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孙中山-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进行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展开，有的近代史研究者开始对所谓传统观点，即“文革”前17年间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得出的基本认识进行重新审视，初步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此后，赞同和运用这种新思路的研究者日渐增多，至90年代，研究成果续有发表，这种新思路也发展成为一种新“范式”，以这种新“范式”构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着作也有多种出版，其中由冯林先生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一书，应当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其重要性有如该书封底文字所称：“本书汇集国内实力派史学专家和研究者的最新成果，对建国以前100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着名历史人物、特别社会专题、主要思想观念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地全新认识和讨论争鸣，并以立足今天和关注现实的立场，客观公正地审视和反思了虽然已经过去但其惯性依然影响至今的很多历史疑案、思想误区、‘教科书’式的僵化模式，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史学界解放思想的重要收获！”下面的几点思考，主要是读了本书的有关部分之后所引起的。
关于新范式，雷颐先生为该书撰写的“总序”中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对于旧“范式”，以及必须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换，雷先生也有自己的说明：“‘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注：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以下简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2页。）
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实力派史学家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这一条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起，赫然印在该书的封面；同时也得出一系列的具体结论，如在该书第一篇中，就有：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维新运动是“早产儿”（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47页。），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53页。）；辛亥革命也超前了，因为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它之所以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1页。）；“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63页。）；只有西学东渐催生的“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所以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81页。），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结论确实不同于旧范式的传统观点，但它们是否比传统认识更贴近100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否都是新的或最新的？并非没有商榷的必要。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
应当申明，本人作为受所谓旧范式惯性影响较大的一名近代史研究者，并不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事实上，近20年来，许多学者，包括该书中的某些作者对清末新政、立宪派、立宪运动的研究，对商会、会馆、移民、灾荒、行帮的研究，对军阀、土匪、特务的研究等等，或者矫正了传统观点的某种偏颇，或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作者未敢苟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
被称之为“旧范式”的近代史研究同其他历名研究一样，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因此，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发生于近代一百年来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诚然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但并不认为中国近代史“仅仅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所谓以“农民起义为主线”。事实上，“文革”前17年间出版的几种有代表性的通史着作，如林增平编着的《中国近代史》、戴逸撰着的《中国近代史稿》（上）、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等，都有关于革命史、政治史以外诸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充分论述。特别有关近代中国工业、农业、手工业、铁路、航运、货币、外贸、外债等资料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五种）、《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四种）的分类整理与出版，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即经济的近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论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开始着手编着。检讨“旧范式”下对革命史、政治史以外的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重视不够，或者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有些具体结论也有失偏颇，未尝不可，但说“旧范式”把近代史仅仅视为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革命史”，则显然有悖于事实。至于说办洋务就是卖国，搞维新无非是妥协，干革命也不正确，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一味歌颂等等，并不是“文革”前的所谓传统观点，而是“文革”期间极“左”的实用史学观点。
“现代化”或“现代转型”研究是近十年来应时而生的热门课题，以“现代化”为视角来分析、考察近百年来仁人志士的现代化追求，写出一部或数部中国现代化史，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工作。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尚嫌证据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百年来的中国是否确实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是否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观念，在近代中国，我以为所谓现代化，至少应当包含产业的机械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公开化以及与之相适的人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等等。就拿作为现代化前提的经济现代化而言，前80年，从洋务运动开始，先后创办的近代官办工业不过几十家（含军事工业），民办资本工业不过几百家；农业方面，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后30年，主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几年，现代化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而且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钢产量不过55.6万余吨，中国仍旧是一个粗放的传统农业大国，也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人们可以充分肯定洋务派创办军、民工业“打破坚冰”的开风气之先的客观作用，甚至可以置李鸿章们“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可以靖内乱，不能御外侮”一类的自白于不问，“对其兴办者的主要动机之一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则不多考虑”（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而突出其“夺其所恃”以“绝其觊觎”的所谓“防止殖民地化”的作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27页。），但很难把30年中仅仅办了那么十几个军事工厂和二十几个民用工厂的洋务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就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而言，除了孙中山在他的晚年提出了一个《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希望欧美各国出资本、出机器，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算是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初步的构想，其他任何人，包括洪仁玕和洋务派，都只是基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皮毛的感性认识基础之上，对国家现代化的不间断的追求，远不足以倡导和支撑起一个经济的现代化运动。
如果说百年中国在经济上尚不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那么在政治上，在前80年，确有几件称得上运动的事件。除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还包括处于两者之间的新政。这些运动中或运动后出现的学会、学堂、报刊、商会、社团、政党、内阁、总统、宪法等等，与洋务运动以来出现的厂矿企业、轮船火车、电报电话、新式军队等等一样，都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新的现代化因素；虽然因其微弱而未能改变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本质，但基于上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产生和逐步形成的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最活跃的积极力量。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提倡和实践“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种种救国方案以适应世界潮流，实现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同时也进行了旨在改变旧的传统政治体制的维新、宪政和革命等政治运动，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我们注意到，即使是“新范式”的研究者，在同样用“现代化”视角考察时，对维新、新政和革命三者的评价也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者认为，洋务运动因突遭甲午战败的打击而结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次巨大挫折，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变得更为薄弱了，而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一个缺乏阶级基础又脱离洋务运动母体的早产儿，“运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45-46页。）。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它的发动和戏剧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1页。），“结果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8页。）。作者进一步分析了辛亥革命“超前”发生的思想理论根源，说了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理想虽美，然而毕竟超越了中国社会的承受力，超越了社会发展所必然经过的阶段，而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误区。“这一至关重要的失误不仅导致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混乱，而且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人们仿佛一致相信，当中国面对多种选择时，只要凭借人为的力量，便理所当然地选择那些更加动人的理想或理论”（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70页。）。按照这个思路推衍下去，我们不知道作者还会得出什么结论。正是从上述理念出发，“新范式”的研究者无疑更看重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认为经过洋务运动“几十年相对安定和平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或再迟一些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它虽然尚不能说已再次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但在世界范围确实开始恢复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在这条通道上持续走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基本关系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革也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现代化或许能以健康的状况向前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晚清政府未尝不想谋求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未尝不想使中国早日走完向现代化的转化……而且在西太后在世时已开始的政治变革，于1909年10月4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谘议局（新疆省缓办）并开议。不论清政府这一举措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可能在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进行，中国或许不会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规律”。（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58、159-160、161页。）笔者注意到，文章作者在这里多处使用了“如果”、“或许”之类的假设词，设定中国的现代化应当在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而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但是谁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也没有按照后人设定的现代化通道运行。如果承认历史是既往的现实，那就首先要问一问，近百年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说戊戌变法“早产”，辛亥革命“超前”，究其根本理由，无非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外力作用下被迫发生的，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常轨，且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变法与革命都不充分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是在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支配下人为选择的结果，因而造成中国现代化的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挫折，作者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化的超前和失序”，并且“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理，遂使矛盾愈积愈深，终于演化成一次又一次地激进运动，结果便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中国的现代化一次又一次的陷了困境，后退不能，前进不得，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57页。）
文章作者这里没有明确指出“愈积愈深”的矛盾究竟有哪些，然而包括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内的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激进运动，不正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激化的结果吗？不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从根本上阻碍和制约着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和现代化的有序进行吗？可见离开对百年中国客观存在的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离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争取社会进步是近代历史的基本内容的结论，硬要去从中找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连续的现代化运动，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设，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况且，按照“新范式”以现代化作为评价近代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既然连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在客观上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巨大挫折和陷于困境，“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理应予以否定的评价，如何又说“作了较以往更高的评价”（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呢？又如何理解“新范式”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总趋势呢？
二、关于“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有的主张“新范式”的实力派学者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地的分野，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消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它实际效果便是把已经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转化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仇的轨道上……这势必加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阻力”，“于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假民族主义的误区”。（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63页。）
关于“现代化的进程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是否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笔者的世界史知识有限，不敢置喙，但是常识与现实告诉人们的是，亚非拉许多原先是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都曾为争取民族解放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它们在独立之前似乎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独立之后直至今日，也仍然处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之中，现代化进程仍然举步维艰。但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已经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愿意再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去。当然，也有是殖民地而无碍于现代化运动的，比如澳大利亚，也许还有南非，但这是特例，不足以支撑“世界各国早已表明”的普遍性结论。况且，即使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也早已争取了实质的独立地位，现今进而要求废除英国女王派给他们的总督，南非的黑人也结束了白人移民的长期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曾经被许多所谓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用来争取生存权、发展权，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着名口号，为什么到了它们的后辈们接过这个口号，以争取本民族的独立解放，便是陷入假民族主义的误区呢？在世界还被划分为民族和国家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都会把民族的尊严、国家的独立视作比生命还要重要。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一个被视为与狗同类的民族，从何谈起所谓现代化运动。因此，就一般而言，失去独立自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必须首先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恢复国家的完整主权，然后才谈得上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必然联系，倒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能证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殖民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如同反对国内封建压迫以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一样，与争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互相联系、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互相冲突、格格不入的。
我们注意到，文章作者的上述论点是由评价辛亥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引申出来的，说“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在主观目的上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他们在斗争策略上至少是一开始即在推翻满清的基础上或前提下，重新规划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汉民族的民族解放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族人的统治”，“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假民族主义的误区”，“即使主观目的不错，但其客观效果并无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孙中山们“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地的分野”，因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何况满族人“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沦为满族人的殖民地”。（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162、163页。）
对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当然可以做不同的评价，它的局限和弱点，也早已有人指出过，如吴玉章在60年代初就指出，反满的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都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结果放走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为了反满，对于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也太简单了，没有批判长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走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即支持清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又如，孙中山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把满族入主中原视为“汉人亡国”，明显地带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偏见，也是一种错误的理念。但是第一，孙中山并没有“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保守视为整个满族人的责任”，而是严格区分了满族统治者与满族人民。“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灭绝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因此，不能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宣传是在煽动“民族复仇”，事实上，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生仇杀满人的严重事态，满族皇帝和王公贵族都是在享受种种尊崇和优待的条件下，才交出了权力。第二，“反满”是孙中山在当时的特定国情条件下，用来宣传、发动革命的一种策略选择。孙中山从事政治活动初期，同当时的仁人志士一样，寄希望于清政府“励精图治”，“勤求政理”；“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页。）这是他在《上李鸿章书》中的话。上书失败，他完全丧失对朝廷的信赖，决心“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以申民志而扶国宗”。（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什么是“民志”、怎样“申民志”呢？孙中山可以像洪秀全那样，把清政府当做一个中国朝廷来反对，但在一般抱有“忠君”思想观念的国人看来，反对朝廷就是逆君叛上，乱臣赋子，敢冒这样的弥天罪名而追随附和者未必有人。他也可以用民主、共和作旗帜来号召国人推翻君主专制，但习惯于做“顺民”而只盼望好皇帝的国人并不能了解那个西方洋鬼子的制度一定比中国皇帝好。于是，他选择了首先从启发汉民族士人和会党中潜在的“夷夏之辨”和“反满”意识入手，唤醒其民族精神，“渐入民主革命的正途”，从而掀起革命的风暴。说辛亥革命是“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也并不错，因为任何一场社会大变革都需要有舆论的准备，但归根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因为与孙中山鼓吹反满的同时，鼓吹“保皇”，侈谈皇清深仁厚泽、爱民如子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没能保住？难道没有比个人意志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认识上的误区，倒不在于他宣传了“反满”，而确乎在于他“将中国问题的所有责任全部归结为满洲人的统治”，看不到更大的责任者是外国帝国主义。第三，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是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民权主义紧密联系起来的。如上文所引，民主革命才是孙中山倡导的“正途”，他提倡反满革命，推翻清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朝廷的主导者是满族人，更因为这个朝廷坚持和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体，而“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因此，“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这样，孙中山便以其彻底的民权论立场和坚定的共和制追求，不仅与旧式的种族革命区别开来，而且与君主立宪派的改革运动区别开来。诚然，在理论上，在辛亥以前，孙中山着眼于借鉴西方先进的共和文明的成果，主张“取法于人”，“取法乎上”，或许妨碍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分析，他以造机器、修铁路为例，说智者必采最新成果而用之，借以说明舍立宪、取共和的必要，也不是关于中国未来实行共和制度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理性论证；在实践中，也确实出现过帝制是推翻了，但共和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以及为孙中山始料所未及的社会政治的无序与动乱。但是，如果把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当做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如果以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无序也是一种序，并且是走向新的有序的必经阶段；民国即使只是一块空招牌，有与没有也大不一样，因为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坎坷，想要砸掉这块招牌、恢复帝制或变相帝制的人都一无例外地身败名裂，中国何曾“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无疑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在主张和追求民主共和制这一问题上，如果说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在认识上有缺憾或误区，倒不在于所谓“理想主义”或“政治浪漫主义”，而在于对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容易了。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是一个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人。辛亥革命以后的实践使他逐渐觉悟了，认识到共和民国和《临时约法》还需要用斗争来捍卫，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达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同时又是反革命势力最强大的部分”，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认识到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有最广大民众参加的国民大革命；直到临终，孙中山仍告诫国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些都是对中国共和制简单化认识的一步步加深，作为孙中山的“真正同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者正是基于和发展了上述认识，才得以完成孙中山开创的民主革命，确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制度。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民国曾经仅仅是一块空招牌，便否定孙中山推翻帝制、首创共和的伟大功勋，而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所谓政治浪漫主义的人为选择。
三、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过去一直被视为“拳匪祸国运动”，十恶不赦。在“旧范式”下，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得到基本肯定。按照“新范式”，当然没有义和团运动的地位。早在1980年，就有人提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反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早日生根、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惰性力量”的论点，理由是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使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的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现在，新范式的学者上升到“现代化史”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结论仍然是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不利于现代化，它“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值得肯定的，理由也仍然是“既阻挠社会的进步，也无助于国家的独立”（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81页。），因为只有西学东渐后催生的“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3页。）。新、旧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在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不可不辩。
关于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反对的意见不多，即使是“新范式”论者，也认为它“事出有因”（注：《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74页。）。义和团有浓厚的盲目排外或笼统排外言行，这一点，两种范式的研究者也有共识，没有分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估这种盲目排外。“旧范式”下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笔者认为还须指出的有两点，一是义和团的排外言论远甚于排外举动，它的排外举动被故意夸大了；二是排外不等于反对先进生产力，“祸国”的帽子太大了。
关于第一点。马克思在论及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时说道：“不应忘记，一方面人们把英国人的残酷行为说成是尚武精神的行动，但对土人的暴力行为，虽然其本身是令人惊骇的，却还故意加以夸大”，指出“一个英国牧师凭想像虚构出来的恐怖，远远超过了一个印度起义者本人甚至狂想时所能设想的”。（注：《印度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8、176页。）义和团的命运也是如此。大凡论到义和团的排外恐怖，一是援引“一概鬼子都杀尽”、“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等义和团“揭帖”，二是引用日本人佐原笃介等根据在华外国人的公私函电和通讯报道编辑成的《拳乱纪闻》、《拳匪纪事》和《拳事杂记》中的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常被引用的下列七条，大意是：（一）最恨洋货，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闲游市中，见有洋货或洋字者，皆毁物杀人。（二）有用纸烟、洋伞、洋袜者，处以极刑。（三）有6名学生身带铅笔、洋纸，义和团乱刀齐下，皆死非命。（四）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8口同戮。（五）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六）杀教士78名，另有29个小孩死于非命。（七）天主堂墓地悉遭发掘。我们无法考证上述每一具体事件是否真实，也不认为纯属虚捏，全不可信，但其中必有相当多的夸大。即令就佐原的记载本身，也可以找出许多条材料，来证实所谓“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一类的描述是被夸张了的。试举几例。（一）据佐原《拳乱纪闻》载，在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的外国人共107人，这是外国人事后的统计，不会缩小。具体分布是：山西56人，小孩22名；直隶13人，小孩 4名；浙江8人，小孩3名；山东1人。直隶省特别是京津保地区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同时也是洋人集中的地区，按理应是洋人遭殃最严重的地区，但实际被杀的是13名传教士和4个小孩，如果确如义和团“揭帖”声称的那样，或如某些外国人描述的那样，直隶一省被杀的外国人决不会只有此十数人，这说明义和团所谓“一概鬼子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云云只是一种口头恐吓，行动中却谨慎得多，对一般洋人，或“驱赶离家”，或劫其财货。（注：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8、245页。）意欲杀逐的，主要限于少数劣迹昭着的传教士。洋人被杀最多的是义和团并不发达的山西省，那多半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仇外心理促成的，据记载，1900年7月，他一次便主持杀死艾士杰等40余名传教士。（注：乔志强主编：《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10页。）至于在浙江被杀的8名传教士和3名小孩，与义和团无关。（二）保定是义和团最盛行的地区之—，是不是“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呢？据从保定到天津的比利时人阿松（铁路公司职员）和他的翻译郑忠甫口述：当他们乘船经过保定城外的句角村时，被团民喝令上岸。郑自承翻泽后，被送进一间宽敞的屋子里，四周悬挂红幔，中间置一香炉，有二三十名童男童女持刀而舞，“咸曰汝入教否，此刀能辨之。若入教者刀便砍汝，否则不砍。驱郑使前，居然不砍”。未久，走出一位年长男子，“命释之”。洋人阿松也安然无恙。两人继续前行，到达天津。（注：《义和团》第1册，第248-249页。）另一个在天津当洋行买办的静海人回乡探亲，被团民认为“洋行中人必信奉天主教，围而捕之，将置于死地。后经团匪省视，确非教民，命众使释。”（注：《义和团》第1册，第249页。）这也说明义和团并非遇着洋人或与洋人有关系者、持洋物通洋语者，概行加害。（三）天津是义和团最早进入的大城市，也是最早被外国人描绘成恐怖世界的地方，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有人从天津到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说：“所传天津破烂情形，殊不可信。以吾所见，英租界内只贮糖栈房曾被炮火焚毁而已；法租界各处房屋延烧，有轰击者固多，然皆守租界时联军恐华兵、团匪得以隐伏，故自为之也……又云美领事署已成灰烬者，其实并无大伤。”（注：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又名《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207页。）于此可见，传闻离事实有多远。（四）在北京，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是董福祥的甘军士兵和荣禄的神机营旗兵，并不是义和团。（五）直隶义和团确曾毁过铁路、电线，那是他们于五月设伏涞水打死清总兵杨福同以后，“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注：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第1册，第246页。）。为防御官兵沿铁路线前来报复，才烧了长辛店、琉璃河两处车站，撬毁几段铁路和沿路电线，这纯粹是自卫作战的需要。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毁铁路的事件，之后，虽有过天津至杨村一段铁路被毁，目的在于阻止八国联军沿铁路进攻北京，且“不毁于拳匪，而毁于其常备军（清军）”，且“各处铁路，全被华兵毁坏”。（注：佛甫爱加来、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义和团》第3册，第283页。）至于义和团是否确有捣毁机器的实际举动，似乎未见论者列举过实例。笔者指出上述几点，当然不是要否认义和团有浓厚的盲目排外的言论和行动，而在于说明，它的这种落后性和野蛮性，一开始就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无限地加以夸大和渲染了，以此作为向中国人动武的借口，我们今天来评估义和团的排外行动，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当只是片面选取那些显然经过“故意加以夸大”了的若干记载，来想像和描述义和团的狂热与恐怖。
关于第二点。盲目排外或笼统排外，并不是义和团独具的，也不是中国独具的。早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广东沿海人民就采取断粮、断水、投毒等手段，企图饿死、困死和毒死外国人，并袭击和杀戮他们所遇见的所有外国人，烧毁劫获的外国船只。义和团运动以后，如在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也还采用过拒运、拒售、拒用和焚烧美国货物等方式来进行斗争。在国外，印度起义者曾毫不留情地杀死被他们抓到的所有英国人；爱尔兰农民起义者不仅袭杀强占其土地的英格兰地主，也袭击耕种这些土地的英格兰农民。可见，用不加分析地杀害外国人和排斥外国物的方法来反对外来侵略势力这种笼统的排外斗争，是那个时代遭受殖民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普通采用的反抗方式。说它盲目、笼统，是指这种一概排斥的非理性的做法，由于缺乏对排斥对象的本质认识和具体分析，因而得不到正确理论的指导，达不到预期的斗争目的，并不是要否认这类反抗斗争的正义性。马克思曾经把这类斗争称作“历史的报应”，说印度起义者的“暴力行为确是可惊、令人厌恶和难以描述的”，然而不管这种“行为如何不名誉，它们只不过是英国本身在印度的行为的集中反映”，是一种“历史的报应”，“而历史报应的一个规律就是：历史报应的工具不是由受害者所制造，却是由害人者自己制造的”。（注：《印度的起义》，《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第178、176页。）列宁也指出，正是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宗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才引起义和团和中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注：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页。）这些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吗？
至于说义和团排外就是反对先进生产力，并不是什么新话题，因为所谓“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在当时就是欧洲文明人用来镇压义和团的一条重要“理由”。的确，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同时肩负着破坏性和建设性这双重使命，如同英国在印度那样，这被马克思称之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独立富强，从根本上说，也有赖于这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近代中国，真正阻碍代表新生产力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不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吗？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时说；“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即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中国人民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其中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终于取得将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使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获得真正独立和迅速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诚然，义和团在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显示了浓厚的封建落后性和笼统排外的狂热性，但它在对帝国主义这个中华民族最主要敌人的认识上，比较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对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认识上的粗疏和方式的落后，应该有恰如其分的评估和分析，不应当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来责备前人，因为“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注：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农民，处在那样的时代，受着历史的、传统的和阶级的种种局限，他们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也只能得到和使用那样原始、简陋的武器，却敢于起来反抗拥有近代军事装备的侵略者。人们可以指出义和团先辈们的落后与蒙昧，也可以批评他们受了顽固派王公贵族们的愚弄，但不可以指责他们根本就不应该起来抗争。当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与一百年前有了根本的不同，不需要对义和团在反抗斗争中所表现的排外狂热津津乐道，但也不应当重新给义和团运动抹黑，斥之为“祸国”。

四、关于“范式的转换”
该书“总序”在论及范式的转换时说，“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不同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也就是一种‘范式的转换’”。一句话，“时代精神”变了，研究范式也必须变，理论根据是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一段话，但最重要的一条，还是主编者印在书背面的“世界着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是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对他的史学理论，可以见仁见智，但他在历史学的认识论上夸大历史学家主观思维的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恢复客观历史的可能性，认为一切历史所涉及的仅仅是当代的形势和需要，从而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不是笔者所能接受的。历史是过去的客观真实，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在于努力去认知、解读、诠释其客观过程，进而揭示其规律性。研究历史当然总会有理论的指导，旧范式之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首先是因为这种理论最能帮助我们去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贴近过去的客观真实，并不是为了适应所谓“时代精神”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能因为当今的“时代精神”变成“现代化追求”，而断定旧范式已经过时。
是否因为今天在追求现代化，就必须把百年中国史改写成“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呢？似乎不必。因为第一，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百年来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近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或基本内容就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现代化或现代转型问题只是从属于这一主题的一个方面，对它的研究无疑会丰富人们对近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认识，但无法取代这一主题。第二，如果因为今天要搞现代化，就必须把中国近百年史改写成“现代化史”，那么，中国古代的历史怎么写，世界史又怎么写，是否因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把世界史写成“世界和平与发展史”？历史学的科学价值，在于增加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记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增强创造未来历史的自觉性。当然，历史学家受了某一现实问题的启发，去着重研究近百年历史中的某一问题，比如现代化问题，以资借鉴，这是正常的、可取的，但并不要求因此而将全部近代历史改写成“现代化史”。如其不然，那么，万一某一天有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是否又要把近百年中国历史改写成“战争史”呢？显然不可以。
笔者以上的几点粗浅思考，总的意思是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新范式”如确能自成体系，并能揭示历史的真实，自有其存在和运用的价值。“旧范式”也不是所谓“僵化模式”，许多在总体上坚持“旧范式”的研究者也同样变换着视角，做着现代化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但是，它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我们不必在泼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孩子一起泼掉。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吴剑杰，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