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略论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炎黄文化-略论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略论中日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差异
中国和日本由前近代向近代文化演变的一个共同过程，就是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对西学的吸收。但是，中日两国文化虽然有很深的历史亲缘关系，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时间和形式也相近，但如所周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和结果却明显不同。对于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以往论者多归之于两国知识阶层对西方文化态度的不同及两国当政者实施政策的不同[1]，但这还只是从文化的外部所观察到的结果，至于两国知识阶层何以对西学持有不同的态度，还需要追究其文化的内在缘由。决定知识阶层文化态度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们基于生活方式及普遍教育所形成的对学问、知识的基本看法，亦即民间的学问观，这是决定这个社会的人们及其知识阶层对待一种外来文化抱以怎样的态度，以及作出何种选择的一个重要根据。因此，比较中日两国这种民间学问观的差异，当是从内部理解两国从前近代向近代文化演变及吸收西学之不同的一个途径，而迄今尚未见研究中日比较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作过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17－18世纪，即中国的清前期和日本江户时代前期，亦即两国的前近代，及与西方文化早期接触时期，两国的两位文人所撰写的大众通俗教训书中所反映的各自民间学问观作一分析和比较，力图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石成金（1659〖顺治十五〗年－1739〖乾隆四〗年以后），为清前期江苏杨州的一位民间文人。他出身望族，自幼饱读诗书，但没能科举入仕，一生在乡从事教读着述，编撰了大量通俗教化书籍。他晚年所编撰的《传家宝》，即是这方面的集成之作，于乾隆初年刊刻行世。书中收集了大量流行于民间的贤人隽语，谚语歌谣，也有石成金自己八十多年人生经验的智慧总结。
贝原益轩（1630〖宽永十七〗年－1714〖正德四〗年），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儒者、本草学者，出生于福冈藩士之家，也是自少读书，青年时曾过了七年浪人生活，后为藩儒。他晚年撰写了《初学训》、《大和俗训》、《和俗童子训》、《文武训》、《家道训》、《家训》等一系列大众教化书，刊行后广为流传，后在明治初年被汇编为《益轩十训》。
石成金和贝原益轩都处于本国封建统治的太平盛世，也是西学已开始东来之时。他们都曾长期生活于民间，对于民间生活有切身的体认，他们的这两部书，即都是以普通民众为对象，语言通俗直白，内容切近于民间生活日用，而且都把教育、为学、习得知识学问列为民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关于学问的内容、价值、功用等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通行的一般学问观，可以用来作为两国民间学问观的模本进行比较。下面就将《传家宝》和《益轩十训》中所反映的中日两国民间学问观作一分析比较。
一、学问内容的一元观与二元观
学问即有价值而值得传承的系统知识。一个社会的人们世代积累的知识、智慧、文化，就是通过学问的传承而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一个社会把什么知识视为有价值的学问，对学问的内容和结构怎样界定，是由学问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结构不同，学问在中国人和日本人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当时在中日两国，民人虽然都分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但在日本江户时代，四民身份是世袭的，人们的身份、职业依血缘关系继承而来，人们学习知识，主要目的在于习得自己特定身份职业所需的技能，更好地履行职分，而并不直接导致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在中国清代，四民身份和人们的职业是相互流动的，在科举制度下，四民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唯有通过读书应科举，才可以成为士，由此入仕作官，得到荣华富贵。因此，读书求学问，是人们可以直接获得较高的社会身份和官职利禄的手段。在两国这种学问与社会生活的不同关系，是人们形成各自不同的学问观的社会基础，也是人们确定学问内容的根据。石成金和贝原益轩在各自书中所谈论的学问的内容，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什么是学问？什么样的知识值得人们学习传承？这些知识内容有什么主次高下之别？贝原益轩和石成金在各自的书中都对此作了界说。
首先来看贝原益轩所代表的日本人对学问内容的认识。益轩把人们应当学习的知识学问统分为“学问”与“技艺”（或称“艺术”）两类：
第一类：书本上的“学问”。指中国“经史子集”等汉籍[①]，以及日本的古代史书（即和学）。至于它们的本末次序，则是“学问专以四书六经，并应及于史学与诸子。”[2](P321)
第二类：“日用技艺”（有时也作“艺术”、“艺”、“艺能”）。他说：“艺术为应学之六艺文武之法。六艺，乃无论贵贱不可不知之日用技艺也。”[3](P322－323)“六艺”之名，源自儒学经典《礼记》，指中国古人自少时必修的六种基本科目，即“礼、乐、射、御、书、数”。益轩根据日本人的实际生活解释其内容：“礼”，指日常生活中对待不同身份者的应对礼节，以及饮食、言语、行止、社交、待客等一系列有一定规则的礼仪做法，他指出：“是亦日用之要事”。“乐”即“音乐”。“射、御”，即“弓马”武艺，这是当时日本武士必备的职业技能，他说：“弓马，我国自古即有详教，自幼所当习之。”“书”，即“写字之法”。“数”，即算数，他说：“不知算，则万事拙于计量。”此外还包括日本“和学”中的“和歌”，即日本古代诗歌。[②]
益轩书中常常将“技艺”与“学问”并列，作为人应当学习的两类基本知识。至于“学”与“艺”的关系，益轩从理论上认为应以“学问为本，艺能为末。”[4](P177)但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更重视切近生活日用、有助于履行职分的“艺”，如益轩所感叹的，“世人多好艺而不好学问。”[5](P74)由于益轩对于民间需要实用生活知识的状况深为了解，所以他实际主张学与艺并习，互不偏废：“不为道学，虽多艺而无根本，不可称为君子；而不为技艺，不通实事，则无所助其德，可谓野人。”[6](P71)但无论是益轩主张的“学本艺末”，还是民间实际存在的“重艺轻道”，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他们的观念中，以汉学为主的“学问”和切于日用的“技艺”，是学问范畴里并立的两套知识系统。
下面再来看石成金所代表的中国人对于学问内容的认识，这可由他在书中提出的人所应读之书的内容和分类来说明。他说：“天下之书极多，予意约分四等”，即：
第一等，“如《四书》本经以及得意好文，嘉言法语，必须读而又读，熟记于心，更须时加温习，不可少有遗忘。”
第二等，“后贤讲解，历代史鉴，以及事实典记，则选其语句紧要者记之，余则熟看，不必尽读，亦不能尽读也。”
第三等，“若韵府、韵端、字汇、经济（指经世济民之实学——引者注）、医药、技艺等书，看完存之，以备稽考。”
第四等，“下而至于俚俗杂书，淫艳词曲，其中不独并无学问，而且伤风败俗，摇惑人心。凡遇此等书，见之即付水火，不必入目。”[7](P429)
由上可见，石成金所指的学问内容，是以儒家经典《四书》为核心，次及史鉴典制，然后是字韵和实学技艺，这样由主及次、由重到轻、层层外推的一元多层的学问系统。其中《四书》是科举考试首重的“时文”一科内容，史鉴典制是“策论”一科所需的知识储备，字韵是“诗赋”一科的必备技能，至于实学技艺，虽然可能在实际生活中有用，但却不列于科举，因此被排于次要，视为“末技”。可见，这种学问等级划分的标准即是围绕科举考试的需要，也就是说，科举是读书为学的主要目的，因此科举的内容也就形成了社会公认的学问标准，被视为判断学问有没有用处、或用处大小的基本准则。正是基于这种学问准则，形成了上述石成金对学问类别等级的划分，这也代表了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
将石成金与贝原益轩对于学问的内容和分类加以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不同，即石成金以儒学经籍为中心、以实学为外围的一元学问观，与益轩“学”与“艺”并立的二元学问观，形成了鲜明对照。两者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于实用技艺是否属于学问内容，以及在学问系统中的位置。在益轩那里，实用技艺是与书本知识并立的主要学问之一。而在石成金那里，虽然“技艺”也被列在与经济（经世济民）、医药并列的“实学”当中，但属于学问的外围，而且只是指书本上的“技艺之学”，至于实际操作的具体技能，则只是这些知识学问的运用，不算是学问本身，因此并未列入人应当学习的知识学问范畴。其中差别最明显的，是算学和武艺。
先说“算数”，在益轩那里，“算数”不仅是“六艺”之一，而且被认为是无论高下之人，生活中所不可缺少、人人应必备的基本知识。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幕藩封建制度下，无论是受有封地的藩主、藩士，管理农村封地的“村役人”，还是工商、农民，为了日常不断的各项征缴贡赋、服役和生计等事务，需要经常进行各种计算。所以，算数是民间初等教育（遍布城乡的蒙学塾——寺子屋）的一门主要科目。故而益轩反复强调，算数“为日用切要之事，为必学之技艺”，[8](P178)“无论高下，必当习之。”[9](P323)而在石成金列举的诸种可读之书中，并末提到算数，按当时人们的一般观念，它可归入“技艺”一类。盖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计算知识不多，而且比较简单，这些简单的计算知识一般只是作为生活技能而口口相传，一些工商等特殊行业所需的算数、记帐知识，也多为师徒私相传授，所以，算数并不被作为需正规学习的“学问”，故不为人所重视。这与益轩的“算数必备”说明显不同。
至于“武艺”，在益轩那里，不仅作为“六艺”内容之一，而且是武士必备的。盖江户时代武士仍然以随时准备为主家征战尽忠为其职业准则，其装扮即是随身带刀，故“武艺”是其必备的一项基本职业技能。而在石成金的视野中，武艺与读书学问已毫无关系。盖中国自唐宋以后，文治天下，文武已经分途，明清时代科举中虽仍设有武科，试弓马武艺，但已与读书学问截然分开，不再属于学问范畴，而且不为人们所重。在学问的“经济”门类中，虽然也包括武备、用兵等“兵学”内容，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且只是少数有“治国平天下”之职责的上层士大夫所应涉及的“经世之学”，而具体的弓马武艺技能，已不被视为知识学问。
以上石成金和贝原益轩所代表的中日两国民间对学问内容的不同认识，对于在那一时期及以后接触西学时两国人民对西学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在日本，西方技艺之学作为有用的“技艺”，很自然地被纳入“诸艺”的范围，形成了“蛮学”－“兰学”（荷兰之学）的学问流脉，“兰语学”作为翻译职业的技能被学习和传承，“兰医学（即西洋医学）”通过医学书的翻译、医学塾的开设和民间医生的应用而扎根于民间社会。这样，以医学和语学为主的“兰学”，在传入日本后不久，便很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体系而发展起来，到江户时代中期，已成为与汉学、国学（即日本本国之学）并立的三大学问流派之一[10]。近代以后，由“兰学”更扩大为“洋学”，迅速发展为社会的一支主流学派。而在中国，早期传来的西方火器之学和“天文术数”之学，被归类于学问外围属于偏门杂学的“末技”而受到鄙视，除了在徐光启、方以智等少数爱好实学的朝廷高官中引起了一些兴趣之外，在民间学问层面则了无影响，在学问体系中，被吸收的少量西学，也融汇到了中国传统的技艺之学里面，而没有形成独立的西学流派。[11]到了近代，在洋务派引进“西学”、“西技”的过程中，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鄙视西方科技之学，斥之为“奇技淫巧”、“偏长薄技”，乃至同文馆议招士人学习算学而引起举国上下士大夫的群起反对，算学纳入科举之议几经争论而历久难行，都反映了人们对西方技艺之学的普遍鄙视[③]。
由此比较可以看到，日本学艺并重的二元学问观，在遇到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之时，易于将其纳入“艺”的学问范畴而予以吸收；而中国唯重经学的一元学问观，则对于以科技为先导的近代西学，视为一向属于“末技”的“技艺”而予以轻视。可见，中日两国人们这种基于普遍学问观对于“技艺之学”的不同定位，是造成两国人们对于西学采取不同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学问的价值：崇伦理与尚实用
一个社会的人们，认为知识学问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决定人们判定知识学问的内容和功用的基准。石成金和贝原益轩在书中对学问的价值均有阐述。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就是都立足于民众的生活实际和切身需要来阐述学问的价值，正因为如此，由于两国民众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他们对学问价值的认识也大不相同。
首先来看贝原益轩所代表的日本人对学问价值的看法。益轩提出学问的基本价值准则是“有用”。他说：“学问有有用之学，有无用之学。……所谓有用之学，即是对己对人有益而言”[12](P71)。他具体地解释“有用之学”的“用”，又首先强调切于民生日用的所谓“民用之资”、“民用之助”的实用性学问。他说：
和汉之人所着古今之书甚多。……不为民用之资，则可谓无用之书。若有益民用之助，如《居家必用》、《农政全书》、《济（齐）民要术》之类，可谓有用之书。至于今时吾辈拙于才学者之所作，教人腌菜米糠、大酱之制法等书，亦为民用之助、有益之书也。至若专以阿谀雷同宋儒，无所发明，唯事模仿，高谈道德性命，则可谓无用之学。”[④]
崇尚实用，以实用为知识学问的最高价值，这就是贝原益轩所阐述的日本人的学问价值观。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观照下，他才会指出“教人腌菜米糠、大酱之制法”的书，比模仿“宋儒”“高谈道德性命”的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有用，因而也更有价值。
再来看石成金所代表的中国人对学问价值的看法。石成金在书中指出，最重要的学问是儒学经典、圣贤义理，其根本价值即是教人立身处世的人伦之道。他认为，生而为人，无论是否有志于科举，是为官还是为民，都应通过读书而明礼义，知伦理，力求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古代圣贤所提倡的道德修养，如此方能立身于世。他说：“若不读书，何以立身行道，显亲扬名？”[13](P430)个人处世的“立身行道”与得到社会赞赏的“显亲扬名”，这就是圣贤之学的伦理价值。他在论及人们世代尊孔子为圣人、读孔子之书的原因时说：
只因孔夫子当日所讲的话，句句是人伦正理；所行的事，件件是人伦正道。几千年来，人人读他的书，那书上并没甚的新奇怪异，不过教人尽其为人之道，其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法就是礼、乐、刑、政，其教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要知孔夫子说的话，虽极平常，却极正大。”[14](P44)
他在谈论教子之道时也说：
若是子孙资质聪明，可以读书的，须要请端方严正先生，把圣贤道理实实教导他，果然教得子孙知道孝悌忠信，知道礼义廉耻，知道安分循理，知道长法奉公，这就是贤子孙了。至于穷通有命，富贵在天，做官的忠君为国，洁己爱民，上受朝廷的恩荣，下留万民的歌颂，使人称道，是某人之子，是某人之孙，这才叫做扬名显亲。不做官的，守义安贫，循规蹈矩，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背违清议，使人称道，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这也就是光前耀后。”[15](P3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成金提倡即使无望于科举的一般乡居农家子弟，也应让其利用农闲读几年圣贤之书，“纵力田事忙之家，必须于每年十月以后（即进入农闲季节──引者注），令子弟入学读书，俟来春三月以后，回家治生。”[16](P68)所谓读书就是把《四书》“背诵极熟，讲解极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件日逐教诲，务必体贴身心”[17](P1166)，以使其“识字明理”。他认为“如此三五年，亦可成人”。[18](P68)这里所谓“成人”的含义，即明了“为人之道”，以此为立身处世的依据。
将石成金和贝原益轩书中所反映的学问价值观念作一比较，即可以看到两人对学问价值认识的明显不同。在贝原益轩那里，学问的基本价值在于“有用”，又首先在于“民用之资”、“民用之助”，强调直接有益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是直接关乎人的日常生活的世俗实用取向。而在石成金那里，读书所求之学问，即圣贤之学，作为人安身立命的人伦之道，修齐治平的处世之本，重心在于关乎人的精神世界、道德修养的伦理价值。这种崇伦理与尚实用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决定了两国民间学问观的根本立足点大为不同，也是各自评判和选择学问的内在依据。
这种学问价值观念的不同，使两国人民在如何评判和对待西方文化上表现出很大差异。日本以实用为基本价值的民间学问观，使人们对西方文化也多从实用的角度予以评价和选择，如江户时期西医外科由于疗效显着而很快被民间接受，形成与“汉方医”并立的“兰方医”。幕末开国时期，又由于海防、外交等的需要，兴起学习西洋“兵学”、“语学”的热潮，民间出现了许多洋学塾。由此可见，这种实用观促进了引进、吸收有实用价值的西学。但另外一方面，这种实用功利性的价值导向，也使近代日本积极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很快接受了当时主宰世界的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原理，走上了侵略别国以求自己发展的道路。
以石成金所代表的中国人“伦理至上”的学问价值观，其关注的重心在于伦理道德所体现的社会全体的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因此，社会上下对于引起人们原有伦理秩序混乱的西方基督教，对于西方武力第一和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观念，始终予以顽强的抵制，维护了重视“和”与“仁”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但与此同时，这种价值观也造成了人们以伦理价值来概括学问全体的思维模式。如鸦片战争后人们开始大规模接触西学的初期，人们往往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西学作整体性的否定，认为西方人“少经教化”、“不懂人伦”、“不讲礼义”，是“蛮夷野人”，斥学西学为“师事夷敌”、“习为机巧”、“机械变诈”，甚至视学西学等同于习“西教”，指学西学之人为“汉奸”。[19]这些带有浓厚道德色彩的否定性词句广泛流行于当时社会，形成了抵制西学、排斥学西学之人的社会大氛围，使得引进西学的过程举步维艰，十分缓慢。只是到了维新运动以后，确立了“富国强兵”的新价值观，科技西学才作为“富强之学”被社会普遍认可。
三、学问对人们生活功用的间接性与直接性
在中日两国的社会生活中，学问的传承都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即两国民间都普遍重视教育，这是由于学问在两国人们的实际生活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功用。然而，这种功用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这在两国却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来看贝原益轩对学问功用的看法。在“学尚有用”的价值标准下，贝原益轩所阐述的学问的实际功用，是直接落实于人赖以为生的物质生活的实处。依他的说法，就是为学目的在于使四民习得职业所需的技能以各尽自己的职分，禀承各自的“家业”以求“利养”。“所谓利养，即四民皆各致力于其家业，求衣食居所以养身。义理养心，财利养身。”[20](P15)具体来说，就是“致力于其家业，即是求利养。士应勤于奉公；农要善营田亩，服公役；工要用心于制好器物，不可以伪劣之物欺人；商要经营交易而无伪诈，不取高利”[21](P429)。他认为，四民各业应根据自己的职分所需来学习学问和诸艺。
如对于武士而言，他说：“士之事多，天地间之事，皆我职分内之事”[22](P944)。因此，他提倡为士者应博学多艺：
士居于农工商之上，处治民之位，须以一心而通万事。……故应广为习知各事。以读书学问务本，以习艺术达末。……学问专以四书六经，并及史学、诸子。艺术当学六艺文武之法。六艺，乃贵贱皆当知之日用之技也。[23](P321)
他特别强调士应当广为学习多种技艺：
士为事繁之人，只长于一艺一能则不能适于用，应次弟而广学。艺能为和礼、书法、骑射、算数、谣、剑术、枪、拳法、鸟铳等。其中和礼、书法、骑射为常用之事，尤应熟习。如有余力，则应兼习和歌之道、本朝故实、典故。……亦应习知医药养生之术，为有益其身，并多有救护他人之事。[24](P937－938)
至于农工商，益轩说：“农工商，只家业一筋而事少”[25](P944)。“农工商如失其家业，则不免于贫穷饥寒。”[26](P940)因此，他指出：“农工商之子，自少之时，即教以写字、算数，使知其家业。”[27](P185、P192)总之，贝原益轩谈论知识学问的功用，都是围绕着人们各自的“家业”、“职分”等实际生活的直接所需，学问对于人们的生活是一种直接的功用。
再来看石成金所代表的中国人对学问功用的认识。石成金书中所述，学问的功用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功用，就是读书为士，科举作官，以得富贵。人通过读书、应科举，一旦考得功名，便拥有社会、经济特权。从得到初级功名──生员起，就可以免徭役，甚至可以得公费以赡家，并受官衙的礼遇和人们的尊重，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些特权利益。如进而再登科入仕，则更可以得官职，食官俸，置家产，身家富贵。正是读书──科举所能带来的这种极大的实际利益，吸引着各阶层的人们群相趋之，稍有余力之家，无不欲其子弟读书作官。这是读书为学的首要功能。石成金的书中对此有如实反映。他在劝世格言中曾直截了当地说：“子不读书，官从何来？”[28](P127)书中收集的大量流行于民间的谚语、歌谣，更直接地反映了世人的这一普遍观念。如：“读书，起家之本。”[29](P790)“读书全要好心田，管取登科（即考中科举）做大贤。何况苍苍常照我，前程万里自安然。”[30](P887)“有工夫读书便为造化，得功名到手方是文章。”[31](P845、P839)此外，他还在多处以批评的口吻说到世人读书专以作官为望的世风：“世上教子读书，只图作官”；“世间有一等知教训而不知道理的人，……教训子弟读书，原是第一等好事，争奈不知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教导的不过是希图前程，指望富贵，改换门闾，衣锦还乡，把子孙养成个谋富贵、图货利的心”[32](P34、P32)。“请伊莫只图科弟，还教儿孙学圣贤”[33](P883)。他在学问重伦理的价值观念下，虽然对此实用化的世风执批评态度，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读书作官”的实际功用观，是流行于民间的普遍观念。
石成金在书中指出学问的另一个功用，是能够保全身家、免灾避祸。即人“知书识理”，明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人伦之道，养就立身处世的道德和安分守礼的性情，就能够循理行事，人和家安，避免灾祸。如其所说：“孔夫子说的话，虽极平常，却极正大。依了他教，得大快乐，得大安稳，生也没得忧患，死也有得葬祭，历万世而无改。”[34](P44)在中国这个“人治”与“德治”的社会，儒学义理是社会通行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循之则安，悖之则危，因此，人只有“明理”，“循理而行”，才能够在人事险恶、灾祸不测的社会环境中求得平安生存。儒学义理就是这种最稳妥的保身护家之道，学习这种礼义之道，也就是学习这个社会生存规则的社会化过程。如石成金所言，“安分循理”，“守义安贫，循规蹈距”，就能“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背违清议”，“得大快乐，得大安稳。生也没得忧患，死也有得葬祭”等等，即是此意。而如果不读书，或“不肯用心读习”，则会“成邪心野性，到大为非作歹，养就不肖，触犯刑宪”，祸及身家。他说“几曾见明理识字之人肯作非为乎？”[35](P68)这也确是他数十年阅历人生、饱览世事的经验之谈。
读书求学问“作官”和“作人”这两种功用，对于人们身家生活的实际作用也有所不同，如石成金所说：“子弟读书，大则功成名就，小亦识字明理，乃世间第一好事。”[36](P68)在此，科举作官的“功成名就”之所谓“大”，与为人之道的“识字明理”之所谓“小”，即是在其功利性意义上而言的。但这两种功用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是直接作用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手段和方式的改善，而是需通过社会这一中介才能对人的生活产生作用，这是一种间接的功用。
我们把上述石成金和贝原益轩书中关于学问功用的观念作一比较即可看到，在益轩那里，各种学问的功用都与人的具体生活日用所需直接联系，与人的家业职分、身家生计及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相关连，因此，学问是维持和改善人的现实世俗生活的直接手段。而在石成金，学问需通过“作官”和“作人”，即通过社会作为中介，才能转换而发挥其改善世俗生活的功能，因而学问对于人们的生活是一种间接的功能。
中日两国这种学问功用作用于生活形式的不同，对于人们与西学接触时的态度也有不同的影响。在学问的功用与个人职分直接相连的日本，西学的吸收是人们首先从自己的职业出发而开始的。最早是担任翻译之职的人学习“语学”，医者学习“兰方医”，并通过家业继承和师生关系而世业相传。近代出现海防危机后，以为主君尽忠、护主卫国为职责的武士们，又兴起学习“兵学”的热潮。由日本吸收西学的轨迹不难看出，学问与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的直接功用关系，对于吸收西学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而在中国，由于科举作官被视为学问的最重要功用，所以较早提倡学习西学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当把“火器”、“算学”等科技西学纳入科举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鼓励西学的机制。然而，由于科举内容的长期固定化和单一化，科举制度的社会覆盖性，使得其任何微小的更改都牵扯到成千上万人的身家利害，因而科举改革虽经数十年的争论而一直“窒碍难行”，而西学因一直未获得如科举那样的社会价值肯定和法定登进途径，而长期受到人们的冷落，学西学之人也被目为“异途”而受到社会的歧视，这自然阻碍了对西学的吸收。
四、结语
由以上对中日两国民间学问观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以前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就基于各自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问观，从学问的内容，到学问的价值和功用，二者都有很明显的不同，这是造成那一时期及近代以后两国对于吸收西学采取不同态度、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由这一比较我们对于两国在与西方近代文化早期接触时，中国何以吸收西学远比日本艰难缓慢的原因，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即以往人们谈论较多的统治者提倡不力，及知识阶层封闭保守等原因，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其更深的内在原因，则在于民间学问观所形成的整个社会对于西学的普遍态度和选择。亦即社会上下对于以科学技术（即“技艺之学”）为主导的西学，从学问内容层面的普遍鄙视，从文化价值层面的普遍贬斥，以及西学长期未能纳入科举，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和登进途径而产生实际功用，这些都导致人们对于西学长期漠视而缺乏兴趣，难以形成促进人们学习西学的动力。即使是那些提倡学习西学的人们自身，也大多难以脱出这种学问观的窠臼。正是这种社会普遍性的文化心态，构成了对吸收西学的强大的社会阻力。
自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增强，这也是现今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作为有自身文化传统的东方民族，怎样对待这种融合？形成怎样的文化观，才既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又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这是直至今天人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通过以上对中国和日本前近代民间学问观的回顾和比较，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①] 具体而言，即“四书五经为经，其注及周、程、张、朱之书为传。记述历代史事之书曰史，为记录之事。子乃为荀子、杨子、淮南子、说苑文中诸子之书。……集为诸家文章之书。”《大和俗训》卷一，益轩会编纂：《益轩全集》卷三，益轩全集刊行部1911年版，第61页。
[②] 《文训》上，《益轩全集》卷三，第323－329页。关于乐，他认为“俗乐倘不为淫声，而将忠孝义理之道，以往日故实等风雅之词作为歌章，自小儿之时使其习之，亦可助义理之教。”
[③] 关于同文馆之争及算学设科之争，本人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曾略有论述，可参阅该书第241-252页、第393-396页，第600-606页。
[④] 《文训》下，《益轩全集》卷三，第358页。关于益轩强调“民用之资”、“民用之助”知识的实用性，可参阅井上久雄编：《日本の教育思想》（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版）一书中秋山和夫的《益轩の学问观》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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