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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承明：《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原刊 《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至宋代加入义理，并完善叙述法。清代出现考据学高潮，民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其后，一度陷入教条主义决定论，但并未抛弃实证原则，近20年来，实证内容更加丰富，达于昌盛。西方史学曾长期受制于神学，文艺复兴后，到19世纪才有兰克(L.vonRanke)的实证主义史学。然自19世纪末即出现批判思想，并于20世纪初、30年代、50年代形成三次反对实证主义的高潮。这三次高潮并未根本动摇史学的实证传统，但提出不少问题，丰富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下面我想就三次高潮中争论的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向方家求教。
19世纪西方的实证主义，按照孔德(A.Conte)的理论，是把原来视为艺术的史学比同于自然科学，先确定史实，再找出规律。于是史学家热情发掘史料，考据和重订史实，成绩斐然；而寻找规律则迟无成就。其中有语言学和法学两种考证方法，颇具功效。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史学进一步向自然科学靠拢，进化论方法进入实证主义，麦特兰(F.W.Matiland)史学名重一对。
这里我想提一下，语言学的考据法实即中国的训诂学，惟音义外并重句之构造。傅斯年留德归国创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寅恪治史，通十数种古今语言，30年代史学家皆重训诂。今青年学者对此似有忽略。其实不仅古史，治近代史亦有语言问题，如“民主”一词，在五四前后、解放前后含义有异。当代西方史家，如美国海登·怀特(Hyden White)、后现代派大师福柯(M.Foucault)从语言结构、话语情态上重建语言考证学，可资注意。
20世纪初的第一次批判实证主义高潮，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许多学者，可以克罗齐(B.Croce)为代表，又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则属新黑格尔学派。他们并不反对确立史实和考证功夫。惟当时盛行的新康德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统一的、永恒的，有普遍规律；而历史是人为的、个别的、“一次如此”的东西，没有普遍规律。黑格尔学派更强调历史是精神过程，与自然过程迥异。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再则，自然界无价值可言，而历史是有价值（重点在道德）的，因而对历史事件有价值判断问题，判断的标准则其说不一。
这两个问题都长期争论，迄未解决。我个人看法：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并具有艺术（教育）功能。但是，史无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用于实证。把历史看成是纯粹精神过程是不对的，但若克罗齐之强调历史事件的现实性，柯林伍德之强调历史思想和行为，未始无益。历史本身也是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但主要在人口、社会和经济结构与组织方面，且不具永恒性，可在有关学科或专业史中研究。孔德、斯宾赛(H.Spencer)之否定价值判断，19世纪史学家之力求“中立”免涉是非，都不可取；因史学如无价值判断，怎能古为今用？我主张有实证的(positive)和规范的(normative)两种价值判断。作实证判断时，应将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虑，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判断时，则可用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指出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判断的历史局限性。
30年代第二次对实证主义的冲击来自历史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可以卡尔(E.G.Carr)和贝克尔(C.L.Becker)为代表。卡尔提出，过去的事物经纬万端，历史事实只是根据史学家的要求选择出来的部分，总不免主观的判断。贝克尔更认为，“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史学家在“创造”历史之前，“历史事实对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加以史料总是挂一漏万，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有限，实证主义者要求“如实的说明历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再如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前判断”说，伽达默尔(H.G.Gadamer)的“成见”说，认为史学家总是根据他已有的民族文化和习惯心态来选择、解释历史事实，不得称为实证。
对此，我以为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老实证主义者阿克顿(J.Acton)所企望的那种“极终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我常说，历史研究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但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已认识清楚的随着知识积累和时代要求又会变得不清楚，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认识。贝克尔把历史研究比作现在与过去之间“无止境的问答”，伽达默尔说是史实与我们见解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游戏”。说得不错，但应补充，每次问答或游戏，都应是历史认识的一个进步。此外，历史认识的缺陷，往往是因为考察的片面性，或过去线性因果关系造成思维的简单化；5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提倡的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eptive)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对此大有裨益。
对实证主义的第三次攻击来自美国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原是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埋，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这个学派传入美国后，与美国原有的实用主义结合，产生一种模式法的“科学哲学”，并首先用于历史学，以波普尔和亨普尔为代表。波普尔(K.R.Popper)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同属经验科学，但科学之成为科学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证，而在于合乎逻辑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据学最常用的归纳法，并认为资料不能产生理论，资料比理论“更不可靠”，转而从推理出发，研究逻辑的“覆盖率模式”(covering law model)。亨普尔(C.G.Hempel)完成了这种三段论的模式，却首先要有一个或几个普遍的规律，其次是具备一组事情发生的初始条件，最后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释，只有这样得出的描述和解释才是科学的历史。这就把实证主义完全撂到一边。
我个人一向是反对用模式法研究一般历史的，并不赞成一切决定论、预期论的方法。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是普遍规律问题。亨普尔也承认他提不出历史本身的普通规律，而是借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已有的规律。一个时代经济的运行、社会的结构确实会形成某种模式，但那是历史的结果，不能说历史是按某种模式安排的。其次，所谓初始条件，除非是单称命题，是不可能齐备的。即便大体齐备，也只能如索洛(R.M.Solow)所指责的，“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得出一种预期的结论。预期是否合乎历史实际，仍然要进行实证。事实上，在美国，用逻辑实证模式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经济史、社会史的某些狭小领域，多半是已知历史结果的领域，等于是回归分析。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某些计量分析中，可以用模式法。不过这些计量模式并不是三段论的逻辑模式，而主要是回归模型。回归模型的自变量都是经验数据，常量和系数也是由经验数据求出，因而，实际是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更加谨慎小心的应用。
最后，我想再提一个长期困扰西方史学界的问题，即因果关系问题。古代西方史学是一个个的故事，彼此无关。近代史学出现后，没有别的办法，就用因果关系把它们串连起来，成为因果链。正如休谟(D.Hume)所指出，这实际是一组事件出现后，随之出现另一组事件，人们就把前者作为因，后者作为果。在启蒙运动和科学兴起时代，人们比照科学理论，用理性来解释因与果，形成线性因果关系，支配着整个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逻辑实证主义兴起，按三段论法用逻辑推导因与果，完全排除了主体（人），成为客观因果关系；这一点可说是有贡献的。但是逻辑因果关系只能在有普遍规律和边际条件的狭小范围内求证。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是多元的，十分复杂的，要待结构主义史学出来，和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学派兴起，根本破除线性因果链的概念，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论，才可望有更先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