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乌尔会河之战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准噶尔-乌尔会河之战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乌尔会河之战考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1]发生了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冲突，是役以清军的惨败告终，史称“乌尔会河之战”。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战役，对随后的乌兰布通之战及噶尔丹的败亡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史料原因，乌尔会河之战尚未被充分论述，也未见专文发表。笔者利用各种文献史料，考察此次战争的起因，战场的布局，双方的兵力、装备、战术、指挥等环节和战争的结果，以供研究者作进一步探讨。
一、战争起因与战前准备
康熙九年1670，准噶尔部首领僧格被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袭杀。僧格之子索诺木阿喇布坦和策妄阿喇布坦尚年幼，无力控制局面。僧格之弟噶尔丹则率领僧格旧属，迅速平定叛逆者，登上了准噶尔部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引兵3万，东征喀尔喀。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迎战失利，率属南下投附清朝。这时，留在后方的索诺木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已长大成人并且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于是，噶尔丹停止追击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匆匆结束战争，返回科布多的营地，毒杀了索诺木阿喇布坦并准备谋杀策妄阿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闻讯，率属西逃博尔塔拉之地，招集准噶尔散民，势力逐渐扩大，控制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基本领地，并将噶尔丹排挤在科布多及其以东地区。从此，噶尔丹无法返回准噶尔故地，率部向漠北和漠南蒙古地区活动。
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2]噶尔丹率领近2万人离开科布多营地，[3]开始第二次东征喀尔喀。准噶尔军沿塔米尔河、额德尔河进入土谢图汗部境内。翌年三月上旬，清廷接到哨探从前线发来的报告：噶尔丹先击败拖多额尔德尼台吉，掠尽其牛羊，然后渡过乌尔扎河，掠夺昆都伦博硕克图部众，并抢掠济农阿难达赉人畜，迫使许多喀尔喀人南逃汛界。[4]接着经巴颜乌兰，沿克鲁伦河北岸顺流东进。[5]
自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九月，喀尔喀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众南下附清后，用武力消灭噶尔丹已成为清朝下一步战略目标。因此，清廷在获悉噶尔丹开始新的进军后，急忙命令理藩院尚书阿尔尼[6]等“前往侦厄鲁特情形，如彼尾追喀尔喀而来，即调所备之兵以防之，一面疾速奏闻”。[7]并陆续调遣内蒙古各旗军队和八旗兵到土剌河迎战。清廷还遣侍卫阿南达到车臣汗吴默赫等处要求他们配合清军迎击噶尔丹。吴默赫等表示：“我等藉圣上威灵，何畏于噶尔丹，彼兵果来，我等协力捍御，当分十二札萨克之兵一万备之”。[8]
然而，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清廷未能掌握噶尔丹的确切动向，因而调兵极其缓慢，到了五月末，才从阿尔尼的报告中获知“噶尔丹于五月初三日率兵渡乌尔扎河，将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车臣汗及土谢图汗，其兵四营，号四万，实不过三万耳。又将请兵于俄罗斯，会攻喀尔喀”。[9]据俄文史料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月，噶尔丹的使者达尔罕寨桑到达伊尔库茨克，会见俄基思梁斯基将军和柯罗文特使，就双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俄方派遣基比列夫来噶尔丹处探访，六月，基比列夫抵达噶尔丹行营。[10]据此，阿尔尼关于俄准关系的报告是可信的。
清廷认为：“阿尔尼兵弱，宜发科尔沁十旗预备之兵二千及禁军每佐领护军一名前往”，[11]并命令诸路军马速赴阿尔尼军前集中，以便一举荡平噶尔丹军队。
清朝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还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外交攻势，试图打乱噶尔丹的行动计划，削弱其势力。同年三月，为了不让噶尔丹发现清军迎战，康熙帝吩咐出使噶尔丹行营之商南多尔济曰：
汝见噶尔丹，如问温达等至土喇之故，则曰往迎济隆呼图克图等耳。且因塞外多岐，不知归自何路，似此在在（前——引者注）遣迎，吾乌（毋——引者注）得而知之。彼如问兵来之故，则曰非兵也，乃往勘展界耳。[12]
四月，清廷遣使策妄阿喇布坦及其母阿奴喀屯处，馈赠礼物，并要求他们实告与噶尔丹交恶之由，试图联手策妄阿喇布坦夹攻噶尔丹。康熙帝赐策妄阿喇布坦及其母阿奴喀屯的敕谕中说：
朕抚育万邦率土之人，皆欲其协和安辑。今闻尔等与噶尔丹不和，致启争端。尔厄鲁特向修职贡，恭顺惟谨。今乃内自交恶，必有其因，朕甚怜之。远闻之言，虚实难据，特遣侍读学士达虎，赍御用各色缎二十疋，赐策妄阿喇布坦、阿奴，其以尔等交恶之由明告使臣，毋隐。[13]
清廷还接到噶尔丹向俄国借兵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内大臣索额图召见在京俄使吉里古里、伊里法尼齐晓谕：
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乃扬言会汝国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汝等可疾遣善弛者二人归告泥卜潮（尼布楚——引者注）头目伊凡，遍谕俄罗斯之众。[14]
当日，索额图令两名俄人驰驿先往尼布楚向俄方转达清朝的声明。[15]这一强烈举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俄罗斯与准噶尔部的联系。
五月二十八日噶尔丹南渡克鲁伦河，六月六日东渡乌尔顺河（今乌尔逊河），深入呼伦贝尔地区。此时，原驻牧于呼伦贝尔地区的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阿鲁科尔沁等蒙古各部相继南迁，该地区正处于空虚状态，清朝对其防务也十分薄弱，致使噶尔丹无所阻力、长驱直入。随后，准噶尔军沿喀尔喀河东南推进，到大兴安岭西麓后转向西南至索岳尔济河，一路追逐南下喀尔喀人。十四日，噶尔丹的先遣部队已来到乌尔会河东岸的乌兰之地，劫掠乌珠穆沁人马，并追寻车臣汗、土谢图汗。[16]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第一次进攻喀尔喀时，车臣汗便是沿着上述路线南下的，清政府遂把车臣汗部就安置于乌珠穆沁界外，[17]乌珠穆沁左翼旗扎萨克驻地也在乌尔会河之边。[18]可见，噶尔丹的南下路线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尽管几个月来清廷一直在遣将调兵，但除阿尔尼率领的兵丁接近乌尔会河以外，其余诸军均未到达布防地点。康熙帝获知噶尔丹兵进入乌尔会河一带后，急忙命令诸王领兵出战，并决计亲征。[19]然而，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正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的第20天。大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还需要20天时间。如果阿尔尼部队与噶尔丹交战失利，那么大军很难及时给予救助。康熙帝也嫌大军出发时间过晚，强调：“军宜速出”。[20]但由于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筹措，派人到马场取马，[21]所以清廷再抓紧安排，发兵日期比原来只提前了3天。就连在沿边流动的阿尔尼军队也是在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的第8天才到达乌尔会河的，致使远征而来的准噶尔军有足够的休整时间。清军指挥之死板，行动之缓慢，供给之薄弱，使自己在擅长运动战之准噶尔军面前处于劣势地位。
清廷十分担心噶尔丹获知清军北进而撤退。为了牵制噶尔丹，康熙帝派出了理藩院员外郎阿尔必特祜、达赖等前往噶尔丹行营活动，以迷惑和迟滞其进军速度。康熙帝对出使人员详尽地吩咐注意事项：
务婉言相慰，羁縻其前行，勿怒而激之也。如彼欲辨释则携彼要人来面奏。如问汝中国发兵乎，则曰闻汝无故阑入，发兵以备边也。如彼问圣驾及诸王来，则曰不得而知。如彼不遣使来，则汝等一人星驰来奏，一人率笔帖式驰赴诸军密谕之曰，上遣我等羁迟其前行，大兵不日至矣。其各集兵增备，姑勿与战以待。而每夜辄张两翼严巡，儆防其夜袭。如噶尔丹见敕谕而退兵则止之，令勿退。其或不止则令诸军疾发击之。如或奔溃，务必穷追。[22]
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一一作出判断，并交代相应对策，清廷假谈真打之意和一举消灭噶尔丹之心切可见一斑。康熙帝还命令阿尔尼等：
仍蹑厄鲁特后，侦其所至，奏报。额黑讷等军到且勿与战，俟达尔汉亲王班第兵、盛京、乌喇满洲兵齐集同夹击之。如噶尔丹溃败，令阿尔尼等引兵穷追，便宜行事。檄诸军量马力疾行，齐会形胜之地，以俟禁军。[23]
然而，清廷上述周密的安排，都为时已晚，阿尔尼根据以前清廷“调所备之兵以防之”的指示，已经对噶尔丹发起进攻，致使清廷集中兵力一举歼灭噶尔丹军队的计划落空。
二、战争过程与“弓形阵”
阿尔尼获悉准噶尔军到达乌尔会河的消息后，即动身前往。六月二十一日黎明，到达乌尔会河，望见准噶尔军营地，随即发起进攻。清代官方史料中的阿尔尼战报，简略地记述了乌尔会之战的始末：
尚书阿尔尼等奏报与厄鲁特战于乌尔会河地方。厄鲁特兵二万余掠乌珠穆秦男女、牲畜、辎重徐行，溯水上流游牧。阿尔尼侦之，分兵二队，乘夜往袭。二十一日昧爽，于乌尔会河地方及其营，令所选蒙古勇士二百余攻之。令喀尔喀兵五百，驱其所掠。未及战，诸部落（内扎萨克诸旗——引者注）及喀尔喀兵争取其子女牲畜，阵动不能止，遂退。厄鲁特分两翼，
阵而立，我军次队继进，厄鲁特发鸟枪，军退。前队兵及喀尔喀兵复进，喀尔喀畏其鸟枪，先却，诸部落兵力薄，亦退。厄鲁特增兵，从山上绕出我左右，我军不能进，遂敛兵归。是役也，厄鲁特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是以不得前进，乃驻军乌珠穆秦之鄂尔折伊图，以俟诸军。阿尔尼等具状以闻。[24]
这是阿尔尼对乌尔会河之战的汇报，其中虽然对清军伤亡只字未提，但对了解战争的实情，还是提供了不少线索。
准噶尔人对此次战争的报道在俄文史料中被保存下来。1691年康熙三十年 3月，噶尔丹的使者在伊尔库茨克与俄将军基思梁斯基的交谈中提到：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25]
另外，俄国使者基比列夫到达噶尔丹牙帐的第二天就跟着噶尔丹“观战作证”，他在出使报告里写到：
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26]
苏联着名学者兹拉特金在他的《准噶尔汗国史》一书中论及乌尔会河之战时，从基比列夫的出使报告中摘录了仅此一条史料，这很可能说明基比列夫关于乌尔会河之战的其它描述与阿尔尼相同。这在苏联学者沙斯季娜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沙氏说：“基比列夫的情报和满洲文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的情况完全相符”。[27]由此可见，载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阿尔尼战报还是比较可信的。
以上来自三方面的史料互为印证、补充，进一步展现了乌尔会河之战的概貌。应该说，准噶尔军择高地而扎营，地势优越。交战前，噶尔丹从清军俘虏的供词中了解清军共有“两万人，全部轻装”，而准噶尔军拥有2万余人的兵力及强大的火力，实力优越。在此前提下，清军轻易地与准噶尔军交战便意味着清军的失败。然而，清军首将阿尔尼对敌我优劣对比没有清醒的认识，企图派少量军队先攻准噶尔军辎重，引起混乱，以便领大军随机而入，一网打尽。阿尔尼所遣700名蒙古兵没有进攻就争取被准噶尔军抢掠的自己子女、牲畜归队。这样，清军第一次进攻未遂，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给准噶尔军以备战时间。
准噶尔军分两翼形成“弓形阵”，[28]等待清军入内。弓形阵，亦称扇形阵，是蒙古人广泛采用的作战方式。据《蒙古秘史》记载，在着名的十三翼之战（1189）中，蒙古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便用弓形阵，打败了乞颜部首领铁木真。[29]这种作战方式的基本程序是：选择有利地形一般是高地，形成扇形阵地，张开口袋，诱敌深入，然后进行三面还击，以达到有效歼敌的目的。弓形阵，还往往辅以其它战术战法，使之更加灵活，从而充分发挥其作用。
乌尔会河之战，噶尔丹的弓形阵颇具灵活性、隐秘性。当阿尔尼派兵700人，第一次攻击准噶尔军时，噶尔丹没有下令还击和追击，其目的显然是要避免暴露自己的阵地尤其是兵力，并使对方作出己方势单力薄的错误判断。阿尔尼果然组织第二次进攻，并在获知“厄鲁特分两翼，阵而立”，即已形成弓形阵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的。阿尔尼明知清军地势不利，而且没有火力，却执意进攻，理由只有二个：一是他认为准噶尔军势单力薄，清军用兵力优势能够强取。可知，噶尔丹确实是用较少的兵力摆弓形阵，把更多的兵力隐蔽起来了；二是清军全部是轻装，能急进急退，即便受挫也能迅速撤退，保住主力。在清军第二次进攻中，准噶尔军虽然兵力单薄，但依托弓形阵和火力优势，打退了清军。此次交锋中，清军显然是发挥轻装的作用，并未受到重大损失，前队兵依然保持着足够的战斗力。[30]所以，阿尔尼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但准噶尔军仍利用弓形阵从三面用鸟枪等火力猛烈还击，使清军严重伤亡，纷纷溃退，“喀尔喀畏其鸟枪，先却，诸部落兵力薄，亦退”。[31]噶尔丹遂令埋伏的军队从阵地绕出，在败逃之清军左右迅速形成夹攻，使清军遭到致命打击，彻底失败。噶尔丹多层、周密的战术是阿尔尼始料未及的。阿尔尼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从黎明打到午后”，清军几乎一直被准噶尔军围击或夹击，其人员伤亡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清军两个统帅一个毙命，另一个狼狈而逃以及全部辎重被缴获也证明清军的完全失败。基比列夫甚至说：“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此说实属夸大，但基比列夫作为战争的目击者反映了当时清军惨败的实际。
阿尔尼将清军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厄鲁特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地形因素、指挥艺术、作战方式、战略战术等诸多方面准噶尔军均高于清军一筹。
乌尔会河之战是清朝与准噶尔部的第一次战事，双方共投入兵力4万余人，经过半天多时间的决战，准噶尔军取得了胜利。然而，阿尔尼军队只是一支缺乏战斗力的非主力部队，显然不是噶尔丹亲自指挥的准噶尔精兵之对手，所以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清廷迟迟没有制定统一、具体的作战方案，致使先遣部队各行其事，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战争结果及其影响
乌尔会河之战，主要是由噶尔丹南下侵扰内蒙古引起的，从而迫使清朝迎战。那么，噶尔丹南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综合史料记载，噶尔丹南下内蒙古有其周密的战略考虑：
噶尔丹1644—1697是准噶尔政权的奠基人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出身高贵；出生后就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第三世温萨活佛罗卜藏丹津札木措的转世，[32]宗教地位显赫。[33]顺治九年（1652）9岁时就以“温萨活佛”名义，向清帝派遣使团，[34]足以说明从童年起在卫拉特政教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3岁入藏在达赖、班禅门下学经，深受其赏识，“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35]格鲁派希望噶尔丹能够在未来的蒙古政治中展示风采，为扩大黄教的影响和利益作出贡献。[36]噶尔丹则抱有借助达赖喇嘛巨大影响，建立统一的蒙古帝国之理想。噶尔丹从西藏返回准噶尔部以后，凭借贵族和活佛的双重身份及过人的胆识，逐步统一卫拉特各部、南并回疆、西扩哈萨克，“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37]成为与清朝对峙的强大政权。
在此基础上，噶尔丹要实施统一蒙古的宏大计划已势不可挡。地处远方的漠南蒙古早已成为清朝的组成部分，显然不是眼前所考虑的范围。其东邻喀尔喀则处于四分五裂，成为首选目标。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攻占喀尔喀，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10万之众南下内蒙古投附清朝。噶尔丹虽然占据了喀尔喀土地，但未能获得其人口，因此向清朝提出索要土、哲二人及喀尔喀之众的要求。[38]由于他后方出现政治危机，便匆匆返回科布多营地，着手肃清异己分子，与清朝的交涉随之中断。
清廷则认为既然喀尔喀被噶尔丹击溃来投，就理应据为己有，噶尔丹不应索取之。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康熙帝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出使准噶尔部，说服噶尔丹放弃追捕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属众，结果噶尔丹不仅没有接受清朝的要求，反而明确表示不排除用武力去解决喀尔喀问题，包括缉拿土、哲二人。[39]阿尔尼等起程返回后不久噶尔丹便开始第二次东征喀尔喀，旋即南下内蒙古。这是他第一次东征喀尔喀的继续，其目的就是从清朝手中夺取喀尔喀人口。因此，噶尔丹在未进汛界前就宣称南袭土谢图汗。[40]入边后，迅速向乌尔会河挺进，“往追车臣汗、土谢图汗”。[41]到达乌尔会河后，首先向乌珠穆沁台吉询问喀尔喀人的驻地。[42]乌尔会河之战后，噶尔丹向清使直言：“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我与中华一道同轨，虽入边讯索吾仇而已，弗秋毫犯也”，[43]永久地占领喀尔喀之意暴露无疑。他直到身死从未改变这一主张，在病逝的前一个月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十五日，会见清使博什希时又说：“只是要拿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并由此被太平皇帝（指康熙帝—引者注）怪罪”。[44]
需要指出的是，自策妄阿喇布坦发动政变、控制准噶尔部基本领地后，噶尔丹失去大后方，科布多地区有限的财源也已无法满足其属众的需求，生计艰危日益突出。据史料记载：“噶尔丹败于策妄阿喇布坦，下人散亡略尽，又极饥窘至，以人肉为食”。[45]准噶尔军首先掠尽喀尔喀拖多额尔德尼台吉，随后掠夺昆都伦博硕克图部众，接着抢掠济农阿难达赉人畜，南下内蒙古后又掠夺乌珠穆沁旗人马。[46]如此一路劫掠说明了他们远征的另一个目的。
噶尔丹南下的后果引发了乌尔会河之战，而乌尔会河之战的结果对清朝和准噶尔部双方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清朝惨败后，喀尔喀人心惶恐，更加畏惧噶尔丹，纷纷逃散，并到处劫掠，[47]致使北部边疆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清军失败还打击了清廷主战大臣的信心，朝野上下对噶尔丹抱有畏惧之心，迫使康熙帝迅速整顿军纪，重整旗鼓，命令前线将领：“毋以前战未捷，遽怀退怯。其收集兵马，严行警哨”。[48]同时，清廷鉴于在乌尔会河一战，清军孤军深入，惨遭失败的教训，在军事上采取极为谨慎的策略，严禁各路清军自行开战，令他们会齐待命。[49]因此，在随后的乌兰布通之战，大军统帅皇兄福全等各路清军会齐后，才向噶尔丹军队发起进攻，使之遭受重创。
噶尔丹则经乌尔会河一战，信心大增，骄傲自大，轻视清朝兵力，不能客观冷静地分析清准实力对比，妄言：
今乃闻侍卫阿南达率兵及诸路军云集，又闻有内大臣且至，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亦在军中。夫执鼠之尾，尚噬其手。今虽临以十万众，亦何惧之有。[50]
充分显示胜利之后骄傲和藐视清朝的心态。他继续侵扰漠南蒙古地区，进逼距北京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地方，造成京城极大恐慌，“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51]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奋起迎战，以保卫京城安全和巩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噶尔丹则陷入清军包围圈，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次冒进是导致噶尔丹以后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乌尔会河之战既是噶尔丹军事生涯的顶峰，也是他走向低谷的起点。
可以说，乌尔会河之战，从长远来看对清朝极有好处。清朝虽然失败，但它的国力和兵力却远远强于准噶尔部。更为重要的是，战败迫使清朝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及时扭转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并迅速组织大军追剿噶尔丹。而噶尔丹暂时的胜利，却埋下他败亡的种子，头脑发热噶尔丹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不能客观地认识双方实力悬殊，野心膨胀，继续进犯，在乌兰布通一战遭到重创。虽然趁机逃脱，但北归途中遭遇大疫，死亡相继，2万余人仅剩数千。[52]这就是噶尔丹南下的结局。
因此，乌尔会河之战是噶尔丹与清朝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此双方进入全面对抗时期，经过一系列军事斗争，清朝彻底打败噶尔丹，确立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有效管辖，有力地推进了北部疆域的形成。
[1] 乌尔会河，汉名芦河，今名乌拉盖河，源出大兴安岭西鹿索岳尔济山，向西南流经乌珠穆沁左翼旗，至乌珠穆沁右翼旗境内的克勒河朔之地枯竭。参见张穆《蒙古游牧记》，《清代蒙古史料合辑》（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2003年版，第193页。
[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甲寅。
[3] 西?诺尔布校注《札雅班第达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庚子。
[6] 阿尔尼，又称阿喇尼，生卒年不详，满洲镶蓝旗人，时任理藩院尚书。曾主持1686年着名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参加1688年中俄定界谈判中方使团；同年奉命负责安置被噶尔丹打败后南下内蒙古的喀尔喀蒙古；1689年出使准噶尔部，与噶尔丹协商喀尔喀蒙古归属问题。
[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庚子。
[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丙午。
[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10] [俄]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2—273页。
[1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1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丙午。
[13]《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五，康熙二十九年夏四月甲子。
[1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1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1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
[17]《康熙起居注册》（胶片还原本），原书藏于台北，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包文汉整理《皇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18] 张穆《蒙古游牧记》，《清代蒙古史料合辑》（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2003年版，第195页。
[1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辛巳。
[2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
[2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
[2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甲申。
[2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丁亥。
[2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25] [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1691年，第258号档，第215卷，第43张。转引自[俄]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7页。
[26] [俄]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第1121号档，1691年，第258号档，第215卷，第46张。转引自[俄]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3页。
[27] [俄]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59页。
[28] [俄]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59页。
[29] 巴雅尔注释《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页。
[3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3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32]《卫拉特历史文献》（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33] 温萨活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领导集团的成员。噶尔丹的前世第三世温萨活佛罗卜藏丹津札木措是第四世班禅博克多罗卜藏确吉坚赞的师傅，是一位在蒙藏各界享有盛誉的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参见乌云毕力格《关于尹咱呼图克图》，《蒙古史研究》，第4辑，1993年，呼和浩特。
[34] 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35]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36] 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4页。
[37]《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
[3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康熙二十七年七月甲戌。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8页。
[4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五月癸丑。
[4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丁亥。
[4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
[4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己酉。噶尔丹所言“南方”与“北方”应是以瀚海为界，清朝也视漠南蒙古为内地。参见金启孮《清代蒙古史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44]《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行，1977年，第765－771页。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31页。
[4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戊子。
[47]《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己丑；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
[48]《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己丑。
[49]《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辛卯、壬辰、丙申。
[5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51] 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页。
[52]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7页。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