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吴元丰：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准噶尔-吴元丰：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吴元丰：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第81—87页
作者简介：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摘要：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200余万件清代满文档案中,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有关清代新疆的历史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对这部分满文档案的由来、特点、种类、内容、整理、出版及其价值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清代　新疆　满文档案　准噶尔　土尔扈特　奏折　档簿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主要保存有明清两代中央国家机关的公文档案,共计1000余万件,绝大部分是清代档案。其中满文档案200余万件,也有一部分蒙古文、藏文、托忒文、察合台文等民族文字档案。在清代满文档案中,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有关新疆的历史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的由来及其特点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政权,在职官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中央各机构中一般都分设满汉额缺。起初,同一官职的满汉缺的品级、职权都有差别,后虽然有改变,但满洲官员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和特权。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轻则训饬,重者治罪。与此相适应,相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因此,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对其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十分重视,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中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进行保管。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统一天山南北,接着开始在全疆各地建立其统治机构,选派官员行使主权。驻防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等官员,一般都从中央各部院及京城八旗官员内选派,定期轮换,而且多为满族或蒙古官员,他们多用满文书写公文,向皇帝请示汇报。皇帝也用满文撰写谕旨,颁给有关官员。另外,新疆的驻防官员与中央各部院之间的来往公文,也多用满文书写。因此,在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满文公文档案中就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新疆历史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有关新疆历史的满文档案特点如下:一是档案的形成时间长,从清入关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十朝,长达260余年。二是档案的数量大,大致估算,约有十几万件,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的档案居多,嘉庆朝以后,汉文档案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满文档案所占比例则越来越小。三是档案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四是档案的保存较为分散,除一部分专题档案外,绝大部分新疆历史的满文档案分散在各全宗和各种文种的档案内,查找利用多有不便。
二、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的种类及其内容
清代新疆历史的满文档案,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臣工呈进的题本、奏折、揭贴、表、笺、启,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以及作为公文附件的各种册、单、图等。现按档案形成和保存的基本特点,对涉及新疆历史的主要几项档案分类进行介绍。
第一类,奏折。
1·朱批奏折,是皇帝用朱笔批阅过的奏折。奏折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的重要文书之一。地方官员书写的奏折,装入皇帝赏给的专用奏匣,经上锁加封后,通过驿站或委派专差,送到紫禁城内的内奏事处,而后由内奏事处转呈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批阅奏折,故称为“朱批奏折”。奏折作为公文使用,始于康熙年间。当时,朱批奏折都发还给呈进奏折的官员。雍正登极后,特颁谕旨,令全国各级官员缴回所有康熙帝和自己批阅的奏折。从此,缴回朱批奏折成为一项定制。凡呈进奏折的官员,定期将朱批奏折缴回,集中存放在皇宫内。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朱批奏折,属宫中全宗,共2684包、1787卷,约计10余万件。起止时间为康熙至光绪年间。
2·录副奏折,是军机处照朱批奏折抄录的奏折。军机处是清代办理军机事务处之简称,雍正八年(1792年)设立,宣统三年(1911年)撤销。军机处作为中枢机关,每天都承接处理大量的各种公文,其中多为朱批奏折。凡经皇帝批阅的奏折,均交给军机处处理。军机处将朱批奏折发送各该具奏官员之前,除请安折外,均照抄一份留存,称之为“录副奏折”。因将录副奏折按月打包归档备查,故又名“月折包”。乾隆中期以前的满文月折包分“军务包”和“寻常包”。当时,在西北与准噶尔战事频繁,来往文件较多。为了便于日后查考,将有关西北军务的文件集中起来,按月打包,称之为“军务包”。与此同时,将其他普通公务的文件也集中起来,按月打包,称之为“寻常包”。乾隆中期西北战事结束后,不再分“军务包”和“寻常包”。但遇有重大事件时,还将有关文件集中起来,视其数量之多寡,一月或若干月为一包,并用汉文注明名称。如有关土尔扈特东归的文件,注明“土尔扈特档”。月折包内的文件,按朱批时间排序,在每份奏折的首扣上都有满文摘由,查找方便。录副奏折虽然是朱批奏折的抄件,但利用和研究价值高于朱批奏折。军机处抄录朱批奏折时,只抄录奏折,不抄录随折呈进的各种附件,而将附件直接随录副奏折归档存查。因此,在朱批奏折内往往查不到随进的附件。这些附件,不仅仅是对正件内容的补充,而且有些附件内容不在正文里反映。此外,录副奏折与朱批奏折比较,还有一个特点,朱批奏折只有具折时间,而录副奏折除具折时间外,还有朱批时间。对研究某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准确地掌握具折和朱批时间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统计,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文件共180893件,其中涉及新疆的有63682件,占整个满文月折包内文件总数的三分之一。满文月折包内文件的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911年),时间跨度长达181年。
第二类,按编年体抄录的档簿。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为了更好地保存档案文件,往往将重要的公文,按编年体逐件抄录成册,进行妥善保管。因此,在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内,有大量的按编年体抄录的档簿。这些档簿书写工整,保存完好,查阅极为方便。
1·月折档,是军机处按编年体汇抄录副奏折及其附件而成的档簿。封面上用满文书写题名《wesimbuhe bukdari i dangse》,汉译为《奏折档》,但因按月装订成册,通常称《月折档》。现存满文月折档,起自雍正八年,止于宣统三年,共计2480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的月折档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成册,并在封面上用满文分别写明“coohainashūn ibaita”和“ani jergi baita”,汉译为“军机事务”和“寻常事务”。前者集中抄录有关军务方面的文书,后者则集中抄录有关庶务方面的文书。所抄奏折,绝大部分用满文书写,极少一部分是满汉合璧其附件也有一部分用汉文书写。
2·议复档,是按编年体汇抄军机大臣遵旨议奏和办理公务过程中呈进奏折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按一定的厚度装订成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现存议复档,起自雍正八年(1730年),止于宣统二年(1910年),现存小本292册、大本439册。
3·上谕档,是军机处按编年体汇抄明发上谕而成的档簿。明发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经皇帝审阅后通过内阁颁发的上谕。在转交内阁颁发之前,军机处均抄录存档,按一定的厚度装订成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前分“军务”和“寻常”两项装订。现存小本386册,起自雍正九年(1731年),止于宣统二年(1910年);大本615册,起自雍正八年(1730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
4·寄信档,是军机处按编年体汇抄寄信上谕而成的档簿。寄信系寄信上谕的简称,又称“寄谕”、“字寄”、“廷寄”。寄信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经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之名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在发出之前,军机处逐件抄录存档,按一定的厚度装订成册。现存小本93册,起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止于光绪七年(1881年);大本228册,起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止于同治元年(1862年)。议复档、上谕档、寄信档均分大小两种文本,小本系原始抄录者,封面上用汉文书写题名;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录而成者,封面用满文书写题名。
在上述两类6种档案内,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新疆史料,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可谓包罗万象,时间跨度也很长。主要反映职官、军务、民政、民族、宗教、司法、财政、农业、牧业、交通、矿产、工程、贸易、货币、文化、卫生、地理、气象、灾荒和外交等方面情况。
第三类,按纪事本末体抄录的档簿。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在处理公文过程中,不仅将重要的公文,按编年体汇抄成册,而且将有关重大事件的公文,按纪事本末体汇抄成册。这种按纪事本末体抄录的档簿,又称“专档”或“专题档”,在军机处档案内比较多见,其中涉及新疆历史的专题档也不少。
1·准噶尔档,是军机处汇抄有关出兵征战准噶尔及准噶尔部首领派人赴西藏熬茶事宜的上谕、奏折而成的档簿。在现存7册内,雍正九年、十年(1731、1732年) 4册档抄录的公文, 均系上谕,集中反映雍正帝调兵遣将击败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军队的情况。乾隆十三年(1748年) 3册档抄录的公文,均系驻藏大臣索拜、理藩院侍郎玉保及军机大臣傅恒之奏折,集中反映准噶尔部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派人进藏,为其父噶尔丹策凌去世拜佛熬茶,事毕起程返回,以及清朝委派官兵护送等情况。
2·北路军务档,是军机处汇抄有关北路军务上谕和咨文而成的档簿。在现存31册内,雍正九年(1731年)档29册,雍正十一年(1733年)档2册,无雍正十年(1732年)档。雍正九年档抄录的公文,大部分是上谕,少部分是军机处咨文,集中反映雍正帝调兵遣将击败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以及军机处处理北路军营公文等情况。雍正十一年档抄录的公文,都是军机处咨文,内容主要反映北路军营公文处理情况。
3·夷使档,是军机处汇抄有关准噶尔部使节事宜的上谕、寄信、奏折、奏书、咨文等文书而成的档簿。分大小两种文本,小本系原始抄录而成者,大本系后来照小本抄录而成者,共计18册,起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止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和准噶尔部之间,除战争外,还有和平交往。该档就集中反映准噶尔部首领数次派遣使节进京和谈、到雍和宫拜佛熬茶、在肃州等地开市贸易,以及清朝委派官兵接待安顿、提供给养、来往护送和在京筵宴赏赐等情况。
4·熬茶档,是军机处汇抄有关准噶尔部派人赴西藏熬茶事宜的上谕、寄信、奏折、奏书、咨文等文书而成的档簿。该档现存7册,内容重复的有3册,集中反映乾隆六年至乾隆十三年(1741~1748年)间准噶尔部首领派人赴西藏拜佛熬茶、沿途贸易及清朝委派官兵接待安顿、提供给养、来往护送等情况。
5·土尔扈特档,是军机处抄录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及其安置事宜的上谕、寄信、奏折、赏单等文书而成的档簿。分大小两种文本,小本系原始抄录者,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录而成者,两者内容相同。土尔扈特系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天山北部塔尔巴哈台附近雅尔地方。明末清初,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驻牧。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领部众东归故土,清廷妥善安置。该档现存24册,集中反映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1771~1772年)间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及清朝委派官兵迎接、调拨物资接济、分地安置、设置盟旗、补放官员,以及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人奉旨赴承德朝觐、乾隆帝接见筵宴赏赐等情况。
6·哈萨克档,是抄录有关哈萨克事宜谕旨、敕书、奏折、赏单及哈萨克汗等奏书而成的档簿。其中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和五十六年(1791年)的4册档案,系军机处汇抄者,主要反映哈萨克汗等先后派遣使臣进京朝觐及筵宴赏赐等情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1册档案,则系伊犁将军造送者,钤盖伊犁将军之印,主要记载哈萨克汗王公的封爵名称、承袭日期及其子弟进京朝觐受赏等情况。
7·年班来京回番档、回子土司郭尔喀档、回子伯克档,此三种档册,虽然名称不一,但记载的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是抄录接待年班来京朝觐的新疆伯克、四川土司、郭尔喀使臣等人员的有关奏折、上谕、贡单、赏单等文件而成的档簿。清朝因地制宜,对不同民族居住地区推行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在新疆回疆地区施行伯克制,挑选当地人为伯克,负责管理当地行政事务;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施行土司制度,挑选该地方少数民族担任土司,负责管理当地行政事务。同时,制定年班朝觐制度。伯克、土司等少数民族官员按年轮班进京朝觐,接受皇帝的接见、筵宴和赏赐。年班来京回番档10册,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四年(1748 ~1819年);回子土司郭尔喀档5册,起止时间为道光二年至光绪十六年(1822~1890年);回子伯克档4册,起止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元年(1842~1851年)。在这三种档册内,记载新疆各地伯克年班进京朝觐者名称、进贡物品、筵宴赏赐等情况。
8·新疆档,是军机处记载新疆各地驻防官员履历等情况的档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地方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军政事务。在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哈密、哈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及和阗等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员,分管各地区军政事务。该档主要反映派驻新疆各地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帮办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员姓名、旗籍、年龄、升迁调补及是否携带家眷等情况。现存40册,起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
除以上介绍的各类各项档案外,在内阁全宗的礼科题本、礼科史书、蒙古堂档、内务府奏销档、奏案等档案内,也有新疆史料,恕不一一介绍。
三、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的整理出版及其价值
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工作,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专门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人员仅有数人,只能开展一般性的整理和少量的翻译工作。6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班,培养满文人才。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只招收3位学员到档案馆工作。加上原在档案馆的4人,共计7人。至此,才着手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并翻译俄罗斯档和有关地震档案。至70年代中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从北京、新疆、黑龙江招收21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进行培养。同时,调来6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分配到外地的几位专业人员,到档案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满文干部培训班21名学员毕业后,全部留在档案馆工作。使满文档案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全面开展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和翻译出版工作,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目前,有关新疆历史的满文档案,无论是奏折类档案,还是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抄录的簿册类档案,经过初步整理,均已“有目可查,有规可循”。但是,大部分档案没有内容目录,只有顺序目录,要按问题、人物、地区查找利用,仍需将有关档案逐件逐页翻阅,既费时间,又耗人力。这些满文档案,有必要进一步加工整理和着录编目。相对而言,有关新疆的专档,即指按纪事本末体抄录的簿册类档案,查找利用比较方便。另外,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是整理编目基础较好的档案。现已完成所有18万件录副奏折的文件级卡片式着录工作,形成着录卡片近16万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利用满文录副奏折着录卡片,编辑《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共收录档案条目12万余条,共计900万字,精装1册, 1999年4月由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该目录按地区分类,其中第六册至第十一册,共计6册,都是新疆地区的档案条目,近6万条,占整个目录的二分之一。
满文档案不同于汉文档案,通晓满文并且能直接利用满文档案者寥寥无几,客观现实需要满文档案工作者不仅整理好档案,而且要翻译出版档案。因此,满文档案工作者除整理编目外,一直重视编译出版工作。目前业已出版或待出版的有关新疆历史的满文档案,共有6种:
1·《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 1册, 21万字, 1988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选译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年)间土尔扈特档和月折档内奏折、上谕等145件而成,集中反映蒙古土尔扈特部众东归初期,清政府委派官兵接应、筹划安置事宜、调拨物品接济、分设官员、拨地驻牧,以及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首领赴承德朝觐和接受封赏等情况。当年编译此书时,由于诸多原因,辑录的档案极其有限,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内总量约3800件有关土尔扈特档案比较,只是冰山一角。
2·《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编译, 1册, 40万字, 1994年4月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出版。本书辑录翻译的有关满文档案490件,其中正件333件,附件157件。所有辑录翻译的档案,皆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寄信档、议复档,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至六十年(1760~1795年)。其内容主要反映清政府将察哈尔蒙古官兵移驻新疆的决策过程、察哈尔蒙古官兵携眷移驻、抵达后安置在博尔塔拉河流域、设营编旗、驻卡巡边、牧放官畜,以及乾隆年间察哈尔营官员任免等情况。在当年编译此书时,由于出版字数所限,只选译了乾隆年间的大部分有关档案,其余未选译的档案,逐件摘译标题,编成目录附于书后,以便读者参考。
3·《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写委员会编译, 1册, 90万字, 2004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既收录《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所选档案,又辑录前书所有未曾选录的档案,共计1483件,其中正件925件,附件558件,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寄信档、议复档等,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1760~1911年)。其内容除《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反映的事务外,还包括开垦种田、与邻近民族关系,以及察哈尔营官员的升迁调补、考核引见、纠参处分等情况。
4·《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编译, 3册, 418万字(包括汉译文37万字), 2009年10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为满汉文合集,前一部分为满文原件,后一部分为汉文译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18册满文“夷使档”,经详加核对,剔除其中内容重复的4册,选录14册,包含608件奏折、上谕、咨文、呈文等公文,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1734~1754年)。其内容主要反映,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等数次派遣使团,赴京朝觐纳贡、和谈划界、到肃州等地贸易,赴西宁、拉萨等地熬茶,以及清廷委派官兵迎接护送、设宴赏赉等情况。
5·《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 4册,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为满汉文合集,前一部分为满文原件,后一部分为汉文译文(20万字)。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7册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经详加核对,剔除其中内容重复的3册,选录4册,包含231件奏折、上谕、咨文、呈文、信札及各种清单等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1740年)五月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其内容主要反映,准噶尔部首领三次以不同理由经奏准遣使赴藏熬茶、沿途贸易,以及清廷委派官兵迎接护送等事宜。第一次是噶尔丹策零以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需作佛事为由,向乾隆帝奏请准许遣使入藏,以便向已故班禅额尔德尼进献布施;第二次是噶尔丹策零以其父策旺阿喇布坦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第三次是准噶尔部新袭首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其父噶尔丹策零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在三次熬茶过程中,第一次半道由西宁返回,只有后两次到达西藏,完成其熬茶使命。
6·《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辑, 283册,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汇编采用编年体例,满文原件影印,双栏排版,逐件撰写汉文摘要,编制目录,分置于各册,便于查阅。收录所有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涉及新疆事宜的录副奏折、上谕、寄信、札付、咨文、呈文以及随奏折呈进的履历、口供、清册、清单等附件,约计6万余件,录副奏折占绝大多数,起自雍正八年(1730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时间跨度长达181年。主要反映清代新疆职官、军事、民政、民族、宗教、司法、财政、农业、牧业、矿产、贸易、货币、文化、卫生、荒灾、地理、气象、交通、工程和外交等方面情况。
另外,在编译出版的其他满文档案内,还包含一部分新疆史料。《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收录翻译朱批满文奏折4297件,包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所有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270万字, 199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收录翻译满文朱批奏折5434件,也包括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所有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共计469万字, 1998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这两种编年体档案汇编内,就有一定数量的新疆史料。1989年7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锡伯族档案史料》内,集中收录翻译乾隆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763~1911年)间有关锡伯官兵携眷移驻新疆伊犁以及开垦戍边等方面档案200余件,约计30余万字。1994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内,也集中收录翻译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78~1779年)间有关新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案档案近100件,共计8万字。2006年、2007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二),在所辑526件档案内绝大部分为满文录副奏折,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哈萨克赴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贸易,伊犁将军等委派官兵巡查哈萨克游牧地界,以及护送哈萨克使节等方面史料。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要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从史料的发掘、收集和整理着手,这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程序和规律。清代满文档案是清朝国家机关在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这是其他文献史料都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有关新疆历史的满文档案,先前虽选编出版了一些专题性史料,为相关历史的研究提供新史料,但因诸多原因,绝大部分档案一直没有正式公布。现将《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启动的“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的子课题,动用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以“存真”为目标,采用原件影印方式,比较全面系统地出版有关新疆历史的满文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此大量的清代新疆满文档案首次出版公布,必将对新疆通史、清代通史、满学以及西北边疆的民族、宗教、驻防八旗、绿营兵、移民、屯垦、贸易、货币等专门史的研究,提供极其丰富系统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从而推动相关学科的基础建设,促进相关学科深入系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