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虏伯-德国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克虏伯-德国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德国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

德国克虏伯公司(Krupps)从19世纪后半叶起逐渐发展成世界着名的军火制造商，其生产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半数以上销往国外。中国从19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与克虏伯公司交往，双方的往来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初期，且交往范围不断扩大。无论是在武器装备的改进，还是兵工制造技术的提高等方面，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都有着很大关系。其中，克虏伯炮学书的翻译，克虏伯人员来华以及与克虏伯有关的中方人员赴德学习兵工技术，皆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进步。
克虏伯炮学书籍的翻译
晚清自19世纪70年代起即开始购买克虏伯炮，在购买、操用克虏伯炮的过程中，因急需了解克虏伯炮的构造、性能及使用方法等，故一批克虏伯炮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
翻译克虏伯炮学书籍最多的是江南制造局。同治六年(1867)，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采取中西学者通力合作、口述与笔译相结合的办法，翻译克虏伯炮学书籍，以“布国（普鲁士）军政局”原书为基础，由金楷理(Carl·T·Kreyer)口译，李凤苞笔述。其中尤以同治末年译介最盛，仅同治十一年(1872)，江南制造局就有七八种克虏伯炮学书籍翻译刊刻，如《克虏伯炮图说》、《克虏伯炮操法》、《克虏伯炮表》、《克虏伯炮弹造法》、《克虏伯药饼造法》、《克虏伯腰箍炮说》及《克虏伯螺绳炮架说》等。后又编译了《克虏伯炮准心法》、《克虏伯船炮操法》等书，可知江南制造局译书之勤以及当时需求之殷。此外，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也参与编译了《克鹿卜小炮简本操法》、《克虏伯炮子药图说》、《克虏卜新式陆路炮器具图说》、《克虏伯电光瞄准器具图说》及《克虏卜量药涨力器具图说》等书，只是时间上要晚于沪局。金陵练兵出版处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也曾出版有《克虏伯海岸炮管理法》。
历年译介的克虏伯炮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克虏伯炮的制造方法；一类是克虏伯炮的操用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有：《克虏伯炮图说》，主要以图表的形式对克虏伯炮的构造原理进行说明；《克虏伯炮操法》，对克虏伯炮应用于作战和训练很有帮助；《克虏伯炮表》，晚清在购买克虏伯炮之初，主要使用四磅弹炮，该书对其操用方法介绍甚详；《克虏伯炮弹造法》和《克虏伯饼药造法》，19世纪70年代初，晚清购用克虏伯炮刚刚起步，虽然仿造克虏伯炮还未提上日程，但上述两书的翻译，对于晚清各机器局学制炮弹、炮药都大有帮助；《克虏伯炮准心法》，详述了炮位取准时的各种方法，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述克虏伯炮学书籍的译介为基础，翻译克虏伯兵书的范围逐渐扩展，克虏伯炮的螺绳炮架、量药涨力器具、电光瞄准器具等等具体问题都曾在译书中见到，反映了晚清对克虏伯炮学知识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克虏伯炮及其附件（炮弹、火药、炮架等）之制造方法的介绍，对于晚清兴办军事工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克虏伯炮学书籍中所阐述的制炮及附件技术对于中国造炮技术的影响虽没有具体的文字资料记载，但是翻译克虏伯炮学书籍最多的江南制造局也是仿造克虏伯炮最具成效的机器局，可推知克虏伯炮学书籍的译介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克虏伯炮学书籍的译介还推动了晚清近代军事教育的普及与发展。除翻译书籍外，晚清还自行编译了一批简单实用的克虏伯炮书籍，如淮军天津军械局编译的《克鹿卜小炮简本操法》以及《克鹿卜陆路炮行炮表》、《克虏伯炮操法》等。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在其奏折中称：“上海机器局译刻《克鹿卜后膛炮法》，天津军械所译刻《克鹿卜小炮简本操法》均已印发各营，令将弁兵勇日事讲习。”[1]（奏稿，卷32,P8～9）克虏伯炮的操法已经为淮练各营所熟悉。随着各省定购后膛枪炮的增多，总理衙门令直隶派淮练军前往教习，李鸿章呈总理衙门“《克鹿卜四磅操法》二本，凡克鹿卜大小各炮操作可以类推”[1]（译署函稿，卷15,P28），以备各省操演克虏伯后膛钢炮时参考。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总理衙门急令李鸿章将上海机器局所译各兵书发交各营讲习：“据张之洞电奏，各国陆战，专恃地营，上海译有《营垒图说》，又有《克虏伯炮准心法》、《炮法求新》、《攻守炮法》、《营城揭要》诸书，皆沪局译刊通行，请分发各营等语。着李鸿章即将此等书籍，迅即发交各营，赶紧练习，以资应用。”[2]（电稿三，P19）军队临战时才以译书发交各营以资练习，虽已缓不济急，但也反映了清政府希望借助译介的兵书提高战斗力的迫切心情。
克虏伯炮学书籍的译介，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以“自强”相号召，努力学习西洋军事以提高中国军事实力的具体表现，它对于中国近代军工制造业的发展、晚清军队的训练水平的提高以及近代军事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晚清军事思想的进步。
来华克虏伯人员与中国军事教育的关系
从晚清直至民国，克虏伯公司为了在中国开拓销售市场，不断派遣克虏伯人员来华；而中国人在购买克虏伯炮之后，无论是操用、维护和仿造克虏伯炮时，都希望能在克虏伯技术人员的指导之下，由此，克虏伯以及受克虏伯聘请的西方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提高军事技术。他们广泛活跃在中国军队、军事学堂和军工企业之中，为中国军事教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最早来到中国的克虏伯人员瑞乃尔(Schnell,Theodore H.?--1897)，原属克虏伯厂人员，时为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同治九年(1870)，受克虏伯厂派遣，瑞乃尔携带克虏伯炮来到中国推销军火，他熟悉后膛钢炮及快枪的操演方法，并略通中文，来华后不久即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任用，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近三十年(1870～1897)的活动。1875前后，山东旧式水师登荣水师购买了克虏伯炮，需人演试，山东巡抚丁宝桢聘请瑞乃尔前往教演操法，瑞乃尔表现出色，受到丁宝桢的赞誉。1876年5月29日，丁宝桢奏请奖励瑞乃尔：“德国兵官瑞乃尔，原在该国克虏伯炮厂，熟精后膛钢炮及快枪各操法，并略悉中土语言。前因登荣师船购买德国克虏伯枪炮，资其试演，因延雇瑞乃尔来东。自派令教习兵队以来，口讲指授不遗余力，且性情忠实，约束各队无少宽暇，薪工所余辄以奖励兵丁之勤奋者，故操练未逾一年，枪炮各技竟有十成，实属异常出力。现拟订立三年合同，抽调本省马步各队，俾令将枪炮一切教练尽其所长。”[3]（卷12,P32）瑞乃尔得授三等宝星之后，继续在山东教练枪炮操法，后来又供职于天津练军营。瑞乃尔担任淮练各军教习，虽然主要目的仍是为克虏伯公司推销产品，“像后来几十年中他的许多同僚一样，负有为克虏伯厂作军事情报工作的义务”[4](P105)，但在客观上为淮练各军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此后，瑞乃尔一直供职于北洋海军，担任教习。除了炮法外，瑞乃尔本人还精通快枪法，因此德国炮械图书多通过瑞乃尔购买。1889年，瑞乃尔暂回埃森克虏伯厂研究新的炮兵用材料，他建议派遣武备学生随其前往克虏伯学习兵工技术，并得到了李鸿章的同意。是年五月，瑞乃尔率领北洋武备学堂学生段祺瑞等5人，由天津出发前往柏林。初入德国军校见习，继入埃森之克虏伯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工程训练。之后，瑞乃尔再次来到中国，继续服务于北洋海军，在担任教习之暇，还参与翻译德国军事书籍。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瑞乃尔被调往威海卫协助北洋水师作战，在威海卫海军基地保卫战中劝丁汝昌降日，被丁汝昌拒绝。1897年，瑞乃尔殁于武昌。在克虏伯来华人员中，瑞乃尔服务于中国军队时间最久，是第一批来华军事顾问的代表。无论是在促进军队训练水平的提高、炮台构筑技术的改善，还是在促进晚清军事学生留学方面，他都有贡献。而且，他还加强了晚清与克虏伯的联系，在克虏伯来华人员中表现最为突出。
与瑞乃尔前后来华的，是李鸿章委托克虏伯代雇的德国都司李劢协(Lehmayer)。同治十二年(1873)李鸿章托克虏伯代雇李劢协来津教习炮队，“李劢协来津，与之订立合同，议明三年为期，教习克鹿卜后膛钢炮。该都司悉心指受，炮队操法日臻娴熟”[1]（奏稿，卷27,P4），“人亦诚笃，三年以来，颇有成效。现届合同期满，应准销差回国，除照原立合同付给川资劳金外，本大臣格外赏给李劢协二等宝星，以昭奖励”[1]（译署函稿，卷4,P40）。在李劢协回国之际，李鸿章商令李劢协带卞长胜等7人赴该国武备学院讲习水陆军械技艺。李劢协是第一个由克虏伯代雇的来华军事顾问，李鸿章对他在三年服务期内的成绩十分满意，并赏给他二等宝星，以后洋员奖予宝星往往援引此例。卞长胜等是晚清第一批赴德留学人员，李劢协对中国人留德学习军事亦有开首例之功。
继瑞乃尔、李劢协之后，克虏伯来华人员逐渐增多。在有记载的人员中，曾服务于李鸿章所部（天津练军营）的还有艾德温·易尔格芮。1885年，德国贴现公司、德军银行及克虏伯厂派出一个三人铁路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铁路工程师白特概是克虏伯厂的代表。之后，白特概受克虏伯的委托，继续留在中国。富凯尔（或译为富合尔）是德国海岸要塞专家，1885年9月，他被克虏伯厂派往李鸿章处任军事技术代表，李鸿章派福凯尔到沿海各口岸作视察旅行，考察沿海炮台布置，对于沿海炮台构筑、炮位安置贡献颇多。1891年4月4日李鸿章奏请奖励各洋员：“兹查有德国克虏伯厂派来中华照料炮械总兵福合尔、现任克虏伯厂总办燕格、克虏伯厂制造总办克挐思、兼充荷兰国天津领事官奥国人满德等四员，于中国购造海防巨炮并传授制造栗色火药秘法，均能实心经理，着有劳绩。……准将福合尔比照各国武职大员例赏给二等第三宝星，燕格（等）比照陆路副将教习例赏给三等第一宝星，克挐思、满德（等）比照水师管驾、陆路参将、副领事官例赏给三等第二宝星，藉资鼓励。”[1]（奏稿，卷71,P26）福合尔、燕格、克挐思均属克虏伯厂人员，满德是克虏伯兵工产品在华销售的代理，李鸿章均请旨给予奖励，以表彰他们对中国军事的贡献。
晚清军事学堂中也有克虏伯人员的贡献。晚清在兴办陆军学堂之初，陆军学堂中以北洋武备学堂最为重要，学堂中的洋教习全部为德国军官，其炮队洋教习是否与克虏伯有关，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但是教习铁路科的包尔确为克虏伯驻华代表。包尔在北洋武备学堂任铁路总教习3年（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也得到了李鸿章授予宝星的奖励：“北洋武备学堂铁路总教习德国工程师包尔，经该国克鹿卜厂派令来华讲求铁路，籍图报效。自光绪十六年到堂教授铁路各项课程，尽心指示，不惮烦劳，俾学生均能领会，颇着成效。三年之久并未支领薪水，实属廉让可风。现拟销差回国，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包尔照总教习例赏给二等第三宝星，以示奖励。”[1]（奏稿，卷77,P8）以包尔为代表的克虏伯技术人员来华后，多能恪职尽守、认真工作，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
除北洋外，聘请克虏伯人员较多的还有张之洞。他在兴办枪炮厂（先拟设广州，后设于湖北汉阳）的过程中，不仅聘请了克虏伯技术人员，而且还多次委托克虏伯厂代雇鄂省所需技术人员。他曾多次致电驻德公使，委托克虏伯代雇煤矿师、工程师，希望所雇人员技术精湛，而克虏伯为汉阳铁厂代雇工程师，对于汉阳铁厂技术改进很有帮助。克虏伯为解决湖北枪炮厂以及汉阳铁厂等厂的技术问题，派遣克虏伯本厂技术人员来华。根据张之洞电稿的记录，光绪二十一年，克虏伯厂曾派遣44名技术人员、工匠赴张之洞处服务。[5]（乙编，第七函，第五册）克虏伯来华技术人员（包括代雇人员）在湖北兵工企业中任职，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促进了晚清兵工企业的近代化。但是，也存在问题，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技术人员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销售其产品，克虏伯公司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二是克虏伯技术人员与同时期来华的洋员一样——傲慢而跋扈，张之洞本人曾有这样的体验：“克厂荐来总矿师马克斯、铁厂总管德培二人，工夫尚好，惟性情奇傲，……独断独行，稍不如意，即以停工挟制。……请托克厂电诫马、德为祷。”[6]（电牍，卷27,P22）洋员恣意行事，清廷官员只得遇事迁就，这是近代聘用洋员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问题。
甲午战争以后，晚清开始编练新军，主要是仿效德国军制，炮队炮用克虏伯式和格鲁森式，并陆续设立了一批陆军学堂，教习也多聘用德国军官，克虏伯公司也相继派遣技术人员来华指导克虏伯炮的操用。如1902年，克虏伯派炮师司美忒来华，到天津协助将克虏伯厂改良的瞄准千里镜机件安装于克虏伯短炮之上，并讲授其用法及用途。中国聘请的克虏伯技术人员中有人在华服役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1913年12月，海军部在请求给予洋员哈卜们酬金呈文[7](P700)中称：“查该洋员哈卜们于前清光绪十二年秋，经前北洋海军督操琅威理由克虏伯厂聘请前来，历在中国军舰管理炮械，又赴直、东、宁、浙、闽、粤等省考验炮台、修理炮械，于上海、德州等处制造局试验火药，甲午中日之战且有受伤，计今就役已历二十五年之久”，请求给予奖励。民国时期克虏伯技术人员来华情况见于记载的不多，不过从各地代理克虏伯兵工产品的洋行来看，一般都有克虏伯技术人员充任其间，以便在销售产品时提供技术资料和使用指导。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克虏伯公司进一步拓展与华贸易往来的范围，钢铁成为另一销售重点，克虏伯技术人员多次来华实地考察。
在近代中国，克虏伯公司为销售其产品，德国政府为能参与中国的军事改革，对派遣克虏伯技术人员来华都采取了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克虏伯来华人员在推销其产品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他们广泛地活跃在军事领域，无论是陆军或是海军，不管是军事学堂或兵工企业，都有克虏伯人员的活动。到民国时期进而扩展到了钢铁工业以及与军用有关的事业建设中，促进了中国军队装备训练的改进、军事教育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加强了中西交流。
中国留德军事、兵工人员与克虏伯的关系
晚清留德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或由与克虏伯有关的人员带领赴德，或曾在克虏伯厂学习制造等技术，与克虏伯公司有着广泛的联系。
中国向德国派遣军事留学生，开始于光绪二年(1876)，此时，李劢协恰将启程回国，因此李鸿章决心派学生赴德学习，“所派游击卞长胜等，久历行阵、素谙洋器，更令出洋精求博览，兼有李劢协授引照料，遍赴德国各厂局军营及炮台兵船，切实考究，以增益其所不能。似亦造就人才之一法”[1]（奏稿，卷27,P4）。为此，李劢协拟订了“带中国武弁出洋赴德国武学院学习章程”[1]（译署函稿，卷4,P41）。1876年4月15日，李劢协带领卞长胜、朱耀采、杨德明、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王得胜等7人由天津搭轮船起程。到达德国之后，他们分别入武学院、制造厂学习。卞长胜、朱耀采最终学业未能精进，先调回国；杨德明攻苦成疾，回国身故；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三人学成回国，均得到李鸿章的奖励并在淮军亲军哨队担任教习；王得胜在德国学习时间最久，于1881年回国。他在德留学成绩最优，对于德国军营诸艺学得最多，为李鸿章所推崇，认为“王得胜一弁出洋年久，学业较深，艰苦备尝，尤堪嘉奖”[1]（奏稿，卷41,P23），请旨将王得胜留于直隶，以都司尽先补用。卞长胜等前往德国留学，与克虏伯有很大关系，留学回国后多充任于淮练各军，将在德国所学炮法等教授于各军，促进了淮练各军技术的掌握。
与派遣留学生同时，晚清的一批技术、兵工专家也不断受李鸿章的派遣到克虏伯，学习其造炮技术。1875年，李鸿章派金陵机器局委员通判王承荣赴英法及德国克虏伯厂考察，这是晚清首次派技术人员到克虏伯厂学习。金陵机器局不久即开始试造克虏伯小炮，与派技术人员考察克虏伯厂当有直接的关系。光绪五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决定购买外洋兵轮，致函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留意铁甲船式，并派参赞徐建寅到德国考察各等兵工厂。徐建寅(1845--1901)，作为晚清杰出的军事技术家和科学家、翻译家，在欧洲考察期间，相继参观了英、法、德等国的30多家军工厂，并于1880年11月22日到24日考察了克虏伯厂。在考察过程中，徐建寅对克虏伯厂的弹壳加工、炮管镗削、铣磨来福线、罐铸优质钢、铸钢、锉刀技术、验钢材牵力、挤力、折力等设备运转、生产流程作了详细的观察和记述，并将考察的情况整理写成《阅克鹿卜厂造炮纪》，刊载于上海的《格致汇编》，后来编入了《欧游杂录》中。徐建寅是晚清第一位出国对欧洲各国军事科学技术进行全面考察的科学家，为学习、传播欧洲军事科学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派遣的海军留学生中，也有人前往克虏伯厂考察。1875年，沈葆桢趁日意格回国之便，嘱其带船政第一届学生数名赴英、法考察。日意格带领驾驶学生刘步蟾、林泰曾和制造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赴英、法考察。魏、陈（兆翱）二人在留学期间，“按月考课，屡列上等，并令游历比利时及克鹿卜各大厂，参会变通，该学生等均能实力讲求，研究理法”[8]（第5册，P236）。魏瀚、陈兆翱作为第一届海军留学生，于1880年前后回国，在福州船政局供职，福州船政局购买物料，多委托二人赴外洋采购。学习克虏伯的造炮技术，是福州船政局派遣海军留学生时曾有之计划，海军留学生的派遣中，虽然以派往英、法两国为主，但到克虏伯厂参观考察也逐步得到重视。第二届海军留学生10名于1882年赴欧留学，其中李芳荣在法国专习枪炮，也曾到德国学习炮法。李回国后，因其技艺娴熟，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曾有用其兴办炮厂的打算。1889年5月30日裴荫森奏称：“炮位为防海要需，而各处制造未精，遂让德国克虏伯厂以独步，然未尝不可跋而至也。闽厂二届出洋学生李芳荣，曾在德国炮厂学习制造枪炮，艺成回华。臣细加考察，于制炮一道，颇能得其要领，通其精微。即拟开厂试办，以觇其能。”[8]（第5册，P391）这项计划后虽未见实施，但也可知海军留学生中学习克虏伯制炮技术之一斑。
陆军学堂派遣到克虏伯学习制炮技术的仅有一次。1888年冬，李鸿章奏请选派北洋武备学生5人留学德国，段祺瑞考选第一名，1889年瑞乃尔带领北洋武备学堂学生段祺瑞、吴鼎元、商德全、孔庆塘、滕毓藻等5人赴德学习。他们于1889年5月由天津出发前往柏林，初入德国军校见习，继入克虏伯炮厂接受炮术讲习及构筑炮台工程训练，经12个月期满返国。这次游学德国虽然时间较短，但留学经历却对五人的军旅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滕毓藻日后情形不详外，吴鼎元后任新军第五镇统制，商德全后任清河陆军中学校长、天津镇守使，孔庆塘后任云南普洱镇总兵，而尤以段祺瑞最为显贵。段祺瑞归国后，派任北洋军械局委员，不久调任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1896年，改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在新军编练中采用德法与王士珍等人编订《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留学经历对他影响很深。
民国时期，仍有军事留学生到克虏伯厂学习炮务。如1915年4日陆军部军械司呈请将留德学生黄时澄留部任用，“黄时澄一员，系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机械专科，并在克虏伯炮厂见习，复由炮工大学校毕业，计留学外国前后十年，据称成绩甚优”[9]（第2册，P454），陆军部批示任用。留德学生陈芳瑞，“前在德国学习制造，历入该国毛瑟枪厂、造弹厂及克虏伯钢炮等厂实习有年，于回国后曾充上海制造局枪厂委员，于军械一门当有经验”[9]（第2册，P459），军械司也呈请陆军部调其归军械司办事。民国时期在德国学习制造的留学生，多往克虏伯厂实习，以增加实践经验，回国后对于中国军械的改良有益。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向克虏伯学习制造技术主要是在钢铁技术方面。克虏伯公司负责筹建中央钢铁厂时，中德制订合办湘潭中央钢铁厂契约(1937.6.25)，其中第七条即规定：“哈卜罗愿负责使中国工程师及领班有在克鲁泼或属于联合供给团体之其他工厂实习之机会。”[10](P433)以此为基础，1936年6月资源委员会派原柏林工业大学的毕业生齐熨率领20名中国青年在埃森克虏伯公司接受冶金和工厂管理培训。在钢铁厂兴建过程中，资源委员会的专员室又挑选了数十名中国技术人员前往克虏伯厂受训，为中央钢铁厂的兴建培养技术人员。
晚清至民国的留德军事、兵工人员，与克虏伯公司有广泛的联系，除了在军事学校、军营中学习军事以外，还在克虏伯厂学习制造技术，他们在回国后，无论是在军队训练、兵工制造中都发挥了作用，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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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