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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承明：《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

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可并行发展；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但就每个研究者说，不妨有自己的看法。
我是学经济出身的，毕业后还做了20多年经济工作，教书也是教经济。我早年研究经济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喜欢计量分析。但到上世纪80年代，看法开始有改变。
首先感到计量分析的局限性。一个模型的变量有限，许多条件只能假定不变，这不符合历史。研究农业，灾荒不好计量，只能有灾是1，无灾是0。战争也是这样。1986年我在美国参加计量史学会议，那时福格尔还未获诺贝尔奖，但有些计量史家已转业，气氛低沉。把历史现象都作为函数关系，与实际不符。正如R·索洛所说，不能“用肘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出来。
经济学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当时通用新古典主义，勉强用于民国经济，不能用于明清。80年代流行合理预期论，民国也用不上；90年代流行博弈论，更难派用场。经济理论没有普遍性、永久性。我写了篇文章说：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根据需要可以选用这种方法，也可选用那种方法，史无定法。
那时，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都在中国流行起来。年鉴学派的整体观和结构主义都来自社会学，不是来自经济学。整体观接近中国史学，它与分析法的区别有如中医与西医。结构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经济兴衰不是线性必然，要看结构良窳。这都很高明。不过他们的研究方法太庞大了，布罗代尔可以一人担当，我们做不到，要分工合作。D·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但他强调非经济因素，把国家论和意识形态引进经济史。这实际是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历史上是强政府与儒家，不过诺斯说他是取法马克思。总之，学习年鉴学派、新制度学派给我很大启发，至少，经济史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制度、社会、思想都要研究。
可是，使我感触最深的是J·熊彼特。他在《经济分析史》开篇说，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感、历史经验云云有点抽象，但它是真实历史知识的积累。发生一件大事，如伊拉克战争，有经验的史学家会立即作出判断，而政治家往往“当局者迷”。七七事变，清华大学南迁，陈寅恪赋诗云：“读史早知今日事”，这就是历史感。
我在经济史研究中深感自己缺乏历史知识，没有历史观，就抄近道，读前人的“历史哲学”。从维科到黑格尔、马克思，从汤因比到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读了不少，但还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要有历史修养，必须认真研究历史。而且要有古代史，因为要通古今之变。研究当代史的，也要有点古代史知识，至少是近代史，否则只能做“记录片”。
我写过一篇文章，刊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提出研究经济史的看法。我提出历史、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文化思想五个方面。我觉得，经济史首先是史。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那个时代的经济。如战国时代，各国经济都要为战争服务。秦汉大统一，就有了《货殖列传》。这不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历史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合一的整体。研究一个时代的经济要从整体入手，就是从历史入手。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一卷就是整体论，它规定着第二卷经济和第三卷资本主义制度的“边界条件”。
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里要用经济理论，但只能把理论作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根据问题性质和史料选用不同方法。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否则就乱了。制度变迁通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和诺斯的看法不同，而是J·R·希克斯的观点，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历史上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的变革都是这样。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中，如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单是这些制度变迁不行，还要求有体制的变革，以至根本法(constitutional)的变革。
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代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由于用经济分析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把社会给丢了，要恢复过来。
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有二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如人民公社）行不通。另一方面，文化思想又是改变传统的先导，这在历史上称为“启蒙”。诺斯把意识形态看成是非正式制度，马克思则看到它启蒙的一面。从管子起，历代都有启蒙思想，研究经济史要注意这些。
最后，谈一点史料考证。实证主义，我以为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在西方，不断有反对实证主义的浪潮。第一次在20世纪初，以R·克罗齐、R·柯林伍德为代表。他们实际上不反对而是很称赞考证史料，他们是反对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第二次在30年代，以E·卡尔、C·贝克尔为代表。他们也不反对考证方法，只是认为史家都有主观见解，对历史的认识是相对的。第三次是50年代美国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根本否定史料考证，认为史料不可靠，只有用逻辑推理得出来的历史才是真实的。不过，逻辑实证主义的史学没有市场，热闹一阵渐被人遗忘了。
我以为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我常说，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但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已认识清楚的随着知识积累和时代进步又变得不清楚了，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考证、再认识。
附：对相关问题的回答
问：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有什么差异？
答：统计分析是从统计资料中作出指数、权数、增长率、速率等变动的量。非常有用。凡能作变动分析的都要作。计量分析通常指建立模型，从方程中推导出来未知的量或率。但最常用的是回归方程和相关分析，实际仍属统计学。我以为模型法只适于单项研究，因为历史不是按模型发展的。计量分析最好是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要用方程创造新的理论。
问：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如何表现出来？
答：一是要补充理论忽略了的东西，如经济增长，要用历史学的方法补充非经济因素。一是时代局限性，如恩格斯说价值规律适用于15世纪以前，到16世纪就要用生产价格规律了，到19世纪（这不是恩格斯说的）就要用边际效益规律了。这指欧洲，中国19世纪还用价值规律。有些理论可以通用，如投入产出法，但具体到比如江南农业，还必须有附加条件。E·F·赫克舍尔说历代经济都受供求规律支配，而实际上只在他研究的重商主义时代有效。
有学者认为：历史可能是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不可能完全抛弃主观因素。
答：的确如此。19世纪西方史学家力图避免主观，追求“如实”反映客观，实际办不到。海德格尔首先提出“先见”的重要性，没有主观见解不能作出判断。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正确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交流的结果。H·C·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认为，考证就是史家与文本（史料）的问答，或者今人与古人的对话。每次问答都扩大史家的视域，得出新的认识。这就是历史学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