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与《皇朝藩部要略》之关系考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准噶尔-《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与《皇朝藩部要略》之关系考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与《皇朝藩部要略》之关系考述

《皇朝藩部要略》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底册”现在已成为学术界共识，[1]但《皇朝藩部要略》究竟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全部内容的“底册”还是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的“底册”呢？若只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一部分内容的底册，那么是哪一部分呢？国史馆纂写国史是不是都有“底册”呢？另外，《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与其“底册”即《皇朝藩部要略》到底形成于哪一年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讨。
乾隆时期，边疆底定，国家初安，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即如何纳入到中国王朝的谱系中去。在17、18世纪的中国，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已不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而代之以“大一统”为统绪合法性的评判标准。[2]因此，清高宗曾云:“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3]。但是要使这“得天下最正”的观念深入人心，还要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来实现，即以官方的历史书写为标准来整合、甚或是取代人们传统的“夷夏”观念，以“大一统”的评判标准来确立其统治的“正统”地位。修《四库全书》、开国史馆即是把“民间的历史书写收束为一种比较纯正的官方历史书写”。而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洲统治者来说，其不但要维护以往汉族王朝统治的延续性，包括礼仪、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延续性，还要维持满人自己文化的认同关系。[4]对诸如蒙古族等边疆地区的“失语”群体来说，纂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不但是清廷歌功颂德之举，更是以官方的“历史书写”的方式，以一种汉族士大夫认可的中原王朝居高临下的姿态，把清朝对蒙古、新疆、西藏的统治既成事实化、合法化，从而淡化自己异族的身份。
一、《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纂修过程及成书时间
乾隆四十四年（1779）七月二十九日，乾隆帝谕：
“我国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区，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中外一家，远迈前古。在太祖、太宗时，其抒诚效顺，建立丰功者固不乏人，而皇祖、皇考及朕御极以来，蒙古王公等之宣猷奏绩，着有崇勋者亦指不胜屈，因念伊等各有军功事实，若不为之追阐成劳，裒辑传示，非奖勋猷而昭来许之道。着交国史馆会同理藩院，将各蒙古扎萨克事迹谱系，详悉采订，以一部落为一表传，其有事实显着之王公等，即于部落表传后，每人立一专传，则凡建功之端委，传派之亲疏，皆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该总裁大臣等，即选派纂修各员，详慎编辑，以清、汉、蒙古字三体合缮成帙，陆续进呈，候朕阅定成书后，即同宗室王公表传，以汉字录入四库全书，用垂久远。其各部落，并将所部之表传、专传，以三体合书，颁给一册，俾其子孙益知观感奋励，副朕推恩念旧至意。” [5]而这一上谕发出之时，正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启程准备在次年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寿庆之际，乾隆皇帝准备安排蒙古、新疆等王公贵族同来陛见，“或许受到这种欢乐气氛的感染”，乾隆就由内阁颁发上谕敕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在第二天，又考虑到在平定回部过程中，回人实心效力，[6]
“在军营宣力勤劳，业已晋封王、贝勒、贝子亦复不少，理宜一体施恩，纂立表传，着交该部查明伊等内实心效力克奏军功者，会同国史馆与蒙古王公一体纂立表传，宣谕以示朕优恤回臣一体之意。” [7]
因此，《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主要强调的是“我国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区，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中外一家，远迈前古”，即清王朝实现其“大一统”的丰功伟绩及其对“外藩”统治的合法性。并且盛世修国史，继往并开来，以示对有功之臣的缅怀，使其“子孙益知观感奋励，副朕推恩念旧至意。”
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间，国史馆就在为纂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搜集资料并召集翻译、校对、誊录等人员。[8]到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国史馆总裁阿桂奏：
“遵旨会同理藩院承修《蒙古回部功绩王公表传》，行据理藩院咨送扎萨克各部落谱系、事迹到馆，督令纂修官各员详慎编辑，谨将纂就内扎萨克科尔沁王公表一篇、总档[9]一篇，奥巴、巴达礼、沙津传各一篇遵旨缮写汉本恭呈御览，伏祈皇上训示，所有清文、蒙古文俟钦定汉文后另行缮写正本，陆续进呈。”[10]
由此可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按部落及每部落的显赫有功之人分别立传，纂修完毕后陆续进呈的。首先纂写汉文《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待汉文钦定后，再先后译成满文和蒙古文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乾隆四十六（1781）年六月二十四日将满文的科尔沁王公表一篇、总传一篇，奥巴、巴达礼、沙津传各一篇进呈；[11]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进呈蒙古文本。[12]而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还陆续进呈了科尔沁部满珠习礼、武克善[13]、色布腾巴尔珠尔、奇塔特、绰尔济、喇什、乌尔呼玛尔[14]、图纳赫、噶尔弼等人列传汉文本[15]与满文本[16]；科尔沁部之布达奇、洪果尔、栋果尔、色布腾多尔济、喇嘛什希等人列传汉文本[17]与满文本[18]；杜尔伯特部王公表一篇、总传一篇，色棱列传一篇；扎赉特部王公表一篇、总传一篇，蒙衮列传一篇；郭尔罗斯部王公表一篇、总传一篇，布木巴、毕里衮鄂齐尔、顾穆[19]列传各一篇汉文本[20]。因此，若每部、每人的汉文、满文、蒙文的列传各算一篇的话，这一年来国史馆共进呈了54篇表传。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祁韵士“充国史馆纂修官”，接手原纂修官管干贞纂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21]我们无法确知祁韵士是几月份到馆接手的，但至少可以知道，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的54篇表传不是他纂修的，这也暗合了他在自订《年谱》里说的管干贞“纂传数篇，奉差离馆”的事实。由此可以推断，在作为《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底册的《皇朝藩部要略》中，科尔沁部、杜尔伯特部、扎赉特部、郭尔罗斯部等部落史实并不是祁韵士撰写的。我们还可以获知，作为“底册”，《皇朝藩部要略》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随着《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进度，一点一点地完成的。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是有限期的。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二十八日内阁抄出福隆安奏折云：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奏二十六日奉旨，《兰州纪略》、《皇朝通典》、《开国方略》、《宗室王公表传》、《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等都规定了办竣限期，而《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规定是：“已进过四卷，未进约二十八卷，计期于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22]看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原来计划只修32卷，[23]是后来成书时120卷的近四分之一。但是随着增纂内容的增多，在原来的限期内不可能完成任务，于是一次次要求展限。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饬国史馆诸臣将乾隆四十年以前《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速为纂办，勒限五年，陆续进呈。[24]那么，《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在五年之后也就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必须纂修完毕。
从档案看，《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在乾隆帝限定期限后，馆臣就加快了纂修步伐，此书从乾隆四十四年纂修，
“自四十五年十一月进书起，内扎萨克汉字正本于四十九年十一月进完；外扎萨克及回部等汉字正本于五十二年二月进完；内扎萨克清字正本于五十一年闰七月进完；外扎萨克及回部等清字正本于本年（即乾隆五十三年——引者注）二月进完；其蒙古字内扎萨克表传正本亦于五十一年十二月进完；蒙古字外扎萨克及回部等表传正本共七单一律完竣，现已进过二单。统计全书共三百六十卷。”[25]
总之，此书是“乾隆五十三年告竣，随接办三体画一表传于六十年告竣。”[26]此处所说五十三年（1788）告竣系指《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汉字本进呈完毕，到蒙古字进呈完毕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二十六日。[27]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底，《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写入四库全书空函，其校阅工作才完成。[28]因此，四库全书本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所叙历史就是到乾隆五十三年截止，乾隆六十年告竣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后收入武英殿本。那么，《皇朝藩部要略》作为其“底册”的成书时间应该在乾隆五十三年《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汉文本进程完毕时。[29]
二、《皇朝藩部要略》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关系
《皇朝藩部要略》应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关于各部落总传的稿本。阿桂、嵇璜、和珅、彭元瑞等奏乾隆元年至四十年《满汉臣工表传》事时云：
“移取内阁所储上谕档、奏折档、丝纶薄，军机处所储廷寄议覆及奏折各项约计年月事件，公同酌议，档册既繁，又须查阅红本，若仍以一人一事，逐日遍查翻阅疲繁，始成一传，必致稽延时日，……如仿宋臣司马光、李焘长编之法，先办史料，事备而文已成，将四十年中事迹详细检阅，有关立传者摘叙事由，汇为总档，并将档内人名另为总册，以年为经，以人为纬，两项既就，如纂某人之传，按其事在某年查取即得，不须泛查各项，而经办人员既已熟悉事实因由，易于成传，亦不致以查核未遍，稽延岁时，似属先难后易径捷之法。”[30]
这个奏议后成为定制，推广到国史馆的各个纂修工程中，并在以后国史馆的文化工程中得以继承。[31]但是纂修史书，先办史料，汇为档册这一制度，并不是从此奏折上奏时日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起，而是在纂修官书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形成的经验。据庄吉发先生云，此长编总档清本从乾隆元年秋季就开始了。总档是国史馆长编处咨取内阁、军机处的上谕、外纪、丝纶、廷寄、月折、议覆、剿捕等档案，分别摘叙汇抄成编。而长编总册则是总档的目录，亦即人名索引。国史馆汇辑列传长编，先修底本，由供事摘叙各档事由，朱批全录，故又称为摘叙本。摘叙本由协修官或纂修官汇辑，并初校后，复经提调官覆辑或覆校，间亦由校阅官详校，然后改缮清本。[32]我仔细地核对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和《皇朝藩部要略》的内容，发现《皇朝藩部要略》既不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总档，也不是总册，更不是摘叙本，而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关于各部落总传的稿本，即所谓“底册”。各部落总传基本上是在《皇朝藩部要略》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西藏总传》为例，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除有删节外，其他内容与《皇朝藩部要略》中《西藏要略》雷同，兹列表如下[33]：年份 书名《皇朝藩部要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总叙除《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改变几个字，如把“西尔奔”改为“沙尔奔”、“宗奔”改为“绥奔”、“巴罕昭”改为“巴噶昭”、“根敦珠巴”改为“根敦扎布”外，其它内容一致。崇德二年至康熙十四年除《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把“达赖喇嘛请市茶北胜州”改为“达赖喇嘛请互市茶马于北胜州”，以及把“三噶尔玛地”改为“桑噶尔玛地”外，其它各处基本一致。康熙二十二年至雍正五年两书内容完全一致。雍正六年上悯康济鼐无嗣，诏追授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为一等台吉，长子噶巴纳木扎勒色布腾袭爵，赏孔雀翎，诏徙达赖喇嘛居里塘。索诺木达尔扎代达赖喇嘛来朝，奉表贡物，赐珊瑚顶，双眼孔雀翎。复谕曰：“索诺木达尔扎训示达赖喇嘛学习经典，保护多方西藏诸务，毫不干预，甚属可嘉，着封为辅国公。”删此段135字，其它内容一致。雍正七年、八年七年，达赖喇嘛至里塘，诏建噶达寺居之。上以准噶尔觐唐古特，遣兵往讨。谕曰：“策妄阿喇布坦假黄教为名，潜兵入藏，无故杀拉藏汗，遣使往讨，复敢阻兵抗命，其后策妄阿喇布坦身故，子噶尔丹策凌遣使至，奏称，欲使众生乐业，黄教振兴，噶尔丹策凌不过一微末台吉，此岂伊应出语耶？且西藏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济恶同谋，皆以准噶尔邻伊地，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系伊等姻戚，彼此相依，窘迫时必往投之。颇罗鼐勇往直前，截贼去路，阿尔布巴等未得前进，辄被擒。准噶尔若仍留游牧，将来青海及西藏地必受其害，此朕所熟思而审处者也。”
八年，僧格偕颇罗鼐以兵千五百〔屯〕腾格里诺尔。(防准噶尔)以(唐古特人)〔颇罗鼐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防准噶尔贼，保唐古特，诏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珠尔默特策布登颇罗鼐子)。七年，遣兵讨准噶尔。谕曰：“策妄阿喇布坦假黄教为名，潜兵入藏，无故杀拉藏汗，遣使往讨，复敢阻兵抗命，其后策妄阿喇布坦身故，子噶尔丹策凌遣使至，奏称，欲使众生乐业，黄教振兴，噶尔丹策凌不过一微末台吉，此岂伊应出语耶？且西藏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济恶同谋，皆以准噶尔邻伊地，青海叛贼罗卜藏丹津系伊等姻戚，彼此相依，窘迫时必往投之。颇罗鼐勇往直前，截贼去路，阿尔布巴等未得前进，辄被擒。准噶尔若仍留游牧，将来青海及西藏地必受其害，此朕所熟思而审处者也。”
明年僧格偕颇罗鼐以兵千五百屯腾格里诺尔防准噶尔。雍正九年九年，一等台吉噶巴纳木扎勒色布腾表谢恩，献方物。谕曰：“前以喀锡鼐色布登喇什阵亡阿里，经颇罗鼐奏请特赠一等台吉，其子噶锡巴纳木扎勒色布腾〔袭〕之。迩闻为国效力，办理事务亦善，且为康济鼐兄子，康济鼐宣力有年，抒诚报效，始终不懈，并无子嗣，着将噶锡巴纳木扎勒色布腾格外施恩，封授辅国公，世袭罔替。”寻授噶卜伦。布噜克巴部诺颜琳臣齐垒喇布济、喇嘛扎尔西里布鲁克顾济、噶碧栋噜布等纳贡。谕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无分中外。乃者附近帕尔城之布噜克巴人等，起衅构兵，互相仇杀，联闻之甚不忍。颇罗鼐仰体朕意，与班禅喇嘛遣使往谕朝廷恩德，布噜克巴人等感悟息争，敬顺无违，且请施恩训诲，朕甚嘉悦，嗣此恪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释教，祗奉恩纶，联自益加优眷。”九年，布噜克巴部诺颜琳臣齐垒喇布济、喇嘛扎色里布鲁克顾济、噶碧栋噜布等纳贡。谕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无分中外。乃者附近帕尔城之布噜克巴人等，起衅构兵，互相仇杀，朕闻之甚不忍。颇罗鼐仰体朕意，与班禅喇嘛遣使往谕朝廷恩德，布噜克巴人等感悟，息争，敬顺无违，且请施恩训诲，朕甚嘉悦，嗣此恪守疆界，共相和睦，永遵释教，祗奉恩纶，联自益加优眷。”雍正十年、十一年两书内容一致。雍正十三年十三年，辅国公索诺木达尔扎从达赖喇嘛归藏。无此内容。乾隆元年至四年两书内容一致。乾隆五年五年，扎萨克一等台吉车臣哈什哈卒，弟齐旺多尔济袭。无此内容。乾隆八年两书内容一致。乾隆九年、十年九年，准噶尔使自藏归。珠尔默特策布登、班第达、齐旺多尔济以协颇罗鼐理准噶尔煎茶务，并赐币奖。珠尔默特策布登会病足，自阿里归藏。是年，辅国公索诺木达尔扎卒。谕曰：“索诺木达尔扎系达赖喇嘛父，皇考加恩达赖喇嘛，特予封爵，伊亦深感皇考恩，行走谨慎，历一十有余年，着加恩令伊子恭格丹津仍袭辅国公爵，以示优眷。”
十年，诏驻藏大臣三年一代。扎萨克一等台吉齐旺多尔济卒，驻藏副都统傅清等奏，颇罗鼐请以诺颜和硕齐子旺对袭。谕曰：“伊系举家受恩之人，令其办理诸务，自为有益，诺颜和硕齐受国厚恩，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伊弟相继承袭，亦各奋勉效力。今齐旺多尔济病故，着照所请，以其兄诺颜和硕齐子旺对承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诏驻藏大臣三年一代。乾隆十一年两书内容一致。乾隆十二年(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疾痊，驻藏副都统傅清等请遣屯阿里克汛，允之。准噶尔使再入藏煎茶，驻藏副都统傅清等遣车棱旺扎勒以喀拉乌苏兵三百监之，遣旺对领兵设汛阿哈雅克阿里克路，班第达协颇罗鼐总理诸务。删此97字，余同。乾隆十三年、十四年十三年，准噶尔使自藏归，诸噶卜伦并赐币奖，诏授班第达兄噶锡巴纳木扎勒色布腾子巴桑车凌为一等台吉。谕曰：“昆弟子姓，世受国恩，嗣益勉无怠。”初，郡王颇罗鼐以女妻班第达，颇罗鼐卒，班第达察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有逆志，不之附，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恶之，夺其(奴子)〔孥〕。
十四年，驻藏副都统纪山劾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妄〕戾，请檄珠尔默特策布登至协理藏务，上不允。谕纪山善导之，勿露防范迹。已而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珠尔默特策布登发阿里兵将扰藏告，盖计陷之也。敕谕珠尔默特策布登尔父子昆弟受朕恩深重，尔所素知，尔今无故发兵，是既负朕恩，又玷辱尔父矣，尔于兄弟之间，素敦和好，尔父爵尚让尔弟袭，今乃转欲构兵取罪，果尔兄弟不睦，宜亲身至藏，以实情告办事及达赖喇嘛，俟奏至，朕议尔兄弟事，务令永远和睦，如尔有欲奏言，亦即具奏，朕自有措处也。复谕傅清曰：“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年幼躁急，性好滋事，若果无他故，其兄欲进兵至藏，是特兄弟间互相侵犯耳。若其兄并无此事，而伊造言诬构，则宜相机办理。”无此内容。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戕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于阿里，诡以兄暴疾闻，请收葬，并育兄子，上允之。时珠尔默特策布登子朋素克旺布及珠尔默特旺扎勒皆居后藏，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往戕朋素克旺布，阳称逃亡，珠尔默特旺扎勒奔扎什伦布，依班禅额尔德尼为喇嘛，乃免。删此121字，余同。乾隆十六年至五十七年《皇朝藩部要略》只叙述到乾隆五十三年事。《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略有删节，唯一增加之处是叙述了廓尔喀事：“五十三年七月，驻藏大臣庆林奏廓尔喀滋扰后藏，掠至聂拉木、济咙等处，上以川省距前藏较近，将班禅额尔德尼移驻，乃可安心。寻谕庆林揆度贼势，护送班禅回后藏。
十二月，廓尔喀贼匪逃散，撤兵。
五十六年九月，廓尔喀复行滋事，谕福康安为将军，统兵进剿。
五十七年八月，廓尔喀悔罪乞降，诏许之。聂拉木、济咙各境俱平。”由上表可以看出，《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基本上是在《皇朝藩部要略》的基础上删改的。此表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叙述历史到乾隆六十年，是因为笔者所利用的版本是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的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版本，而此版本选用的底本是乾隆间武英殿刊本，其内容正是上文所述汉、满、蒙三体划一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办竣之后的内容，即增加了乾隆五十三年至六十年之间的历史。
综上所述，《皇朝藩部要略》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各部“总传”部分的稿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先纂汉文本，紧跟着译成满文本，最后再译为蒙文本，分别进呈，其在多次增加内容并限期完成后，终于于乾隆五十三年汉文本《表传》进呈完毕，完成了五年之期，而其底册，即《皇朝藩部要略》也就在此时成书。
注释：


[1] 参见包文汉：《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探究——代前言》，《清朝藩部要略稿本》，第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郭丽萍：《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81页。当然，这种共识还是来自于祁寯藻在《藩部要略后跋》中所云“先大夫既成《表传》一百十二卷，进呈御览，为今之着录四库之《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底册数十帙，未经更事厘订”等语，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第313页。[2] 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74－8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另参见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3]《御制文二集》卷8《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 杨念群：《清初帝王的“历史书写”与宫廷政治文化》，载《王朝宫廷比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第19－20页。承德，2006年9月。[5] 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页。[6] 参见林士铉：《从<蒙古王公表传>到<清史稿>藩部世表、列传》，载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主编：《清史论集》（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58页。[7]《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第750页。[8]《清国史馆奏稿》（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467页，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奏以及第469页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奏。[9]“档”字疑为“传”字。因为从全书奏折臣属只写姓氏不写全名，以及填补、改动字迹来看，应为录副奏折。录副奏折字迹潦草，常有错字、漏字现象，且“总档”在这里不通，以后的奏折都写为“总传”，故有此疑。[10]《清国史馆奏稿》（第1册），第471页，国史馆总裁阿桂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奏。按，此奏折没有署年代，但是根据前后奏折以及上下文推断，应为乾隆四十五年。[11] 同上，第474页，国史馆总裁嵇璜奏。[12] 同上，第478页，国史馆总裁嵇璜奏。[13]《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改为“乌克善”。见《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第151页。[14]《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改为“乌尔呼玛勒”。《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第159页。[15]《清国史馆奏稿》（第1册），第472页，国史馆总裁嵇璜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一日奏。此奏折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不同之处就是没有哈达列传。但考《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之《辅国公哈达列传》一直叙述到乾隆四十九年事，比此奏折晚三年，因此可知《哈达列传》是后来增补的。[16] 同上，第476页。国史馆总裁嵇璜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初五日奏。[17] 同上，第473页。国史馆总裁嵇璜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奏。[18] 同上，第477页。国史馆总裁嵇璜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奏。[19]《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改为“固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第181页。[20]《清国史馆奏稿》（第1册），第475页，国史馆总裁嵇璜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奏。[21] 祁韵士：《鹤皋年谱》，乾隆四十七年条。李广洁整理，祁韵士着《万里行程记》（外五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22]《清国史馆奏稿》（第2册），第637页，福隆安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奏。[23] 庄吉发在《故宫档案述要》中云：“《蒙古王公表传》，原限四十八年二月完竣，原定二十八卷，后续纂至六十四卷，但至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仅进过十四卷，经奏请展限至次年四月完竣。”由此看来，似乎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之前还有一个奏折计划《蒙古王公表传》只修28卷，但因为庄吉发先生没有注释，因此不知此说来源于何处。见《故宫档案述要》，第42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24] 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第421页。[25]《清国史馆奏稿》（第2册），第835页，国史馆总裁阿桂乾隆五十三年年二月十五日奏。[26] 同上，第894页，国史馆总裁保宁嘉庆七年七月十六日奏。[27] 同上，第868页，国史馆总裁嵇璜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奏。[28] 林士铉：《从<蒙古王公表传>到<清史稿>藩部世表、列传》，载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主编：《清史论集》（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1页。[29] 据李毓澍推断，《皇朝藩部要略》成书约当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1787－1789）。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第7种，《皇朝藩部要略》之卷首《影印<皇朝藩部要略>序》。[30]《清国史馆奏稿》（第2册），第660页，阿桂、嵇璜、和珅、彭元瑞等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奏。[31] 同上，第1068页，国史馆总裁曹振镛嘉庆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奏。并参见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第430页。[32] 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第430－432页。[33] 此图表中《皇朝藩部要略》取国家图书馆藏稿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取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的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
（资料来源：《新疆社科论坛》，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