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康熙帝-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
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三十六年（1697）两年间，清朝康熙皇帝连续三次亲征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这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三次亲征中第二次亲征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意义不容忽视。目前，学术界研究第一次亲征较为深入，曾发表多篇论文，对第二、三次亲征则尚未给予足够关注。本文主要依据档案文献和官修史籍，就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史实作一梳理，详其始末，考其意义，以便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一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帝率大军首次亲征噶尔丹，五月十三日昭莫多一战大获全胜，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远遁至喀尔喀西部流窜。然噶尔丹的存在依旧是清朝的潜在威胁，康熙帝说：“噶尔丹穷凶极恶，不可留于人世，一刻尚存，即为生民之不利，务必剿除”。[①]同年九月，康熙帝再度出塞，亲临呼和浩特进行灭敌部署，其核心有两项：一，围剿。封锁噶尔丹南逃之所有通道以便他南来时随即歼灭；二，招降。乘噶尔丹困境，频频遣使者、俘虏及降人说服噶尔丹及其属下投附清朝。在实施过程中后者成为重点。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1696年10月14日），康熙帝率军从京城出发前往呼和浩特，[②]开始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出发前他多次听说噶尔丹生计艰危、难以存活的消息，因而将招降作为制服噶尔丹的重要手段。在出征的第二天驻跸南口时，亲自修订招降噶尔丹书，令印300道，派人送往噶尔丹处，并沿途广为散发。书中说：
今朕躬复统军而出，各处亦调兵为备。尔等既失妻子、马畜、什物，无衣无食，穷困已
极，更无所之，天时渐寒，死在旦夕。朕不忍视尔属众、妻子仳离寒冻而死，特降敕招抚。
尔等果悔前愆，能来归命，朕不分异同，无不豢养，俾得其所。尔属下众人亦得见其妻子，
各安其生。朕断不念尔等后作之孽。倘犹迷而不从，试熟筹尔等长久之策，有能收纳汝等而
活之乎？尔等已无所归，各当来降，朕必使尔等富贵，咸得其所，毋疑毋惧，特谕。[③]
由于此类书信往往伴随大军而来，所以康熙帝即使有诚意，噶尔丹也不会轻易相信。但这封语气真切、措辞严密的招降书对于身临困境的噶尔丹属众则颇具感召力，“若数遣人招抚，则噶尔丹虽不即降，其部落必自溃散，众归附于我矣”。[④]
九月二十三日，在沙城堡康熙帝得知副都统祖良壁于喀尔喀西部的翁金河击败噶尔丹侄子丹济拉抢粮兵队后，说：“噶尔丹穷蹙已极，虽不即征讨，亦必殒灭”。[⑤]二十六日，驻跸下堡时，收到喀尔喀多罗贝勒根敦代青招抚噶尔丹属下60户，斩杀40余人，又招抚进贡噶尔丹之乌梁哈人160户的捷报，兴奋地说：“噶尔丹灭亡当必甚速，事已底定”。
正当形势十分有利于清军进剿噶尔丹时，康熙帝却主张停止进剿，认为噶尔丹迁徙至波罗乌纳罕、空根渣巴哈等地过冬，而这些地方距卡伦有40余日之程，清军断不能到达噶尔丹所居之地，并强调：“此时，惟有遣其来降之人接踵前往招抚余众，令其散尽为上计耳”。[⑥]由此可知，他还是把希望寄托于招降上，无意主动进剿。
十月十三日（11月7日），康熙帝一行浩浩荡荡进入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副都统阿迪率官兵、市民及喇嘛迎接。康熙帝游览了陀音库图克图庙、西勒图库图克图庙和默尔根绰尔济喇嘛庙等着名黄教寺院。
康熙帝在呼和浩特驻跸11天，集中精力部署有关军政事宜：一，筹备粮草。责成于成龙、王国昌等官员给驻守在汛界的大将军费扬古军队运送粮食。遂于成龙出骆驼40峰，李鈵、喀拜各30峰，王国昌、喻成龙、辛保、范承烈各25峰，用于驮运粮食；二，增调兵力。命令内大臣吴巴什率500名察哈尔兵，携带两个月糇粮赴费扬古处以充实前线兵力；三，堵截噶尔丹。康熙帝认为：“噶尔丹窘迫已极，必亡命走哈密，继而逃往西藏”，因此命令清军严防哈密一带各口以捉拿噶尔丹。昭莫多之战后，一等侍卫阿南达仅率250兵布防哈密一线诸口数月，所携口粮早已用尽，他请求朝廷急拨兵丁、粮草。康熙帝命令西安将军博济率2000兵赴阿南达处布防。同时从肃州调集绿旗兵2000人到额济内、昆都伦等处驻防。这样，哈密以北各口防务显着加强，部署兵力约达5000人。[⑦]
从以上军事部署中不难看出，康熙帝全力封锁噶尔丹逃往西藏的所有路口，并在边境沿线严密布防，以待噶尔丹前来时即行剿灭。由于清军越严防死守，噶尔丹越因无机可乘而不敢前来防线。实际上，康熙帝在被动的等待中失去了及时追灭噶尔丹的有利时机。
二
康熙帝没有主动进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坚信噶尔丹窘迫已极，必来投诚。从喀尔喀各地探哨归来之诸王、贝勒、台吉等向康熙帝奏言：
我等在军前知之甚详。噶尔丹信息今已急迫。噶尔丹所居之地原系我等所居，极其寒洌。
所食者虽无，犹可食人马之肉，至衣服无有，一夕遭遇极寒，惟有冻毙而已。[⑧]
康熙帝觉得趁此机会频繁遣人招降尤为必要。十月二十一日，使厄鲁特俘虏曼济携带康熙帝致噶尔丹招降书遣回准噶尔部。这次招降书着重强调要遣回愿归之厄鲁特俘虏、降人，不愿归者使其各得生养，皆富贵之，以宽容和优待吸引厄鲁特部众。并敦促：“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丹济拉等可领余众，作速来降，朕必令尔家富身荣，各遂生养”；[⑨]二十六日，遣和硕扎萨克图亲王之长史马尼图等赍敕前往噶尔丹侄子阿喇布坦和丹津俄木布处进行劝降。敕曰：
尔阿喇卜滩、丹津鄂木布前虽附噶尔丹，然皆非昌乱之人。今投附之人皆云，尔等与噶
尔丹分析各居。朕嘉尔犹知天道，能自振拨怜。尔之马畜等物被掳，衣食已绝。特遣和硕扎
萨克图亲王之长史马尼图、多罗郡王昆都伦博硕克图之乌勒木济、多罗郡王墨尔根济农之阿
玉西，又尔属下之喇嘛罗卜藏班珠儿亦愿招安尔等，今同持谕前往。敕书一到，着即率尔部
落来降。前此依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之咎概不介意，必待尔以富贵显荣，尔之部落亦使各得
生业，妻子完聚，从容度日。丹巴哈什哈等朕尚怜恤，使之富贵，况尔等乎！[⑩]
特意强调若噶尔丹不前来投降，必穷追灭之，而阿喇布坦、丹津鄂木布若离开噶尔丹投奔与清朝尚有往来的准噶尔部另一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就不予深究，二者之间栖身苟免则断不姑容，必行剿灭。康熙帝通过不断遣返厄鲁特俘虏、降人，分化噶尔丹属众，使他们陆续投附清朝。
十一月底，噶尔丹亲信大寨桑吴尔占扎布之母齐布冈查被遣回劝降噶尔丹。吴母在昭莫多之战被俘，因身份特殊而受到皇太后的设宴招待，其他内大臣也纷纷设宴压惊。康熙帝亲自接见她并赐给佛尊、黄袍、凉帽、数珠、小刀，[11]使老太太受宠若惊，深感皇恩浩荡。康熙帝令她回准噶尔部劝降噶尔丹及诸寨桑。她愉快地接受这一重要使命踏上归途，到达噶尔丹驻地后，依仗自己身份大赞清朝富足强大、康熙对厄鲁特俘虏的宽厚优待，说：“皇上之英明、国之富饶，言之莫尽。倘无命则已，有命则皆享安逸耳”。[12]并指责、劝说噶尔丹：“由于你的罪过，致使众生灵四散，遭受苦难。你若知错而去寻圣主，便可使众人幸福矣”。噶尔丹十分尴尬：“这些都是我之过也”，[13]但没有接受其劝说。吴尔占扎布母亲的安全归来及其对清朝的由衷赞美，使众寨桑惊叹不已，说：“圣主如此贤明，使敌国离散之母子、夫妻团聚，恩养投去的厄鲁特人”。[14]可见他们对清朝的好感油然而生。
继吴尔占扎布母亲之后，康熙帝又把昭莫多之战中被俘的厄鲁特人曼济放归准噶尔部。曼济给噶尔丹带来了许多新的消息：康熙帝在呼和浩特一带行猎；清军不断加强沿边布防；丹巴哈什哈、查干席达尔哈什哈、沙克珠木等投附清朝之厄鲁特贵族均被擢为内大臣并住北京；很多厄鲁特人投附清朝后被妥善安置等等。噶尔丹听完这些对他无一利的消息，沉默寡言。众寨桑的心理防线则开始动摇，诺颜格隆说：“仁圣太平皇帝断断宽宥我等而恩养之，可信乎？”[15]在回归人员的不断影响下，一些寨桑渐渐从恐惧、观望、徘徊中清醒过来，认为投奔清朝不失为一条生路，于是他们带领属下决然离开噶尔丹投奔清朝。康熙帝的招降措施初见成效。
康熙帝驻跸呼和浩特期间，工作夜以继日，他致皇太子信中说：“此数日，自早至夜，分无有暇”。[16]上述事宜在北京也可以办理，那么为什么动用众多人马，耗费巨额粮草，亲临塞外呢？其中有两个原因值得注意：一，呼和浩特不仅为塞外名城、交通枢纽，更重要的是它与噶尔丹的距离比北京近得多，所以康熙帝驻跸呼和浩特办理剿灭噶尔丹事宜实属方便，“朕来归化城者，一则巡阅地方且近厄鲁特降人，相机调度”；[17]二，康熙帝率兵出塞，对噶尔丹属众能起到威慑作用。困境中的很多厄鲁特人无疑感到与其让清军前来剿灭，倒不如先去投附，他们纷纷前来投诚，与康熙帝出塞不无关系。
三
完成部署后，康熙帝离开呼和浩特前往鄂尔多斯，一边等待噶尔丹的消息，一边在土默特、鄂尔多斯地区打猎消遣。不久，康熙帝的军政措施出现反应，严密封锁使噶尔丹处境更加窘迫，属众对他失去信心，转而投奔清朝，清朝劝降之使纷之沓来，加剧了属众的奔逃。大寨桑土谢图诺尔布带领属下80人投奔清朝，这在众寨桑中引起轩然大波，[18]他是自昭莫多之战后准噶尔部投附清朝的最大人物。
此时，噶尔丹面临两大难题：一，属众奔逃不止，力量日益减弱；二，康熙随时直驱而来攻灭自己。于是他采取兼顾二者的应付办法，即诈降。通过诈降，一方面蒙骗属众，制止奔逃，以保存力量；另一方面欺骗清军，阻止前来，以求脱身之法。十月十二日，噶尔丹从驻地通齐尔，派遣寨桑格垒沽英出使清朝实施诈降。十一月十七日，使者一行来到边地后，费扬古派人送往康熙帝驻地。十一月二十五日，格垒沽英到达康熙帝在鄂尔多斯的行猎营地胡思泰，递交噶尔丹致康熙帝书。此书只简单回顾了准、清、藏、喀尔喀之间历史关系，对解决眼前清准关系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19]然格垒沽英同康熙帝的谈话内容却极为具体、生动。康熙帝致皇太后的信中详细描述自己与格垒沽英的谈话：
其（指格垒沽英——引者注）言，土谢图诺尔布投附之后，噶尔丹已知自己败坏终结，
召丹济拉等众寨桑议时，众言眼下俱知我等穷困异常，必败无疑，故我国为首寨桑屡屡逃亡
内附，下边人等也无一日不往逃者。今若不往圣主投附，当往何处耶？若有地方收容养育我
等而可图一事，我等将随汝而往，否则不相随也。噶尔丹无奈而遣我来。临行前，噶尔丹、
丹济拉摒其左右而使我入内面谈。他言，我所行之事，由始有误，而致今日。尔到彼处，应
视其大臣之情形，若其有养育我等形状，吾将前往投附矣。吾屡做使臣，故教之于彼等是否
言语答对稍硬或稍谦等后，噶尔丹、丹济拉曰，吾等无投身之处，只求保全性命耳，如何能
出微小不逊之词耶？尔将遵旨而行，勿出不逊之词。退出后，丹济拉单独嘱我曰，此次出使，
关系我残留之微少厄鲁特之生死。尔将勉之慎之。又阿巴寨桑、车凌奔寨桑握手曰，速去速
回，吾等侯尔消息，也将往寻圣主也。尔之妻子吾等予以关照。当问格垒沽英在彼何以为食？
言，在萨克萨图古里克等地野兽丰富，吾之众人若获得野兽，当食兽肉，野兽无获，杀马而
食。现已鸟枪药尽而以捕兽器打牲。地苦寒，常有冻馁者。吾行时已到十月十二日，现当有
许多死者矣。我们厄鲁特多难，生命不息，持至今日矣。言罢泪出。噶尔丹对众人言，天下
之人不尽相同，太平皇帝乃不寻常之人，其恩惠居然达于敌国矣，我当携国人，一同前往归
顺圣主。言罢叹息不止。观此情由，其归附之情非常真切。臣窃思，仰赖天恩，大业得以完
成矣！[20]
可见，噶尔丹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经格垒沽英精彩表演，获得成功，使康熙帝坚信噶尔丹欲降是真。作为使臣格垒沽英出色地完成了噶尔丹交给的使命，达到了欺骗康熙的目的。然而格垒沽英在鄂尔多斯受到康熙帝的亲切接见和细致关照，被康熙帝的热情和宽厚深深感染，决定自己投归清朝，并愿回去说服噶尔丹投附清朝。
清军前线统帅大将军费扬古则用敏锐的眼光识破了噶尔丹投降骗局。他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向康熙帝发来密折分析噶尔丹诈降之状曰：
噶尔丹原乃奸穵之人，见不能保护伊所余之数人，遣格垒沽英都喇勒（即格垒沽英——
引者注）等二十五人，以遣使为名，蛊惑伊之属下，暂且安抚人心。格垒沽英都喇勒等返回
后，胡乱编造种种谎言，安定人心，以求脱身远遁隐匿，不可料定。既然如此，将噶尔丹所
遣之格垒沽英都喇勒等带入，暂停遣返，使噶尔丹以下之厄鲁特人惊惶猜疑。[21]
并建议：“必精选马匹，交付干练之人，进剿噶尔丹”。[22]
然而，康熙帝不仅没有采纳费扬古的正确意见，反而压服费扬古，统一君臣意见，并于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遣回格垒沽英，限噶尔丹70天内亲自来降，否则“朕啮雪往讨，断不中止”。放弃进剿的康熙帝在格垒沽英起程后也踏上归途，于十二月二十日（1697年1月12日）回到北京。
康熙帝第二次亲征虽然没有达到消灭噶尔丹的目的，但一系列军政部署并没有因他回师而发生变化，清朝对噶尔丹的封锁依然严密；招降、瓦解措施日见成效。因此前来投诚之厄鲁特人络绎不绝，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中旬时，噶尔丹部众已逃散殆尽，其身边不足1000人，[23]可谓危在旦夕。康熙帝趁此机会第三次出征，亲临宁夏派遣军队进剿噶尔丹。清军尚未到达目的地以前，噶尔丹病死旷野，漠北随之平定，清朝对北部边疆的管辖得以加强。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 [作者简介] 黑龙（1964— ），男（蒙古族），内蒙古扎赉特旗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
[①] 《清圣祖实录》卷175，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
[②] 明清汉文文献称呼和浩特为归化城，而蒙古文和满文文献一直称之为呼和浩特。参见乌云毕力格《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文书及其流传》，《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五年档，全宗号2，编号50，第247—250页；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0。
[④] 《康熙起居注册》（胶片还原本，原书藏于台北），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⑤] 《康熙起居注册》（胶片还原本，原书藏于台北），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⑥] 《康熙起居注册》（胶片还原本，原书藏于台北），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1。
[⑦]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1。
[⑧]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1。
[⑨]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2。
[⑩] 《康熙起居注册》（胶片还原本，原书藏于台北），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2。
[11]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九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1977年，第897—910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4页。
[12]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九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第910—921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65页。
[13]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九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1977年，第897—910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4页。
[14]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1977年，第738—744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
[15]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九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1977年，第910—921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165页。
[16]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1。
[17]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2。
[18]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64页；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3。
[19]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1977年，第480—482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20]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辑（满文），台北故宫博物院刊印，1977年，第464—468页。
[2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3页。
[22]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3页。
[23] 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