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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

在一个旧秩序日趋崩溃的转型社会中，经济变革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较早走向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个突出群体，早期驻外使节的活动远远超越外资范畴，与晚清社会变革紧密相连，且就总体倾向性而言。其认识和作为紧扣历史跳动的脉搏，呈现出较高的整体水平。使节的个体研究并不少见，但群体研究还很薄弱，本文试就早期驻外使节在思想及行动上为经济变革做出的特殊贡献进行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早期驻外使节简况概述
晚清时期，对外常驻使节的派遣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过程，它是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具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简而言之，列强对中国遣使驻外的强烈要求是清廷遣使驻外的外部因素；清廷内部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开明务实官僚认识到遣使的必要性，积极酝酿对外遣使，这是清廷遣使驻外的内部动因；而1875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成为清廷正式派遣常驻使节的契机。光绪元年7月28日（1875年8月28日），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大臣赴英，负有“谢罪”、常驻双重职责，后又派刘锡鸿为副使。1877年1月， 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伦敦创设，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从此，使节步出国门，联翩驻外，揭开了中外关系的崭新篇章。
1875年至1911年，清政府实派出常驻公使59人，出驻19个国家，且多为一人兼摄数国使节。1895年之前，近代使节制度处于创建阶段，派出的使节数量较少，任职时间较长；出驻12个国家的22位公使（署理公使及未成行者除外）大多数为思想比较开明的洋务专家，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比当时大部分官僚士大夫要多一些，但无人受过正规的外语和国际法训练，仍然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润，且外交官一般并非实官，只是一个临时差事，这就与甲午战后近代使节制度纵深发展阶段的外交官格局——以接受专门教育而成长起来的职业外交官为主体——大不相同。现将早期驻外使节的情况列表如下：
公使姓名 所驻国别
郭嵩焘英、法
曾纪泽 英、法、俄
刘瑞芬　英、法、俄、意、比
薛福成英、法、意、比
崇　厚　俄
洪　钧俄、德、奥、荷
许景澄 德、法、意、荷、比、德、俄、奥、荷
龚照瑗　英、法、意、比
刘锡鸿　德
李凤苞德、意、奥、荷
何如璋 日本
黎庶昌 日本
徐承祖 日本
李经方 日本
汪凤藻 日本
陈兰彬　美、西[*]、秘
郑藻如　美、西、秘
张荫桓　美、西、秘
崔国因　美、西、秘
杨　儒　美、西、秘
公使姓名在任时间　备注
郭嵩焘1877—1879
曾纪泽1879—1886
刘瑞芬1886—1890
薛福成1890—1894
崇　厚1878—1879
洪　钧1887—1891
许景澄1884—1887,1891—1897两次出任公使
龚照瑗1894—1895
刘锡鸿1877—1878　曾任驻英副使
李凤苞1879—1884
何如璋1877—1882　张斯桂任副使
黎庶昌1882—1884,1888—1891两次使日
徐承祖1884—1887
李经方1891—1892
汪凤藻1892—1894
陈兰彬1878—1881　容闳为副使
郑藻如1881—1885
张荫桓1886—1889
崔国因1889—1893
杨　儒1893—1897
*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尼亚，故晚清文献中称其为日国。
二、早期驻外使节的振兴商务思想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振兴商务的提法涵义相当宽泛，工矿、交通、通讯等新兴事业均包罗在内，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把工农业也从属于商业范畴。虽然有时也讲工农业是商业的基础，但主要着眼点仍在商业流通领域。与国内人士相比，早期驻外使节对中西经济的巨大差距具有感性认识和更深切的了解，从而要求中国迅速振兴商务、发展经济的愿望更强烈，形成了普遍的重商思想。薛福成的重商思想具有典型意义。他看到，西方国家辟荒地为巨埠，货物畅流，国家富强，皆赖重视商务之力；在万国竞事通商形势下，中国应抛弃过时的闭关自守、重农抑商、忌讳言利等信条，效法泰西，致力于商务。他指出：“居今日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必不置商务为缓图。倘以其为西人所尚而忽之，而以中国生财之极富，不数十年而渐输海外，中国日贫且弱，西人日富且强，斯固西人所大愿也”。（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这种兴商务、 谋富强的思想，带有抵制列强经济侵略、发展本国民族经济色彩，所谓“夺外利以润吾民”。（注：《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第543页。）
驻外使节对振兴商务的各项内容几乎均有论述，涉及面极广，显露出眼界的开阔。他们对修造铁路和开采矿藏两项内容尤为重视，屡致其意，再三强调。
筑铁路和开矿是近代化的基本内容，且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涉及面广，争论较大。早在1868年，容闳在上海撰“条陈四则”，由丁日昌转寄北京，其中第三则即为“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力”。“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 122 页。 ）1872年，李鸿章提出改土路为铁路的主张，但当时风气闭塞，封建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闻此议者，鲜不咋舌”。（注：《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复丁雨生中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2。）1881年，中国人自己修造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由于顽固派激烈抵制、洋务派内部矛盾和风气未开、经费难筹、官僚作风等原因，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筑成的铁路只不过天津至山海关中后所、台北至新竹两条，共260余英里。反观甲午战后列强疯狂争夺中国铁路利权的事实，我们会发现，中国丧失了自造铁路的大好时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驻外使节目睹西方铁路四通八达的情形，了解到铁路对西方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视铁路为致富强国的不二法门，一直为中国自己修筑铁路而呐喊。
使节们从西方社会活生生的事实中，深刻认识到铁路的益处。就国防而言，他们举出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的实例，反驳顽固派修铁路“资敌”的谬论。南北战争时，北方“铁路未成，屡战不利，及铁路竣而增兵至120万人，调动灵捷，战无不胜”。 （注：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一日记，近代中国外交史料汇刊三十种，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96页。）普法战争、俄土之战，“皆未闻因火车而诱敌深入也”。（注：黎庶昌：《敬陈管见折》，《拙尊园丛稿》卷五。）铁路平时派兵防护，如有不测，拆毁一段铁路，则全路皆废，不致为敌所用。鉴于铁路与国防的关系，使节们对于俄国修铁路于珲春、法国修铁路于越南、英国修铁路于缅甸高度警惕；驻俄公使许景澄密切关注俄国东境铁路进展情况，随时向清廷奏报。就民用而言，使节倡言铁路可富国便民，不会夺民生计。郭嵩焘曾作《铁路议》、《铁路后议》，赞誉“铁路之兴不及数十年，而泰西之富强乃益盛”；（注：《铁路议》，《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53页。）黎庶昌更是推重之曰：“西法中之便官、便商、便民而流弊绝少者，独火轮车一事耳”。（注：黎庶昌：《敬陈管见折》，《拙尊园丛稿》卷五。）驻美、西、秘公使崔国因留心铁路事多年，他认为，“铁路之裕国便民，实无疑义。美国官绅尝为因言曰，美国自华盛顿立国至今一百一十年耳，其富庶如此之速者，铁路之力也”，“美国铁路之长甲于地球，故其富亦居第一。非有铁路，则开辟荒陬不能如此之速，削平寇乱不能若彼之易也。地球强富之国，其铁路皆多，此明效大验也”；“铁路之利，其益不可胜言，调兵、转饷、救灾、设防，通商贾之有无，运笨滞之货物，此其大者，隐而难计者也”。（注：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第182—183、210、732页。）对铁路之益推崇备至。更可喜的是，他认识到，“铁路之裕国、通商、便民，诚当兴造，然由他国为之，不免有弊”，（注：《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第1178页。）主张自握铁路利权。使节们还参考西方经验，主张“纠合公司”，百姓大力参与，兴铁路之利。
中国采矿业历史悠久，但清代鉴于明末开矿的弊政，且守旧分子以有伤风水地脉等谬说相阻挠，清政府对开矿一事时开时禁。到19世纪70年代，军事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煤铁的供应，而导致洋煤、洋铁大量输入。经过激烈论争，清政府于1875年5月30 日发布上谕：“开采煤铁事宜，着照李鸿章、沈宝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派员妥为经理；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注：《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密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页。 ）近代中国新式矿业诞生伊始，就具有明显的“堵塞漏卮”、收回利权的目的。驻外使节考察西方社会，看到近世西方各国，竞相开采地下矿源，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原料，而使国富民强；中国矿藏丰富，却号称“为天地留不尽之藏”，任其弃置，殊为可惜。对于攻击铁路、开矿“干天地之和”、有伤风水、损害地脉的谬说，驻外使节驳斥道：“夫地球厚三万里，开矿至深一里，不过入地三万分之一耳，何足言损？且堪舆家好言气，气固无不之也，而何以分有气无气？且大地共一气也，又何以分生气死气？欧墨各洲若英若美，矿厂铁路极多，民亦极富，未闻其有所不吉也。（注：《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第354页。 ）这种以西方科技及在西方实地见闻为依据的驳斥，简洁而有力。使节对开矿事十分关注。崔国因听说“美国之富，由于矿产之饶”，遂将美国1889年各省所出煤铁金银铜锡各项若干计值若干，详细列出，以备考据。（注：《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第152页。）驻俄公使许景澄上奏，英俄等国测探新疆和阗一带金矿“名为考察方舆，实则觊图利便”，建议对该地矿产情形细加勘察，就已开矿地区由官设厂经营数年，这样既可增资财，又可筹边。（注：《谨陈洋人测探新疆和阗一带金矿情形片》，近代中国外交史料汇刊三十种，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0页。）出使英俄等国大臣曾纪泽、刘瑞芬为漠河金矿的开办作出了贡献。沙俄长期盗采中国漠河一带金矿，1885年9月至1886年1月，中国军队将俄国金匪全部驱逐出境。俄国不甘心，又提出所谓“萨比汤租界案”，要求在漠河一带建立“租界”，设厂采金。曾纪泽、刘瑞芬先后咨文总理衙门表示反对，清政府接受二人意见，拒绝了俄国居心叵测的提案。刘瑞芬进一步“以为大利所在，非空言能拒，亟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北洋大臣，先自我举办，于是俄人不再言”。（注：刘瑞芬：《养云山庄文集·钦定国史本传》。）刘瑞芬“事先筹办”的主张，得到新任黑龙江将军恭镗的积极响应。1886年12月15日，恭镗奏请自行开办漠河金矿，清政府立即批准。刘瑞芬创议之功甚大。
机器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中国发展近代经济必然要采用近代化机器生产的方式。驻外使节亲眼目睹了大机器生产在炼钢铁、伐木、造纸、织呢等方面的威力，黎庶昌赞其“神速异常”，并与中国手工业生产作比较，“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注：走向世界丛书·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61页。 ）曾纪泽到伦敦画报局观看印书画各机器，称誉曰：“器之灵巧，工程之捷速，不胜纪述…鬼斧神工，真可怪诧。”（注：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记，《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65页。 ）究心商务的薛福成更是专门作了一篇《用机器殖财养民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机器生产——大唱赞歌：“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为之用也。”（注：《用机器殖财养民说》，《薛福成选集》第420页。）机器可以节省人工，提高产量，降低价格，增加赢利，这实际上已不自觉地接触到劳动价值论的原理。针对国内顽固派机器夺贫民生计的论调，他指出，“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守不用机器调济贫民之说者，皆饥寒斯民、困厄斯民者也。此从前闭关独治之说，非所施于今日也”，用机器生产办工厂、修铁路、开矿，会为成千上万的无业贫民提供就业机会。另外，机器生产可以提高对外竞争能力。中国用机器造物，则利归富商，尚可“分其余润以养吾贫民”；不用机器造物，则利归西人，后患无穷。（注：《用机器殖财养民说》，《薛福成选集》第 420页。）这种对机器生产的倾慕，成为使节热心为国内新式企业购置机器的思想基础。
使节们了解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商务兴盛，离不开国家大力扶持和保护，而中国对商务的保护远远不足。为保障国内商务兴旺，挽回利权，驻外使节提出了大量主张，其中以改革税则、企业商办两项最具新色彩。这种见解来自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和分析中国现实情况。
通过《五口通商章程》、《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外国货物进入中国内地，只需要纳5％的海关税和2.5％的子口税，中国成为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这种税则失去了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使节了解到“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注：《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第542页。 ）而中国税则与西方国家反其道而为之，致使“金银漏卮于外洋，而土产不行于异国也”。（注：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记，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第986页。 ）欧美各国税则无不随时变通，只有中国遭受列强干预，税则一成不变，这是不公平的。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提出废除协定关税，本国自订税则主张。理由很充分，即“查西洋税则，本系各国自主之权”，决不能被别国操纵。他倡议自订税则，“示以一定数目，百折不回”，列强“亦无如我何”。（注：《伦敦致总署总办论事三条》，《曾纪泽遗集》第189页。）薛福成重视税则和进出口贸易情况，专门撰写了《海关征税叙略》、《海关出入货价叙略》、《海关出入货类叙略》等文章进行探讨。他主张“乘各国换约之时，渐改值百抽五之例，稍重洋货进口之税则，而于洋烟洋酒之税，更加重焉。丝茶二项，宜稍轻出口税，以减成本而广销流”。（注：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七日记，《薛福成选集》第616页。）这种主张旨在保护民族工商业，抵制外来经济侵略。当时国内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及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也对协定关税提出异议，清政府从1869年起与列强进行旷日持久的加税裁厘谈判，但终清之世，未有结果。以晚清国势之衰颓，企图以外交谈判废除某些不平等条款是无法实现的。
关于如何兴办近代企业，驻外使节中出现了企业商办论。郭嵩焘、薛福成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企业商办思想是一贯的，论述较多。出洋之前，郭嵩焘就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了轮船制造和运输业应由商办的主张，认为招商局虽然在招致商人，但“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商人自办企业，“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有利于民族航运业的发展，提高与洋商竞争的能力，最终达到“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的目的。他还主张由商人公举“市舶使”统一管理航运业。（注：《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1—343页。）关于轮船招商局，薛福成在1879年写成的《筹洋刍议》也建议可由殷商在各埠设分局，“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此外，“商人有能租置轮船一二号，或十余号，或数十号，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注：《筹洋刍议·商政》，《薛福成选集》第 541页。）持节驻外后，两人均敏锐地透视出西方之富的本质，即富在社会，重在富民，从而促进了其企业商办思想的深化。郭嵩焘指出，“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注：《与友人论仿行西法》，《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薛福成谓，“（泰西）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注：《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薛福成选集》第417 页。）具体而言，西方国家财富取之于民，百姓承担“大兵大役”，国家恤商护民，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富强才有保障，才能长久。而中国官府干涉企业太多，官督商办弊端丛生，得不偿失，难以真正为国家立“富强之基”；要真正达到富强，就应效仿西方国家，“富强之业，资之民商”，（注：《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39页。 ）企业由商民单独经营。郭嵩焘在开矿问题上，鲜明地提出“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如果官主持，就会“强夺民业，烦扰百端”，百姓不会顺从，官府徒增损耗。（注：《与友人论仿行西法》，《郭嵩焘诗文集》第253页。 ）薛福成在论述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时也对官府过多干预企业经营进行了批评，强调企业商办的优越性。他认为，西洋的公司，乃纠集民间资本组织而成，受政府法律约束，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而且具备“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画精”的优点，有益无害。中国自中外通商后，也仿西洋公司之法，以官督商办名义，纠集民间资本，组织公司，结果却是“众志离、章程舛、禁约弛、筹画疏”，主要原因除了对西洋公司制度了解不深外，就是官督的形式起了消极作用，公司的领导者多与官府相勾结，他们利用官资，招收商股，中饱私囊，以致使公司不仅不能发挥效能，甚至成为商务发展的阻力，因此，薛福成主张彻底整顿公司组织，鼓励民间成立公司。（注：《论公司不举之病》，《薛福成选集》第480—481页。）这种企业民办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实力尚弱的民族资本渴望摆脱官府压制而自由发展的要求，有益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应予充分肯定。
驻外使节振兴商务的思想头绪纷繁，言论极多，这里采择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进行阐述，据此不难理出其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即一方面是洋务派“求富”思想的补充和深化，一方面出现了经济思想新动向，如改革税则、企业民办等，成为维新派经济思想的先声。
三、早期驻外使节对民用企业的贡献
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到90年代中叶，大约创办了几十个民用企业，种类计有轮船运输、燃料（煤）、原料（金属矿）、铁路、电报、纺织等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企业中颇着成效者。
驻外使节对西方富强有深刻的认识，主张中国发展近代工商业，自然对以“求富”为宗旨的民用企业大力支持。中国近代企业白手起家，基础薄弱，机器设备、技术、人才等方面都要大量从西方引进。驻外使节多与洋务大员关系密切。郭嵩焘与曾国藩、左宗棠是儿女亲家，与李鸿章是同科进士、至交好友，与沈宝桢、丁日昌等人关系也不错；曾纪泽为曾国藩长子，与李鸿章等大员关系非同一般；刘瑞芬曾受知于曾国藩，旋为淮军办理水陆军械转运，并负责检验西式枪炮，颇得李鸿章赞赏；薛福成成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上佐之才，李鸿章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许景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被称作张之洞的“座师”；（注：《清故吏部左侍郎许公墓志铭》，近代中国外交史料汇刊三十种，《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016页。）陈兰彬曾入曾国藩幕府；黎庶昌为“曾门四弟子”之一；李凤苞深受李鸿章、丁日昌赏识；郑藻如、陈兰彬、龚照瑷、刘瑞芬都在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中任过总办或会办；何如璋以究心洋务为李鸿章所赏识；张荫桓出使美、西、秘前，特地“到津晤李傅相，筹商一切”，（注：光绪十一年十月廿四日记，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一，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崔国因、龚照瑷与李鸿章为姻亲。（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68、170页。）使节出洋，多经由洋务大员推荐；使节出洋期间，与国内洋务大员多有联系，互通声气，故许多企业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及人才之事委托给出使大臣，这在张之洞创办的民用企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期间，建立湖北枪炮厂等军工企业，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企业，建立了自强军（1895年）和各种文武科技学堂，自成洋务体系，成为洋务运动后期崛起的一个实力雄厚的洋务集团。为抵制外洋银元对中国货币的冲击，1887年，粤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试办机器铸钱局，5月间， 委托使英大臣刘瑞芬向英国尧顿厂定购铸币机器，定期18个月造成， 分三批运粤， 光绪14 年12 月底（1889年1月）一律到齐。 （注：《光绪十五年八月六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七）第544页。）光绪15年2月（1889年 3月），铸币厂建成，铸造银元和铜质制钱，这是近代货币史上的大事。1889年，张之洞在粤督任内，看到洋布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为保利权起见，筹设织布局，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织布局移至湖北，称湖北织布局。张之洞委托驻英公使刘瑞芬、薛福成为织布局购买织布、纺纱、轧花机器等。另外，湖北织布局年需棉十余万石，而本地棉花不如美国棉花性质优良，利于纺织。于是，光绪18年、19年（1892、1893）间，张之洞电请驻美公使崔国因在美国“选择佳种，取其与湖北省气候相仿、地土相宜者，采购棉子寄鄂试种”，（注：《光绪十五年八月六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七）第513—519页。）共购美国棉种三千数百斤，于湖北一些地区试种，取得良好效果。1889年，张之洞在广州筹建炼铁厂，旋因他调任湖广总督，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在汉阳开工兴建。1889年4 月，张之洞致电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查询开采铁矿、冶炼钢铁及制造普通钢铁料件的机器价格。经过往返电商，决定在英国订购每日出铁一百吨的全套机器设备。（注：《光绪十五年八月六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洋务运动》（七）第272—276页。）1890年薛福成任使英大臣时，机器设备分批运往湖北。张之洞还请刘瑞芬、许景澄等使节代为选募矿师、教习等专业人才。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也得益于使节的帮助。1879年，李鸿章派郑观应主持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招募股份的同时，郑观应函请驻美副使容闳在美国代为选聘一位“有历练”、“有名望”的纺织工程师到沪商办建局事宜，容闳推荐了美籍工程师丹科（A. D. Danforth）。丹科来沪后，试验棉花性能，并代织布局赴美选购机器，（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页。 ）为织布局的筹建立下了功劳。
我们不难发现，早期驻外使节之所以能为晚清经济变革做出特殊贡献，得益于他们独特的身份地位及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出使经历。走向世界与更新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走出国门是使节变革思想产生飞跃的外在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自强图存、变革求新，就不能不走向世界，向西方汲取养分。这是时代潮流推动下的必然趋势，也是早期驻外使节的作为赋予我们的一个有益启迪。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