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喀尔喀蒙古附清考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准噶尔-喀尔喀蒙古附清考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喀尔喀蒙古附清考述
漠南蒙古被清朝统一后，漠北喀尔喀蒙古依然处在清朝之外。然而内部长期的分裂与纷争，给清朝和准噶尔的介入以可乘之机。1688年，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出兵占领喀尔喀，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和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众南下投靠清朝。从此，喀尔喀归属问题将取决于清准双方关系的走向。笔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阁蒙古堂档中的新史料，并结合其他文献，就清朝政府与噶尔丹政权关于喀尔喀归属问题的交涉作一重点考述，试图展示喀尔喀蒙古附清之艰难历程。
一、喀尔喀内讧与清准干预
喀尔喀，亦称漠北蒙古，由喀尔喀万户演变而来。在十七世纪初，喀尔喀形成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并被分为左右两翼，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为左翼，札萨克图汗部为右翼。三汗部虽同出一源，都是达延汗后裔，但他们却互不同属，各自为政，从未统一。在三汗部中，土谢图汗部势力最强大，尤其是土谢图汗滚布利用藏传佛教的活佛传世制度，在喀尔喀最大的活佛迈达理呼图克图多罗那他圆寂后，有意将他转世于自己的家中。1635年，滚布果得一子，于是被确认为多罗那他的转世，即一世哲布尊丹巴，从而使左翼成为了全喀尔喀的宗教中心。喀尔喀内外重大事务一般通过各部的会盟来协商解决。
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后，喀尔喀失去了缓冲带，暴露在清朝兵锋之下。虽然清朝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内地，但也没有停止对喀尔喀地区的渗透。1638年，清廷要求喀尔喀三汗每年向清朝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否则以不忠问罪。面临清朝的威胁，喀尔喀人寻求与卫拉特蒙古联合共同抵制清朝的方法。1640年，在札萨克图汗苏巴第的倡导下，喀尔喀和卫拉特诸贵族在塔尔巴哈台举行会盟，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在法典的鼓舞下，喀尔喀首先加紧抵抗清朝，于1646年策反漠南蒙古苏尼特部首领腾机思逃入喀尔喀，引起清朝的震惊。清廷遂出兵征讨腾机思，喀尔喀联军迎战失败。由于路途之遥远，行军之艰难，清军全部占领喀尔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清军很快班师。
然而，在清廷的强大威慑下，土、车二部纷纷遣使谢罪，喀尔喀左翼与清朝的关系随之得到缓解。1655年冬，清廷在喀尔喀设立左右翼八扎萨克，并题准八扎萨克进“九白年贡”，清廷照例赏赐，成为定制。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则态度颇为强硬，长期与清朝作对，迟迟不肯遣使谈判。但在清廷军事威胁、政治分化以及经济封锁等多种压力和在左翼已经屈服的情况下，右翼已独木难支，只好于1657年遣使来朝，1659年开始执行八扎萨克制度，双方关系得到和解。八扎萨克与九白年贡象征着清廷和喀尔喀之间具有了名义的而不是实际的臣属关系。八扎萨克丝毫没有触及喀尔喀原政治体制，对喀尔喀内外事务清廷没有任何干涉权力，实际上没有改变喀尔喀的独立地位。八扎萨克的真正意义在于，喀尔喀贵族损失一定的政治名义，换取比较丰厚的经济补偿。
1640年的喀尔喀卫拉特会盟，虽然使喀尔喀各部暂时团结起来，但是随着反清斗争的节节失利，内部的矛盾和纷争重新显现出来。他们围绕争夺土地、人畜和汗位经常发生争斗，使喀尔喀重新进入了内讧不已的年代。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首先在喀尔喀右翼发生内乱，札萨克图汗诺尔布和阿勒坦汗俄布木额尔尼（额尔德尼珲台吉）击溃格哷森扎次子诺颜台哈丹巴图鲁后裔之大鄂托克——额尔济根（Eljigen），在全喀尔喀引起震动。额尔济根被击溃后，其人马多数躲入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趁机据为己有。为此，达赖喇嘛曾二度遣使调解，但均无结果。1662年，第二代札萨克图汗诺尔布突然去世，其弟宾图阿海未经喀尔喀七旗允准便继承札萨克图汗，称浩特勒汗（Hotala han）。俄布木额尔尼之子额璘沁罗卜藏同时也继承了阿勒坦汗。[①]在分割额尔济根的过程中，札萨克图汗和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和托辉特部本属札萨克图汗辖下，但札萨克图汗部的奠基者赉湖尔立其弟乌巴什珲台吉为汗，让他统治卫拉特蒙古，因此第一代阿勒坦汗也是一位卫拉特汗。[②]和托辉特部发展迅速，不仅使卫拉特“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他的臣属”，[③]而且向居住在阿巴根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也收取贡赋，并拒绝接受沙俄的宗主权。[④]然而，阿勒坦汗的地位却低于札萨克图汗，因而他萌发取而代之的念头。是年，罗卜藏对浩特勒汗发动袭击，杀害浩特勒汗，并掳掠了他的兀鲁思，引发了波及全喀尔喀的内乱。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及左翼四旗出兵干涉，夺回被抢人畜，迫使罗卜藏逃亡准噶尔寻求庇护，并推举札萨克图汗诺尔布长子旺楚克为新的札萨克图汗。不久，旺楚克去世，其弟成衮又没让旺楚克之子继承汗位，自己于1666年从准噶尔首领僧格取得汗号，成为札萨克图汗。[⑤]
在内乱中，右翼许多属户逃到左翼土谢图汗处。成衮继位后，向土谢图汗索要自己的这些属户和以前留在左翼的额尔济根的部分属民，结果遭到土谢图汗的拒绝。土谢图汗还长期不承认成衮的汗位，左右翼矛盾随之加剧。成衮从土谢图汗那里无法要回属户，转求达赖喇嘛向土谢图汗施压，迫其交出自己的人畜。达赖喇嘛派遣特使札尔布奈前往说服土谢图汗，也遭到冷落。[⑥]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准噶尔首领僧格和噶尔丹。他还向清廷奏请援助。噶尔丹趁此机会加快了对喀尔喀的渗透，对右翼札萨克图汗部给予种种保护，使其倒向自己的一边。
当噶尔丹势力日炽，觊觎喀尔喀之时，清统治者突然感到，喀尔喀四分五裂，相互争斗，削弱实力，反而有利于噶尔丹乘机直入喀尔喀，占据这个极其重要的缓冲带，进而对自己造成直接威胁。这是清朝完全不愿见到的可怕后果。于是，清廷急忙采取措施，主动出面调解喀尔喀内讧。为了使调解卓有成效，清廷试图借助达赖喇嘛的影响，进行调停。1684年，清廷派阿齐图格隆去西藏，请达赖喇嘛派人协助清朝调停喀尔喀内讧。[⑦]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已经去世，第巴根据达赖喇嘛的遗嘱和当时西藏内外复杂局势，秘不发丧，并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行使内外权力。他应清政府的要求，派遣参巴陈布呼图克图前往喀尔喀，但他途中在呼和浩特病逝。1685年，在清廷的再次要求下，第巴又派出噶尔亶席勒图前往喀尔喀。[⑧]与此同时，清廷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作为自己的代表遣往参加调停，并向喀尔喀各地派出许多官员通知会盟事宜。[⑨]在各方的积极努力和配合下，于1686年八月，喀尔喀众多封建主在库伦伯勒齐尔地方举行盛大会盟。因札萨克图汗成衮于1685年去世，[⑩]其子沙喇成为新札萨克图汗前来参加会盟。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也派使者出席会盟。[11]由阿喇尼、噶尔亶席勒图和哲布尊丹巴组成三大札萨格齐（jasayCi即调停者），[12]阿喇尼主持会盟，先令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行相问抱见礼，又令左右两翼众台吉亦行抱见礼。为了保证会盟的效果，还选出60余名寨桑，于噶尔亶席勒图和哲布尊丹巴前悬挂佛像，设立重誓，表示秉公断案，并签署协定。[13]会盟期间一共受理了包括左右两翼逃人纠纷在内的500件诉讼案件，并一一作出公正裁决。[14]连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都承认这次断案的公正性。[15]然而，当执行裁决时，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却背叛誓言，以札萨克图汗部内部有争议的仅一桩案子未被裁断为借口，拒绝交出右翼多数人马，从而使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之所以没有诚意，主要是舍不得放弃既得利益。
二、噶尔丹东进喀尔喀与清政府的对策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后，喀尔喀内乱日益加剧。1687年秋，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领兵进入札萨克图汗部，突袭札萨克图沙喇，并将其俘获后抛入水中淹死。[16]同时，杀害了右翼贵族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土谢图汗竟然杀害札萨克图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为自己带来厄运，罗卜藏曾捕杀札萨克图汗事件便是前车之鉴。1688年正月二十五日，[17]土谢图汗之子噶尔亶台吉还击杀噶尔丹胞弟多尔济扎卜，[18]与噶尔丹公开宣战。于是，噶尔丹挥戈迎战，喀尔喀和准噶尔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应该说噶尔丹东进喀尔喀是他的既定目标，但在什么时间用哪种方式进兵则是由局势的发展所决定。而土谢图汗的种种过激行为促使噶尔丹迅速进攻，使喀尔喀遭到亡国之运。
1688年春，[19]噶尔丹引兵3万，征伐喀尔喀。自杭爱山后掠取右翼卫征哈滩巴图尔、车臣诺颜、伊尔登台吉及左翼昆都伦博硕克图等后，向左翼推进。土谢图汗子噶尔亶台吉率5000人[20]迎战，在忒木尔地方被噶尔丹打败，噶尔亶台吉、厄尔奇木带青等8人仅免于难。噶尔丹侄子丹津俄木布、丹济拉、杜噶尔阿喇布坦率领的准噶尔另一支军队直取额尔德尼召。他们焚烧额尔德尼召，毁坏典籍佛像，以示对哲布尊丹巴的报复。准军还占领了土谢图汗居驻地。土谢图汗奔赴翁音，哲布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室、喇嘛班第等300余人夜遁至额古穆台地方。噶尔丹东趋克鲁伦河追击到车臣汗部境地。车臣汗部众一触即溃，舍克鲁伦河南向苏尼特喀伦奔逃而来。准噶尔的进攻使“喀尔喀举国震惊，见一影响，随以为敌至，无一人敢北向相拒者”，“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逃，昼夜不绝”。[21]八月初三至初五日（1688年8月28日—30日），噶尔丹与土谢图汗两军在鄂罗会诺尔地方进行了决战。准军夜袭善巴额尔克戴青之营地而破之，喀尔喀诸台吉星散逃遁。土谢图汗势单力弱，无力与噶尔丹抗争而南越瀚海，与哲布尊丹巴会合，举族内迁至汛界，向清廷提出归降。至此，准噶尔与喀尔喀战争以准噶尔的胜利宣告结束，整个喀尔喀被噶尔丹占领。鉴于准噶尔内部出现分裂迹象，喀尔喀降清，若再追击，便意味着同清朝开战，噶尔丹遂息兵班师。
噶尔丹东进喀尔喀后，清政府采取多种对策，使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战争暴发之初，清廷出面调停，阻止战争，以图维持喀尔喀现状。1687年九月，康熙帝致书达赖喇嘛，请他尽快派人到噶尔丹和土谢图汗处，进行斡旋，阻止战争。同时，严令噶尔丹和土谢图汗不要发动战争。然而，清使臣从北京到拉萨，达赖喇嘛使者又从拉萨到准噶尔和喀尔喀需要近一年时间，这样的行动显然无助于缓解眼前的紧张局势。再加上康熙帝敕书是在土谢图汗已经出兵的情况下发出去的，所以规劝未能奏效。于是，鉴于噶尔丹的强大攻势和喀尔喀的节节溃败，清廷转而采取了放弃保护喀尔喀、使其让与噶尔丹，以换取近边安全的政策。当被噶尔丹击溃的喀尔喀纷纷南下投靠清朝时，清廷派出阿齐图绰尔济、学士拜里，到噶尔丹行营，许诺“逐出七旗，使归故土”。[22]清廷还在保护和平的幌子下，严令土谢图汗停止出兵，说：“若厄鲁特先加兵于尔，尔等还击即是。若尔抢先动手，则以构乱论处”。[23]这样清廷试图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噶尔丹，使土谢图汗坐受攻伐，迅速瓦解。虽然土谢图汗屡次奏请清廷允许出兵，并表达得到清朝援助的愿望，[24]但是清朝闭口不谈提供支援。[25]清朝不仅不出兵保护喀尔喀这个多年的“职贡之国”，反而还阻止他人支援。西套蒙古首领和罗理“往援察珲多尔济，乞师于朝”，清廷“不允和罗理请”。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则自兵援喀尔喀，中途被清使阻止撤归。[26]
然而，准喀战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使清朝有了意想不到的有利结果。噶尔丹虽然占领了喀尔喀，但未能捕捉喀尔喀政教领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土、哲二人却率领10万之众投奔清朝。清廷的态度为之一变，明确提出：“设土谢图汗率众来归，或仍存其汗号，为之安插”，[27]决定将喀尔喀收归于旗下。但清廷又鉴于如果噶尔丹率部南下汛界，追剿土、哲二人，就会引发边境骚乱，甚至将清朝也卷入战争，从而加重解决喀尔喀问题的难度，又调整自己的策略，改变原来纵容战争的做法，开始极力阻止噶尔丹再次发动战争。鄂罗会诺尔之战前，噶尔丹就让清使臣海三代给康熙皇帝捎来书信，通报他已经击溃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强调“仗达赖喇嘛之灵，来毁其居，彼两人者不为众所许，殆无所往，即往亦不纳也”，[28]并让海三代转达口信：“倘哲布尊丹巴往投皇上，或拒绝而不纳，或擒之畀我”，[29]进一步明确收捕哲布尊丹巴的决心。清廷对此极为敏感，立即派遣一等侍卫阿南达、喇嘛商南多尔济等手持康熙帝敕书，前往噶尔丹处，晓谕保持和平之重要性。为了达到缓兵之目的，康熙伪称从海三代第一次听到噶尔丹进兵喀尔喀的消息（其实前一个月清朝已经获得了喀尔喀战争的情况），并以“海三代归奏不甚明悉，且不曾与尔面见”，“道路遥远，汝等交恶之故，所闻未明”[30]为借口，要求噶尔丹“别有行止，明白具本（特意强调书面形式是想让噶尔丹知道上次海三代口奏之事不清，这是清廷的计谋，海三代口奏非常清楚——笔者注），交此使来奏”。[31]对噶尔丹索要哲布尊丹巴的要求则清廷含糊其词，没有正面回答。清廷设法拖延时间，稳住噶尔丹是显而易见的。噶尔丹则毫不含糊，向来使痛斥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的种种罪行，表达消灭他们的愿望，“今若灭此，想中华皇帝与达赖喇嘛之心亦得安矣。若辈仍存，必又违旨不自靖也”。[32]当噶尔丹从使者了解到哲布尊丹巴在汛界之外时，十分欣悦，说：“不放彼入边，彼将何往，中华皇帝之意旨行事与我吻合”。[33]清使此行获得成功，在搜捕哲布尊丹巴问题上，没有让噶尔丹感到失望。噶尔丹也对清朝表现出令清人出乎预料的友好，并希望清朝在贸易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方便，请使者转告清廷曰：“厄鲁特来使进贡贸易，各自分行，今概不得往来，我国之人殊为忧苦，今或用印文，或不用印文，照常行走，侯旨定夺遵行”。[34]在此前，噶尔丹接见清使臣拜里、阿齐图时，态度“殊为恭顺”，并在谴责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的同时，又为入边贸易之事，托阿齐图等奏言：“顷奉明旨，限贸易之人毋得过二百名，我兄弟台吉等不知其故，以为出自我意，不容彼贸易，皆与我不和，乞为代奏照常进贡贸易”。[35]从噶尔丹的上述言行中，不仅看不出他与清朝有交恶之意，反而对扩大互市贸易寄予希望。
清政府确认噶尔丹一时无意南下之后，便着手解决对喀尔喀的招降安置问题。在噶尔丹的军事打击和清朝的政治攻势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家破国亡，走投无路，于1688年九月初六日向清政府提交请降书。土谢图汗称：“谨率自古以来历世所辖左翼及相附之右翼诺颜等同请归，依皇上大厦，伏乞大沛，鸿恩劻救。臣等朔日吉旦遣奏”。[36]哲布尊丹巴奏曰：“向蒙皇上鸿恩，励以勤修功德，钦遵谕旨，礼诵靡懈，不意厄鲁特来焚庙宇，弃掷经典。今未知再能仰副皇上圣旨否。久欲入觐天朝，自念生于荒徼，言词粗陋，不能奏对，是以不果。我众弟子众多，愿依皇上神圣太平之治，以副夙望。仰乞圣恩俯恤，赐以水草善地，且望重建前庙。又左右两翼诸台吉皆奉我为师，言呼图克图欲入，则我等愿从”。[37]作出不情愿的抉择，土谢图汗寡言少语，而哲布丹巴则仍为自己推责，毫无悔过，还夸大自己作用，与清朝进行讨价还价。清政府欣然应允喀尔喀请降，并派人奔赴讯界，赐牧安置。赐牧土谢图汗部于苏尼特界内，车臣汗部众于乌珠穆沁界外，赛因诺颜部众于乌拉特界外，共计10余万人。[38]他们都是战乱中溃败或舍弃家产南逃而来的难民，一贫如洗，苦不堪言，有卖妻子者，[39]也有食人肉者。[40]清政府从归化城、张家口调集粮食进行急救。[41]从国库中拿出2万两银子、价值6000两银子的茶、4000两银子的布匹，购买10334头牛、56810只羊拨给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所属难民，[42]有效地缓解了他们的窘迫状况。由于难民不断增多，交通运输不便，所以尽管清政府作出努力，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还是没有根本上解决难民救济问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二月十七日，土谢图汗给清廷的奏疏中说明他属下还有6000余人没有食物，情况危急，请求朝廷尽快予以救济。[43]难民的艰难处境不仅长期得不到改善，反而日趋严重。保存下来的康熙二十九、三十年上百份蒙古文档案的绝大多数都是喀尔喀大小领主写给清廷的求助信，字里行间充满饥饿、死亡、无奈和期盼。[44]甚至有的台吉以佐领为单位将多达2000名破产苏木箭丁的名单一一列出上报朝廷，以此引起清廷的重视，使其感到被编佐者已成为清朝正式属民，理应得到救济和保护。还提到编佐以后新来的8340人也急需救济。[45]与此同时，清廷鉴于喀尔喀杂处边汛内外，劫夺盗窃时有发生，社会秩序较为混乱的局面，加强管理，分编很多佐领，增选一批新札萨克，保留喀尔喀贵族原名号，并严令他们管束属下，不许劫掠盗窃，如有违反，照内地律例正法。[46]
三、阿喇尼出使准噶尔与清准关于喀尔喀问题的谈判
喀尔喀战争结束后，虽然噶尔丹占领喀尔喀，但其多数部众尤其是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代表人物南下归顺清朝。这种土地和人民的分离，说明喀尔喀问题远未解决。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取决于准清双方关系的变化。由于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关系，所以各自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并不相同，从而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和争论。
在喀尔喀战争结束前，噶尔丹先后接见清朝两个访问团时，力陈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的种种罪行，说明喀尔喀居民并不是自己的敌人，要求清朝协助抓捕上述二人并移交给他处理。清廷认为，噶尔丹对土谢图汗和哲布丹巴的每条指责实属有理，而且义正词严。所以决定“遣人敕达赖喇嘛，命遣一有名大喇嘛，同本朝所遣大臣前往，召集噶尔丹、土谢图汗等，令土谢图汗等自陈其过。大集会阅，永议和好”。[47]土谢图汗在已经沦到家破国亡的悲惨境地，又让他奔赴会盟，在噶尔丹面前自陈其过，这对他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而且很难排除会盟将土谢图汗交由噶尔丹处治的可能。土谢图汗没有接受亲赴会盟的条件。因为土谢图汗已经成为了清朝的臣民，清廷不能保证他的安全甚至将他落入噶尔丹之手，无异于否认自己对喀尔喀的主权。所以清廷理解土谢图汗的难处，对他再没有施加压力。此后，清廷更加坚定了在喀尔喀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喀尔喀被噶尔丹击溃来投，所以清朝理应占有喀尔喀，噶尔丹不应与清朝争夺之。
为了使噶尔丹承认上述立场，1689年四月，康熙帝派以阿喇尼为首的使团出使准噶尔，向噶尔丹申明土谢图汗兴兵之过，通报土谢图汗和哲布丹巴已经归附清朝，希望噶尔丹不要再东进南下进攻喀尔喀。康熙给噶尔丹的信中，首先再次追述了由喀尔喀内讧到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与噶尔丹之间的冲突以及清廷和达赖喇嘛共同调停的全部历史。接着发表了对处理喀尔喀问题的看法，认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等，自作弗靖，违旨兴戎，又先发兵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又杀尔弟多尔济札卜，是自取灭亡耳。尔因彼先举，遂兴兵破喀尔喀。其过在喀尔喀，不在尔也。尔本敬奉佛教之人，虽焚喀尔喀地方庙宇，毁其佛像，朕亦不深责尔。今喀尔喀为尔所败，其汗、济农、台吉等率举国之人，前来归朕。朕矜其流离穷困，虽向非属国，而随属国之列，诚心职贡。且追念彼为元之苗裔，穷而来归，即以所属待之。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故而安插于汛界之外，其穷困人民，赈以米粮，而严责其兴戎之罪，复其汗、济农、台吉之号。以车臣汗之子，仍袭为汗”。信的最后强调：“朕欲尔等解释前雠，互市交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特遣使赍旨前来”。[48]由于清廷的上述观点与噶尔丹的主张相去甚远，只靠措辞严密的书信，很难说服对方。因此，清廷又采取了贸易制裁这个惯用的手段，对噶尔丹施压，迫使其接受自己的意旨。康熙吩咐阿喇尼，在同噶尔丹的亲信济尔噶郎寨桑谈话时应强硬地暗示“噶尔丹倘不奉诏，则绝尔等每年进贡贸易之路，厄鲁特人众必大失利矣”。[49]清廷还遣使达赖喇嘛，请他也派使者与自己使臣一同前往噶尔丹处，配合阿喇尼说服噶尔丹。
1689年八月初七日，阿喇尼一行抵达噶尔丹营地。噶尔丹择吉日，于十二日接受了康熙皇帝敕书。阿喇尼等与噶尔丹行抱见礼并入座后，噶尔丹问候阿喇尼等：“尔旅途辛苦乎？”，阿喇尼答曰：“不甚辛苦”。[50]然后，噶尔丹饶有兴趣地谈起三年前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询问会盟期间哲布尊丹巴指摘阿喇尼之原因。阿喇尼如实地告诉了会盟全过程和哲布尊丹巴蓄意捣乱，破坏会盟的详细情况。噶尔丹对阿喇尼表示同情，并通过阿喇尼口述，进一步确认了清朝对哲布尊丹巴的态度。噶尔丹还详细询问了1688年阿喇尼等前往色楞斯克之事。阿喇尼就出使的目的、随团兵数、中途折回的原因以及第二年重遣使团等一一做了说明。[51]以上是双方礼节性的、试探性的非正式会谈，而当月十八日噶尔丹邀请使者到自己汗帐并减少随员进行了正式谈判。[52]此时，噶尔丹从康熙的敕书中已经了解到在解决喀尔喀问题上清廷态度与自己大相径庭。在噶尔丹看来，既然清廷也认为喀尔喀之乱的过错在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不在自己，就应当将二人交给自己处理。而清廷只是用口头指责其兴兵之罪而且把他们收养保护起来，显然无法使他信服。因此，在谈判中噶尔丹重申收捕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二人的立场，说：“圣上洪仁，惠育群生，欲使协和，共享升平，我亦与其中也。我身安乐之策，孰者为善，伏祈圣上指示，愿得遵行。圣上有旨，遣出七旗喀尔喀，吾亦甚欣悦，并无思杀吾弟多尔济札卜之事，大丈夫不测，有死于宅者。但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等首作祸乱，无故起兵，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违圣上之旨意，岂不恶人乎？前此再三陈奏，为此两人耳”。[53]噶尔丹特意强调康熙皇帝曾有遣返众喀尔喀之谕旨，这是除蒙古文档案以外其他诸书均回避不谈的一件重要记载。对噶尔丹的上述说法，阿喇尼也表示认同，并回答说：“若将归附圣上之众喀尔喀尽行遣出，在达赖喇嘛之处喀尔喀亦将遣出，汗尔处喀尔喀将如何为是？”。噶尔丹答曰：“若将众喀尔喀尽行遣出，吾处喀尔喀亦将遣出”。[54]
看来康熙确实有过恢复喀尔喀国，使其成为缓冲带之意向，但由于他随后改变主意，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所以清朝所有官修史书也都回避记载此事。噶尔丹坚决表明在收捕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事上不能向清朝妥协的立场，强调“前此再三陈奏，为此两人耳”。阿喇尼虽认为噶尔丹“所言甚是”，[55]但为了完成其使命，不能不设法驳回噶尔丹的主张。阿喇尼曾主持着名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参加中俄定界谈判中方使团，还奉命负责安置喀尔喀难民，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才华。在事关清朝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没有保持沉默，相反挺身而出，向噶尔丹发起攻势，说：“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等，穷迫亡命来归。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至尔屡次章奏，圣上明鉴，久已晰彼之曲，谅尔之直，始降敕书，谕止战争，仍归和好。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耶”。[56]作为清朝大臣阿喇尼为自己的皇上辩解，似乎比起皇上自己宣教更为有力。然而，噶尔丹并非平庸之辈，而且与清朝已经打了近二十年的交道，非常了解清人，他面对阿喇尼的严厉训斥，改变自己谈话方式和语气，用比较恭顺的态度表明自己的意思。噶尔丹说：“圣上宽宥小人，赐敕书，我无言以奏。若不惩处（还是指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二人——笔者注），岂不放过恶人乎”。阿喇尼要求噶尔丹用奏疏形式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让使者先阅。二十二日夜，噶尔丹派人送来其奏疏，曰：“圣上敕书、赏赐、使者到来，不胜欣悦。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二人曾违命殃民，今又殃民，亦未可知。故不忌为此二人谨奏”。[57]这就是噶尔丹奏疏的全部内容，仍强调土、哲二人的惩处问题，并且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妥协之意。阿喇尼认为噶尔丹奏疏内容过于简略，而且语意不明，要求将十八日噶尔丹同使者的谈话全部写进去。同时要求就此后是否与喀尔喀相攻，作出明确答复。噶尔丹让大臣丹济拉等回答说：“此书缩写，十八日吾语，尔等口奏圣上。向由相和者，可变为相攻者，而由相攻者亦可为相和者。兵甲无常，孰能保无事”。[58]在清使臣的一再要求下，噶尔丹终于婉转含蓄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即依然不排除用武力去解决喀尔喀问题，包括缉拿土、哲二人。阿喇尼再次提醒噶尔丹放弃主张，噶尔丹则拒绝接受，并说明自己在奏疏中如实地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至于如何处理，请康熙皇帝明鉴。[59]阿喇尼探问噶尔丹对即将到来的达赖喇嘛及清朝使者的态度，噶尔丹表示如为同一事情而来，他不会改变已有的主张。[60]最后，阿喇尼转告康熙帝关于贸易问题的一项指令：要求噶尔丹给入边使团发符验时，不要盖四种印章，这样容易引起混乱，用其中的两个即可。噶尔丹表示印章无论是两个还是四个都是他本人的印章，在过去已经认可的情况下，希望继续认可，并说明自己仍照例派遣使团。[61]虽然噶尔丹没有接受康熙的意见，但依然表达与清朝保持贸易的愿望。这样，双方谈判的所有问题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下一步达赖喇嘛方面的调解也无望取得进展。
阿喇尼一行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未能完成康熙帝交给的重要使命，带着很多遗憾，于当月二十五日踏上返回的路程。十月二十二日，回到北京，向康熙帝详细奏报了出使经过。康熙则出于天子虚荣心，无法面对出使不利的事实，专门从噶尔丹的那么多谈判辞中找出一句对他友好的语言作为自己总结说：“今噶尔丹称圣上洪仁，惠育众生，欲使协和，共享升平，我亦与其中，圣上指示，愿得遵行。已具悉矣。所司知之”。[62]康熙通过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试图为自己挽回面子。阿喇尼的出使报告在方略和实录等官方史料中被严重删节，致使多年来人们对此事知之甚少。多亏在清代蒙古文档案中阿喇尼出使报告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阿喇尼等虽出使谈判未能取得成功，但从准噶尔带回令康熙帝感到惊喜的意外收获，即掌握了准噶尔内部分裂，噶尔丹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带众多人马离开噶尔丹，使噶尔丹势力锐减的情况。[63]这必然鼓舞康熙的士气，促使他对噶尔丹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然而，噶尔丹也并没有无动于衷，坐收攻伐，而是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在争取西藏的支持上获得了进展。难怪噶尔丹在与清使臣的谈判中态度空前强硬，与之不无关联。阿喇尼回北京不久，达赖喇嘛的使者善巴陵堪卜到达北京，传达第巴之语说：“达赖喇嘛令奏圣上，但擒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全之”。[64]在准清纠纷中拉萨方面第一次公开支持噶尔丹，令清廷疑惑不解，难以接受。因为以往每当清廷调停喀尔喀问题时，达赖喇嘛总是应邀遣使配合，似乎成为定制，而此刻拉萨一反旧例，倒向噶尔丹一边，确实令清廷恼羞成怒。但达赖喇嘛支持噶尔丹并不是没有原则，如前所述康熙曾许诺要遣返喀尔喀，达赖恐怕以此为依据，要求清廷交出土、哲二人。再说达赖喇嘛认为在保全土、哲二人身命的情况下，将此二人交给噶尔丹比较合情合理，能够平息各方纠纷。康熙帝不想与拉萨反目成仇，为了得到拉萨的谅解，立即遣使入藏晓谕达赖曰：“今如擒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而畀噶尔丹，是偏于一家矣。朕与尔向来欲厄鲁特、喀尔喀相与和好之意安在乎”。[65]以此说服达赖喇嘛收回其提议。康熙还特意向达赖喇嘛透露准噶尔发生内乱的消息，说：“目下朕遣尚书阿喇尼，使于噶尔丹，据其所奏，言噶尔丹败于策妄阿喇布坦，下人散亡略尽，又极饥窘，至以人肉为食”，[66]使达赖喇嘛意识到噶尔丹很快就要灭亡，支持他没有任何意义了。然而，拉萨不仅没有放弃对噶尔丹的支持，反而暗中支持日益增多，这样通过和平渠道解决喀尔喀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喀尔喀问题是准清战争的重要根源，不久噶尔丹率兵南下犯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追捕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及迫使清政府遣返喀尔喀部众。
四、多伦会盟与喀尔喀问题
自策妄阿喇布坦发动政变后，科布多地区有限的财源已经无法满足噶尔丹属众的需求，生计艰危日益突出。所以，噶尔丹将再次东进喀尔喀，南下内蒙古掠夺财物视为维持生计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仅靠掠夺维持生计终究不是长久之策，讨回喀尔喀部众，建立相对稳定的统治才是保障供给的根本办法，而搜捕土、哲二人则是解决喀尔喀问题的突破点，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遣返喀尔喀部众。因此，1689年末，噶尔丹率军离开科布多营地，沿塔米尔河、额德尔河向东进发。准军首先击败喀尔喀拖多额尔德尼台吉，掠尽其牛羊，随后往掠昆都伦博硕克图部众，接着抢掠济农阿难大赉人畜，迫使许多喀尔喀人南逃汛界，准军随之南下内蒙古后又掠夺乌珠穆沁四个佐领。[67]与此同时，噶尔丹未进汛界前就宣称南袭土谢图汗。[68]入边后，迅速向乌尔会河挺进，“往追车臣汗、土谢图汗”。[69]1690年六月到达乌尔会河，向乌珠穆沁台吉询问喀尔喀人的驻地。追寻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和车臣汗。[70]
不久，清使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商南多尔济和达赖喇嘛使者济隆呼图克图一行到达噶尔丹行营，并向噶尔丹声明解决喀尔喀问题的方案。清使说：“将交出哲布尊丹巴、赛音汗（土谢图汗——笔者注）二人”。噶尔丹回答说：“如果是那样，我并没有违圣上指令，行恶之意”。[71]并且下令返还了抢来之几个佐领的人马，表现出惊人的诚意。而达赖喇嘛使者济隆则表示：“赛音汗愿住哪儿，就随他的便。将哲布尊丹巴遣往青海或者西藏，则政教和谐，太平无事矣”。噶尔丹曰：“这样，没有什么不可以”。[72]准、清、藏三方对济隆提出的方案，达成共识，并认为这是根本解决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二人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73]。
噶尔丹把搜捕土、哲二人的希望又开始寄托于济隆和伊拉古克三的努力，等待清廷的回复。清朝则根本没有此意，决定用武力消灭噶尔丹，进而彻底解决喀尔喀问题。清使的上述许诺则是鉴于噶尔丹已进入漠南蒙古地区的严峻形势所作出的缓兵之计，绝非清廷的真实意图。1690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内蒙古乌珠穆秦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之地发生双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冲突，结果以清军的惨败告终。噶尔丹虽在乌尔会一战大胜清军，但是仍没有捉到土、哲二人，并就解决喀尔喀问题也未能与清朝达成协议。所以他乘胜追寻土、哲二人，并对蒙旗进行掠夺。噶尔丹穿梭于漠南蒙古地区一个多月后，[74]急速南下到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与清军发生急战，虽遭受重创，但乘清军统帅福全的指挥失误，得以逃脱乌兰布通，奔向科布多。福全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为此，吴、色二人竟然向噶尔丹表示，“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七旗一同遣驻故地”，[75]再次提出喀尔喀问题。噶尔丹作出积极回应，“跪于威灵佛前”，设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76]并“上书请罪”，承认“深入边汛”之错，表示“凡有谕旨，谨遵行之。今往界上，视水草善地无人之处驻扎，候旨”，[77]以此麻痹清军统帅，赢得了充裕的撤退时间。清军遣使羁縻，无济于事，噶尔丹没有停止撤退，越走越远。
乌兰布通之战后，清廷鉴于噶尔丹虽然退回漠北，但迫于生计可能会卷土重来，一方面采取羁縻措施，赏给噶尔丹1000两银子，[78]缓和其部内窘迫，以阻止其南下；另一方面，决定令福全大军布防沿边，以便万一噶尔丹再次入侵时，及时迎战。然而，清大军粮草不济，难以久留。福全奏言：“驻军以待，糗粮不足。欲往驼运，则堪用骆驼仅四百余头”，[79]遂大军撤回。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尽早通过喀尔喀、内蒙古会盟，将喀尔喀正式纳入清朝行政体系中，组织内外蒙古兵力，抵御噶尔丹南下入侵，减轻清政府的负担，显得尤为必要。
1691年（康熙三十年）正月，康熙发布谕令，决定是年清明前后青草萌发时，举行会盟。他说：“喀尔喀向来虽经进贡，但伊汗从未尝输诚来朝。而喀尔喀诸汗亲率所属数十万众倾心归附，一切行赏、定罚、安插、抚绥关系甚大。所以，朕躬前往巡狩”。[80]决定亲临塞外，主持会盟。清廷选择多伦诺尔为会盟地点。多伦诺尔（Doluγan naγur）是蒙语，意为“七水泊”或“七湖”，距京师约800里。这里“清淑平旷，饶水草，而扎萨克之来朝者，道里适中”，[81]是理想的会盟地。
四月三十日，康熙抵达多伦诺尔，选地扎营。五月初二日，举行了盛大的会盟典礼。清晨，清朝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俱列坐于会场左面。喀尔喀汗、济农、诺颜、台吉等俱列坐于会场右面，分7行，共663人，其余寨桑、护卫等俱环列而坐，喀尔喀总计近1000人。[82]康熙帝着朝服乘马至御营升坐，鼓乐齐鸣。参加会盟的喀尔喀人士由理藩院官员和鸣礼官引导，行三跪九叩礼，觐见康熙皇帝。继设礼仪性宴会，分进乐、进茶、进酒、演剧奏乐4个程序。喀尔喀朝见、进宴、饮酒，俱奏銮仪卫细乐，[83]充分体现了严格的君臣之礼。礼毕，康熙宣布宽宥土谢图汗之罪，再次指出由于土谢图汗违誓兴兵，喀尔喀内乱加剧，导致“国家破亡”。但认为，土谢图汗对清廷一直十分恭顺，“虽穷困已极，尚能忆朕旧恩来归”，今又自陈罪过，可以宽宥。康熙宣布：“朕是以宥免其罪，仍留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号”，[84]“准许土谢图汗使用汗衔，所以给他印鉴（指汗印——笔者注）所授权力的文件（指册文——笔者注）”，[85]实际上保留了土谢图汗尊号。同时，宣布封扎萨克图汗沙喇之弟策妄扎卜为亲王，以平缓右翼怨痛。
初三日，继续进行会盟。首先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八旗满洲、汉军火器营及绿营官兵列队，接受康熙皇帝的检阅。康熙乘阅兵之威力，向喀尔喀发布敕令，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康熙应允喀尔喀贵族的请求，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其名号已与四十九旗同”，[86]“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87]会盟结束时，康熙“遣侍郎温达等往编喀尔喀旗分、佐领，指授游牧地方”。[88]分喀尔喀为34个旗，下设参领、佐领，使行政建制同内蒙古各旗划一。1692年五月，清廷给喀尔喀众扎萨克颁发印信，明确他们所辖旗分。[89]会盟还废除喀尔喀贵族济农、诺颜等称号，把他们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实行清朝爵制。康熙帝还特意强调，喀尔喀必须恪遵清朝法纪：“自今以往，尔等体朕爱养之恩，各守法度，力行恭顺。如此，则尔等生计渐蕃，福及子孙，世世被泽。若违法妄行，则尔等生计既坏，且国法具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90]会盟一直延续到初七日结束。多伦会盟使清朝与喀尔喀的隶属关系制度化，标志着喀尔喀正式并入清王朝。
然而，多伦会盟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喀尔喀问题。因为，喀尔喀是临时被安插于内蒙古盟旗领地上，所设旗分只有返回原牧后才得以推行，而这一步骤的实现要取决于噶尔丹问题的解决。多伦会盟只是一个阶段，正如议政大臣们所说：“如安插伊（指喀尔喀——笔者注）于内地，土喇、俄侬、克鲁伦等地空虚。如即遣屯于此地，则厄鲁特事尚未定”。[91]1690年八月，噶尔丹致清廷的誓文中曾说：“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之所属之众”。所以，清朝通过多伦会盟把喀尔喀正式并入清朝，以抵制噶尔丹对喀尔喀的渗透。噶尔丹则认为清廷应当履行多次许诺，把土、哲二人及喀尔喀归还给他。而清廷认为这是噶尔丹违背自己的誓言。准清对喀尔喀问题，究竟有什么协定？首先做一必要的回顾。康熙将喀尔喀遣返原牧之说法是在1688年鄂罗会诺尔之战前，清使臣拜里、阿其图到达噶尔丹行营后，首次提出的；[92]
当阿喇尼1689年出使准噶尔谈判时噶尔丹重提此事，阿喇尼不仅没有否认，而且试问噶尔丹：“如若将归附圣上之众喀尔喀尽行遣出，在达赖喇嘛之处喀尔喀亦将遣出，汗尔处喀尔喀将如何为是？”噶尔丹答曰：“若将众喀尔喀尽行遣出，吾处喀尔喀亦将遣出”。[93]康熙确曾有过恢复喀尔喀独立地位之想法，但因清准双方都要为此失去既得利益，所以谁都没有认真对待，尤其是清廷很快放弃了上述主张。1690年六月，在乌尔会之战前，清使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商南多尔济向噶尔丹表示：“将交出哲布尊丹巴、赛音汗（土谢图汗——笔者注）二人”，并“出具印文”。[94]噶尔丹回答说：“如果是那样，我并没有违圣上指令，行恶之意”。[95]如前所述，这是缓兵之计；
乌兰布通之战后，清军统帅福全为了阻止噶尔丹撤走，便于剿灭，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在谈判中，吴、色二人又一次许诺将土、哲二人及喀尔喀部众交给噶尔丹。这是纯属为麻痹噶尔丹而采取的策略。噶尔丹为了阻止清军追击，以便赢得足够的撤退时间，立即作出回应，“跪于威灵佛前”，设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96]。《方略》、《实录》等清代官方史书把噶尔丹誓文均改写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使有关史料大为矛盾甚至混乱，给研究带来了麻烦。噶尔丹在根据吴丹、色尔济许诺，正准备索要喀尔喀的时候，怎么可能说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之语呢。我们不能把后来噶尔丹屡索喀尔喀，视为背叛誓言的行为。相反，他是根据清朝方面的允诺而作出的举措。尽管清朝出于某种动机和策略，但毕竟是给对方以口实。
五、旷日持久的争论与喀尔喀问题的解决
噶尔丹对清使的许诺紧追不放，极为认真，每次致信康熙时都要提到此事。噶尔丹在科布多的处境有所好转后，1693年初致信康熙，说“昔当济隆呼图克图、内大臣吴丹、色尔济之前跪告曰，请将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于所奏三言中以一言为定，逐出七旗归于故土，则皇帝覆育之蒙古再不为非矣。今亦不敢异于从前有所诳奏”，为遣返喀尔喀一事，提出交涉。康熙在复函中说：“尔誓书印文犹在，并无此等语。尔奏此言，与誓书原辞自相悖谬，且朕安集喀尔喀之事，已檄知达赖喇嘛并敕谕尔矣”，[97]否认噶尔丹所提之事，提醒噶尔丹对喀尔喀的企图是违背其誓言的行为，因为喀尔喀已经成为清朝的属民了。
噶尔丹却坚持认为清廷应当履行多年来所作出的承诺，并于1694年闰五月再次向清廷提出交涉，详细地陈述事情之原委：“岂我前者不明来文意指故错奏乎，抑不谙语言不识文字故复奏之语有错乎。我复奏词意想有不符已经陈奏外，今特将从前奏词，再一陈之。先是，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违命侵我，以致交恶。蒙皇上洪仁，先遣阿其图绰尔济、学士拜礼，后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商南多尔济诸喇嘛大臣为使，屡经公议，逐出七旗，使归故土。而索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后，商南多尔济又当济隆呼图克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前许畀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两人。又其后，内大臣吴丹、色尔济当济隆呼图克图前定议之时，亦如前奏，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两人，乞三言内定一言，将七旗发回故土，已有定议。我于济隆呼图克图之前，当内大臣吴丹之面，实亲闻此语，何可诳奏乎。此两次来文与前定议之言迥异。是以蒙皇上洪仁节次付托之事，不能遵旨而行，想所议之言，未经奏明之故。然皇上洪仁显微悉照，中间行人喇嘛、诺颜虽有隐讳，亦必洞见。乞仍照达赖喇嘛使人济隆呼图克图定议”。[98]可见，噶尔丹语气恳切，奏事清楚，说理透彻。康熙回复说：“想此乃小人欲自脱其身而为此言尔，果有此旨，岂有不授尔敕者乎。执来归之人以畀其仇可乎。敕谕甚明，何常不解尔奏内之言，即汝亦未常不解我之言。然皆乌兰布通战前之事，誓后不得复引以为辞”。[99]康熙的答复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仍旧将承诺责任推给使者，并把吴丹、色尔济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后达成的协议，硬说成乌兰布通之战前。在这一协议的前提下，噶尔丹才坚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而康熙却说“誓后不得复引以为辞”，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噶尔丹自然不会接受康熙的这种解释，继续向清廷表达自己的立场。1695年初，噶尔丹再次致函康熙说：“若得如前措置，请将喀尔喀七旗发回故土。哲布尊丹巴及土谢图汗二人仍照前三言内定一言之奏”，“总祈洪仁皇帝曲加恩宥，一如当济隆呼图克图之前与内大臣等定议之言，加惠，是望奏上更赐敕谕”。[100]噶尔丹毫无改变初衷，仍要求清朝履行诺言。康熙有点不耐烦了，用严厉的态度训斥噶尔丹说：“乃悖弃誓言，翻索喀尔喀定议已结之案，且藉口已殁之吴丹及败坏达赖喇嘛之道法之济隆呼图克图，奉朕谕伪为不知，巧饰诳奏。是尔违朕之旨，迷惑回子之教，坏宗喀巴与达赖喇嘛之法明甚”。[101]并未让噶尔丹使者入边即遣回。同年秋，噶尔丹又致函康熙，用恭顺的语气，驳回康熙对喀尔喀问题的主张，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及七旗喀尔喀之事，前经奏请，今乞准行”，[102]“济隆虽自身有过，但定议之事，仍乞准行”，[103]“吴丹身虽已故，然其存日曾与济隆呼图克图当面议定，乞如议行”。[104]噶尔丹义正词严，康熙无言以对。由于清朝屡次失策、失言，使自己陷入被动、不利地位。不久随着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准清旷日持久的喀尔喀问题大争论，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
噶尔丹在科布多休养数年后，其军事势力得到恢复。1695年五月，他又开始东征喀尔喀，行军至克鲁伦河之源的巴颜乌兰，环列扎营，准备过冬。噶尔丹深入喀尔喀后，康熙就重新谋划剿灭与他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这一强大敌手。鉴于“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易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诚非一朝系颈制命之寇”，[105]认为要剿灭噶尔丹除远征外，别无选择。当然，噶尔丹此次进驻克鲁伦，使康熙有了与之决战的机会，因为克鲁伦距北京不足2000里，而科布多则3000多里。
经过精心准备后，1696年二月，康熙亲帝领15万大军，北征噶尔丹。五月十三日昭莫多一战，歼敌兵2000余人，俘降2000人，[106]获牛2万余头、羊4万只以及辎重妻子多人，[107]取得了歼灭噶尔丹主力的重大胜利。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远遁至喀尔喀西部流窜。接着又连续两次亲征，对噶尔丹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包围，使其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结果噶尔丹迫于内外交困，1697年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木塔台病逝，是年54岁。准噶尔人对喀尔喀长达10年的统治随之宣告结束，清朝的边境线延伸到阿尔泰山，广袤的喀尔喀被并入清帝国版图。随着在漠南的喀尔喀人陆续返回漠北和蒙旗制度的广泛推行，清政府实现了对喀尔喀蒙古的有效管辖。从此，喀尔喀蒙古作为北疆的钢铁屏障（喀尔喀，意为屏障），对抵御沙俄入侵、保护北部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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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宝音德力根《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内乱》（蒙古文），《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②] [日]宫胁淳子《17世纪卫拉特与喀尔喀的争逐》，《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2期。
[③] 帕拉斯《蒙古民族史料汇编》，卷2，圣彼得堡，1776—1802年，第36页。转引自宫胁淳子《17世纪卫拉特与喀尔喀的争逐》，《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2期。
[④]《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98页；第1203页。
[⑤] 宝音德力根《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内乱》（蒙古文），《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⑥]《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庚子。
[⑦]《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
[⑧] 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四年档，全宗号2，编号113，第005—007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
[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
[⑩]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五年档，全宗号2，编号104，第0005—0006页。
[11] [法]张诚《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2]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六年档，全宗号02，编号36，第0025页。
[13]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六年档，全宗号02，编号36，第0022—0027页。
[14]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299页。
[15]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六年档，全宗号02，编号36，第0022—0036页；第0059—0063页。
[16] 张诚《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清代西人见闻录》，第107页。
[17]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四年档，全宗号2，编号47，第0023—0026页。
[1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
[19]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年代记》（蒙古编年使《宝贝念珠》），圣彼得堡，1883年版。转因自[苏]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38页。
[20]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年代记》（蒙古编年使《宝贝念珠》），圣彼得堡，1883年版。转因自[苏]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38页。
[2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据耶酥士张诚记载，首批南逃喀尔喀人于1688年7月中旬已到达汛界。参见《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五辑，第120页。
[22]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三年档，全宗号2，编号43，第0056—0061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四。
[23]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六年档，全宗号02，编号36，第0482—0490页。
[24]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六年档，全宗号02，编号36，第0445—0450页，第0461—0464页。
[25]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六年档，全宗号02，编号36，第0482—0490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
[26] 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2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28]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七年档，全宗号02，编号37，页码不清；《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
[2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
[30]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七年档，全宗号02，编号37，页码不清；《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1]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七年档，全宗号02，编号37，页码不清；《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38]《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皇朝藩部要略稿本》，卷三，《喀尔喀部要略一》，第47—48页。
[39]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060—0061页、第0110—0111页。
[40]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57—0360页。
[4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42]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127—0135页。
[43]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47—0350页。
[44]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第003—373页；康熙三十年档，全宗号2，编号36，第00001—00186页。
[45]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第078—097页。关于喀尔喀难民救济问题不是本文主要探讨范围，可根据丰富的档案史料，另行专题研究。
[4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4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48]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077—0086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4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50]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297页。
[51]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1页。
[52]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5页。
[53]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02页。
[54]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5页。
[55]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02页。
[56]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4页。
[57]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6页。
[58]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8页。
[59]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9页。
[60]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20页。
[61]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22页。
[62]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24页。
[63]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29—0333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64]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29—0332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65]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29—0333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66]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29—0333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67]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329—0333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
[6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6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7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71]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第206—207页。
[72]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第206—208页。
[73]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第206—208页。
[74]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第206—208页。
[75]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三年档，全宗号2，编号43，第0056—0058页。
[76]《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内阁蒙古堂满文档》，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癸酉项和《清圣祖朝实录》，康熙二十九年八月癸酉项，把原文篡改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
[7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7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7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
[8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九。
[81] 康熙《汇宗寺碑文》。
[82] 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王思治主编《康熙朝分卷》上，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8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
[8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
[85]《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五辑，第182页。
[8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
[87]《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六月乙卯朔。
[8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
[8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二。
[90]《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五月戊子。
[9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
[9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四。
[93]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八年档，全宗号2，编号30，第0296—0315页。
[94]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二年档，全宗号2，编号42，第00101—00105页。
[95] 蒙古堂档，康熙二十九年档，全宗号2，编号35，第206—207页。
[96]《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内阁蒙古堂满文档》，第164页。
[97]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二年档，全宗号2，编号42，第00158—00164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三。
[98]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三年档，全宗号2，编号43，第0056—0061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四。
[99]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三年档，全宗号2，编号43，第0076—0078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四。
[100]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四年档，全宗号02，编号05，第00009—00013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五。
[101]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四年档，全宗号02，编号05，第00133—00138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五。
[102]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四年档，全宗号02，编号05，第00295—00298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五。
[103]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四年档，全宗号02，编号05，第00295—00298页。
[104]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四年档，全宗号02，编号05，第00295—00298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五。
[10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十六。
[106] 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五年档，全宗号2，编号50，第237—239页；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七年档，全宗号2，编号53，第00037—00047页。
[10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