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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

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作为一种相互联系的、对广阔地理空间内族群认知的重要观念和制度，大约在先秦时期就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结构体系，后经千余年的发展，到了明代，尤其是明清之际，“‘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①传统的帝国已经逐渐向近代国家转型。②对于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天下观”和“华夷观”的一些新的变化和特征，本文将以明代传世地图为考察重点，结合相关的历史地理文献，联系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和郑和下西洋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明代对“天下”及“大一统”政治地理空间的图绘
古代中国人图绘“天下”及“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有着久远的传统。这个传统随着各个历史时期地理学实践及地图学的发展而不断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那么，伴随着地图学的发展，有明一代是如何图绘“天下”及“大一统”政治地理空间的呢？
(一)明代舆图类地理文献与地图学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地图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了诸如《大明志》、《大明清类天文分野》、《寰宇通衢书》、《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大明舆地名胜志》、《皇舆考》、《广舆考》、《舆地图考》等官修或私修的全国性历史地理志书。与地理学的发展相关联，舆图学在明代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具有总舆图性质的或者说综合性的舆图类地理文献。
明代的舆图类地理文献，综合性的或者是具有总舆图性质的主要有罗洪先的《广舆图》、李默的《天下舆地图》(又名《皇明舆图》)、桂萼的《舆地图》、③曹学佺的《大明舆地名胜志》、张天复的《皇舆考》、汪作舟的《广舆考》、程道生的《舆地图考》、《杨子器跋舆地图》、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方孔炤的《大明神势图》、④卢传印的《职方考镜》、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佚名的《今古舆地图》、⑤吴国辅的《今古舆地图说》、郑晓的《禹贡图说》、潘光祖的《汇辑舆图备考》、王光鲁的《阅史约书》、⑥章潢的《图书编》、吴学俨等的《地图综要》、陆应阳的《广舆记》和《增订广舆记》等，其中尤以《广舆图》、《皇明职方地图》、《今古舆地图说》和《地图综要》最具代表性。
罗洪先在元代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明代《大明一统图志》、许沦的《九边小图》、杨虞坡和徐斌的《水图》等图籍的基础上汇集、增补、改编，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刻的《广舆图》，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全国地图集，计有舆地总图、两直隶图、十三布政司图、九边图、诸边图、黄河图、漕运图、海运图、四夷图(属国类)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图45幅，附图68幅，总共113幅。明崇祯九年(1636)，由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组绶等人编绘的《皇明职方地图》也是一部综合性的地图集。该图集共有上、中、下三卷，上卷收有《天下大一统图》、《皇明大一统图》和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各1幅，为全国和各省政区图；中卷为新旧九边、七镇等边防图；下卷为江河、漕运、海运、江防、海防、太仆寺牧马等专题图，以及朝鲜、安南、岛夷等外域图，全书共有地图52幅。⑦明吴国辅纂、崇祯十六年刻的《今古舆地图说》，是仿照宋代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编辑的。这部地图集共有三卷，以墨色的明朝地图为底图，绘《今古华夷图》、《明肇造图》、《明统一图》、《历代职方图》(每朝一幅)，共计59幅。在绘制上采用古朱今墨着色来表示古今地名、地理的变迁，双色对照给人清晰而直观的感觉。明末吴学俨等人编辑、南明弘光元年(1645)刻印的《地图综要》，分为总卷、内卷、外卷三卷，共有地图66幅。总卷主要叙述明代行政区划、沿革、边疆形势、山川关隘等，绘有《华夷古今形胜图》、《天下各镇边要图》、《京省合宿分界图》、《天下舆地分里总图》等地图；内卷为两京十三省分图，反映的是各省的郡邑建置、山川要塞等；外卷包括“九边”、“四夷”，详述明代边陲要地、边疆民族及邻国概况。
上面重点介绍的几部地图集，或为综合性的地图集，或为历史舆地图籍，基本上可以代表明代地图绘制的取向。在这些地图中，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与本文论旨密切关联的。
一是“天下”与“大一统”的内容。中国古代地图，尤其是极具天下大势之舆地图的绘制，往往隐藏着很深的政治内涵，具有明显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主要的王朝，其对广阔疆域的图绘，当然也要凸显大一统的政治内容。关于这一点，《大明一统志图叙》有一段极为权威的表述：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羲农以上疆理之制，世远莫之详矣。其见诸载籍者谓：黄帝……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其地西北虽过于前，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惟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东，曰河南，曰陕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广，曰四川，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征云。⑧
这段表述中，明确强调了舆图的绘制既要反映明朝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又要为后世传诵明朝统治之盛况留下可资参考的图像文本。
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虽然它只是一部官修的地理志书，而且在全书2800余页中，地图仅占13页，但它开篇就强调了地图在图绘大一统政治地理空间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检阅明代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图可以发现，反复刻画或强调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空间，一直是地图绘制者在努力强化的内容，诸如《大明混一图》、《大明神势图》、《皇明一统方舆备览》、《大明一统图志》、《天下大一统图》、《皇明大一统地理之图》、《明统一图》、《天下各镇边要图》、《天下舆地分里总图》、《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大明一统之图》等直接冠之以“天下”、“一统”、“混一”的地图，就可以算是最直接的一种注解。
二是对四周及域外“蛮夷”地域的关注。基于人们对周边区域及域外地理空间的地理认知，中国古代地图对“蛮夷”区域的绘制，或简绘，或仅以图记的形式标注，并没有强调实际的地理意义，甚至在图例上也有别于“华夏”部分。但是在中国古代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体系中，对“蛮夷”部分的关注向来也是地图绘制的一个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在明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继承上，明王朝实际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⑨虽然较元代有所收缩，但它作为承继法统的一个王朝，沿袭的依旧是历代王朝的惯常做法——努力在文化和空间上塑造王朝整体地域形象，⑩以一种“天朝上国”的恢宏气势来强调对“蛮夷”的教化治理。在发展上，随着明朝对域外空间探索实践的展开和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当时的人们对域外空间有了更深的认识，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在大明王朝的周围有许多彼此相当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作为“蛮夷”的一部分呈现在地图上，不仅有了更加切实的地理意义，而且对传统地图上的“天下观”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二)明代地图上的“世界图像”
中国地图上的“世界印象”，较早可以追溯到西晋的裴秀和唐朝贾耽的地图学实践。被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的裴秀，他创立了“制图六体”理论，开创我国古代地图绘制学，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同时，他还将当时一幅用绢八十匹绘制的《天下大图》缩制成以寸为百里的《地形方丈图》，这是我们可以追溯的明确见于史载的天下大势图。唐代着名地理学家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原图已佚，据相关文献记载，它是一轴唐全境图，宽约三丈，长约三丈三尺，幅面约10平方丈，图上精绘九州，兼顾海外，涉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标记有数百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此图未能传世，但它却是宋代制作“世界地图”的一个重要蓝本，如宋代刻于伪齐阜昌七年(1136)的《华夷图》，就是以贾耽《海内华夷图》为底图编绘的。在《华夷图》上，90%的图幅空间是长城以南的中国国土，图四周的空白之处，以文字的形式注记其他“夷族”国家或地区，其中一些主要的朝贡国，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当然，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和注解，带有太多想象的成分，并未与历史事实相符。
到了元代，蒙元帝国的陆海扩张与国际视野下所获取的域外地理知识，无疑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在元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是非常重要的一幅。此图虽然原图已佚，但从明代的《大明混一图》和朝鲜人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可窥其大概。
考察明人绘制的“世界地图”，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是我们首先必须重点分析的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朝鲜，西达非洲西海岸、西欧，南括爪哇，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图幅尺寸为386×475厘米，是目前已知尺幅最大、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国人绘制的彩色“世界地图”。(11)《大明混一图》绘制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无疑吸收了蒙元帝国的陆海扩张与国际视野下所获取的新的域外地理知识。姚大力考证认为，“混一图”是以今天所知中国第一幅真正的“陆上全图”——元人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为底图绘制的，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元时期的中国人，尤其是当时南方士人的地理知识，也是中国对域外地理的认知从“行纪地理学”走向真正的“绘图地理学”的重大标志。(12)《大明混一图》上各部分的绘制，国内部分是依据朱思本的中国全图《舆地图》绘制，非洲、欧洲、东南亚部分是依据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绘成，而印度等地可能是依据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鲁马丁的《地球仪》和彩色地图绘制。(13)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本为朝鲜人于公元1402年绘制，原图已佚，目前日本存有“龙谷版”和“本光寺版”两个摹绘本。图上有权近题跋云：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校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14)
由图上跋文可知，这幅地图是以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基时，朝鲜贺使金士衡从中国复制带回的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图》为底图，同时参考朝鲜和日本的地图，于建文四年由朝鲜人金士衡和李茂初步考订、李荟详细校对完成的。该图的空间范围，东自朝鲜、日本，东南绘有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岛)、三屿(今菲律宾的巴拉旺岛)等岛屿，西南包括渤泥(婆罗州)、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马八儿(今印度的马拉巴尔)等，西面描绘出非洲大陆的轮廓及欧洲部分地区，北至大泽(今贝加尔湖)，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代绘制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从地图的内容来看，元朝各行省及所属各路、府、州等行政名的汉文标注甚为详细，从西方欧洲、非洲到东方朝鲜、日本已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对域外地理的认识。
明万历二十一年常州府无锡县儒学训导梁葶镌刻、南京吏部四司正巳堂刊本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人迹》，虽然明显地受到利玛窦所绘地图的影响，在“中国”与“世界”、“华”与“夷”处理中，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其他域外各国以小岛的形式散列在四周，在绘图上依然采用形象的画法刻印。明冯应京辑、戴任增释的《月令广义》所收《山海舆地全图》，本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在南京所绘世界地图，图中记有洲名6个，国家和地区名32个，海洋名22个，江名、山名各3个。特别要说明的是，图记中还出现“狗国”和“食人国”等民间传说的海外地名。明王圻、王思义撰《三才图绘》所收《山海舆地全图》，和上图基本上一致。明程百二等撰《方舆胜略》所收《山海舆地全图》，见于该书“外夷”部分卷一，实际上为东、西两半球图。章潢《图书编》所附世界地图有《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上》、《舆地图下》、《四海华夷总图》四幅，其中，《舆地山海全图》以太平洋为中心，中国位于图中心偏左，从图中的地理要素来看，依然是根据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摹绘而成，只是由于图幅之原因，刻绘较为简略。《舆地图下》、《舆地图上》实际上是依据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摹绘的地球南北半球图，图上标绘许多地名，刻绘较为详细。《四海华夷总图》是一幅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具有明显佛教色彩的世界地图。图上标绘了朝鲜、日本、琉球等，其他传说中的诸如“君子国”、“小人国”、“长脚国”、“穿心国”、“西女国”、“狮子国”、“马蹄国”等国家，则以岛屿的形式散列四周。明崇祯十七年金陵曹君义刊行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图之“中国”部分位于图之中央，以喻时《古今形胜之图》为蓝本，详细地刻绘了明两京十三省的行政区划，约占图幅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强。其他所知世界各国，则在其相对位置上加以表示，不再以岛屿的形式散列在“中国”四周。同时，在图的南部和东南部海洋中，标记有“女人国”、“毛人国”、“穿心国”、“二身国”、“三首国”、“金齿国”等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国名。
由以上这些明代绘制中文世界地图可以看出，在明朝人的地理知识体系中，虽然依旧坚持着以“中国”为中心的绘图取向，不同程度地保留有“山海经”式的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但显然已经加入了许多新鲜的海外诸国的内容，有了十分丰富而多元的“世界图像”。
二、东西对撞：触及明代“舆图世界”的两种力量
明代对“天下”及“大一统”政治地理空间的图绘，虽然依旧沿袭前朝旧法，但在图绘“世界图像”的过程中，明显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明代对域外地理空间的探索和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应是两种最为主要的触动力量。
(一)明代对域外地理空间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古代对“华夏”周边族群及其地理空间的描述，早在《礼记·王制》关于“五方之民”的描述中，就已初步具备了民族志叙事的雏形。汉代司马迁着《史记》，在中国正史中正式开创对华夏周边民族作传的叙事传统。这个被后世奉为经典、历代相沿的叙事传统，为我们保留了有关中国边疆民族、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量的资料与信息。但客观而言，在明以前的历史地理类文献中，除了法显的《三十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赵汝适的《诸蕃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周致中的《异域志》等不多的几部外，以中外交通或域外世界为主要记述对象的着作并不是太多。
相较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地理文献，明以前有关域外地理志书的稀缺，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域外世界地理的关注与探索实践尚显得十分不足，即使是元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嗣们有征服世界的经验，也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我为中心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传统的力量依然顽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到了明代，一个具有官方行为的重大历史事件——郑和下西洋，似乎为其认识域外世界开启了一个别样的窗口。
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郑和奉旨下西洋，其目的和动机向来多有争论，但“宣德柔远”应是可讨论的一个历史使命。因为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治理天下的理念中，基于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大多数的王朝和君王都会强调“君临万邦”、“敷德四海”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在王朝建立之初或者新君即位之时，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诏告天下，宣谕其政治理念。永乐皇帝即位之时，其在给礼部的诏谕中就明确强调：“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故而要令“远夷知尊中国”。(15)郑和受命于皇帝的大规模航海，当担负着这方面的使命。关于郑和船队“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16)“宣布纶音往夷域”(17)的航海使命，在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研究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已多有论及。如费信说：“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18)马欢说：“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19)这种以我为中心，对“天朝上国”恢宏气势的夸耀与自豪，所传达的无疑是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和“华夷观”相关联的一种理念。
郑和下西洋作为中西交通史上的壮举，它留给后人太多的文化遗产，与此相关联的域外地理着作(20)和《郑和航海图》也提供了更多探讨的课题。结合本文的论旨，必须看到的是，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和人员，七次远航至东南亚、印度洋以及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在古代航海史上，无论是参与航行的人数、规模、航程均是无与伦比的，航行中所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除了正常的商贸活动外，搭建“海外诸夷”与明王朝之间的联系，宣谕大明王朝之威德，理应也是一项非常重要内容。所以，从中外交通史和明朝人对域外地理空间的认识来看，这种“通四夷”的锐意举动，无疑也应是明代世界意识的一种反映，尽管这种地理空间的扩充与延展，可能对传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并未造成实质性的改变，但毕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触动力量。
郑和航海后，明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中国人的地理视野不断扩大，相应的有关域外地理的着作也不断涌现。这当中，明代南昌人罗曰褧编撰的《咸宾录》，作为明代一部中外交通的史籍，以北、东、西、南四个方向分别叙述了与明朝有交往的周边国家、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情况。题名“咸宾”，具体是指周边的朝贡来客，“录”字面上为“记录”，实为“志”，所以《咸宾录》实际上是关于明代朝贡之国的志书，它有别于之前的“四夷考”之类的着作。罗曰褧编撰此书的目的，四库馆臣认为，是“欲夸明代声教之远，故曰咸宾”。(21)此评说，仅点中题中之一义。其实，在为此书作序的刘一焜看来，罗曰褧的《咸宾录》，“稽统者观其常，防微者观其变，怀柔者观其仁，驾驭者观其智，宾贡者观其礼，文告者观其信，兵戎者观其武”。(22)此七“观”，道出了撰着者现实的政治关怀。因为罗曰褧生活的明代，国势衰弱，边患严重，民族关系紧张，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各国各族的关系，已是非常迫切的事情。又如1520年黄省曾根据《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针位》等书资料编撰而成的《西洋朝贡典录》，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载了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刺加、浡泥、苏禄、彭亨、琉球等九国，中卷记载了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榜葛剌等七国，下卷记载了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路谟斯、阿丹、天方等七国，总共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海外23个国家的情况，是研究明代的中外关系和航海史的珍贵资料。1536年黄衷编撰的《海语》，也是研究16世纪东南亚史地和中国南洋交通关系史的文献。
以郑和远航、“沟通四夷”为契机，明朝中后期大量有关域外地理着作的涌现，其本身就反映当时人们对域外世界的关注。这些着作对域外各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状况的记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海外地理知识，凸显了明人的世界性意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着作在记载域外地理的同时，还对中外交通史、中外贸易及中外文化交流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联性。(23)
明人较为宏阔的世界地理视野，在《明史·外国传》也有一定的反映。《明史·外国传》虽然成书于清初，但它记述的是明代的事情，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中后期及清初人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在《明史·外国传》中，一共记载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在历史上曾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或属国，如安南、福余、泰宁、朝鲜、暹罗、旧港等；有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鞑靼、瓦剌、兀良哈等；有的是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或者是向明朝派遣传教士的海外国家，如吕宋、文莱、古麻剌朗、满剌加、榜葛剌、忽鲁谟斯、祖法儿、意大利亚等。虽然说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外国，但较之以前正史中的《外国传》、《四裔传》和中外交通史籍，无疑给人们提供了更为多元和新鲜的世界地理知识。
(二)西学东渐：从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到艾儒略的《职方外记》
在明代的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对全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描绘和艾儒略《职方外记》对世界地理知识的系统阐释，无疑是一种对明朝传统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带来巨大冲击的力量。
公元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历尽艰辛来到广东肇庆，随后在肇庆建造了一座耶稣会教堂，并在教堂客厅的墙上展示了一幅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图上中国和东亚位居“远东”。后来，利玛窦在知府王泮的请求和支持下，以西文地图为基础，使用投影技术，扩大原图图幅，在图上标注汉字重新刻印，名为《山海舆地图》。这是一幅完全按照西方地理观念制作的地图，图中传递了地圆学说、地球球形形体、五大洲观念、五带划分、经纬线、投影法等新鲜的西方地理地图学知识，使中国人首次较为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地图学知识。《山海舆地图》刻印之后，利玛窦在中国大陆传教、生活期间，又数次受各地官员、好友的请托，先后在南昌、南京分别编绘了《舆地山海全图》和《山海舆地全图》，在北京编绘了《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和《东西两半球图》，加上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一共是六幅中文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绘制完成于1602年，以地球为圆球，运用西方椭圆形等积投影绘图法，采用三色将已知的世界编绘于一体。全图由六屏装裱而成，通幅纵179厘米，横414厘米，总面积为7.41平方米。图的主体部分为椭圆形的世界地图，较为清楚地绘出了亚、非、欧、美及南极洲的基本轮廓和一些山脉、河流、海洋等地理要素，同时以小插图的形式在图之边角附载了九重天图、天地仪图、赤道北地半球之图、赤道南地半球之图、日月食图等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图的海洋部分绘有各种帆船9艘，鲨、鲸、海狮等海洋动物15头。南极大陆上绘有犀牛、象、狮子等陆上动物8头。(24)图之“中国”部分，则是广泛地参考了《大明一统志》所附各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以及《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当时明代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基于“地圆说”所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上面绘有赤道、两极、南北半球、五带以及五大洲的名称，传递的是西方全新的世界地理观念，它首先触动的是中国传统的固有观念。虽然在中国古代对地球天体的认识中，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地动”、“地游”、“浑天”等零星的认识，甚至在蒙古至元四年(1267)，还有一位名叫札马鲁丁的学者，在中国制作了刻画着经纬度的木制地球仪，而且地球仪上已采用绿色和白色分别表示水域与陆地的面积，但这些思想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5)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是“天圆地方”的观念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基于这种观念，人们大都相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居于大地之中，为“天下”，“天下”之外的“四海”岛屿，为夷狄所居之地。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方形或同心圆结构模式，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人对世界认知的模式。正因为如此，对于长期固守“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并以“中国”为中心来构建“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的大多数明朝人而言，要完全接受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些明朝士大夫看来，利玛窦所传播的是“奇技邪说”，一时间，怀疑之声、抨击之词、嘲笑之言，甚嚣尘上。
事实上，从最初受王泮之请绘制《山海舆地图》到最后受李之藻之邀编绘《坤舆万国全图》的过程中，利玛窦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两种世界观念、两种知识体系的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为了缓解这种冲突给他带来的影响，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明朝人接受他的学说，他采纳了明朝官员的建议，对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作了相应的变通处理——他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的中间向西移动170度，使中国的位置正好处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以迎合中国人传统的“中央之国”的视觉欣赏习惯。同时，在绘制中国部分时，他不仅广泛参阅了明朝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而且还亲自翻阅了大量的地理学资料，力求做到尽量准确。利玛窦的努力是成功的，他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中，是较为全面的，尤其是东亚部分。利玛窦刻意凸显“中国中心”的变通处理，也帮助他避免了不少麻烦，并最终获圣旨进京定居，方便了其传教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展开。
由于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体系，挑战了“天朝上国”、“天朝中土”的权威，对顽强地固守“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多数明朝士大夫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利玛窦向当时的中国人传递了“五大洲”、“万国”概念及“地圆说”，让中国直观地意识到，在广阔的世界中尚有许多以前不知晓的国家存在，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中的一国。这种全新的地理知识，对当时中国的地理学界、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重新寻找天下体系的合理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使中国人从天下观向世界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6)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利玛窦带来了西法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使得中西地图学知识有了交流、互动和历史性的对话，尽管由于传统的力量太过强大，这种反馈互动的机制并未建立起来，但是在同时代一些中国学者的地理学着作和知识体系中，不仅注重收录、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27)而且已经有了粗略的世界地理的观念，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法国等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有了大致的认识，如明代佚名氏的《地舆总志》，作为当时受西方地理学思想影响而编撰的一部简明世界地理，其内分亚、欧、美、非四洲，(28)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识。
如果说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那么艾儒略《职方外纪》则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阐释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重要着作。
1610年，也就是在利玛窦于北京逝世的年底，他的同胞艾儒略在澳门登陆，后来一路北上，踏访了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山西、陕西等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地方士大夫和官员。艾儒略在中国生活期间，他一边传教，一边译介西方书籍，共出版了《万国全图》、(29)《职方外纪》、《西学凡》等二十余种中文着作，其中尤以《职方外纪》影响最大。
《职方外纪》刊于明天启三年(1623)，它是在西人庞迪我、熊三拔所着的西班牙底本上扩增编译而成的。全书共分五卷，有总说、有各论，从第一到第五卷分别为“亚细亚总说”(包括亚洲、南洋和地中海各岛)、“欧罗巴总说”(欧洲)、“利未亚总说”(北非洲)、“阿墨利加总说”(美洲)、“四海总说”，书中附有《万国全图》、《北舆全图》、《南舆全图》、《亚细亚图》、《欧罗巴图》、《利未亚图》、《南北阿墨利加图》七幅地图。较之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职方外纪》有关天体原理、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地球纬度、世界海洋航线、经纬度制图、投影法、太阳回归形成四季和五带的原理等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介绍和阐释更为全面系统，所记载域外国家的人文地理大势更为翔实。据“亚细亚总说”所言：“今欲揄扬万一，则《一统志》诸书旧已详尽，至中华朝贡属国，如鞑靼……之类具悉《一统志》中，亦不复赘，故略，撮职方之所未载者于左。”在全书中，除了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入的国家略而不述，总共简要介绍了全球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42个、岛国(屿)21个及海洋名称27个。(30)
虽然说《职方外纪》依旧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观”的痕迹，然而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艾儒略，他不仅深谙儒家变通之道，而且多年与明代的地方官员、士大夫相处的中国生活经验告诉他，他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人阅读、欣赏和接受的路径，来传播西方的地理学知识。于是乎我们看到，在《职方外纪》中，艾儒略精心编织绘制了一幅全新的图像——“世界万国图像”，并抓住人们猎奇求异的阅读心理，以大量“闻所未闻”的奇事、奇人、奇物、奇器、奇兽、奇观为写作元素，把西方世界的图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精心的安排和新奇的描述，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形象化地为国人展示了世界的自然图景和海外的人文奇观，帮助了国人在猎奇意识的支援下能够初步认识和理解一种异域的文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朝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建立起最初的世界意识”。(31)
尽管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汉唐时期中国人已经远航到印度东南海岸、波斯湾，元代蒙元帝国陆海扩张、汪大渊等人的航海旅行已经获取了亚、非、澳各洲数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丰富地理知识，然而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它是以凸显中国对天下的所有为前提的，即凡天下的土地都是“王土”，“世界”若独立于“中国”之外则没有意义，天下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存在。这种缺乏世界意识的“天下”、“王土”观念，作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地理观念，它有非常顽强的历史韧性，任何来自内外的力量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之。然而，入明以后，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以“中国”为中心天下观念也在被消解、重构的过程中有了太多的变化，许多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他们在重新寻找解释天下体系的合理依据的同时，也有了明显的“世界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只是天下万国中的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帝国观念，实际上已悄然在发生变化。
此外，古代中国人以“天下”为最大的空间单位所构建的“华夷秩序”，实际上是以承认中国封建国君天然的君主地位为核心，通过“册封”与“朝贡”来维系的。天下认知体系中的“华”和“夷”，无论是表现在民族、政权，还是在地域与文化上，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存在着内外、主从、上下，乃至“文明”与“野蛮”之别，而且这种秩序本身的建立和推展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入明以后，随着东、西两个世界的接触，前朝太多未曾考虑的海外诸国，均被纳入明代的“华夷秩序”中，使明朝的华夷秩序增添了更加多元的“世界图像”，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明代地图上这些看似不太明显的变化，事实上昭示着古老的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已微露端倪。
注释：
①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②参见万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③王庸在《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甲编《明代总舆图汇考》(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中认为，李默的《天下舆地图》和桂萼的《皇明舆地图》，实际上同为一图。
④为方孔炤所着《全边略记》一书附图的汇集，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政区图，中卷为边镇图，下卷为海图及域外地图，内容较《广舆图》更加丰富，是一部以边防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
⑤江苏巡抚采进、不着撰人名氏的《今古舆地图》，一共收有58幅图，其中首幅即为《明一统图》。
⑥明王光鲁编辑，崇祯年间刻朱墨套印本，由地图和文字两部分构成，地图部分包含从上古至元朝的古地图35幅，有舆地图、割据图、分界图、山川图等类别。
⑦参见朱炳贵：《陈组绶及其〈皇明职方地图〉》，《地图》2002年第4期。
⑧《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卷首语。
⑨关于明王朝的疆域，《明史·地理志序》载称：“东起朝鲜，西接吐蕃，南包安南，北据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⑩参见潘晟：《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
(11)大约在11世纪70年代，今新疆喀什人马合木德·喀什葛里在其编撰的《突厥语字典》卷首，附有一张阿拉伯风格的圆形世界地图，圆图的周边描绘了大宋、印度、埃及、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但这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
(12)参见姚大力：《“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498页。
(13)参见梁二平：《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23页。
(14)孙果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地图》2005年第4期。
(15)《明成祖实录》卷23，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6)(明)巩珍、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页。
(17)(明)马欢着、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页。
(18)(明)费信着、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页。
(19)(明)马欢着、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第2页。
(20)在郑和远航的过程中，随行人员撰写的有关域外地理的着作共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和《华夷胜览》四部。其中，马欢的《瀛涯胜览》成书于1416年，繁简不等地记载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民族、宗教、气候物产、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情况。费信的《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记载了作者亲眼所识和得自传闻的22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郑和的活动情况。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成书于1434年，所记2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匡愚的《华夷胜览》已佚，从今仅存张洪为此书所作序文可知，内容主要为交阯、占城、三佛齐、爪哇、苏门答腊、满剌加、暹罗、锡兰、孛尼等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形胜、风物土产等。
(2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8。
(22)(明)刘一焜：《序》，(明)罗曰褧着、余思黎点校：《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23)参见毛瑞方、周少川：《明代西洋三书的域外史载与世界性意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4)参见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
(25)参见《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
(26)参见周振鹤：《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第一步——读〈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国测绘》2005年第4期。
(27)明代地理学家章潢在其《图书编》中收录有《舆地山海全图》，潘光祖(生平不详)编辑的《汇辑舆图备考》录入两幅《缠度图》；冯应京在其《月令广义》中收录了《山海舆地全图》；程百二、李蒙等人编撰的《方舆胜略》附录所收《山海舆地全图》，就是参照利玛窦《舆地山海全图》的绘制方法而绘制的。
(28)参见萧樾：《中国历代的地理学和要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29)此地图并非原创，它是艾儒略以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为底本，与杨廷筠合编的一部“世界地图册”。
(30)参见霍有光：《〈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与中西对比》，《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
(31)邹振环：《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
原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