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习俗-晚清洋布衣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习俗-晚清洋布衣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晚清洋布衣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穿衣以遮体避寒，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而如何穿衣，穿什么样的衣，这则因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生产状况及生活方式而各有不同。一个社会的人们在一定时期会形成一些具有一定共性的衣着方式，即衣着习俗，其中包含着特定的社会文化信息。这种衣着习俗在社会经济稳定时期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甚至世代相传，鲜有改变，而在社会经济剧烈变动时期则也会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动，出现一些新的衣着方式，甚至流行开来而形成新的衣着习俗。由于衣着方式的日常性和普遍性，因而衣着习俗的快速变动，也会连带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产生互动关系，成为社会文化变动的一种因素。
晚清开口通商后，中国社会经济便出现了这种比较剧烈的变动。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洋货输入也大为增多，一些西洋物品流行于中国市场，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洋布的输入及穿用洋布的流行，就是通商后几十年间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洋布的流行，不仅使人们的衣着材料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引起其他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一些社会文化效应，涉及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关系、浪费方式、生活习俗及社会心理，其中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变迁的一些信息。
对于洋布的输入，以往史家多有论述，但多为经济史家从经济角度所作的评判，如洋布的输入对于中国土布业生产、经济结构、白银外流的影响等，而从社会生活史角度对洋布广销所引起的人们衣着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衣着方式的变化所含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则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于晚清时期洋布衣着流行现象，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考察，以对这一衣着习俗变动对于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变迁的意义做出一些解析。
一、传统衣着质料的社会涵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衣着方式的涵义远不止于遮体避寒，而是有着多重的社会文化意义。衣着的要素，主要是质料、颜色和式样。其中质料是最为基本的，衣着质料所包含的意义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质料的经济价值。即制作这种质料的原材料、加工方式、实用程度及运输费用等经济成本，经济成本的高低决定了某种质料的经济价值的高下。如明清时期人们的衣着质料主要是毛皮、绸缎和土布三类，它们之间便有经济价值高下的区别。毛皮因资源较稀少、地域运输不便、御寒功能强、穿着舒适、结实耐磨及外形美观等特点而经济价值较高，售卖的价格也相应较高。绸缎从资源上比毛皮广，地域限制也较少，但由于需蚕桑丝织，制作成本较土布高，质地虽耐磨性较差，但轻薄柔滑，舒适美观，所以经济价值一般虽比毛皮低，但高于土布，也属比较高档的衣着质料。一般农家用普遍种植的棉花就可自行纺织而成的土布，因其资源广泛，制作成本低，质地粗糙，虽耐磨性强但舒适及美观性较差等，其经济价值也较低，市场交易价格也最低。衣着质料的这种经济价值的差别，使人们穿用何种质料的衣服，首先会受到由经济价值决定的支付能力的限制。如皮毛、绸缎经济价值较高，一般只有家境富裕，有一定财力的人家才买得起，比较贫穷的人家就无力购买，而只能穿用以低廉价格购买或自己纺织制作的土布。
第二个因素是衣着质料的社会价值。由于人们穿用的衣服质料有经济价值的高低不同，因而受人的经济财力和支付能力所限，使得穿着何种质料便意味着穿主具有相称的财力和经济支付能力，由此使衣着质料的区别具有标志一定的经济财力的功用。而经济财力的多少又往往是由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决定的，因而，衣着质料便被附加上了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历代统治者还往往将这种衣着质料的社会身份区别标志予以人为的制度化，用法的形式规定一定社会身份的人只能穿用特定质料的衣着，形成服饰“礼制”，使衣着质料的区别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和伦理色彩。明清时代，这种服饰礼制尤严。此种礼制行之既久，便成为人们世代遵行的礼俗。
由于衣着质料有上述两个方面的价值，所以人们的日常衣着主要便是依自家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身份而选择质料。一般农家往往是男耕女织、衣食自给，人们的穿衣问题往往依靠家庭小手工业，在自己家庭之内就能解决。北方是种棉、纺线、织布、缝制衣服，南方是植桑种麻、养蚕、缫丝、织布到缝制，往往都由农家妇女承担，一般都是质地粗糙的土布绢纱，主要供给一家人的衣着用料，有富余的也会拿去出卖。由于这种家产土布是自产自用，生产成本低，农家无钱也可以自给而无需到市场去购买，因而是一般农家的主要衣着用料，其他只有有限购买力的中等人家也多以土布为主要衣着用料。只有富裕人家或住在城镇里的富户商宦才有钱购买穿用绸缎、毛皮等高档衣料。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十分注意防范汉人，服制被作为区别尊卑上下的重要制度，一直受到清朝廷的重视，不仅沿袭明制而制定了对官民人等衣服用料的等级区分规则，而且比明制更为严格细密。历代皇帝还常对实际生活中人们衣饰的违礼逾制行为予以申诫，并重申和颁布关于服制禁忌的规定。对于衣服的质料，清朝礼制明确规定，官民士庶各依等级身份的定制穿用，不许逾制。对不同阶层的人衣着用料有详细的限制性规定，明定一些高档绸缎只能亲贵、官员服用，而一般士庶百姓则不能穿用，即使是富商有钱能买得起，也不能购买穿用。如早在顺治初年就规定，士庶百姓只许服用绸、绢、纺、丝、纱，而不准用大缎、彭缎、洋缎等，并不得用缎绣等服。康熙初年又明令士庶百姓不能穿用蟒缎、粧缎、金花缎，以及貂皮、狐皮、猞猁皮等。康熙三十九年又规定举人、生员等有功名的人许服平常缎纱，但不许服用银鼠皮和狼皮，还规定百姓不能服用狼、狐等皮，并禁止用貂皮做帽子。[1]清朝历代屡屡发出这些对于衣服用料的详细而具体的法令，说明清统治者对服制的重视，他们把衣服用料的等级区别作为区分不同阶层身份贵贱的标志，籍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增强礼教约束，使人们恪守尊卑贵贱的等级，强化守礼安分观念。
由此可见，明清以来人们的衣着质料，一方面因其经济价值而受着购买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因其社会价值而受着服制礼俗的制约，由此形成了人们世代相沿的衣着习俗。这种传统习俗的特点，就是以衣着质料区分贵贱上下等级的礼俗制度。贫穷的下层人穿着土布，而富贵的上层人穿着绸缎、皮毛，一些特定质料只能身份高贵的人穿用，而身份低贱的人即使有钱买得起也不能穿用，否则就是违法逾制，会受到惩处。在这种礼俗制度下，人们的衣着质料，成了从外观上就可判断其社会身份的外在标志。只是到了晚清开口通商以后，外国机织洋布开始倾销进来，在原来的那些衣着质料之外，增加了“洋布”这一新品种，并日渐流行起来，才使得人们世代沿袭的传统衣着习俗受到冲击，发生了一定变化，并进而引起其他社会文化的系列效应。
二、洋布输入的增长与洋布衣的流行
所谓洋布，指开口通商后由西洋输入的以机器纺织而成的棉布，由于来自西洋，又是西式机器织作，与中国手工织作的土布有明显区别，故名之曰“洋布”，与中国手工自织的“土布”形成对称。直至19世纪末以后，本土也以新式机器纺织棉布，由于品质相同，民间仍沿用“洋布”之名，成为机织棉布的统称，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中叶。
纺织业是欧美自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出现大机器生产以后，发展最为迅速、生产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首先在英国出现了纺织行业的技术革命，并很快蔓延到欧美诸国，蒸汽机动力和新式纺织机的采用，使纺织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纺织产品成倍增长，纺织品也成为欧美商人开拓海外市场、赚取大量利润的主要商品。西洋机制纺织品主要分为棉纺织品和毛织品两大类。棉纺织品即中国人俗称的“洋布”，有粗斜纹、细斜纹、市布、本色布、色布等种类。毛纺织品则有哔叽、哆啰呢等种类。英美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输入洋布和毛织品，但数量较少，价格也贵，只是一些有钱的官宦豪商为喜新炫奇而购买穿用。19世纪四十年代开口通商后，洋商垂涎中国广阔的市场，抱着攫取巨额利润的热望，积极地向中国输入推销纺织品。洋纺织品比中国手工织布细密平滑，色泽鲜艳，幅面比土布宽一倍，因而更加美观适用，受到中国人的喜爱。通商后洋布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如有一记载说，在通商前一匹本色市布的售价大约是7两，通商后的四十和五十年代降为3两[2]。还有一记载说，在1834-1849年间，进口棉布每匹价格由4·75元下降到2·40-2·45元。[3]洋布的这种价格已经与土布差不多。在五十年代末，洋布由于进口过量，形成滞销，价格进一步下降，在天津市场上的售价，已经低于土布的三分之一，而在1861年时，则甚至“仅及土布价钱的一半”[4]。洋布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因而其进口销售量也呈持续增长之势。
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英美各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伴随着中国商埠的增开、商品输入量的增加而持续增长，特别是其中棉织品数量增长更为显着，在总输入物品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只就19世纪对华主要输入国英国的输入物品来看，据估计，在1842年输入中国的物品中，棉织品居鸦片和棉花之后，居于第三位，为8.4%；到1867年上升为居鸦片之后的第二位，占21%；再到1885年，棉织品已经以占35.7%的优势而居英国输入物品的第一位，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5]另有统计，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欧美诸国进口物品总量及纺织品的输入情况见下表（以关平银两计值）[6]：
1867年：进口总值6930万，其中棉织品1300万，毛织品740万，二项共占当年进口总值的29%；
1873年：进口总值7410万，棉织品1800万，毛织品590万，二项共占进口总值的32%；
1883年：进口总值7360万，棉织品1680万，毛织品390万，二项共占进口总值的28%；
1893年：进口总值15130万，棉织品2730万，毛织品460万，二项共占进口总值的21%。
由上表可见，在进口纺织品中，棉织品——即洋布一直是大宗，特别是八十年代后增长幅度最大。另外还有一项专门对洋布输入量的统计，1867年时是425万匹，1880年时增为1316万匹，13年间增长了3倍。1890年时增为1656万匹。[7]虽然这些统计数字未必十分准确，但19世纪下半叶洋布进口逞增加趋势应是一不争的事实。
与洋布输入数量的增长相伴而来的，是洋布在中国销售市场和地域不断扩大。首先是陆续开放通商的商埠成为洋布分销的主要集散地。自四十年代后，首先是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东南五口开放通商，六十年代以后，天津、镇江、牛庄、汉口、九江、登州、宜昌、芜湖、温州、重庆等各主要交通枢纽城镇也陆续开放通商，至1894年全国通商城镇已达26个，遍及沿海、沿江及广大内地地区。这些商埠都成了外国商船自由往来、进出口货品集散流通和中外商人来往聚集之地，作为中外贸易商品大宗的洋布，也由这些遍布各地的商埠，行销到更广大的内地城乡。
随着洋布输入数量的增加和销售的扩大，穿用洋布的人也日益增多，洋布衣作为一种新衣着习俗而逐渐发展起来。在通商初期的一二十年，由于洋布的售价并不比土布便宜多少，洋布又不如土布结实耐磨，因而即使在城镇一些商民购买洋布，也主要是出于新奇和追求时尚的心理，所以最初洋布在中国的销量虽也有增长，但幅度不大。如英国作为向中国输入洋布的主要国家，其输入的棉布价值，在1841年时是58万英镑，到1857年时增加到170万英镑，十六年间，增加不及两倍[8]。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洋布价格的下降及通商口岸的增加，其销售也随之扩大。虽然由于开埠先后、交通问题及市场购买力等原因，使洋布的销售，特别是在前期受到较多限制，但由于机制洋布低价和美观等天然优势，还是使其在所到之处受到中国人的欢迎。首先是在洋布运来的首站——通商城市，受到市民的喜爱，有一定购买能力的城镇商民乐于穿用，所以洋纺织品首先在通商城市及周边城镇销售开来。如在厦门通商后不久，洋布洋棉就成了在本地及附近城镇商民中的热销货，当地官员向朝廷上报这一情况道：“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卖。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9] 虽然说这时期厦门及附近府县购用洋布洋棉的家庭已达“十室而九”，似乎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洋布已开始热销于当地民间的情景。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洋纺织品的热销，自1850年前后上海就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此后数年间又相继有多家清洋布店开设，到1858年时已达十五六家。六七十年代在上海的洋货号里，可以看到种类繁多的各种洋纺织品。如在1872年《申报》上一家洋货行刊登的广告里可以看到，这家洋货行所经销的洋纺织品有哈唎大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等毛织品，还有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多种洋布。[10]在这些洋货店里，不仅有各式洋布，还有用洋布做的洋袜、洋手帕、洋巾等布品，也是受人们欢迎的。
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直隶天津、奉天牛庄、山东登州、湖北汉口、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及四川重庆等北方和内地各口相继开埠，原来只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洋布，也扩展到了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有记载说到这种情形：“自天津诸约成立后，外国棉布之输入数量，大见兴奋。……中北各省之民众，从前对于洋布，既鲜认识，亦无从购置，至是因汉口、天津、芝罘（登州）等埠商人努力推销，……洋布销路，日有扩展。”[11]
七十年代后，欧美各国由于新蒸汽织机的采用，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工商业的大发展，棉织品成本大幅下降，因而输入中国的洋布销售价格也大幅降低，同等长度的洋布，价格只是土布的一半，甚至更低，此后，洋布以质美价廉的更大优势，开始大规模占领中国各地的布料市场。城镇居民乐于购用这种物美价廉的洋布，用洋布来代替绸缎，作夏服、棉衣里、内衣、被面、窗帘、丧服等，一些小布品也开始时兴使用洋布以求美观，如洋袜、洋巾、洋手绢、洋花边等，洋布开始畅销各地。1878年，英国驻芝罘的一个领事说：山东一年消费的进口棉布，大约接近一百万匹，这是前此所未达到的。他又说，山东人口有三千万，如果不是人为的原因，仅这一省消纳的洋布，就应该达到一千万到两千万匹。[12]1888年一位在九江的西人记述这里洋布销售增长的情况道：“洋布由于价钱便宜，似乎在这一地区正在顶替土布。……近5年来数字在稳步增加，目前差不多比1884年增长了一倍。”[13]七八十年代以后，洋布的销售由通商口岸向广大内地扩展。如七八十年代宁波西人在一份报告中说道：洋布“价格低廉，所以一年一年地流行起来，运入内地去的，也能迅速卖出。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所以销路也扩大了。”[14]广西南部贵县志记载此地光绪年间洋布开始流行的情形道：“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户纺织，砧声四彻。……一丝一缕，多由自给。于时以服自织布为贵，而布质密致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光绪季年，衣料濅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15]
八九十年代以后，洋布的销售已经由通商口岸扩及广大内地，形成了全国性的洋布畅销局面。1889年有大臣上奏说到洋布大销取代土布之势：“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本无须取给于外洋，乃洋人以机器织成，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16]九十年代初着名官商郑观应说到洋布流行的情形：“自洋纱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17]随着洋布的畅销，到了19世纪末，穿用洋布已经成为一种民间普遍流行的衣着习俗，在城镇居民中洋布甚至成为人们居家生活的主流衣着质料。
在洋布畅销的情势下，90年代以后中国官商也开始自设机器织布厂，先是上海设机器织布局，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从1897年至1912年15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60家[18]，从地域来看，北至奉天、长春，南到广州、闽侯，东至上海，西到重庆，可谓遍地开花，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随着中国本土机器纺织业的发展，本土机织布因工价低、运费省等，成本和价格比舶来品更低，遂日益取代进口洋布，中国人购用“洋布”也更为方便和普遍。“洋布”作为对机织棉布的通称，与中国乡村仍普遍存在的自织土布并行存在，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成为中国老百姓日常穿用的主要衣料。而自19世纪后半叶流行起来的洋布衣着习俗，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意义。
三、洋布衣流行的社会文化意义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在短短几十年间，洋布就从无到有，从有到多，销售遍及全国各地城乡的商店集市，越来越多的人们购买穿用，着洋布衣也成为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新习俗。这种涉及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新衣着习俗的形成，改变了以往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传统衣着布料结构和老百姓的衣着习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一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穿着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特别是在这种衣着习俗涉及到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就更不能忽视。由于洋布具有机器织作、批量生产，量多、质美、价廉等与中国传统衣料大不相同的特点，使得这种着装衣料也使明清以来一直奉行服制礼俗所形成的社会等级礼俗及其观念受到冲击，标志着一些新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洋布衣成为“城里人”区别于“乡下人”的一般衣着标志。
在通商后至19世纪末的几十年间，洋布衣主要在城镇市民中流行开来并普及化，成为城镇市民的常服。洋布作为输入品，首先是从通商城市上岸并作为集散地的，这些通商城市便成为洋布最先占领的市场。四十年代以后的东南五口开放通商，六十年代以后广大内地诸多口岸的相继开埠，直至九十年代分布全国各地的近三十个通商城市，伴随着通商贸易的开展，率先成为商业兴盛、人口聚集的商业中心。特别是广州、上海、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一批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开口后不久便很快发展为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的大型商业城市。这样城镇市民人口大量增多，市民社会日渐扩大，商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城镇市民人口的增多，市民社会的发达，使他们的衣物需求市场也相应扩大，首先在通商城市市场出现的洋布，也便首先被这里的商民所接受。因而，在通商之初，洋布开始大量输入以后，首先在这些通商城市及附近城镇市民中受到欢迎，人们纷纷购用。在广州、上海、厦门等一些首先开口通商的城市及附近城镇，率先出现了穿用洋布衣服的新时尚。如在通商后不久，一位来到新开口岸福州的英国人，就发现福州市民中许多人已经穿着洋布衣：“几乎在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19]不知这位英人的观察和估计是否有所夸张，但洋布输入和销量的增长，便可以作为主要市场消费者——城镇居民乐于购买洋布的佐证。此后随着开埠的增多，洋布销售地域的扩展及输入量的增多，洋布衣在各地城镇居民中流行开来。洋布之所以首先在城镇居民中流行普及，源自于城镇市民的生活方式与农村农民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洋布是靠市场销售的，而只有城镇市民的衣着主要依赖于市场。洋布作为外洋输入的商品，只有通过市场销售的渠道，人们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才能得到。而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日常衣着的来源，只有在城镇生活，脱离了耕织自给小农经济方式的市民才主要依赖于市场，在广大农村则主要是自产自用、自给自足。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耕织并举、衣食自足的家庭经济形态。一般农家都是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从种植棉花，到收获以后加工成衣的全部工序，几乎全都由家庭成员在自家内部完成。自家土地种的棉花收获以后，几乎家家都有纺车，一家或几家合有一部织机，农闲季节或在家的妇女，会用自家的纺车纺线，用自家或合用的织机织布，再亲手缝制成家人老小所需的各种冬夏衣装。这种解决全家衣着问题的全部程序，都是利用必需的农业劳动之外的时间和劳力完成的，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不用花一文钱，既不耽误田间农活，也不耽误妇女料理家务。因而，一般农家的衣着从原料到成衣，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而无需到市场上去购买，也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因而对他们来说也是最经济的[20]。况且，一般农民生活贫困，几乎没有超出生存必需之外的购买力，这些都限制了他们使用洋布。而城镇居民，则已经脱离了土地和耕织自给的小农生活，他们的日常衣物用布本来就主要靠到市场上购买，现在只不过是用以往买土布的钱去买洋布。而在市场上，就会遵循市场的交换规则，洋布比土布售价低廉，到七十年代以后，甚至比同样尺寸的土布售价要低一倍，其幅面宽而适用，质地又比土布细密光滑、鲜艳美观，对于市民来说，在市场上用更少的钱而买到更物美价廉的洋布，无疑是更为经济合算的。
其次，洋布耐磨性差的缺陷，对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是个致命的缺点，但对于较多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城镇市民来说却并不那么重要，对他们来说，洋布物美价廉的优势要高于其耐磨性差的不足，因而他们更愿意选择洋布。传统的手织土布厚实耐磨，人们穿土布即使是从事体力劳动也往往能穿三四年，有的地方磨破了，可以经缝补后再穿一段，实在不能穿了，还能利用未破的部分以大改小，以外改内，重复穿用，直至最后破布片还可以糊成布壳用为做鞋的材料[21]。这样一件土布衣经重复利用可以穿用四五年甚至更长，而若作为被面、床单等磨损性小的用途则时间会更长。而洋布在耐磨和重复利用方面则远不及土布。洋布虽然外观看起来比土布细密平滑，但由于其纱线较细，质地轻薄，因而耐磨性差，比土布的耐磨程度要低三四倍，很少能穿过两年，一旦磨破了之后，也由于布丝过细而经不住缝补，即使糊布壳做鞋底也太容易磨损，所以洋布远不像土布那样可以重复利用。而耐磨和重复利用，对于一般农家等贫穷的下层体力劳动者尤为重要，因而对他们来说，土布结实耐磨，可以多次利用，这些都是洋布所不可比拟的，虽然从长度单价上洋布看似便宜，但从实用角度而言，土布仍然是更经济耐用的。1872年时，一个在华的西方人就曾记述中国各地存在的这种情形道：“我曾经听到许多省份的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虽然按平方码的价格计算起来，洋布价格可能低些，但从长期看来，洋布在耐用和价廉两方面都不敌土布。……土布是家庭织造的，……穿着土布要经济得多。”[22]因此，在各地广大农民及苦力等体力劳动者，从适于体力劳动和实用性方面考虑，还是宁愿选择土布而不用洋布。但是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特别是商务繁盛的通商城市，市民已脱离了繁重的农业劳动，甚至相当多的人已脱离了重体力劳动，而从事与商业相关的日常生计，如商贾、摊贩、店伙、帐房、经纪、买办、学徒、洋行伙计、店铺跑堂、官衙杂役、书生塾师、医卜相师、男仆女佣、优伶娼妓等等及其家属家眷，这些人员占了市民的相当部分，他们的日常活动一般已没有重体力劳动，却有更多的人际交往，因而对于衣服的耐磨性要求不太高，而对于衣着的美观体面却更为看重，因此，洋布的物美价廉更适合他们的品味，特别是对于收入并不高的中下阶层来说更是如此。这样，在农村受到农民冷遇的洋布，在城镇却受到市民的欢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然，在城镇一些从事搬运、拉车等体力劳动的苦力，出于耐用的考虑多数仍然穿着土布。
由于上述市场及实用性的原因，洋布在农村难以为一般农民所接受，而在城镇市民中却很快流行普及开来。这样一来，洋布与土布，便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形成了一道衣着外观的分界线。城里人与乡下人的这种新的衣着之别，就是由城乡人们对于洋布和土布的不同选择而形成的。五十年代初，一个在中国三个省份住了十年的英国人说道：“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穿过一件用我们的布料做的衣服。”[23] 六十年代初，一位西人在华北直隶地区也观察到，虽然这里洋布售价仅及土布的一半，但只是城里人购买，“直隶和邻省的城市和集镇的人民因洋布较土布便宜而购买洋布”，“农村人民仍然爱好他们自织的土布。”[24]因为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外表漂亮但却不实用的洋布只能算是一种供装饰外表的奢侈品。1872年时一个曾广为游历中国各省的西人便说：“中国内地人民把洋布当作一项奢侈品。……洋布美观、均匀、精致，穿着洋布比较时髦。”[25]90年代初来自重庆西人的报告说：“乡下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用洋布做日常衣服，因为洋布不耐穿；可是在城市里，尤其在重庆，就用大量漂白的或用云南靛蓝染过的（洋）市布做衣服。葬礼也耗用相当数量的洋布，有一些被妇女做成手绢。”[26]还有一份来自重庆的报告说：“我们的洋布主要只供给几个城市的居民使用，例如重庆、泸州、叙府、嘉定，并且几乎全部都为中产阶级买去，对他们说来，价钱的增长并没有严重的妨碍，而广大的乡村居民仍继续穿用土布，因为土布又温暖又耐穿。”[27]
城里人穿美观时髦的洋布，乡下人穿粗糙结实的土布，由此成为区别城乡人们身份的一种衣着标志。而以往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从衣着质料的外观上只有上下层之分，上层人穿着绸缎皮毛，而下层人则多穿土布，即使是城里人，一般中下层人家也穿不起绸缎皮毛等上等质料的衣物，而只能穿用与农村下层人同样的土布。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或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人等的区别，主要在于衣着式样及是否干净整洁，而不在于衣着质料。现在则由于洋布的介入，而打破了这种城乡相对一体化的传统衣着习俗格局，由于城里人穿洋布衣的普及，使洋布衣成为城里人区别于乡下人的衣着质料。由此，穿洋布的“城里人”，从衣着外观上与穿土布的“乡下人”有了比以往更为普遍和明显的区别标志，从此，人们生活在空间上的城乡之别，以及其内涵的体力与非体力劳动之别，从衣着外观上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分标志。穿洋布而不需出力流汗的城里人，与穿土布出力流汗的乡下人和城镇苦力之间，由于洋布而又有了一种外观上的区别。
第二，洋布衣在城镇市民中流行普及，使衣着质料上市民中等阶层的界线向上下两面扩大，成为中等阶层的主流衣着，在原来服制礼俗上下等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阶层，从而使服制礼俗上下等级的悬殊差别有所减弱。
洋布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在市民中流行普及。洋布既比土布美观、又比绸缎廉价的特点，在原来传统的上等绸缎皮毛与下等土布的明显上下等级之间，加入了一个被广大中等阶层普遍接受的中等衣料，而且不为舆服礼制和官府法令所制约，成为人人可以穿用的通用衣料。一些虽稍有些购买能力，但仍穿不起上等绸缎皮毛而原来只能穿用土布的中下层市民，特别是那些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小商小贩、帐房店伙、塾师医卜等人便改穿洋布，显得比穿土布更时髦体面，也比穿土布的苦力身份有所区别和提高。如1852年一位在华西人记述说，在沿海城市他看到商店里的帐房先生和站柜台的店员服用洋布者已相当普遍，他认为这是由于洋布容易染色而色泽鲜艳，比土布漂亮雅致，所以受到这些人的欢迎。[28]洋布流行，在城镇市民中成了时髦物，也成了中下层人们馈赠亲友的时尚礼品。如1860年一位上海文人在日记中记述其携友人访妓，便带着一块洋布作为赠送妓女的礼物，“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29]妓女是引领中下层衣饰时尚的人群，这位妓女收到这块洋布后，“喜甚”且“宝藏于箧”，可见其对受赠洋布的喜爱，也反映了当时中下层市民以洋布为时髦的风气。
与中下层人流行洋布时髦的同时，一些原来并不太富裕但为着体面而不得不购用少量绸缎皮毛的中上等人家，也在一些家用衣物用料上改用洋布代替原来较贵的衣料，既不失身份，又节省了花费。如五十年代初，一位在华西人记述沿海城市中较富有的人家也愿意购买洋布，他们用洋布做成在家内的便服，以节省夏天用的绸缎和绉绢，或者做成棉衣，以节省冬天用的皮裘和缎子。[30]七八十年代以后，不仅沿海城镇居民穿洋布衣服已很普遍，甚至一些内地村镇的富裕人家也开始购用洋布了。七八十年代宁波一位西人说道：“洋标布在加染以后，大量地被买不起绸缎或其他昂贵衣料的人用来做长衫和外衣的材料。洋标布主要流行于本省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31]
洋布在城镇具有一定购买能力、又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中等阶层中流行起来之后，一般中小商贾、帐房、塾师等中层市民已普遍穿用洋布。洋布物美价廉的特点更符合虽小有余资又并不富裕的一般市民的口味，他们喜欢既比土布美观，又价格低廉的洋布，他们穿不起绸缎，便用洋布来代替，市民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会交往和应酬，洋布的物美价廉正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和购买能力，他们略有余资便可以在必需之外再多置办一些新衣，以作为替换、年节、访友、见客之用，比整年穿着一件沾满汗污的土布衣服的下层人远为光鲜。一般中下层人家，只要稍有购买能力，也会置办一两件洋布衣以供见客之用。即使是富裕人家虽外衣仍用绸缎等高档品，也多用洋布做不易磨损的内衣、棉衣里、被面和丧服。到了七八十年代，可以说城镇居民以中等阶层为主，扩及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广大市民日常服饰中，洋布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用料。在大型通商城市，由于非体力劳动的中等阶层人数聚集较多，洋布衣普及人群更广一些。在内地中小城镇，比较富裕的中等阶层虽人数较少，但也已普遍穿用洋布。洋布衣在中等阶层的普及，使其已成为中等阶层身份的标志性衣着，而与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人有了更明显的阶层身份区分。如八十年代初在江西九江的西人报告说：洋布在当地的销路主要在“一般中层阶级”，“穿英国棉布的人是官吏、商人以及一般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在选择服装时能够考虑到外表观瞻。”[32]在江苏镇江的西人也说到当地的相似情形：“绝大部分的穷人和农民不买英国棉布，购买英国棉布的人主要限于富人和中产者以及商人阶层。”[33]“职员、读书人、中下阶层的人，还有少数农民，都购买廉价的英国布，而为数众多的一切从事户外劳动的人们，则穿土布，这种土布要比英国布经穿三四倍。”[34]广西北海的西人也看到，在当地“穿洋布的主要是各城镇的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居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35]一位在上海的西人说：“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任何内地城镇或乡村里观察一群人，其中十分之九是劳动人民，多半是在地里劳动的，就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穿着一些家庭纺织的衣服，而大多数身上穿的完全是土布。还有约十分之一的人穿着洋布褂子，或者用染的（洋）市布作棉袍里子。……我们的洋布可以说还没有深入到中产阶级以下的阶级中。城市居民、商人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为美观而牺牲经济的人们，是我们最好的主顾。”[36]可见，八十年代以后，除了在沿海较早开埠的大商埠，洋布已成中等阶层市民的常用衣料以外，内地城镇的中等阶层购用洋布也已很普遍。可以说，到了八九十年代，洋布已经成为各地大小城镇中等阶层市民的主流衣料。洋布的流行普及，使以穿洋布为主的城镇中等阶层范围扩大并具有了更明显的衣着标志。相对于原来穿绸缎皮毛的上等人和穿土布的下等人这种鲜明的上下等级来说，以洋布为主流的中等阶层，开始从外观上形成相近的身份标志，而中间阶层的扩大和突显，意味着原来衣着礼俗上下等级意识的弱化。
第三，洋布在城镇中等阶层的普及，给这些城镇市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影响。
首先，洋布的普及使城镇一般市民的日常衣着消费方式更加市场化和大众化。以往城镇市民的衣料虽然也需要到市场上购买，但无论是绸缎还是土布，都是来自国内农村的手工织品，通过传统的国内市场流通渠道。而洋布的普及，使洋布在城镇中取代土布成为布料市场中的主流商品，洋布来自外洋，市民将洋布作为日常衣饰消费的主要材料，使他们的日常衣着消费与外来工业品市场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成为中外贸易市场链条的终端，使这一部分市场消费能力较大的中国人群的日常衣着消费，第一次与外洋及近代工业制品直接连接了起来。同时，洋布的使用周期率低和廉价的特点，又使人们购买布料的频率增加，因而与市场的联系更为频繁，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这些都促进了洋布的消费，培育了日益扩大的洋布消费市场。洋布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消费品，以其批量化、数量多、价格低的特点，使一般稍有购买能力的人都可以买得起，因而形成与近代工业相应的大众化消费模式。正是这种消费市场和大众化消费模式的形成，促进了中国民族机器织布业的兴起，促进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和生产的发展，并使机制布——即民间沿称的“洋布”向更广大的人群普及。一个日益大众化的日常衣着消费方式与近代工业制品市场建立起恒常的联系，这一点对于中国人衣着消费方式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折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次，洋布衣的普及使一般市民衣着习俗更具时尚性和流行化。洋布价格低廉，使人们可以购买多件用以替换，因而可以选择配备更多的式样和颜色；洋布耐磨性差的特点使其需要更替的周期缩短，因而式样和颜色的更换周期加快；洋布容易染色及色彩鲜艳的特点使衣物的颜色更加艳丽、多样，因而衣物的颜色装饰性和多样性增强。洋布的这些特点及在市民中的普及，引起了市民衣着的一些新习惯，如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替换衣服，更新速度更快，衣饰的式样和颜色更容易形成时尚，各种各色用洋布做的小布品饰物如洋袜、洋巾、洋手绢、洋花边等也成了流行时尚。而且这种衣饰时尚的流行速度和转换速度加快，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衣饰时尚性的追逐，只要稍有余资，就可以时常翻新，赶时髦，追时尚，从而使人们衣饰消费方式更活跃，丰富了市民生活的色彩和节奏，增强了市民的公众性认同意识。这些都使市民日常衣饰方式和衣饰文化更具城市化和社会化色彩。这种衣饰方式的变化，与市民其他生活方式及消费趣味等的变化相辅相承，为市民文化、城镇风尚增添了新的色彩，而这种色彩，又是与近代城市化和社会化的趋向联系在一起的。
由上可见，19世纪后半叶由开口通商洋布输入形成的洋布在城镇市民中的流行和普及，使洋布这种近代机器制品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品进入城镇市民的生活，它不仅只是在人们的日常衣食生活中增加了一种衣物质料，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一些衣着习俗，带来了城镇市民日常衣着方式所涉及的消费方式、穿着习惯、社会身份、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变化，这种衣着习俗的变化，与近代工商业化、城市化的趋向相伴，构成了由此引起的市民社会变化的一种因素。洋布与土布，构成了这一时期城乡和土洋之别的一种外在象征符号，标志着中国人生活方式开始近代化变迁的一种特别形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这种相似的结构此后又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蕴含的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当予进一步挖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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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清会典事例》第328卷，第9471、9469页。《清史稿·舆服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本第408页。
[2] Trade Reports, 1866, 天津 p.89.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44-1345页。另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3]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80页。
[4]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92页。
[5]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9页。
[6] 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二册，第1058-1059页《进口商品分类表》制作。
[7] “1867-1894年洋布和洋纱进口量值”。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68页。
[8] 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1958年版，第59页。转引自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79页。
[9] 道光二十五（1845）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参文奏。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6页。
[10] 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衡隆洋货号”广告。
[11] 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035页。
[12]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105页。
[13] Commercial Rports, 1888 年，九江，p. 2.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9页。
[14] Trade Reports, 1871-82年，宁波，pp.133-134.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2页。
[15] 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2，第127页。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64-1365页。
[16] 光绪十五年奕劻奏，经济研究所抄档。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9页。
[17]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页35。
[18]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295页。
[19]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84页。
[20] 关于农家纺织自给的情况，当时不少来华的西方人在中国各地都曾观察到，也有过记载，仅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第90页），就曾引述几位西方人分别在福建、浙江、四川、直隶等处看到的相同情况。如有记述说，这些农民“在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之后，或在雨季不能进行户外劳动时，他就动员他的家庭成员纺纱或织布。总之，在一年中，空闲的时间里，都从事于这种形式的家内手工业。” 农民们“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都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帮助之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匹。”
[21] 直至1960年代，农村一般农家仍然是以这种方式重复利用自织土布的，如笔者少时在华北农村老家所见情况即是如此。
[22] F. von Richthofen:Letters from Baron Richthofen, P. 61.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42页。
[23]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85页。
[24]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93页。
[25] F. von Richthofen:Letters from Baron Richthofen, P. 61.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42页。
[26] Commercial Reports,1892年，重庆，p.7.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5页。
[27] Commercial Reports,1893年，重庆，p.2.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6页。
[28] B. P. P.,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p.247.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0页。
[29] 《王韬日记》1860年5月3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1页。
[30] B. P. P.,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p.247.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0页。
[31] Trade Reports, 1871-82年，宁波，pp.133-134.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2页。
[32] Commercial Reports, 1881年，九江，p.55.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3页。
[33] Commercial Reports, 1882-83年，镇江，p.7.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4页。
[34] Commercial Reports, 1884年，镇江，p.85-86.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149-1150页。
[35] Reports on Subjects of General and Commerecial Interest, China, Report on the Manufactures of Native Cloth in the Consular District of Lakhoi, 1887,pp. 1-2.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4页。
[36] Commercial Reports,1891年，上海，p.10. 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三册，第1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