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

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着有《近儒学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证学不同论》（1905/3-10）、《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5）、《清儒得失论》（1907/6）、《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等多篇论着，可是论及清学史在近代的研究状况时，人们很少提及刘氏，似不应该。
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
20世纪初，刘氏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欲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氏此时还是一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氏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氏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刘氏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表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氏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并没有囿于章氏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氏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异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出现[1]。章氏虽然对清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作为清学主潮的汉学，论述过于粗糙，尚未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氏对此却有所触及。
关于清学尤其汉学渊源于何处，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承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20世纪20、30年代，钱穆与梁启超的两本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2]。刘氏对清学来源之看法形式上与“继承说”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与“反动说”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强调学术自身的演变。刘氏认为“伯厚（王应麟）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3]。反对一概抹杀明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明代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在《国学发微》中列举10条明儒经学可取之处，如“梅骜作《尚书考异》，又作《尚书谱》，以辨正《古文尚书》，其持论具有根抵，则近儒阎、惠、江、王之说所由出也，而《古文尚书》之伪，自此大明。若陈第《尚书疏衍》则笃信古文，与梅立异，是犹西河、伯诗之互辩耳，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一也；朱谋土韦作《诗故》，以小序首句为主说《诗》，确宗汉诂，而冯应京作《六家诗名物考》，毛晋作《毛诗陆疏广要》，咸引据淹博，乃近儒陈氏《毛诗稽古编》、包氏《毛诗礼征》之滥觞，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二也；……杨慎、焦竑皆深斥考亭之学，与近儒江藩、戴震之说略同，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刘氏虽然认为清学继承宋明学术而来，但是并非指宋明理学，而是发端于宋明正统学术之外的考证学，清学即是把当时处于边缘的考证学发展成为中心的主流学术。认识到明儒考证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刘氏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类似的提法[5]。但是刘氏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却是最系统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孤立地提出这种认识，而是整理归纳了10条证据反复申说，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刘氏把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怀疑派时期，二、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6]。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刘氏称之为“虚诬派”。他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学术的内在动力。刘氏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刘氏站在古文立场上视清学的发展为每况愈下，但若排除了评价问题，这种划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他还以拓疆建邦为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7]。
刘氏的清学“四期说”尽管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远不如梁启超的清学“四期说”在学界来得有影响。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氏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绎到两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着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氏所谓的“破坏”，正是刘氏所说的“怀疑”之意，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两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无异[8]，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9]。《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1920年10月，而刘氏早在13年前就发表了《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刊载于《国粹学报》。刘氏在20世纪初实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而且他与梁氏还是辩论的对手，所以梁氏对刘氏着作及学术观点应该是极为熟悉的。然而在梁氏的相关清学史研究着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氏，不免令人疑惑，同时也使人惊叹于刘氏学术眼光之敏锐[10]。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着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刘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能够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11]。刘氏熟谙清代学术的分合流变，不满于江藩着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曾于1904年着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着《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12]，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
二、“学以地殊”学术命题的提出
20世纪初，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刘氏前期是位极富开拓性的学者，对西学态度不像旧式文人那样，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积极研究与传播西学。他有诗曰：“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13]刘氏虽然出身传统的经学世家，但是对“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14]，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道，“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5]，表明他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是不加排弃的，相反的还吸取西学，融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受西学影响，他前期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在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建树甚多。“学以地殊”[16]就是在西学“地理环境论”影响下，所提出的很有学术价值的命题。
“学以地殊”虽是在西学启发下而凸显出其近代的学术意义，但刘氏提出该命题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本土，而不是西学。“学以地殊”命题的内涵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渊远流长。《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史记》说：“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17]；《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史·儒林传序》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些都说明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一个民族外在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生成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不同，则盛于北宋。清代以来，学者论学经常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是把空间差异与学派传授相结合编撰的学术史，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批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18]等等。因此刘氏所提出的“学以地殊”命题，若寻绎其思想之渊蔽，则来自于中国传统学术，而他为何如此重视该命题的内涵，却是受西方“地理环境论”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刘氏正是以“学以地殊”的学术思想去反观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对传统学术文化中“学以地殊”思想给予近代的展示与诠释，着有《南北学派不同论》，所以过高估计该命题的西学影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传入中国，曾风靡一时，很快被学者所吸纳，藉以讨论中国学术。章太炎较早地从地理环境角度讨论清学，认为汉学与桐城派势不两立存在地理环境的必然性[19]。刘氏推而广之，藉以讨论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他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包括了《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对传统各个领域的学术因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南北学术的分合流变作了系统的考察。
关于清学部分，着有《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20]，刘氏注意到了“习尚”与“风土”的内在联系。他把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学术源流，一分为南北两支。南学又分为两派：（一）、以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胡渭以及吴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鹤龄、吴鼎、俞汝言诸人，为一派；（二）、把杭世骏、全祖望、臧琳及东吴惠氏、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孙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赵翼归为南学另一派。对于北学，“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学，后有戴震之学，“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戴震死后，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扬州为最盛，有高邮二王、高化任大椿、仪征阮元、甘泉焦循、凌廷堪、刘文淇诸人，“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刘氏还把南北之学的差异归纳为三点：（一）、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二）、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三）、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而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最后指出，“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也；徽扬支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刘氏不仅认识到学术因空间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地域内也存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是以后，江北皖南，……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南北之学的流弊不断暴露，所以才导致常州今文学的兴起。虽然“学以地殊”，但是地域性的学术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求得发展，地域性学术的交流、交汇与趋同，是地域性学术繁荣的的一大动力。刘氏说清儒“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正反映了地域性学术之间存在互动，并非铁饼一块。当常州今文学大兴之时，江北学者包慎言、刘恭冕、庄棫均治《公羊》，“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同样也有江北之学输入南方的，主要有两派：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21]。刘氏把多样化的学术，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二派，不免有武断之嫌，但是他所说的“南北”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学术概念”，他所梳理出的清代不同派别的谱系，根据不仅在于地缘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师承关系。同时他对该命题不是作僵化的理解，没有把地理环境看成决定性因素，《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等，都有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字[22]。
“学以地殊”虽然是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转换，但是由于刘氏《南北学派不同论》广泛影响而强化了人们对该命题学术思想的重视，后来学者探讨中国学术文化史，无不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如梁启超、冯友兰，陈寅恪、谭其骧等学者对此都有专论，可见刘氏“学以地殊”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史上回响之大了。刘氏不仅运用此命题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且还把它作为指导地方乡土历史地理编撰的重要理论[23]，使传统的地方志编撰具有了近代思想意识，这也应肯定“学以地殊”命题的学术意义。
三、清学的“得”与“失”
总结清学的是非得失，是刘氏讨论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学的历史事实比较容易梳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学评价问题，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很困难。大多数学者对清学力矫宋学空疏之陋，而使学风归于平实，以“实事求是”为指归，持肯定态度。章太炎把清儒与汉儒相比较，认为除今文学之外，清儒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24]而刘氏将清儒与明儒相比较，指出“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25]。他们都认识到了“求是”是清学最大的特点。
清学以“求是”为宗，主要体现在治学方法上，清代汉学逐渐发展形成了一套“实事求是”的严慎治学方法，后人对汉学多有肯定，也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的。章太炎对汉学的严谨治学方法提得很高[26]，到了梁启超、胡适，便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具有“科学的精神”了[27]，这些显然有主观拔高汉学方法的学术价值的倾向。相比较而言，刘氏观点显得比较符合客观事实，他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于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28]侯外庐先生认为刘说只及于汉儒的训诂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是什么[29]。其实不然，刘氏对清代汉学治学方法有具体的归纳，把这种方法概括为“标例”和“证实”。他认为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逞博与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所谓“标例”，就是“取舍极严，而语无庞杂”；“证实”即“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30]。这是清代考证学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求是”的治学精神固然是清学中值得肯定之处，它使清学一反宋学之空虚而入实，但是为“求是而求是”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陷入“琐碎”的纯考证一途，这种所谓的“实”也只徒有虚名罢了。清代汉学的弊端早已引起学者的批评，方东树、龚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经学升降，以六字概括：两汉之学，其弊也“拘”；魏晋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31]。不管这种归纳是否正确，但是清代汉学之“琐”，属乃事实。
刘氏少承家学，其治学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是晚清名声仅次于章太炎的古文经学大家，但他对清代汉学之弊有清醒的认识，不囿于自家学统的牵制，对清代汉学作了严厉批判。刘氏首先从学术本体角度，历数清代汉学的各家各派缺陷与不足。他指出，在吴、皖两派中，以吴派最为泥古墨守。惠栋“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申，寡于裁断”；其弟子余萧客“笃于信古，语鲜折衷”；王鸣盛“裁减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训，守一家之言”；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32]。即便皖派除少数外，也难免汉学通病，刘氏不无感慨地说道，“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吾阅江氏《汉学师承记》，吾郡穷经之士，远过他郡，然求其所谓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33]哪怕扬州学者向来不主门户之见，学贵主“通”，在刘氏看来多数学者不过墨守陈规，少学有自得之士。他把清代汉学的末流归为“丛掇派”，该派又分为四类：（一）、“据守”者，“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校雠”者，“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三）、“摭拾”者，“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或不知鉴别，以赝为真”；（四）、“涉猎”者，“择其新奇，……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34]刘氏对清代汉学流弊的揭露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他之所以如此痛恶汉学末流之学风，在于其有违他本人治学风格的缘故。刘氏向来主张学人应该作“通儒”，学术贵在自得而不流于支离，强调“考古通今”[35]。他对这种“详于考古，略于知今”[36]的学风深恶痛绝，认为“考古不能知今，则为无用之学”[37]。对那些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经世学风，刘氏则倍加推崇。
刘氏从学术角度对清代汉学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是作为前期积极主张排满革命的他，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去评价清代学者就显得有困难了。“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这是刘评判清儒的主要标准，他把“学术”与“种族”，“文”与“行”，“着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把两者本应该使用不同评价尺度的领域决然对立起来，选择后者作为衡量评价清儒的首要标准。因此，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败后犹“抱艰贞之大节”、“不事二姓”；孙奇逢、张履祥、梅文鼎，李颙等人，“以学自隐”、“耻事二姓“；戴震，孔广森、王念孙等人虽入仕，但“无仕宦情”、“淡于荣利”；江声、余萧客“终身未尝应童子试，亦不通姓名于显宦之门”[38]。这些不与清廷合作的或不屑于入仕的学者，刘氏就给予了较高评价。而那些在清廷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学者，则严加讨伐。如清初汤斌、陆陇其“以伪行宋学”，而“配享仲尼”，从此“伪学之风昌”，把理学称为“伪学”，还准备专门立有“学案”[39]；魏象枢、李光地等人，“鬻道于虏，炫宠弋荣”；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以博学自鸣”，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入仕“以贪黩名”、“嗜利若渴”[40]。刘氏以是否与清廷合作为取舍标准，而不考虑特定历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或学者。刘氏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评价，有失公允。
与此同时，刘氏对清儒中具有朴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为清学的一部分，加以表彰，这无疑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清学的方方面面，而不致于以偏概全。刘氏曾着有《中国民约精义》，凸显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权”思想。在该书第三篇《近世》部分，所开列的清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吕留良、胡石庄、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龚自珍、章学诚、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后世所公认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都被他囊括在此书中。他以卢梭《民约论》为基础，对他们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诠释，虽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启蒙意义，其学术价值同样也不可忽视[42]。
四、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
刘氏作为晚清扬州地域学术的后起之秀，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使命，对于先辈的学术崇敬有加，以此勉励自己，“未冠即耽思着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43]。由于学术上的亲缘关系，倍增刘氏追述其学术先哲的兴味。在刘氏相关清学史论着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扬州学派，即使在那部未完着作《近儒学案》，根据《近儒学案序目》的“目录”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析，他也没有计划专门立有“扬州学案”，而只立以朱泽沄、王懋竑、刘台拱为代表的“宝应学案”，把后世学者公认为扬州学派中坚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纳入“东原学案”。这固然说明了扬州学人师承复杂，难以划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扬州学人作为一地域性学术群体，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讨论清代学术时，也只提吴、皖两派，而把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入皖派，李惇等则归入吴派[44]。刘氏之所以没有专立“扬州学案”，可能受到章氏的影响。尽管如此，刘氏还是一直致力于光大扬州学术为自任，写了不少关于扬州学人的传记、题跋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凸显扬州学术在清学史中的地位，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以这样说，刘氏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先驱者，正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扬州学派引起了研究清学史学者的重视。
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管辖各州县学者，但是当时着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时着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着述讲学，使扬州之地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治学风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吴派弟子，和平共处，相互影响。“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45]，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学的嫡系。刘氏还指出，“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46]。扬州学派虽然吸取吴、皖两派的治学门径，不囿于一家之学，但是更多倾向于皖派，与戴震之学一脉相传，“戴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47]，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学路径而发展形成的。扬州经学之所以兴盛，导源于扬州学者的学术宽容学风，“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48]。吴、皖两派学者都可以在扬州讲学，而且与古文学不两立的今文学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魏源、包世臣，亦从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49]。所以南桂馨才这样说道，“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50]刘氏对扬州学派反对墨守、学主会通的学风，可以说“心领神会”，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才是真正的“通儒”。[51]
刘氏不仅对当时已经很出名的扬州学者师承关系、治学方法了然于心，而且还挖掘出了一批被后人所遗忘的扬州籍学人，这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认识扬州学派的整体面貌。刘氏一一为他们立传，如《刘永澄传》、《梁于涘》、《孙兰传》、《徐石麒传》、《蔡廷治传》、《王玉藻传》、《广陵三奇士传》、《朱泽沄传》、《田宝臣传》，《扬州前哲画像记》等，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绍。刘氏对立传人物的选择，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取向、价值判断。这些传记大多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当时他还热衷于排满革命，需要挖掘忠义节烈之士，以激发民族感情，这也是他“以学论政”的一贯做法。刘氏在《孙兰传》中提出“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评价标准，认为孙兰师从汤若望，而不事清廷，就体现了这个标准。而杨光先力诋西学，直声着于明廷，但仕籍复标于清史，这种“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实应被后人所唾弃。因此刘氏表彰“明于君子小人之辨”的刘永澄；大力歌颂“从容就义，不欲与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于涘；赞扬“不欲以所学媚异姓”的徐石麒；更钦佩有“夷齐耻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刘氏不是仅仅从民族气节方面肯定扬州学人，还从学术角度，总结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刘永澄精于理学，其孙刘抬拱及朱泽沄、王懋竑传其学；孙兰精于数学；徐石麒专于词律之学；蔡廷治精治《易》学；田宝臣明于声音训诂之学[52]。
在整理研究被淹没的扬州学人方面，刘氏付出了大量心血，目的在于“以彰吾郡学术之盛”。他曾经“三游海陵，咨询田氏学”；为了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迹及寻找佚失的诗文，遍阅浙西诸志，最后“特网罗故乡文献，别为传文一通，以补谢山之缺”；为考证蔡廷治学术源流，“征考乡邦文献得廷治事，兼读其遗着数篇，知廷治之学出于云庄”[53]。这些工作对保存学术文献具有重要价值，为后人研究扬州学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料。由于刘氏的努力，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术群体，逐渐引起了学者注意，“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胜，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龙有吴、皖两派之长，着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54]。张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写的《清代扬州学记》，实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扬州学派的专论，但是刘氏却开研究扬州学派之先导。
五、清代诸学派及学者的评价
清学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学派争论：汉学与宋学、古文学与今文学。清初诸大儒一般不分汉学与宋学，汉宋兼采，不标榜家派门户壁垒。迄乾嘉之际，惠、戴崛起，汉学如日中天；而当时以方苞、姚鼐、刘大櫆为首的桐城派也异军突起，不仅尊宋学，还以孔孟道统自居。桐城派早与汉学家结怨，尤其姚鼐欲拜戴震为“夫子”而遭戴氏的委婉拒绝，在学林大失面子，终身切齿。及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站在汉学立场上，把桐城派排斥在宋学之外。这引起了桐城派弟子的极大不满，方东树针锋相对作《汉学商兑》，对汉学批判不遗余力，从此汉宋之争愈演愈烈[55]。
刘氏讨论清学之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学派的评价。刘氏并不同意江藩的做法，把桐城派排除在清代学术史之外，准备在《近儒学案》中立“桐城学案”，说明他还是肯定桐城派在清代学术史上应有它的一席之地，至于对桐城派作何评价那是另一问题。刘氏认为，“桐城方氏，精熟三礼，着述斐然，与伪儒之学稍异”，方氏学术虽然与清代理学有所不同，但是与汉学相比，“然皆无足重也”[56]，可见他对桐城方氏的学术评价是很低的。同样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桐城派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桐城之学，自成风气，疏于考古，工于呼应顿挫之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至于今不衰”[57]；“桐城方苞，善为归氏古文，明于呼应顿挫之法，又杂治宋学，以为名高，然行伪而坚，色厉内荏。姚鼐传之，兼饰经训以自辅。下逮二方，犹奉为圭臬。东树硁硁，尚类弋名；宗诚卑卑，行不副言”[58]；“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59]这些都足以表明刘氏对桐城派缺乏应有的历史分析，过于武断，仍难脱门户之见，有明显的“扬汉抑宋”倾向。
刘氏是一位骈文的正宗论者，以骈文为“文”，以散文为“笔”，赞扬他的同乡先贤阮元与汪中，自己也偏爱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因为阮元早就重提“文笔之辨”，为骈文张目，有汪中以骈文着称于世，所以他才敢于打出“天下文章在扬州”[60]的旗帜，要与桐城派争天下第一[61]。事实上，“天下文章在扬州”，只不过是刘氏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62]。骈文在清代虽然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学界的主流还是桐城派的散文占主导地位，骈文无法与散文相比肩。由于要争坐文章“天下第一”的缘故，刘氏对桐城派的评价要持客观的态度就显得有点困难了，那么对于他的“扬汉抑宋”立场、对桐城派存有学术偏见，我们就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
常州今文经学发端于庄存与，后有刘逢禄、宋祥凤，均治今文学，而至龚自珍、魏源发扬光大之，到康有为则集大成。常州今文学的兴起，有它学术本身自在的原因，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来解释常州今文学的出现，有相当的道理，当然也是道、咸以来社会政治变动使然。应该说，刘氏认识到了今文学出现有它的学术必然性，是对汉学末流琐碎无用的反拨，“江南学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学，……然辗转稗贩，语无归宿，甚至轻易古书，因沩袭谬，而颠倒减省，离析合并，一凭臆断；且累言数百，易蹈辞费之讥，碎细卑狭，文采黯然。承学之士，渐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学”[63]。但他把常州今文学归入“虚诬派”，而且对今文经学批评近似苛刻，“考其所学，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其择术则至高，而成书则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经术支离，以兹为甚”[64]。出身古文经学世家的刘氏对古文经学情有独钟，在所难免，当然对今文经学就存有门户之见了，所以他对今文经学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以及晚清的政治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没有清楚的认识。
刘氏早年写过不少关于清代学者的传记，颜元是较早被他所关注的一位学者，着有《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颜李二先生传》。他说：“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岐，讲学之儒，渐舍实功。惟习斋先生以用为体，力追三代教学成法，冠昏丧祭，必遵古制。从游之士，肄力六艺，旁及水火、兵农诸学。倡教漳南，于文事经史外，兼习武备艺能各科，较之安定、横渠固有进矣。”他对颜元学术评价很高，“先生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身体力行，一矫讲学空虚之习。至先生论学，惟存性一编，辟宋儒气质之说，实开东原学派之先”。对于诋毁颜元之学的桐城方氏、武进汤氏，刘氏认为这种行为无异于蜉蝣撼大树，“亦何损于先生之万一哉”[65]。同时他认为颜元之学受到西学的影响，“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66]。颜元之所以较早进入刘氏的学术视野，在于颜元之学重“实学”、倡经世之用，与他前期学术旨趣暗合的缘故。
戴震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与近代学者对其的阐扬分不开。钱穆、侯外庐都认为章太炎有首倡之功[67]。章氏确是最早阐发戴震之学的近代学者，不过未及深论，只是开论戴震之学的先声。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价戴震学术的应该是刘氏。刘氏最推崇戴震，自承“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68]，曾撰有《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论着。他对戴震学术定位极高，“探赜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69]，“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论音韵则精穷声纽，论地舆则考订山川，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湮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70]对戴震之学评价至高，当然桐城派对戴震的批评，在刘氏看来不过是“鄙儒之说，何损于东原万一哉”[71]。刘氏不仅认同于戴震的“考证”之学，而且也充分肯定其“义理”之学，对戴震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义理之学推崇有加，并且他本人还仿《孟子字义疏证》作《理学字义通释》。
刘氏在其未完的《近儒学案》中，专立有“东原学案”，而把吴派开山大师惠栋纳入东原学案的“别出”部分，显然他认为惠栋之学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所以《近儒学案》没有准备专门立有“惠氏学案”，似乎从中可以看出刘氏个人的学术偏见了[72]。由于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对戴震学术的挖掘与推崇，戴震的学术价值才引起了后来学者的普遍重视。戴震之学的红火，固然得力于章氏的开启之功以及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阐扬之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了刘氏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贡献。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1904）与《清代学术概论》（1920）对戴震评价前后迥然不同[73]，及胡适着《戴东原的哲学》，应该说均受刘氏之影响。
戴望则是刘氏关注的另一位学者，他作《戴望传》，视戴望为晚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浙江德清戴望，中年好颜李之学，着有《颜李学记》，所以刘氏把戴望归入“习斋学案”[74]，认为戴望学术与颜李之学一脉相传。戴望是晚清着名的今文经学家，但是出身古文经学传统的刘氏却对戴望的学术另眼相看，“德清戴望，受业宋氏之门，祖述刘、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证《论语》，作《论语注》二十卷，欲以《论语》统群经，精诣深造，与不纯师法者不同。”[75]《戴望传》还指出：“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学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经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蚀者，皆一一发其指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蛰居雒诵，不欲以曲学进身，亮节高风，上跻颜李，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76]戴望阐发今文经学的经义，还洞晓华夷之辨，刘氏认为不能与“曲学阿时”的康有为相提并论。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刘氏清学史研究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的清学史研究以章氏《清儒》为起点，还是其论学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他在研究清学史领域中的诸多创获，对清代学术演变作了独特的阐述，提出并实践了新的学术命题，开拓了清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突显扬州学派的学术地位，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刘氏讨论清学史之时，注意到了对同一个对象作多角度分析，往往从“变迁”、“不同”、“得失”视角论述清学，认识到学术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时间上的区别。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观点都比较平实，少有激进之论，也正因为如此，刘师培在晚清学林赢得了不同学派倾向学者的认同，对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清学史研究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他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否认刘氏在清学史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开拓者地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参见《訄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
[2]钱穆所着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张“继承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住住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1页。）梁启超却主张“反动说”，说：“晚明学风之敝，流为狂禅，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猖幻至此，势固不得不有所因革。”（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01页。）1920年在其《清代学术概论》进一步申说：“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见《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第7页、第4页。）
[3]《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5上。
[4]《国学发微》，P501下-P502上。
[5]“明之中叶，以博洽着称者杨慎，……次则焦竑，亦喜考证，……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方以智“通雅”条，中华书局1995年4月，第1028页。
[6]蒙文通曾说：“廖师之论清代经学，别之曰顺康派，雍乾派、嘉道派、咸同派。刘氏之论清代经学，则别之曰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虚诬派。刘、廖之见不同，故抑扬有异，谥名遂殊，然于内容之分析则无大异。”（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6月，第146页。）两者是否有学术渊源关系，待考。
[7]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8]“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掇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悲夫！”见《近代汉学变迁论》P1542上。
[9]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时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
[10]关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刘师培的清学史着作存在学术采鉴关系，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周予同先生。他说：“梁氏两书取之于章氏（章太炎）、刘氏（刘师培）的着作。”（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900页。）
[11]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12]《近儒学案序目》P1754下。
[13]《甲辰年自述诗》。
[14]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86页。
[15]《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P2177下。
[16]“学以地殊”这一提法是笔者根据刘师培相关论述概括而成的。刘师培在论着中多处提到地理环境因素对学术分布的影响，《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诸子学不同论》谓“学术因地而殊，益可见矣”（见《遗书》P549下）；《劝各省州县编辑书籍志启及凡例》谓“盖周代之初，民无私学。东周以来，士尚私门撰述，而学派或因地而殊，郡国州邑有特殊之学，即有专门之书”（见《遗书》P1605上）；“盖山川之隔，人情风俗之所由异也”（见《读书随笔·〈王制〉言地理中多精言》P1952上）。所以“学以地殊”这种概括应该合乎刘氏的本义。
[17]《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见《史记》卷129，中华书局1959年7月，第3267页。
[18]周叔平、陈国庆点注，顾炎武着《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628页。
[19]“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见《訄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59页。）
[20]《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P549上。
[21]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
[22]《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谓：“淮江之地，平原旷莽，民风强悍。淮南之地，沟渎交通，民习于奢。”（《遗书》P1763下）这主要是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缘故；《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谓：“近世其民日趋于怯弱，由是东南之民气迥逊于西北，说者谓地势使然。呜呼！此亦未观于苏省之历史矣。……而知古代吴民以尚武立国，而先贤学术亦与近世之所尚殊途”（《遗书》P1764下）；《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有谓中国因南北地理不同，文体亦未可强同者。然就各家文集观之，则殊不然。”（刘师培：《中古文学论着三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35页。）
[23]见《遗书·左庵外集》卷十七中的《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序》、《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序》、《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序》等文。
[24]《訄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61页。
[25]《清儒得失论》P1539下。
[26]章太炎把清代汉学治学方法归纳为六点：“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说林下》，《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19页。）
[27]梁启超谓：“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颇饶有科学的精神，……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13页。）；胡适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第285页。）；“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见《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前揭《胡适文存》第1集，第322页。）
[28]《近代汉学变迁论》P1541上。
[29]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416页。
[30]《崔述传》P1825上。
[3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95年4月，第1页。
[32]《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5下。
[33]《扬州前哲画像记》P1896上。
[34]《近代汉学变迁论》P1541下。
[35]《中国地理教科书第二册·序例》P2322上。
[36]《中国地理教科书·序》P2274上。
[37]《尔雅虫名今释》P446下。
[38]参见《清儒得失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39]参见《清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遗书·左庵外集》卷十七。
[40]参见《清儒得失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
[41]参见《中国民约精义》中的“目录”。
[42]刘师培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与学者存在“民权”、“民主”思想，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民主思想，学术界有过讨论。大多数学者主张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类似于近代西方式的民主，所谓“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刘氏所谓的“民主”、“民权”其实就是民本思想。
[43]尹炎武：《刘师培外传》P17上；冯自由也持此说，“光汉绍述先业，毅然以复兴扬州学派自任”。（见前揭《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86页。）
[44]参见《訄书·清儒第十二》（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年6月。
[45]《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6下。
[46]《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7上。
[47]《戴震传》P1823上。
[48]《扬州前哲画像记》P1896上。
[49]《近儒学术统系论》P1534下。
[50]《南序》P32下。
[51]《群经大义相通论·公羊荀子相通考》P361下。
[52]参见《遗书·左庵外集》卷十八，文中所述到的传记均在此卷。
[53]参见《遗书·左庵外集》卷十八所立的相关传记。
[54]尹炎武：《刘师培外传》P17上。
[55]关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汉宋之争具体线索可参考朱维铮《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
[56]《近儒学案序目》P1754上。
[57]《近儒学术统系论》P1534上。
[58]《清儒得失论》P1536下。
[59]《论近世文学之变迁》P1648上。
[60]“天下文章在吾扬州耳，后世当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见《南序》P33上）
[61]桐城派是清代一个散文流派，因为创始人方苞和继承者刘大櫆和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当年程晋芳、周永年戏谓姚鼐曰：“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文集》卷八，四部丛刊本。）从此学者互相转述，就有了“天下文章在桐城”之说。刘师培提出“天下文章在扬州”，无非是要与桐城派争谁是“天下第一”。
[62]时人对刘师培的“天下文章在扬州”之说，并不以为然，“先生论文，严文笔之辨，以有韵偶行者为主，与其乡先辈阮元说同。此近人所称为仪征文派，与桐城角立者是也。实则论文言派，识者早议其非；必别仪征于桐城之外，以角立门户，未免巧立名目”（见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刘师培先生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1月，第287页。）
[63]《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7下。
[64]《近代汉学变迁论》P1541下。
[65]《习斋学案序》P1756下。
[66]《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P1758上。
[67]钱穆说：“近儒首尊东原者自太炎。”（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396页）；侯外庐说：“章炳麟是近代首先评论戴学的人”，“自炳麟开始，戴学在哲学方面才被人所注意。”（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459页。）两者都没有看到刘师培在研究戴学中的贡献。
[68]《东原学案序》P1763上。
[69]《戴震传》P1823上。
[70]《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6上。
[71]《东原学案序》P1763上。
[72]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遗书·左庵外集》卷十七。
[73]“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见《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22页。）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却说，“《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的一次大革命”，“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见《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第41-42页。）
[74]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遗书·左庵外集》卷十七。
[75]《南北考证学不同论》P558下。
[76]《戴望传》P1829下。
（资料来源：《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