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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清朝的舆图与疆域的形成
论清朝的舆图与疆域的形成
成崇德
清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运用近代制图学的新方法，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管辖的范围和边疆各民族活动的疆域，把测绘地图与清代国家的疆域范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注意处理边疆民族各部的疆域与整个国家疆域的关系。至18世纪中叶，欧洲很多国家都未开始或尚未完成本国的大地测量，中国却已经以近代制图学方法完成了全国经纬度的测量，并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完整地国家地图。
一、边疆各民族的疆域范围与清朝国家地图的关系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谕：“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成地图” ，指示绘制国家地图。康熙朝绘制的第一幅全国地图为《皇舆全览图》。雍正朝绘制了十排《皇舆图》。乾隆朝绘制了《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
康、雍、干三朝绘制国家疆域地图中，内地18省及东北、东南、北部和南部边疆地区的测绘工作比较顺利，而西北边疆和西藏地区的经纬度测量难度较大，疆域的归属也需要作较多的研究、考察。
清王朝是依照哪些根据，绘制西北、西藏及东南海疆疆界，确定国家疆域版图，绘制国家地图的呢？
首先以西北地区准噶尔疆域为例略作阐述：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平定准部，乾隆上谕内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示中外一统之盛” [1] 也就是说，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准噶尔控制的疆域范围都应当纳入清朝的疆域范围。乾隆又说：“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使奏闻，以资采辑” [2] 准噶尔部的疆域是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汉唐以来各民族生息、劳动、开发的土地，清朝绘制地图，既要考虑准噶尔实际控制的疆域范围，又要考察历史上各民族活动范围以及汉唐以来史籍所记载的国家疆域范围。
准噶尔在西北的疆域：图理琛在《异域录》中记载：“托穆斯科……此处塔塔拉与巴尔巴忑两种人杂处。……鄂罗斯、哈萨克、哈拉哈儿叭国、策妄拉布坦四国连界接壤，此处所居塔塔拉并巴尔巴忑人为鄂罗斯、策妄拉布坦两国皆纳赋” [3] 。图理琛所说的托穆斯科（托木斯克）曾是准噶尔疆域的最北界，俄国势力向南推进后，准噶尔被迫后退，准噶尔使者曾向俄国提出：往昔时代俄国与准噶尔之间的国界，曾经定为沿额尔齐斯河至鄂木河河口，然后沿鄂木河向上至鄂毕河。……国界沿鄂毕河右面支流乌叶皮河（英尼亚河）或黑鄂木河向东进行。同时已经明定，双方不得逾越此地前进……，但是从俄国方面越过了这些国界，然后建立了城市：托木斯克，库兹涅茨克和克们斯诺亚尔斯克……” [4] 。17世纪20年代，准噶尔曾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双方确定的界线是沿鄂木河和鄂毕河上的黑角一线，此线以北的领土划归俄国，此线以南归准噶尔[i][5]。由于沙俄的侵略，准噶尔北界逐渐向南推移，据《准噶尔汗国史》、《皇舆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书记载，17世纪中叶以前，准噶尔在塔拉斯以北的西界大致是：从鄂木河口溯额尔齐斯河而上至亚梅舍沃斯克，向南经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今江布尔）到18世纪中叶，准噶尔疆域除西界中的一段稍有变化外，从乌斯季-卡缅诺尔哥尔斯克向南沿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然后自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一段变化不大。《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爱古斯河在18世纪已成为当时准噶尔与哈萨克的边界。塔拉斯以南的疆界，《皇舆西域图志》中说：“又一支经图斯库勒南，西北行，至吹郭勒南，又一支亦西北行经塔拉斯郭勒南，皆属准部旧疆”。18世纪初，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就疆界问题向俄国提出抗议，指责俄国在准噶尔的领土上建立比斯克和比卡图斯克要塞，并声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斯克和库兹涅茨克是准噶尔的领土。（见附图2）雍正七年（1729年）准噶尔与俄国就疆界问题举行谈判，准噶尔首领再次抗议俄国的入侵。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绘制了准噶尔地图 [6]。后来，准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噶尔人又获得了清朝绘制的西北疆域图[ii][7]，这幅地图的地名以蒙古托忒文标注，是我们很少见到的漠西卫拉特人使用托忒文标注的地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综上所述，18世纪中叶，由于沙俄的入侵，准噶尔南移，其西北疆域界线大致是从库兹涅茨克，比斯克，恰雷什斯克到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向南沿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然后自巴尔喀什湖之西，穿楚河中游到塔拉斯。塔拉斯以南，准噶尔的疆界线在大致是自塔拉斯向东，沿塔拉斯山脉，然后向东南，沿费尔干纳纳山脉，到其东南端与阿赖山脉相接处。
清朝对新疆地区的地图绘制是在乾隆朝统一天山南北以后进行的。何国宗测量天山北路，明安图测量天山南路，远至塔什干、萨玛尔罕及喀什米尔。刘统勋负责考察采访 [8]，绘制了52幅地图，其中比较重要的都收集到《西域图志》中。我们以所手中所掌握的几幅准噶尔在西北的疆域图：雷纳特1号图和雷纳特2号图与清朝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西域全图》 [9]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清朝当时绘制的全国地图，完整地包括了准噶尔统辖的疆域。
其次，再对西藏地区的地图进行剖析。
对于西藏地区，《大清一统志》中记载了测量的情况：“本朝康熙五十三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舆图，测量地形，以此为天下之脊，群山之脉，皆由此处起去” [10] 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对西藏测量情况的记载更为详细，据载：康熙时测量地图之天主教士都未能亲至西藏。但康熙帝在派兵入藏时，已派人在藏绘图，绘图人二年后回京，于1711年将图交给传教士雷孝思审阅。雷孝思认为图中未定经纬位置，与其它各图不易连接，不能使用。但是该图记载详细，较之同时代的其它地图，已胜一筹，这可以说是关于西藏最早的一幅地图。但该图未能流传下来。康熙帝又派曾在钦天监学习数学测量的喇嘛，自西宁至拉萨，复自拉萨至恒河之源进行测量，因策妄阿拉布坦侵藏，喇嘛刚至恒河发源处，即不再前进，返回北京，其所绘图中，颇多采诸传闻。传教士以喇嘛所测绘之图重新审定了西藏地图 [11]。此图在康熙五十八年被绘入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康熙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具与禹贡相合”，《皇舆全览图》“ 东南东北，皆际海为界，西南西北，直达番回诸部，以至瑶海阿耨绝域之国” [12] ，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舆全览图》，已把西藏包括在内。康熙五十八年的《皇舆全览图》与康熙五十六年的地图比较，不同之处主要在增加了西藏图，填补了西藏的空缺。这一点，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财贸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 [13]。
值得注意的是，1717年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二人在测绘西藏地图时，明确标出珠穆朗玛峰位在我国境内。关于珠穆朗玛的发现问题，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首先发现的。1921年英国的第一次探险报告中说：“挨佛勒斯峰” [14] 是1850年左右，从约150英里外的印度平原发现和测定的，但是直到1858年才定名挨佛勒斯峰，以纪念挨佛勒斯上校，他是此山发现时的印度测量局的局长” [15] 。事实上，早在英国人之前的1719年的中国清朝铜版图中，已有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所藏的几种西藏地图，如三藏分界图，三藏卡伦图等都可以见到满文的珠穆朗玛。1721年木版的《皇舆全览》是《皇舆全览图》的第三版，在这幅地图中，汉文的珠穆朗玛名称译写为“朱母郞马阿林（阿林是满文‘山峰’的意思）“。在这幅地图上，珠穆朗玛峰的经纬度不太准确，但其山川地势的相对位置，则是很准确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制成后，传教士雷孝思寄到法国，由法国当时皇家制图官唐维尔编制“中国新地图”。在此图中，有二幅和珠穆朗玛有关，一为西藏总图，另一幅是分图第七幅，包括拉萨和牙鲁藏布江地图。唐维尔的地图，是欧洲最早的一张关于西藏和珠穆朗玛的地图，远在1733年就制成，而且以后在欧洲公开出版 [16]。
西藏地区除了康熙朝绘制的地图成果外，还应该提到乾隆朝绘制的其它地图，如满汉文对照的《四川西藏等处图》、满文的《西宁至达赖喇嘛地方图》、汉藏文并记的《西藏地方图》、汉文的《西藏全图》、《西藏图考》、《西藏全境道里图》、《西藏帕古里附近道里图》、《班禅额尔德尼入觐西藏至塔尔寺路程图》、《西藏至塔尔寺图》、《藏南及所属哲孟雄、布鲁克巴部落地方形势图说》、《西藏番族图》、《雅鲁藏布江图》等。这些地图中，影响较大的有松筠的《西藏图说》中绘制的西藏地图。松筠1795年任驻藏大臣，在藏期间考察西藏地理，绘制地图，松筠就其绘图的目的说：“前卫后藏，特西南一隅耳。绘为此图者，就巡阅之所至，识山川之扼要，物俾驻藏汉番官兵熟其形势，故分其图于西南北三面为稍详。” [17]
上述西藏地区地图在绘制方法上因循中国传统地图的重于考据而忽视测量的旧路子，“皆有图，然不着经纬，不甚明此例，但略记山川地名而已，兹不详考” [18] 。在绘制现代科学地图上价值不高，但仍是西藏地理的重要成果，尤其成为清朝西藏边防上的重要图录。
关于海疆地图
清代海疆地图是在宋元明代地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海诸岛地图的研究是海疆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疆史研究者认为，明清古地图中有很多关于南海诸岛记载，明代最有代表性的是《郑和航海图》和《广舆图》。清代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分为六类十来种：
1、《广舆图》系统的地图；2、《大清中外天下全图》系统的地图；3、《四海总图》系统的地图；4、《一斑录》画法的地图；5、西方系统画法的地图；6、绘有个别群岛的地图。
在上述地图中，1430年《郑和航海图》等地图已把南海诸岛划入广东洋中。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767年以后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1803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都明确把南海诸岛列入“大清一统天下”疆域之内。1800年《清绘府州县厅总图》中把西沙群岛划为我国的一个府进行管辖。1838年《洋防辑要》和1842年《防海辑要》明确把南海诸岛作为海防之列绘入我国领土《直省海洋总图》 [19]。
二、康雍乾三朝舆图的比较研究
人类最初地理知识的表达，很可能是用图而不是用文字。在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中，那些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而绘制出有山川、道路、鸟兽、草木分布之类的图画，就是原始地图。我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及应用，最早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绘制的地图，多是局部地方的区域性地图，大范围的行政区域图较少。直至秦汉时期全国的一统舆图，才逐渐多了起来。唐、宋、元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图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绘制了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地图，如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元代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等等，说明当时我国的地图测绘水平远远超过欧洲，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朱思本绘制的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 [20] 。明代中叶以后，在传统制图学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内容。这一时期绘制地图时，多以罗洪先的《广舆图》为蓝本，影响所及，直至清代。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对我国的制图学影响很大，使我国的制图学进入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帝对测量地理和绘制地图很感兴趣，在其三次亲征噶尔丹及巡游东北时，都令人随时随地测量经纬，为制图作准备。清朝皇帝绘制地图，已经注意对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的考察和经纬度的测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敕谕修一统志，康熙对测绘地图与国家疆域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
“谕一统志总裁勒德兴等，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总览万方，因天文以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贡五服，职方九州，纪于典书，千载可睹，朕缵绍丕基，抚兹万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顾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着一代之矩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事治，画地成图，万几之遐，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卿其勉之” [21]
康熙帝测绘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惟是疆域错纷，由幅员辽阔”，“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事治，画地成图”。在开始大规模测图之前，康熙命天主教耶稣会各神甫先作北京附近地图，制图后，康熙亲自校勘，认为合格，才命令测制全国地图。
康、雍、乾三朝地图变化较大，三幅地图的绘制、修改过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国家统一，明确清朝疆域界线，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主权管辖的历史过程。
康熙朝的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测绘各省地图，首先测绘长城地图，对长城各门、各堡，以及沿长城的城寨、河谷、水流进行测量，绘制成“长城图“ [22]。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测量东北地区地图，先从辽东入手，东南至朝鲜边境图们江，东北至松花江之鱼皮鞑子区域，克钦鞑子居住区域和蒙古所有地区。共测绘有《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热河图》等图幅 [23]。
康熙五十年（1711年），命人出长城至新疆哈密一带测绘喀尔喀蒙古地区 [24]。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派人去了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测绘 [25]。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对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测绘 [26]。
至康熙末年，在清朝的主持下，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人和我国的测绘人员，完成了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测得经纬点641个 [27]。
这些点中处于边疆地区的有：海南岛7处，贵州25处，云南30处，蒙古93处，辽东8处，广西28处，台湾7处，吉林、黑龙江36处。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清朝制作《皇舆全览图》，此图采用经纬线都为斜交直线的梯形投影法，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1，400，000－1：1，500，000比例尺绘制。图幅的范围包括东北各省、蒙古、关内各省、台湾以及哈密以东地区，即西至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全图由28幅分图拼接而成。其中东北地区5幅，蒙古3幅，关内15幅，黄河上游1幅，长江上游1幅，雅鲁藏布江流域1幅，哈密以东1幅，高丽（今朝鲜）1幅 [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西域地图，当时清朝与统治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正处于对峙状态，尚未完成对西北的统一，因而清朝的测绘人员不可能进入西北地区进行地理考察和测量经纬度。对于西藏地区，虽然清朝已经完全统辖西藏地方，但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当清朝测绘人员到达西藏时，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属下大策凌敦多布率6000余人进入西藏，攻陷拉萨，使西藏地区陷入极大的混乱，清朝测量人员到恒河源后便停止测量，影响了西藏地图的绘制。所以，清朝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1717—1718年）最初编制的铜版和木版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及西藏的部分。但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很快就把西藏地区的地图补入全国地图之中，这一点，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上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康熙帝说：“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具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 [29] 。这一年出版的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的西藏、蒙古、东北地区都用满文标注。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把《皇舆全览图》刻成木版，同时改用汉字标注。
雍正朝绘制了十排《皇舆图》。
雍正朝十排《皇舆图》除了反映我国当时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十五省的地形和政治、军事情况，还包括西伯利亚、帕米尔以西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内容，实为中外大地图。用满汉两种文字标注地理名称，是此图的显着特点之一。云南、四川的西部以及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地理名称，全用满文标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认为康熙朝编绘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地图测绘成果。雍正继承了康熙的测绘事业，继续任用西方传教士，在清廷供职，他们在康熙时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补充新资料，引用国外地图的成果，扩大范围，编制新图。雍正初年，将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以及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地理概貌载入十排《皇舆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印本和手绘本10排《皇舆图》是雍正七年（1729年）刊绘的。
《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
乾隆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南北，乾隆帝谕测绘人员进入西北，测量经纬度，考察疆域沿革，绘制地图。绘制国家地图刻不容缓，乾隆帝三令五申，阐述绘制国家地图的重要意义。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说：“西师奏凯，大兵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阿国宗素谙测量，着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同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着酌量带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等：回部将次竣事，应照平定伊犁之例，绘画舆图。” [30]六月，再次“谕军机大臣等：昨兆惠、富德等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呈览，着发给明安图、德保，至回部时按图阅看，再将该处地形高下、日月出入度数测量，则易于定稿，又所至之地，其山河、城邑、村堡若与此图有不相符合者，即阅看更正。” [31]
乾隆朝绘制的国家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吸收了乾隆朝在准部、回部进行实地测绘地图的成果。《乾隆内府舆图》地图制作采用了经纬线直线斜交的梯形投影法绘制。图中以纬度每隔5度为一排，共有十三排，《乾隆十三排图》的名称便是由此而来。所反映的地区辽阔，幅员广大，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北冰洋，南至海南岛，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及红海，西南抵印度洋，不仅是中国全图，亦为十八世纪亚洲大陆地图。《乾隆内府舆图》有几种版本流传于世，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
《乾隆内府舆图》是关于我国疆域的最明确和最完整的国家地图，成为后世编绘地图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胡林翼、严树森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董方立的《清朝地理图》、邹世诒的《大清一统舆图》等都是以它为蓝本而绘制的。
总结清代康、雍、干三朝的三幅国家地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图》、《乾隆内府舆图》，三幅地图的绘制是与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和国家疆域的有效管辖密切联系的，尤其是和清朝统一边疆的进程相关。康熙、雍正朝，除准噶尔部割据西北边疆以外，其它边疆地区全部统一，故康熙、雍正朝《皇舆全览图》和《皇舆图》都有明确的绘制和经纬度测量。对于尚不能进行测量的西域地区，清朝也在地图上以虚线标注，乾隆朝一旦统一完成，立即进行测量，绘制新图。
2，清朝在绘制地图时，十分明确地标出其对领土的主权范围和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范围。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东南海域的疆域。
3，清朝绘制的国家地图不仅是中国国家疆域范围在18世纪的象征和有力证据，而且在科学技术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乾隆《皇舆全图》“制极其精，推极其广，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 [32] 。翁文灏先生在《清初测绘地图考》中评价清代地图说：“中国地图之重要依据，首推清初聘用西洋天主教士之测量。以后虽经西洋游历家多次续测，究皆沿循路线，或局于一隅，不及清初之有整个的计划，与普遍的实测。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央及各省测量局皆测有详图颇多，然皆注意局部地形，而未作全国之大地测量，迄今中国地图之七八，实尚源自清初。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告竣。实为中国地理之大业，虽出异国专家之努力，亦见中国计划规模之远大。” [33]
4，关于清代中国地图，除了上述清朝官方和清朝各个地方绘制的地图外，当时一些外国人也绘制了中国地图。（附图15、16）在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中，首推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唐维尔的《中国新地图》是作为杜赫德《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附图，有《中国分省图》及《满蒙藏图》，于1737年在海牙独立出版。至19世纪前半叶，德国人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翻译了许多中文的地理着作，并编绘亚洲地图，成为当时欧洲研究中国的权威。克拉普罗特的《中亚地图》于1836年出版。当时，外国人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基本上是参考了清朝绘制的地图，尤其是乾隆朝的《乾隆内府舆图》。实际上，早在16世纪，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就传入欧洲，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1689年，清朝与俄国在尼布楚谈判缔结边界条约时，充当中国代表翻译的法国和葡萄亚耶稣会传教士，曾经用手中的中国地图向俄国人换取皮毛和食物。后来，这些地图被带回莫斯科和彼得堡。此后，来华耶稣会士们利用在华的测绘、翻译工作的机会，把得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地图传到欧洲，这些中国地图，成了当时西方地图学家编制亚洲地图的根据。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又利用在华贸易与侵略战争的机会，大肆劫掠中国地图。如目前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就收藏着200多幅中文古地图。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和亚洲协会共收藏近百副中国地图，包括东南沿海各省，云、贵、川、蒙古、西藏、新疆等省区的海防图、河道图、政区图、或交通路线图。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共收藏中国明清时期的绘本和刻本地图40多幅。此外，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收藏着大量的中国古地图。现在欧洲收藏了很多中文古地图 [34]。
四、康雍乾时期边疆地区的军事建置
清代学者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曾详细描绘了清廷在边疆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形，他记道：
“统计北檄自东迄西，接壤俄罗斯之处不啻万里，其最东则自海以外之库页大岛，迄而西至海以内之混同江口、恒滚河源，以及外兴安大岭，约横亘三千余里，我朝设三姓副都统辖其地，以吉林将军统之，其外以控制赫哲、费雅喀、俄伦春诸部，其内以捍卫宁古塔、白都讷也。自三姓以西直抵牛满、钦都、精奇哩诸水上源，限以兴安大岭，约横亘亦三千余里，我朝设黑龙江将军统之，其外以控制索伦、达呼尔诸部，其内以捍卫吉林、奉天也。自黑龙江以西约二千余里，为克鲁伦河诸水上游，我朝设库伦办事大臣统之，其外以控制车臣汗、土谢图汗诸部，其内以捍卫蒙古东四盟及直隶、山西边境也。自库伦以西约二千余里，为色楞格河诸水上游，我朝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统之，其外以控制唐努乌梁海及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部，其内以捍卫蒙古西二盟及陕西、甘肃边境也。自乌里雅苏台以西约千里，据额尔齐斯河上游，我朝设科布多参赞大臣统之，其外以控制阿尔泰乌梁海及杜尔伯特、新土尔扈特诸部，其内以捍卫巴里坤、乌鲁木齐诸境也。以上皆与俄罗斯接壤之处，各有重兵，形势联络。自科布多以西约千余里为塔尔巴哈台，有大臣驻焉。自塔尔巴哈台以西约千余里，为伊犁，有将军驻焉，其外境皆哈萨克部落，受封爵、纳赋税，比于内地蒙古各部。而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益可知矣。” [1]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清廷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辖形式为：派遣将军、都统、大臣分驻边疆各地，将军为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有清一代在北部边疆地区设置的将军有：
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绥远将军、伊犁将军等。都统是八旗驻防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如乌鲁木齐都统、察哈尔都统等。大臣分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和办事大臣。参赞大臣设于新疆和喀尔喀蒙古地区，地位仅次于驻防将军。在伊犁将军和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之下均设参赞大臣，以“佐画机宜”。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和喀什噶尔则专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一种设于新疆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下，管理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游牧部落事；一种设于巴里坤、古城、库尔喀喇乌苏、阿克苏和英吉沙尔等城，掌管各城军政要务，分别归乌鲁木齐都统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办事大臣，设于天山南路之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哈密等地，掌管当地军政事务。通过这些设置，清廷在边疆地区建立起以八旗制和绿营制为主体的军事体系。（这段与何秋涛的原文作一比较分析）
顺治元年（1644），清廷决定迁都北京前，命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统兵镇守即将空旷的盛京等处。同时在雄耀（今辽宁熊岳）、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兴京（今辽宁新宾老城）、义州（今辽宁义县）、新城、牛庄（今辽宁海城）、岫岩、东京（今辽宁辽阳东京镇）、盖州（今辽宁盖县）、耀州（今辽宁营口）、海州（今辽宁海城）、鞍山、广城等地部署驻防。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完全实行，部署驻防的16城，实际只有5城驻防，即盛京、兴京、牛庄、盖州和凤凰城。
顺治二年（1645）三月，梅勒章京叶克书代替何洛会被任命为盛京总管。六月，清廷宣布废止原明朝陪都南京，确定了盛京的陪都地位。
三年（1646），改授叶克书为昂邦章京，镇守盛京。
十年（1653），为阻止沙俄势力的深入，清廷授一等男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地方，将原盛京昂邦章京所辖的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尼布楚地区划为宁古塔昂邦章京管理。
康熙元年（1662）改镇守盛京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改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
四年（1665）又改辽东将军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
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驻地迁移至吉林。
二十二年（1683），增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将原属宁古塔将军管辖的恒滚河上源支流哈达乌拉河、黑龙江北岸的毕占河以及东流松花江等河流以西之地分出，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自此三将军体制在东北正式确立。后，奉天将军又改称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
三将军所辖区域，盛京将军辖区为：“东至朝鲜，西至山海关，南至大海，北至吉林界、蒙古部落”[iii][2]；
吉林将军管辖：“东至海，东南至希喀塔山海界，东北至飞雅喀海界，西至威远盛京界，南至土门江朝鲜界” [3]；
黑龙江将军辖境为：“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格尔必齐河，西邻喀尔喀车臣汗部，南与哲里木盟北部相接，东及东南与吉林以松花江为界” [4]。
三将军下辖副都统有：锦州副都统、熊岳副都统、吉林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白都讷副都统、三姓副都统、阿勒楚喀副都统、齐齐哈尔副都统、墨尔根副都统、黑龙江副都统。至康熙末年，东北驻防八旗八旗兵力由入关之初的2600余人，达到26000余人，扩大了10倍。 [5]
东北三将军的职责是统军、治民、防边、辑盗。康熙年间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吉林、黑龙江将军的主要职责就是巡边守卡。在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在精奇里江及牛满江的上、中、下游地区，黑龙江下游的恒滚河、格林河、兀的河、库页岛等处，清朝都保持着每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的定期巡边制度。
根据康熙年间成书的《龙沙纪略》的记载，黑龙江地区的巡边情况为：
“五月，三城（即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文中分别为卜魁、艾浑、墨尔根）各遣大弁率百人巡边，至鄂尔固纳河（即额尔古纳河）。河以西俄罗斯地。视察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往返各五、六十日。卜魁往者，渡诺尼江（即嫩江）指西北，过特尔库尔峰兴安岭，涉希尼克河、开拉里伊木（即海拉尔河）等河，草路弥漫，无辙迹，辨方向而行……。墨尔根往者，亦渡诺尼江，西北过兴安岭，盘旋层嶂中，其路径为易识。艾浑往者，从黑龙江溯舟北上，折而西，过雅克萨城故墟，至界碑（指格尔必齐河上的界碑）。” [6]
对《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两国待议地区（乌第河以南和兴安岭以北之间的区域），自乾隆三十年（1765）起，亦定期巡察，以防俄罗斯侵占。 [7]
19世纪中叶亲自考察过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英国学者拉文斯坦，对清廷的巡边情况也作了描写：
“每年夏，中国官员用五艘大船溯黑龙江上航，大船前有两小舟开路，并击鼓通告他们的到来。每条大船用五人一班轮流拉纤，每天轮换三次。全体人员总共约70—80人。他们上航到乌斯特—斯特列尔卡大约需要四十天时间，两艘船停留在对面河岸中国地界竖立界标的地方；其余船只继续沿石勒喀河航行至格尔必齐河。在这里，与俄国驻军长官交换礼品，租赁马匹，骑马到格尔必齐河口以上20英里竖立界标的地方。” [8]与中国史书记载大体相同。
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宁古塔将军辖区，清朝的巡边路线分三路前往：第一路从恒滚河逆流而上，入外兴安岭极北山地；第二路从格林河入山；第三路从海岸入山。
尽管清前期在东北地区组织了较为严密的巡边制度，但清廷的边防政策也有其失误之处：
一是对东北地区严格实行封禁政策，禁止内地人口流向关外。从而造成东北地区，尤其是与俄国接壤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如据记载，到康熙朝后期，宁古塔军民仍“皆散住东西南土城内，合计不过三、四百家”，齐齐哈尔，“且不若中土荒县。郊外，惟庵刹四、五而已” [9]。对当地的军事集结、兵力部署、巡防手段等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影响。
一是东北沿边地区虽设有卡伦、鄂博，并有定期巡边制度，但距黑龙江将军衙门过远，于信息传递及兵力发配等皆不利。《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威胁暂时解除。原设于瑷珲的黑龙江将军衙门逐渐南移，康熙三十二年（1693）移至墨尔根，三十八年（1699）又移至齐齐哈尔。这种战略部署直接影响了黑龙江流域边防的建设和发展，为鸦片战争后，俄国军队的乘虚而人埋下了祸根。
康熙二十八年（1689）喀尔喀蒙古三汗部为噶尔丹所扰，向清朝投诚内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败亡，始还故土。雍正十一年（1733）设定边左副将军，驻札于乌里雅苏台城，故又称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地方及喀尔喀四部（雍正年间于三部外增设赛音诺颜部）官兵，并会办库伦以西事务。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于库伦设办事大臣：
“专理与俄罗斯通商之事，并抚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治所在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末旗之南中旗之北。其在土拉河以东、科鲁伦河以西者，为东库伦；在土拉河以西、鄂尔坤河以东者，为西库伦。” [10]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于科布多设参赞大臣，管辖范围：东至乌里雅苏台界，西至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界，南至瀚海界，北至俄罗斯界。 [11]参赞大臣主要负责这一地区的旗务、年班、围班、牧厂、屯田、卡伦、军台等。
乾隆朝第一次对准战争结束后，乾隆帝对西北地区的军政建制，曾设想沿用“众建以分其势”的做法，对天山北路的准噶尔部，“就其四部，分封四汗”，对天山南路回部，命大小和卓木统属旧部，“俾之各自为守，以奉中国号令，聊示羁縻而已” [12]。但随之阿睦尔撒纳及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使得乾隆帝改变了这种想法，决定采取直接派官驻兵的管理方式。
乾隆二十五年（1760）天山南北底定，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请在新疆“设立文武大臣，使分地驻札”，乾隆帝指示：
“伊犁及回部，非久成内第之巴里坤、哈密可比，即须驻兵屯田，仍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非道镇绿营所能弹压” [13]。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清廷正式宣布在新疆设立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乾隆帝在上谕中说：
“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昨已简用明瑞，往膺其任，着授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所有敕印旗牌，该部照例颁给。” [14]
伊犁将军的职责是“节制南北两路，统辖外夷部落，操阅营伍，广辟屯田” [15]。
伊犁将军之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驻天山南北各路，管理各地的军政事宜。
全疆各级军政大臣的建置原则为：
（1）视地方之冲要繁难程度，分别派驻不同级别的军政官员，战略要区委以都统、参赞大臣，其余各城，大者派驻办事大臣，以协办大臣为其辅佐，小着派驻领队大臣。
（2）各级大臣层层钤制，递向统属，使统治网络达于全疆而总称于伊犁将军。
（3）新疆幅员辽阔，为减少遥制不便，将全疆划分为三大地理单元，北路伊、塔地区归将军直辖，南路八城和东路乌鲁木齐地区（北疆库尔喀喇乌苏以东，南疆吐鲁番、哈密以北）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乌鲁木齐都统分别总理，听伊犁将军节制。
（4）官员配置北重南轻，军政重心放在北疆。 [16]
从驻军情况来看，“南北两路养兵万有九千余名，设官千有四百余员。有驻防，有换防。驻防携眷之满洲、索伦、蒙古、厄鲁特兵，则移自盛京、黑龙江，移自张家口，移自热河。其换防番戍之绿营兵，则调自陕、甘” [17]。
乌鲁木齐驻防满洲蒙古马步兵：乾隆二十六年（1761）驻满洲兵200名，二十七年（1762）增察哈尔兵200名；索伦兵100名。三十七年（1772）改驻3344名。三十八年（1773）增三十二名。共计3376名。驻防绿营兵：初由内地及军营派拨，无常额。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安西提标前后两营移驻，共1492名。后增至4000名。 [18]
“伊犁地极西檄，又为将军帅廷，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 [19]。塔尔巴哈台“地居北境，边防较重”，驻防满洲、蒙古、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厄鲁特兵2126名，驻防绿旗兵60名，屯田兵540名。
天山南路回疆地区，皆换防之兵，“初以阿克苏为回部适中之地，喀什噶尔、叶尔羌为回部诸城之冠，英噶萨尔则又境属边圉，外藩邻接，皆兼设满营、绿营，分兵防守。他如哈喇沙尔、库车、赛喇木、乌什、和阗，则但酌留绿营以资捍卫。乾隆三十一年，以阿克苏满营防兵，移驻乌什，则乌什又为山南重镇，而阿克苏只驻绿营”，“驻防满营统以佐领，绿旗统以营员，其回兵则令各城伯克经理，而总以将军、大臣兼辖”。
兵力配备情况如下：
库尔喀喇乌苏，绿营兵350名，屯田兵118名。
辟展，绿营兵330名。
哈喇沙尔，绿营兵745名。
库车，绿营兵202名。
乌什，满营兵200，绿营兵750名，屯田兵400名。
阿克苏，绿营兵100名。
赛喇木，绿营兵40名。
喀什噶尔，满营兵334名，绿营兵625名。
叶尔羌，满营兵211名，绿营兵680名。
和阗，绿营兵232名。 [20]
对于西北边界地区，清廷亦采取了定期巡边制度。乾隆二十六年（1761）参赞大臣阿桂奏言：
“塔尔巴噶台地居厄鲁特西北，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自应驻兵屯田。……自辉迈拉呼至都图岭设卡伦二十一所，并迁都尔伯特、扎哈沁等部落，以壮声援，每年仍派兵巡查一次” [21]，开西北巡边制度之始。
乾隆二十八年（1763）伊犁将军明瑞等受命捡派人员，率同熟谙地理之厄鲁特，前往吹、塔拉斯、阿勒和硕、沙喇伯勒等处巡查。西北巡边路线分为两路：南路自特穆尔图淖尔之南，由八勒诨岭至塔拉斯、吹河；北路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至沙勒伯勒。乾隆四十二年（1777）“令各领队大臣分管卡伦，每年春秋二季各巡查所属卡伦一次” [22]，遂成为定制。
对于西藏地区，由驻藏大臣和噶厦政权共同负责边防事务。乾隆末年以前，驻藏清军一直保持在500—2000人之间。驻藏清军每三年一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
（1）完善西藏的常备驻军制度，将西藏的常备军分为绿营和藏兵两种。
（2）绿营兵编制、装备等同于内地，兵额为646名，分驻定日、江孜等处。
（3）藏兵定额3000人，拉萨、日喀则各驻兵1000人，江孜、定日各500人。清廷又命四川总督、成都将军、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大臣声势联络，遥制西藏。
边境卡伦与鄂博
卡伦是清代特有的一项边防措施，是清代军事建置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单独把它列为一节来加以论述。
卡伦一词的来源，或曰满语音译，或曰蒙语音译等，说法不一。其涵义，从狭义上讲，有岗哨、哨所、哨探、哨兵之意；从广义上讲，其职能则比较宽泛，除守边、巡边外，又有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稽查游牧、屯田、采矿、贸易、传递公文等功能。从类型上，清代的卡伦可以分为三种：常设卡伦、移设卡伦和添设卡伦；按其设置的位置和职责分，又可分为内地卡伦和边境卡伦，即内卡和外卡。
鄂博一词来源于蒙古语，在清代史书中又称为“封堆”。其种类有三：祭祀鄂博、路标鄂博和分界鄂博。自清代始，以鄂博或界碑作为各种疆界的界标成为习惯作法。即在分界处堆石以志，或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削大树镌记”，“插定标杆”，或“以山河”为鄂博。鄂博可以说是一种界的标志。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一类鄂博。
卡伦和鄂博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设立鄂博的目的和作用，是为了分明各种区域或疆域之间的界限或边界。卡伦则是为执行各种巡查、稽查或监督、传递、征收等任务而设立的派兵驻守的据点。从设立位置上看，边界鄂博多设于两国的边界线上，而边界卡伦则设立在边界线之内侧，与边界线仍有一定的距离。另外，鄂博一般设在两个卡伦之间，成为两卡伦官兵会师、沟通巡查情况之会哨处。
边界卡伦始设于康熙年间，这从雍正年间中俄之间的谈判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不过，在清代官书中有明确的边界卡伦名称记载则在雍正五年以后。下面我们对清前期长城以北各边疆地区的卡伦做一下分段论述。
东北地区的卡伦设置
呼伦贝尔境内的卡伦：
雍正五年（1727），沿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清廷设立了十二座卡伦，名曰“外卡”，由黑龙江将军管辖，轮派索伦兵驻守。
珠尔特依卡伦，又作珠尔特伊。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卡伦北有伊穆河，西北流入额尔古纳河。对岸有俄屯恰罗布其。
锡伯尔布拉克卡伦，又作西伯尔布拉克或希伯尔布喇克。在珠尔特依西南，西北临额尔古纳河。
巴延珠尔克卡伦，又作巴颜珠尔克、巴颜鲁克。在锡伯尔布拉克西南，其南即牛尔河，西北流入额尔古纳河。对岸俄屯名别勒维伊布得雷。
乌雨勒赫齐卡伦，又作乌裕勒和齐，或乌雨尔霍齐。在巴颜珠尔克西南，其北为牛尔河汇流处。
巴雅斯呼朗温都尔卡伦，又作巴雅斯呼尔图、巴雅斯呼朗图等。在乌雨勒赫齐卡伦西南，其南为谟里尔肯河，西北入额尔古纳河。对岸有俄屯则尔果里。
巴图鲁和硕卡伦，又作巴图尔和硕或巴图尔霍硕。在额尔古纳河大拐弯处，巴雅斯呼朗温都尔卡伦西南，西北流入额尔古纳河。对岸有俄屯新楚鲁图海。
库克多博卡伦，又作库克多布、库库多博等。在巴图鲁和硕南，东临和伦河（即根河）。
额尔德尼托勒辉卡伦，又作额尔德尼陀罗盖、额尔德尼拖洛会等。在库克多博西南，西临蒙克西里河。
孟克锡哩卡伦，又作蒙克西里、蒙克什里等。在额尔德尼托勒辉西南，西临额尔古纳河，东临蒙克西里河。对岸有俄屯开拉苏屯。
萨巴噶图卡伦，又作阿巴噶图、阿布垓图。在蒙克锡理西南，南有霍尔津池水东流入额尔古纳河。
苏克特依卡伦，又作苏克特或苏克特伊等。在阿巴噶图西北，南临霍尔津池水。
察罕鄂拉卡伦，又作察罕敖拉。在苏克特依西，南临霍尔津池水，向西六十里到车臣汗境内极东卡伦库博格勒库。
卡伦每处驻防官一员，领兵设守，每于两卡伦之间设一鄂博，卡伦官兵每日巡查，三月一更。
在额尔古纳河沿岸设置外卡防守后，因外卡之间相距较远，防守多有疏漏，时有俄人越界现象，因此，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又于外卡的内侧设置了十五座内卡。
新疆地区卡伦的设置
据《新疆识略》的记载，清廷在新疆共设立卡伦二百五十多座。新疆地区的卡伦分南北两路：北路卡伦分布在斋桑湖北、额尔齐斯河西岸的辉迈拉虎卡伦以南，天山以北，巴里坤以西，伊犁所属特穆尔图淖尔以东等地区。南路卡伦分布在天山以南、和阗河两岸及哈密以西的喀什噶尔、乌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喀喇沙尔、吐鲁番等地区。 2．伊犁将军所属卡伦
惠宁城领队大臣：沙喇布拉克卡伦（添撤卡伦）、塔勒奇卡伦（常设卡伦）、干珠罕卡伦（常设）、库库哈玛尔卡伦（添撤卡伦）、毕齐克图卡伦（添撤卡伦）、库库鄂啰木卡伦（移设卡伦）、鄂博勒齐尔北达巴罕卡伦（移设卡伦）、固勒札渡口卡伦（常设）、博罗布尔噶苏卡伦（移设卡伦）、辟里沁卡伦（移设卡伦）
伊犁地区另有锡伯营领队大臣所属卡伦十九座，索伦营领队大臣所属卡伦十二座，察哈营所属卡伦二十三座，厄鲁特营所属卡伦三十二座及营务处所属卡伦二座。 [23]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所属卡伦
巴尔昌、伊兰乌瓦斯、伊斯里克、图舒克塔什、喀浪归、乌帕喇特、玉都巴什、伊勒古楚、铁列克、乌鲁克、特比斯、特尔格齐克、图木舒克
叶尔羌办事大臣所属卡伦
赛里克、亮噶尔、库克雅尔、玉喇里克、奇灵、萨纳珠、和什喇普 [24]
从对以上清廷军事建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清前期，由于沙俄势力的入侵及与准噶尔部近百年的战争，清朝对北部路疆的军事部署和边防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军事体系之完善远远超过了其他边疆地区和海疆。正如何秋涛所说：“常宿重兵于漠北，将帅大臣星罗棋布，东西相望，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也” [25]。
2．边境卡伦的设置对于保卫疆土及解决长期影响中俄关系的逃人、贸易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以漠北地区的卡伦为例，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有关规定，沿中俄边界共设立了59座卡伦，其中除了沿鄂尔古纳河左岸的12座卡伦外，其余47座均在漠北喀尔喀四部境内。其中，自最东之枯布勒哲库向西至恰克图的博拉等28座卡伦均“北接俄罗斯界” [26]。恰克图西之察汗乌苏、特穆伦、和尼迈拉虎等几座卡伦也靠近中俄边界，它们是典型的边境卡伦。其主要任务就是防守中俄边界地区，防止境内及境外居民的非法越界、非法贸易或沙俄的入侵。清廷规定，俄罗斯等除在恰克图地方交易外，其它边界地区不得私自贸易。和尼迈拉虎等卡伦就是专门为防止俄人私自入境进行贸易而设立的，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初八日，驻布隆诺尔之卡兵会哨时，捉获由俄罗斯地方前来走私的格里果里、楼柯二人。雍正十二年（1734），鄂博图卡伦章京柯什克图属下领催博隆什寻踪擅自越界俄人至布隆谨尔之西，将踪迹交待给会哨人员布根，布根继续跟踪直至将三名越界俄人拿获。 [27]
3．清朝在边疆地区的驻军和设卡，大多兼具有御外和安内的双重职能，这对于维护和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由于职能不明确，事无专属，又削弱了对边境地区的管辖能力。尤其是在传统疆域观的支配下，清朝的边界观念不强，对边界的管理出现了一些疏漏，造成了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
1）边境卡伦所设位置，并非象边界鄂博那样处于边境线上，而是在边境线之内侧，并且与边境线的距离不一，有的近些，有的远离边境线几百里。又因受人力、物力的制约，所设卡伦的数量大大少于边界鄂博，如按照《恰克图条约》，清廷在漠北地区共设立鄂博57处，但同一范围内的卡伦则只有28座，无法产生一一对应的巡查关系。为此，清廷专设了巡边制度，即每年一次或三年一次派专人率兵按规定路线到卡伦驻兵巡查不到或更远的边境地区进行巡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卡伦防守的不完善之处，但终究不能替代现代意义上的常驻军的作用。
2）清廷对边疆地区和边境地带的管辖权统归于驻边将军，将军的职能是：“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 [28]军政合一，既管军又管民，事务繁重，不利于边防建设的谋画和发展。
3）边境卡伦的设置与舆图所标示边界线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了双方东起鄂尔古纳河，西迄沙宾达巴哈之间的边界。在这一区域，蒙古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所属卡伦之博尔特斯、察罕布隆、阿噶里、漉巴利、齐噶勒、哈起克及巴颜布拉克七卡伦以外系唐努山乌梁海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乌梁海、札萨克图汗部所属乌梁海、赛音诺颜部所属乌梁海，由此以北为俄罗斯界。科布多参赞大臣所属之汉达盖图、齐齐尔噶那、鄂尔济呼布拉克、阿拉克鄂博四卡伦内住喀尔喀蒙古，外住唐努乌梁海，又近吉里克卡伦之外有克拉克木游牧、乌梁海，迄西有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又西有阿尔泰乌梁海各游牧，游牧迄北接俄罗斯界。从清前期卡伦设置上看，东北与漠北地区的边境卡伦距离边界线较近，卡伦边防的意义比较明显。但即便如此，仍有上述大片的乌梁海地区没有设防而直接与俄罗斯接界，清廷虽在该地区建有每年巡边制度，但从总体上来说，统治力量是相当薄弱的，几乎是完全依靠当地总管、佐领等官进行管理，从而为俄国势力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如，俄国利用阿勒坦乌梁海与之相连，“潜将土产货物，与之抵换牲畜，其利倍蓰，而蒙古视为新奇，私与贸易，以为奇货，以致该国乘势建房，预为侵越之据，此其侵占乌、科二城边界之蓄谋也” [29]。
自沙宾达巴哈以西，至乾隆朝并无明确的边界线。西北地区与俄国接界处居住着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所属的十三佐领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的十佐领，以西是阿勒坦淖儿乌梁海，北部均接俄罗斯界。再往西往南，大致沿锵格尔图喇、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葱岭构成了一道边界线。但从西北地区卡伦的设置上，尽管数量庞大，但除了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和尼迈拉虎和辉迈拉虎卡伦外，几乎都属于内地卡伦，其设卡的目的并不象边境卡伦那样单一，如松筠所说：
“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由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由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又有铜场、铅场、屯工、船工，安置发遣罪人，其禁在于逋逃；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界毗连，其禁在于盗窃。故设卡置官，派兵巡守” [30]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卡伦具有稽查游牧、屯田、采矿、贸易、盗窃等多项功能，并多与内政有关。
就位置而言，均设在离边界较远的地方，尤其是常设卡伦，最近亦有几百里，远则上千里。如，自科布多西北的索果克卡伦到中俄最西一座界牌沙宾达巴哈，直线距离约600里；从乌克克卡伦到阿勒坦河和哈屯河会合处，直线距离约800里；从昌吉斯台到俄国边堡锵格尔图喇，直线距离也有400里。在塔尔巴哈台地区，从巴克图卡伦到阿古斯河约500里。在伊犁地区，从北面阿拉套山上的库克托木卡伦到巴尔喀什湖北岸约500里；从西面的匡果罗鄂博卡伦到巴尔喀什湖北岸约有500里，到巴尔喀什湖西岸约有1000里；从西南的春稽卡伦到巴尔喀什湖北岸约有700里，到达拉斯地区的必库尔淖尔就有一千四五百里。 [31]
西北地区边境卡伦稀少、边防力量薄弱，与清廷“以藩属为屏障”的落后的疆域观有直接关系。19世纪三、四十年代，沙俄势力不断向中亚地区渗透，清廷西北屏障渐渐失去，几乎是不设防的边疆暴露出来。咸丰七年（1857），俄罗斯兹文清理藩院：“……至于要事，东北至海，西至伊犁处，两国接壤极多，遗有未定界处，现在阻止在该处居住，恐起争端，即应覆行商定界址，敝国以此事为要，并未委派交界处所官员，特派亲信大臣赴京”[iv][32]。抛出了“中国西界未定论”，清廷对此要求予以拒绝。
但次年俄国又提出：“雍正五年，两国互定和约界址，则以沙毕奈岭，东达额尔古纳河、黑龙江照常不改，以免争竞。……两国仍有未定界址，沙毕奈岭以西，直达伊犁，因不知地名，亟应各派可靠之员，迅速查明，互相商定” [33]。
并单方面认为：“西疆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领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喀伦等处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34]。在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清廷被迫接受了这一条。
在以后中俄之间就西北地区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沙俄继续在常设卡伦上作文章，对于这一欺骗性伎俩，俄国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巴布科夫在《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早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中国人为了确定自己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和巩固自己对当时吉尔吉斯人的势力，已经开始每年视察国界，这种视察不是按照常设卡伦的方向进行，而是按照前列卡伦方向进行的。为此，每到春季的时候，中国部队就在地方参赞大臣的率领下，从科布多、塔城和伊犁各城市出动，沿着前列卡伦线甚至更向西进行，并且这些部队的进行线形成了一条特别的边界线，把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的东部地区都包括进去了”，
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西部国界“在它的大部分面积上是以中国的卡伦线表明的”。“在面临的塔城谈判中，我们首先必须拟定与中国在西部的地理上的稳定的国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用我国部队占领全部国界线上的各个战略据点，而自己并不超过中国的常设卡伦线，这样就有充分根据要求中国人也这样办理。这一切是在逐渐地、慢慢地使中国人意识到，常设卡伦所在的那些地方的这条界线，实质上也就是国界”，“新的国界要沿着迄今没有肯定下来的，但似乎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假定国界的现有中国常设卡伦线来进行” [35]。
在这种以常设卡伦线为划界标准的情况下，清朝丧失了西北地区大片国土。国土沦丧，固然主要是由于俄国武力威胁的强盗行径和清朝国势衰弱的现实造成的，但清朝统治者长期死守的落后的疆域观念、对边界管辖不当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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