义萌芽加上延续性这一条件，实际上是把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与它成长壮大的条件混淆了。胡小平的论点一定会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反应。黄逸平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从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水平、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等方面，论证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第一阶段。封建经济虽有若干变化，但基本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极少，本文很可能成为引起讨论的起点。
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历来发展不平衡，农业经济的研究相对薄弱。刘永成的《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着。作者认为，社会分工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及其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货币地租的发展，是出现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在这些前提下，农民两极分化，一方面，无地、少地的农民从事农业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孕育出两种类型的新的经营方式，即佃富农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这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柯建中的《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l期），是研究同一问题的重要文章。柯建中抓住明清农村人口流失的特点，认为农村人口流失有流亡和移徙两种类型。在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条件下，一部分商业资本发展为独立和稳定的形态，流失的农村人口则成为早期的雇佣劳动者。明清农业经济的变革，最终使雇佣劳动得以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方行的《清代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及其历史作用》（《经济研究》1982年第9期），归纳了商人支配生产的六种形式，认为商人支配生产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并且是资本主义发生的一条途径。六种形式中，商人向小作坊或家庭分发生产工具、原料和支付劳动报酬，是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萌芽形式；坐商兼营生产加工、行商兼营生产加工、商人租地经营生产，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良好起点。叶显恩的《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也认为，徽商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扩大，并聚积了大量货币资本，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历史前提。他还具体探讨了徽商利润转化的方向，指出徽商利润的封建化证明徽商基本上扮演了保守的角色。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近来很吸引研究者的注意。论着纷出，各扦己见，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同时从两方面进行探讨。曹三明的《明清封建法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着重研究法制的摧残作用。韦庆远等《论清初商办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未能茁壮成长的原因》（《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指出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政策、臃肿腐败的封建官僚政治管理体制，统治阶级对商办矿业的讹诈掠夺，是最基本的三条原因。周宗桢、廖德清的《清前期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强调，清统治者力图利用政权力量，迫使资本主义萌芽这种新的经济因素长期隶属于封建经济体系之内，所以清朝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曲折的、缓慢的。吴量恺在《试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清史论丛》第3辑）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封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的束缚。”晁中辰的观战，已由他的论文题目《清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加以概括。他认为，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技术的改进，阻碍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而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刘永成在他的专着中，把农业经营新方式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纳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专制政权的束缚两点。张海鹏、唐力行的《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就中外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除政权的作用外，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一个首要原因，而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也是重要原因。目前这场讨论方兴未艾，今后必将出现热烈的争鸣。
有关手工业发展情况，仍有一些论文陆续发表，如张一中的《明清间苏宁杭湖丝织品的新发展》（《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王钰欣的《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清史论丛》第3辑）、周远廉等的《清代前期两淮运司的商亭和商池》（《清史研究集》第2辑）、龚荫的《清代滇西南边区的银矿业》（《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杨伯达的《清代苏州雕漆始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总第4期）等。其中有的讨论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四
1982年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史学界进行了隆重的纪念。郑成功研究的水平又有提高。
傅衣凌的《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从当时整个时代矛盾斗争和历史发展进程出发，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指出郑成功收复台湾，对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殖民者的东进，影响了亚洲历史发展的进程。作者明确指出了“作为郑成功继承者的施琅”的论点，强调“郑成功和施琅收复台湾，都是出于民族大义。施琅收复台湾，并不是为了报一家之私仇。这正可以说明，施琅之于郑成功，是同一事业的不乐意的合作者，施琅不自觉地成了郑成功的继承人”。王铎全的《关于郑成功和施琅的评价》（《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郑成功和施琅的事业“有着连续性和继承性”，“施琅是郑成功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杨彦杰的《郑成功兵额与军粮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统计出“郑成功的军队应是七十余镇”，总兵力“当在十五万——十八万人之间”，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军粮问题。作者认为，军粮问题必然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郑成功各项战略决策，乃至他的思想。收复台湾以前，郑成功与清政府或和或战，郑氏军队内部不安定，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的仇恨等等，很多可以从军粮问题得到解释。收复台湾后，以屯田自给代替略地取粮，成为郑成功解决军粮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性转变。作者同时还有一篇《1650年——1662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福建论坛》1982年第4期），研究了郑成功海外贸易的地点和路线，估算了参加贸易的船只数、贸易额和利润额。这些数据与二十年前韩振华所做的估算（参见《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很不相同，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郑成功的死，林其泉在《郑成功死因析——兼与台湾省学者李腾岳先生商榷》（《争鸣》198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新说。作者根据传说、郑氏集团内部政治斗争情况，郑成功临终症状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郑成功是被毒死的，主谋是郑泰，同谋有郑鸣骏、郑袭、曹从龙，张骥、黄昭、萧拱辰等，而马信是个很关键的人物。这一说法将会引起对于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注意。
徐扬杰的《历史地评价郑克塽率台归清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和许良国的《关于台湾郑氏政权兴亡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两文，对台郑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做了评价。王钟翰的《清政府对台湾郑氏关系之始末》（《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陈国强的《台湾同胞支持郑成功的爱国事迹》（《光明日报》1982年3月15日）等文，对有关的史实做了阐述。此外，还发表一些史实考辨的文章。
《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是祖国大陆上出版的第一部台湾史学界人士的着作。孔立、陈在正的《台湾历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则是第一次对台湾清史研究同行研究郑成功的成果所作的系统评介。这在1982年的郑成功研究中是两件很有意义的事。
五
满族入关前的历史，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1982年继续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探讨。
滕绍箴《入关前满族的社会经济概论》（《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l期），论述了入关前满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文章认为，满族社会早期是分散落后的民族经济，在努尔哈赤统一战争的有力推动和继承汉族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才迅速发展为比较独立的民族经济，但对中原地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内向性，形成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和整体性。天命六年努尔哈赤颁布的“计丁授田”谕，是研究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重要资料。有的研究者把此谕的颁布作为满族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认为授田对象是八旗人丁，或后金政权统治下的满汉人丁。郭成康等在《努尔哈赤“计丁授田”谕考实》（《清史研究集》第2辑）一文中，对谕文重译，认为谕文规定的授田对象，只是辽东新占区的汉族人丁。这一看法关系到对“计丁授田”谕的历史意义和努尔哈赤的经济政策的估价，必将引起注意。有的研究者认为满族进入辽沈前为奴隶制社会公德，立论根据之一，是认为当时的阿哈是奴隶，阿哈与主人的关系是奴隶制关系，这是后金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汪茂和《早期满族社会中的阿哈身分问题》（《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一文，在分析了阿哈的社会劳动性质、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后指出：“满族社会中的包衣阿哈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所说的奴隶，二者在社会属性方面有着质的不同。阿哈与厄真之间的关系，不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而是封建主仆关系。”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认为，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大部分女真以后，为了巩固女真各部的统一而建立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黄、白、蓝、红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确立了特殊的八旗制度。李鸿彬、郭成康的《清入关前主旗贝勒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则认为万历二十九年只编牛录，未建四旗，至万历四十三年再次划一牛录，始编八旗。他们的另一篇文章《也谈八旗旗纛》（《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1期）指出，1615年以前，努尔哈赤没有建立过“军政合一”的旗制，即“固山”。当时所谓的旗，是指军队的军旗。白新良《关于皇太极改旗问题的考察》（《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2日）认为，在皇太极继位之初，满洲贵族集团曾进行过一次以努尔哈赤时期的两黄、两白四旗互易旗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改旗，文章阐述了改旗的背景、过程和影响。李新达在《入关前八旗兵数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一文中谈到，努尔哈赤创立八旗时，约有五、六万人，努尔哈赤晚年约有九万人，皇太极晚年约有十五万人，加上汉、蒙古及朝鲜兵，入关前清政权所能动员的兵力可达二十万人之多。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研究八旗制度，牛录是一个重要内容。郑天挺《牛录、城守官、九长——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牛录的组织性质和职责，指出它的任务是广泛而重要的，不只是户籍管理。陈佳华等《清初满洲牛录的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期）认为，牛录中保留了浓厚的氏族制末期的特点，血缘和地缘关系都十分明显，但是它具有多种职能，又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成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有力工具。
孙文良、李治亭的《论明与清松锦决战》（《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滕绍箴《谈皇太级的求和及其真意》（《求是学刊》1982年第3期）、魏鉴勋等《试论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等文，分别论述了入关前满族和明朝、蒙古的关系。
六
关于清代秘密会社和农民战争的研究，历来很不充分，1982年文章虽然不多，但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
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不同意关于哥老会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的传统说法。认为哥老会发源于四川的啯噜会，而啯噜会起源于乾隆初年，是外省入川的流民和四川当地的破产劳动者结成的互助团体，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从啯噜会发展到哥老会，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
关于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研究者们对其领导人之一王聪儿写过不少文章，评价很高。许曾重的《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认为，这些评价赖以建立的史实基础，有的是站不住的。文章指出，有关王聪儿和她的丈夫“曾组织襄阳城内武装暴动”的说法不能成立；收元教在六省都案中遭到严重摧残后，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进一步准备武装起义的不是王聪儿，而是姚之富等人；所谓“王聪儿与王三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王聪儿被推为八路兵马总指挥”，“王聪儿是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总领袖”等提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李建等的《有关王聪儿起义的几个问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依据档案，结合实地调查，对齐林被杀的时间，王聪儿起义军曾否攻陷过竹山、保康，曾否进行孝感之战、钟祥之战，曾否攻占郧西，以及王聪儿牺牲的地点等问题，进行了考辨。这次大起义的另一个领导人刘之协，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张书才《关于刘之协在叶县被捕的考察》（《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指出，刘之协是在起义军连获胜仗、壮大之时离开军营到闲散之地藏匿的，他的被捕，是他对起义悲观失望，为了个人安危，一再辗转逃窜的必然结果。胡昭曦等的《试论清中期白巾军起义四川战区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同意把川楚陕大起义称为白莲教起义，认为这个名称不能反映其反封建的性质，且有宗教起义之嫌，应当称之为白巾军大起义，以反映出这次起义的性质和特点。
关于乾嘉苗民起义，过去认为雍正改土归流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张捷夫的《关于清代乾嘉苗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同上书）一文指出，这次起义是当时黔东湘西苗族地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和雍正改土归流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季士家的《略论蔡牵的反清斗争》（《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认为，蔡牵为首的反清势力不是沿海武装走私商队，而是由劫商自救开始反清斗争的沿海人民，在不断遭到清军镇压的情况下，树旗反清，发动称王攻台的大起义。它与同时发生的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具有同样性质，占有同等地位。
七
关于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方面研究较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进展，其重点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西藏的研究。王辅仁的《略论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清史研究集》第2辑），把施政分为五个阶段，并认为这种施政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贯穿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他的《达赖五世朝清考》（《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认为，顺治十年对达赖五世和固始汗的册封，说明清初在西藏实行的是宗教和政治严格分开的政策。这一政策对西藏的发展和清朝当时对西藏的间接统治都是有利的。至于达赖喇嘛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则是在此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柳升祺、邓锐龄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对金瓶掣签实施的经过，特别是对达赖喇嘛的转世掣定过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认为这是十八世纪末西藏政治事务上的一项重要的改良措施。
二是关于蒙古的研究。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在沙俄侵略军的声援下，向喀尔喀蒙古大举进攻，喀尔喀被迫南迁，依靠中央政府的保护。几十年来，不少外国研究者依据松筠《绥服纪略》的含混记载，按各自的需要，对这次南迁的原因与过程，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袁森坡《喀尔喀蒙古南迁的过程与原因辨析》（《清史论述》第3辑）一文指出，《绥服纪略》的记载与历史不符。文章以充分的论据，对南迁的过程与原因进行了考辨，使人耳目一新。马汝珩、马大正的《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对近年来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谱系研究中的遗缺之处，进行了考订、补遗，并对所涉及的人物作了评述。
清朝对蒙古的统治，喇嘛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对喇嘛教的政策，历来是清王朝对蒙古的一项基本政策。陈国干的《清代对喇嘛教的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和张羽新的《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清史研究集》第2辑），对此进行了探讨。关于政策的内容，两文看法一致，都认为包括提倡和限制两个方面。关于这种政策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评价也大致相似，只是强调的方面各有不同。陈文认为有害于蒙古人民是主要的，但共同的宗教信仰，在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四大要素之一——共同的心理状态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张文则指出该政策对于加强蒙古地区上层分子对清中央政权的向心力、维系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同时也指出由于喇嘛教势力的迅速膨胀，造成了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化，严重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冯锡时《明末清初的和硕特蒙古》（《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在明末清初风云多变的年代里，和硕特部的活动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李映发《土尔扈特抗俄返国史实考》（《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l期）和马大正《清政府对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安置》（《清史研究集》第2辑），对土尔扈特部反抗沙俄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以及清政府的收抚方针和防范措施等问题，作了考证、补叙。
三是关于西南土司与改土归流的研究。张捷夫的《清代土司制度》（《清史论丛》第3辑），主要论述这一制度的内容及变化，认为比明代更为完备。张雄、彭英明的《湖广土司制度初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认为湖广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但从实质上看，仍是一种强制同化的民族压迫政策。彭官章《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认为改土归流是一次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对土家族历史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但也有消极作用和局限性。
此外，涉及民族问题的文章，还有关嘉录等《乾隆四十年库页岛满文文件翻译订正》（《清史论丛》第3辑）、贺灵等《索伦概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赵云田《理藩院》（《清史研究集》第2辑）等多篇。
八
关于人物的研究，1982年成果不少，但比较集中在康熙、雍正、多尔衮等政治人物方面。康熙的传记出了两本，书名都叫《康熙》，一是邓中绵编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是钱宗范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两书都对康熙平定国内叛乱、抗击沙俄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等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以及他的经济政策、学术思想等，作了简要阐述。邢玉林的《康熙的法治思想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黄瑶的《试论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对民族关系的处理》（《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l期）、闻性真的《康熙与数学》（《北方沦丛》1982年第2期）、暴鸿昌的《康熙与治河》（《北方论丛》1982年第2期）等文，分别论述了康熙某一方面的思想、政策与活动，从而肯定他是我国历史上对国家对民族做出了贡献的伟大人物。
雍正如何继承皇位，是长期以来存在分歧的问题。夺嫡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说他篡改遗诏，盗名窃位。冯尔康《清世宗本叫胤禛，并未盗名》（《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在考察了现存档案后，认定康熙十四子原名胤禵，更名胤祯，后经雍正复名胤禵。复名并非篡改遗诏的需要，而要避讳制度的产物。雍正本名就叫胤禛，没有伪造名讳。“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的遗诏，书写方法不合清朝制度，极不可信。刘耿生《雍正对文书档案制度的改革》（《历史档案》1982年第3期）一文，认为雍正继位后，“切中文书档案工作之时弊，制订了一系列制度及措施，促进了清代文书档案工作和发展，客观上为我们后人留下了珍贵而浩繁的清代档案。”
陈克进、滕绍箴的《略论皇太极的历史作用》（《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2期）一文，认为皇太极称帝后，进行了旨在调整生产关系、缓和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系列改革，对促进满族社会发展和清王朝的建立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多尔衮在清朝开国史上，是继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后极为重要的人物，以往研究较多。王思治《多尔衮评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认为，多尔衮拥立福临，只能认为客观上缓解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决裂，从而对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并不等于他在主观上有此认识，他任摄政五时期，善于观察形势发展变化制定对策，但也实行了一些落后反动的政策，延长了统一的过程，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李格的《多尔衮与清朝统治的建立》（《清史论丛》第3辑），论述了多尔衮在建立和巩固清朝统治过程中的主要活动，认为在促进满族封建化，特别是在领导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多尔衮仍然是历史上一个应该给予肯定的人物。
商鸿逵《清代孝庄钦两太后比评》（《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通过人物对比的方法，论证孝庄文皇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个极为出色，而且所系甚大的人物。此外，还有许多有关清前期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等的论文，或考证他们的事迹，或评价他们的功过，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学年鉴》1983年）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095.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1982年清史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