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云观-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北京白云观-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
清代北京城内外寺庙宫观林立，共有千处之多。在统治者的积极倡举和民间汉人风习的涵濡下，世代居住北京内城的数十万旗人多笃信佛、道二教，并在日常生活中与寺观形成密切的关系。寺观既是旗人宗教活动中心，也是他们慷慨捐资、施舍田地的对象，旗人为了实施善举，还参与或组织了形形色色的香会。
香会，作为民间祭神修善的自发性组织，有着悠久历史 [1]，更为重要的，还是它在民间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清代北京，每届寺观举行节庆活动，各处信士弟子朝顶进香之际，多有香会活跃其间。
关于北京香会，前人作过一些田野调查和开拓性研究。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顾颉刚等五人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实地考察，相关成果陆续在《京报副刊》登出，题为《妙峰山进香专号》，其中包括顾颉刚撰写的调查报告《妙峰山的香会》，以后结集为《妙峰山》一书，1928年出版。在此前后，满族学者奉宽撰有《妙峰山琐记》，金勋撰有《妙峰山志》（稿本），后两部着作虽不及顾颉刚之作闻名，却与之共同构成研究北京地区香会的起点。近年来，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一书和赵世瑜的论文《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则是这方面研究的延续。[2]
本文并非对清代北京香会的全景式考察，而只关注其中与旗人息息相关的部分，首先是香会的名目，其次是香会的组织，希望以此为楔入点，了解旗人参与香会活动的情况及其与民人的关系。鉴于有关记载很少见于官私史籍，本研究是以现存寺观碑石拓片为基础的。
一、 香会的名目
清廷定鼎北京初，强迫内城的汉官和商民人等尽徙外城（南城），以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及眷属，由此形成旗民分居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末。旗人作为内城主体居民，曾经积极参与民间香会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增进了与民人的交往。限于篇幅，这里不作面面俱到的胪列，仅以若干着名寺观为对象，进行初步的考察：
（一）都城隍庙香会
都城隍庙位于京师内城西旧刑部街，元称佑圣王灵应庙，明永乐中为大威灵祠，清朝改称都城隍庙。庙内塑十三省城隍。顺治帝入居北京初，岁遣大臣春秋两祭城隍，顺治十四年（1657）春，敕命重修都城隍庙。皇帝作礼于上，士民效法于下，中外善信，不分旗人、民人，纷纷结会捐金。十五年（1658）五月《西棚老会碑》称：“当神圣诞之期，修崇庆贺之礼，法事告成，凡心克尽。会首傅联登仔肩任劳，副会黑松等劻囗协力，同会囗应元等乐善输资，胜念均不可泯，勒石以志流芳”。[3] 是碑题名由正白旗头等阿达哈哈番李世昌、正红旗甲喇章京杨茂春领衔，两人都是汉军旗人。
在碑刻中，香会又称“善会”、“圣会”，会史长者方可称“老会”[4]，否则只能称“善会”“圣会”。上述香会明言“老会”，说明成立有年，惟具体年代无从查考。李世昌等汉军旗人，在信仰方面，本与民间汉人无别，作为清朝新贵，地位和社会影响又非一般汉人所能企及，由他们接办西棚老会，或主持会务，是很自然的。
凡香会，皆有会名，所谓“西棚”，即该会之名。按民间传统：香会会名，以最初成立时会址为准，以后无论迁移何处，时间延续多长，会员有多大变动，会名依旧，不能改变。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5]
与西棚老会同时，都城隍庙还有挂灯一会，始建于顺治二年（1645），到雍正十二年（1734）已近百年。设正、副会首、司房等职，会众多达六百人，主体为男性，每年按月轮值，义务在庙前挂灯照明。会碑由武状元、正红旗汉军刘塞都撰，厢红旗汉军、候选县丞吴宗泰书。碑阴题名，一类为典型的满洲人名，如阿尔太、萨哈立、柏度、丫思马、德山、哈尔巴、衣同保、屯太、德尔吐、札弄阿、巴音代、德楞阿等；一类为汉化式满名，如五十八、七十一、四十七、三达子、四达子、喜长、常保、常明、得金、憨徒、二格、八格等；再一类为满洲名前冠以汉姓，如刘发而面、沈三达立、刘六十、李萨哈喇、陈五达子、张四达子、刘法尔吐之属。[6] 在香会碑中，类似的题名屡见不鲜 [7]，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满洲人传统，一般“称名不举姓”，在满洲名前冠以汉姓，或径取一个汉式名字，自然是渐染汉俗的结果。同时也不能排除，有些汉军旗人因趋附满俗、在自己汉姓后取一满洲式名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属旗人当无疑义。
（二）碧霄元君祠香会
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京师香会之胜，惟碧霄元君为最”。[8] 在道教神仙谱系中，男性高仙曰真人，女性高仙曰元君。碧霄元君，相传是东岳大帝女，宋真宗时封天仙玉女碧霄元君，下迄元、明，代加封号，清康熙年间，加封“天后”，民间俗呼泰山娘娘、娘娘神。据道教传说，碧霄元君主管招人魂魄、生寿短长、保佑子孙兴旺诸事，故民间信之弥笃，祭祀香火几乎无处无之，仅京城内外，祭祀元君的宫观祠庙就有二十处之多 [9]。
环北京近郊四围，着名元君祠有五，俗称东、西、南、北、中五顶。西顶元君祠位于西郊蓝靛厂长春桥畔，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初号天妃宫，又名洪慈宫，清康熙间玄烨发内帑重葺，改名“广仁宫”。
西顶香会起于明末 [10]，入清而不衰，康熙初年，“每岁四月初一日迄十八日，四方善信顶礼者扶老携幼而来，殆肩相磨，踵相接也”[11] 上供进香，搭台演戏，热闹非常。香会虽多，基本为民人。[12] 康熙九年（1670）《西顶娘娘进香会碑》题名会首中有“工部他吃哈番加一级信官伽蓝保”，碑侧题：“京都北城鼓楼西各旗地方等处正会首囗囗等仝立”。鼓楼西属正黄旗界。该会照例于每年四月中旬“虔备冠袍带履金银贡器等项钱粮进献”于元君圣母。[13] 大约同时还有由“京都定府大街龙头井众善”组织的香会。龙头井亦在正黄旗界。[14] 这表明，康熙初年前往西顶拈香的旗人明显增多。此后见于碑文记载的有：
由“阜成门里朝天宫三条胡同仕宦满汉军民”组成的“西顶洪慈宫进香会”。按乾隆时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首图，朝天宫三条位于内城西北。清初八旗分布的具体方位：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朝天宫位于内城西北，应属正红旗界。“军民”的“军”，实际是指旗人，“军民”也就是“旗民”。该会成立于康熙十七年（1678），每年十二日奉香瞻拜。[15]
由“阜成门里朝天宫东廊下”满汉旗民组成的香灯会。东廊下胡同在朝天宫南。该会成立于康熙初年，会碑追述：“是会也，每逢岁之丰歉，量捐资之多寡。每至孟夏之月，男女不下三五百。”[16]
由“西直门里西官园口”一带满汉旗民成立的香会。西官园口在朝天宫北。该会成立于康熙十四年（1675），会众例于元君诞辰（四月十八日）进香，“阅二十七年而不倦”，四十一年（1702）刻碑纪念。碑阴题名“信官”、“信士”中，多为旗人，已婚妇女约占半数。[17]
《宸垣识略》卷八又载：“朝天宫在阜成门内朝天宫街，元之天帅府也……今虽有宫门口、东廊下、西廊下之名，其实周围数里，大半为民居矣”。这是乾隆年间记事，说明外城民人入居朝天宫一带由来已久。以上几香会会址均集中在这一带，可能与较早形成旗民杂居的社会环境有关。
进香西顶的还有：“西直门里南扒儿胡同弥罗庵”香会。南扒儿胡同在正红旗界。正会首以下男女各数百人。[18]
由“阜城关外六道口一带军民”组成的如意胜会。六道口村在阜成门西。该会成立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会众 “同为乐输，岁以为常”。近三百人中，妇女占半数以上。[19]
康熙中叶起，大规模征战明显减少，社会趋于安定，经济走向繁荣，旗人不必再像祖父辈那样终年戎马倥偬，四出征战，有了更多余暇过一种平民式生活。从会碑题名还可得知：不仅汉军旗人，还有越来越多的满洲旗人卷入香会活动，成为这一时期兴起的新现象。
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廷在蓝靛厂设八旗外火器营，与西顶元君祠近在咫尺，营中官兵及眷属进香尤为便利。旗人和硕亭所作竹枝词《草珠一串》说：“欲游西顶（原注：娘娘庙烧香，必曰朝顶）顺长河（此河通昆明湖），一路楼台点缀多。万寿寺（在长河北岸）前需驻马，此中山子甚嵯峨（相传张南垣所堆）”。[20] 清代京城旗民往游西山诸景，沿西直门外长河是一条重要通道，途中美景目不暇接。长河北岸的万寿寺殿宇宏丽，廊阁错落，园林秀美，假山嶙峋，是皇室贵族休憩赏玩之所。寺东是万寿街，因街两旁的店铺均仿苏州样式，俗称苏州街，其北即为西顶元君祠，是旗民进香还愿、赶庙游乐的理想去处，故直到近代，香火历久不衰。
清代中叶以来，在北京近郊五顶之外，还有妙峰山碧霄元君祠，后者香火越来越盛，吸引了八方香客，以致被誉为“金顶”。
妙峰山在京城西北八十余里，山路四十余里，共一百三十余里。祠在万山中，孤峰矗立，山路盘旋而上，势如绕螺。香火起于明代，兴于有清。原称天仙庙，乾隆年间为道士主持，称灵感宫，嘉庆帝御赐惠济祠，即元君祠。每年四月十八日元君诞辰，从初一日起开祠，盛况空前，朝廷特派大臣掂香，凡京城旗民，远至数百里者，亦踊跃前往，且有徒步之徒，结队而行，不惮劳苦，各种香会随之而兴。
妙峰山香会有文会，也有武会。文会主要是举行祭祀庆典，为香客做各种善事——修道、清路、为夜行香客挂灯照明、提供茶水、免费提供修鞋服务，以及舍馒头、舍盐豆、舍鲜花、舍拐杖。武会主要活动为娱神，如踩高跷、扭秧歌、耍五虎棍等。见于碑碣记载的主要为文会。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记峰顶元君祠内清代碑碣十二通，金勋《妙峰山志》载二十六通，其中无字碑一通。时间最早的为引善老会，康熙二年（1663）立碑，时间最晚的为万善长青献鲜圣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立碑。[21]
京城西北郊为山水胜境，清皇室自康熙、雍正至乾隆历朝累世经营，兴建畅春园、圆明园以及万寿山（原名瓮山，因慈禧太后办六旬万寿，改名万寿山）的清漪园、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所谓“三山五园”），以供避暑栖息，园囿周围设置八旗军队和特殊兵种火器营、健锐营、护军营。这些旗营，都是官兵携眷属驻扎，旗人家口多达数万。这一带又是通往妙峰山的要道，故很早就兴起尊奉碧霄元君的香会。已知的有：
献供斗香膏药圣会，会碑题称：“京都顺天府宛平县西直门外成府村年例诚起”。成府村在海淀镇东北一里许，毗邻圆明园，村东北建有内务府三旗营房，村东南建有正蓝旗营房，村民成分主要为内务府旗人。雍正八年（1730），该村创办献供斗香膏药圣会，前几任会首多为年老妇人，每年四月初十上妙峰山进香，先期请海甸长生堂药铺照立会时老药方精制膏药，名“神效万应膏”，进香时沿途施舍，据说“外贴内服，其效如神”云。[22] 乾隆五十二年（1787），重立会碑于峰顶元君祠前。据碑阴题名，该会有香首（会首）、副香首、都管、司都、厨房都管、吵子都管、执事上、钱粮上、号上、凳子上等分工。[23]
嘉庆年间，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曾赐该会黄缎九龙弯脖伞、圣旨牌、龙旗、龙棍、銮驾，成为“奉旨香会”（也就是皇会），名声远播。光绪末年，仍然兴隆，会众达三百余人。
与膏药圣会关系密切的有海淀保福寺（在成府村南）引善音乐圣会。创于康熙年间，每年与膏药圣会合伙上山。会众百余人，多在乐部承差，乐谱为昆曲，以张、邓二姓最有名望。乾隆二年（1737）在峰顶立有会碑。[24] 这样一个主要由民间艺人组成的香会，长期保持与成府村膏药圣会的合作关系，这对于揭示以香会为背景的旗、民关系，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顶兴隆圣会。据乾隆七年（1742）三月宗室弘晃撰《金顶妙峰山进香碑记》，该会创立于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碑侧题称：“京都顺天府宛平县西直门内肯处诚起二顶兴隆圣会”。“肯处”指肯姓会首家居处，位于内城旗界。在会者约有百人，诸如孙韦驮保、德楞厄、那钦、孙佛保等均为旗人。[25] 碑记中特别记载的刻字匠——王好珠、王好直、李肯魁，应是民人。
十人膏药老会。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峰顶立碑。值得注意的一点，碑文中称该会“起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同时却又自称“老会”。这与前人所谓百年以上香会方可称为“老会”的说法明显抵牾。合理的推断是：十人膏药会的渊源很早，所谓“起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指的应是重整香会时间，而并非创建日期。
据会碑题名，会首有海塔思哈、高玉保、白拴住、穆克登额等十人，随香会首、制药弟子近五十人，其中如佛顺、辛达隆、泰宁、灵官保、长寿保、巴通阿、舒宁阿、乌林泰、明德、兴泰、富泰、马七十一、张七十四等，均系旗人。
碑末又载：“京都顺天府宛平县阜成门内祖家横街路东钱铺众善诚起”。[26] 按内城八旗方位，祖家横街在朝天宫东，属正红旗界，而这些钱铺商户当系民人。八旗兵丁月支饷银、季领饷米（官员则叫俸银、俸米），数额巨大，带动银两钱币在市面的频繁流动。银钱兑换、借贷离不开钱铺的中介，以致钱铺商人与旗人形成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联系。由入居内城的商民与旗人共组膏药老会，是清朝中叶旗人与民人密切交往的又一实例。
二人老会。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提到峰顶元君祠前立有乾隆二年（1737）由皇城门（按，当为阜成门）朝天宫众善所立《二人圣会碑》。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原址已无此碑，不过从依旧矗立原处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明智呈献《二人老会碑》上，仍可了解香会概貌。其一，该会可能是以军庄地方的善男为主组织的，在碑阴题名中有“军庄香首”的说法；其二，成员中包括许多旗人，如“当年香首”富勒贺以及会众花连布、明亮、明海、明智、千佛保、他克什布、他思哈、伊拉哈、巴克唐阿、乌金太、松龄、图六十等。其三，成员姓名前冠有“厨房弟子”、“拨号弟子”、“钱粮弟子”、“表作弟子”、“司房弟子”、“进香弟子”等名目，反映了香会内部的分工。
修补道囗（按，当为“路”字）圣会。乾隆六十年（1795）会碑称：“今因京师内外善男信女秉诚以通神心，不外驰捧表章以上告，身不辞劳进香朝顶，年岁罔懈，作为例矣。又因往来维艰，崎岖难至，善士人等坚心向佛，不吝惜而愿捐资，整理道途，易高下而为平地。前有善士人等诚（按，此处脱一“起”字）此修道圣会，立此碑碣，奈风拍捐坏，迄今住持僧重为募化宣武门内单牌楼众善人等共献碑碣于云聚寺中、书于孟尝岭上”。[27] 这个以修整香道为宗旨的香会，也是旗民兼容组织。碑阴题名中的富荣、康七达色、额僧额、穆滕额、他金阿、财神保、番六十四、孙章阿、张七十四等，应即出资刻碑的“宣武门内单牌楼众善人等”，应系旗人；而曹各庄、南庄、桃园、李园、樱桃沟、山岔涧（三岔涧）等进香山道沿途的“六村合会人等”，主体可能是民人。
当时，通往妙峰山的香道主要有四条，即由聂各庄台头村上山的北道、由北安河村上山的中北道、由徐各庄村上山的中道、由陈家村上山的南道。上述六村中，南庄、桃园、樱桃沟位于南道沿途。三岔涧又名涧沟村，位于北道、中道、南道三条香道的交汇点，是南来北往香客辐辏的去处。沿途村民投入修整道路活动，说明该香会在民间拥有广泛影响和号召力。
圆明园正白旗遵王荡平修道圣会。成立时间较晚，道光二年（1822）起会，光绪八年（1876）重整。据其“报单”（又称报子、会报、启帖，是进香前通知会众的公告）称：“年例：二月初一日祭山。三月二十日起程，至塞（应为寨）尔峪落宿。次日兴工，由大觉寺修至大岭，遂移至萝卜地落宿，又由萝卜地修至娘娘顶（即妙峰山顶）。四月初一日朝顶进香，初二日回香（下山）”。[28] 寨尔峪和萝卜地均位于从北安河徐各庄村上山的中道。该会活动惯例，于每年开庙前为香客义务修路。同样承担修路义务的圆明园修道老会 [29]，也是以旗人为主体的香会。
据近人记载：由乾隆朝至光绪二十年（1894）止，沿各路进香之茶棚（由善信设立的施粥茶供客食宿场所）已达三百数十所之多，文武皇会（香会而奉谕旨者为皇会，许用黄旗黄幌）达一百七十余堂。[30] 此说未必准确，却足以说明妙峰山香会的规模、声势和影响不愧为京师之冠。
碧霄元君虽属道家神祗，但真正意义上的妙峰山元君祠，却是一处熔道教、佛教、儒教、民间俗神于一炉的宗教盛会。以惠济祠而论，山门殿供奉道观的门神青龙、白虎；正殿即灵感宫供奉以碧霄元君为主的五元君（娘娘），两旁配殿供奉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药王扁鹊、月下老人、喜神、财神、王三奶奶。各路神灵共济一堂，最大限度满足了善男信女祈福、求财、寻医、问卜、释怨、乞子等多方面需求。这应是妙峰山香会蒸蒸日上，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清代北京民间杂信并呈的缩影。
（三）慈善寺香会
慈善寺位于京西磨石口天太山（天台山、天泰山）上，又名天台寺，建于明末万历年间。满洲旗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每岁三月十八日开庙，香火甚繁”。一说十五日开庙，为古佛成道之期。
今寺内尚存碑刻十五通（其中清代碑十二通，民国碑二通，无年月无字碑一通），多为乾隆年间香会碑，清朝中叶香火之盛，据此可知。寺东香道连接香山、八大处，沿途有宝胜仙桥、佛字石、满井茶棚、双泉寺、万善桥等遗迹，寺西南香道通金顶妙峰山（即南道）。秀色可餐的景观，闻名遐迩的香道，以及距京城较近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旗民香会辐辏的又一去处。已知香会有：
普照报恩圣会。以供奉寺内神佛为宗旨。乾隆十年（1745）会碑称：“天太（天太山）古佛，道高德重，神人皆钦”。碑阴题：“大清国直隶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人等各巷居住”。会首参将李世荣，“老会首”孙门都氏，会众一百三十余人，基本是已婚妇女。[31]
报恩秉心放堂老会。由“京都顺天府十方院那处”起会。十方院，在朝阳门里禄米仓，属镶白旗界。会碑追述：该会“朝礼福地天太山燃灯尊佛座前进香久矣”，“有求□应，无愿不从。在会善信无不被德沾恩。”说明会众对寺内神佛进香多年，感恩戴德。香会发起者那姓（满洲纳拉姓简称那姓），应是旗人。[32] 施舍钱物饭食与出家人（道士、道姑、和尚、尼姑），称“放堂”。有放内堂、放外堂二种：内堂只限于本寺观中人，外堂则不问来者何方。说明该会除佛前进香，还有向寺僧施舍的义务。
攒香放堂圣会。在西直门外两间房村赵某处起会。会众为“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会碑称：“合会善男信女城里关外各村各巷居住，众等秉心前往京西天太山慈善寺燃灯古佛老爷驾前献供香、元宝、纸障表词，放堂祈求平安”。可见也是“进香多年”的香会。碑阴题名有“当年会首”张凤山、孙九，“当年信女”刘门赵氏、马门老氏、傅门赵氏、赵门罗氏、王门刘氏等。[33] 是一个兼容旗民的组织。
如意礼忏钱粮圣会。会碑称：“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人等在德胜门西李广桥庐处诚起”。李广桥在什刹海南，属正黄旗界。该会内部分工比较细致，成员包括旗人、民人、僧人。[34]
如意攒香圣会。在西安门内旃檀寺西妞妞房徐某处起会。妞妞房在皇城内西北。会首徐某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会碑题名的“引善弟子徐六十六”，应系内务府旗人；信女徐门赵氏可能是其妻子。会众男女各数十人。碑文征引东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佛，遣使者往西域求取佛法的典故，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还表达对寺内古佛的虔诚敬畏。
如意老会，全称“□吉如意老会”。会众为圆明园正白旗旗民，亦进香于寺内古佛。会碑立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三月，阳面满文，为其它会碑所无，弥足珍贵，惜残缺泐漫。碑阴汉文，称：“京都之西北有天太山，上有燃灯古[佛]，精诚行化，慈爱救民。一时之鼎力进香者，上而公卿大夫有焉；虔心献供，农工商贾有焉。”正文旁题：“三界十方旗民散处瞻神” ，“吉祥康泰远近错居赖□”。
传膳路灯老会。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由“京都东安门外丰增胡同马处、地安门外东步梁桥冯处年例诚起”。东步梁桥又写为东步粮桥，两处均属内城旗界。“马处”“冯处”即碑阴题名的当年会首马永安、冯文峰。会众有塔思哈、赵景兴保、那达阿、伊升阿、德太、五达子、宋七、赵九、梁二等满汉人。妇女有李门张氏、那门邹氏、汪门邹氏、胡门赵氏、马门卢氏等二十余人。
敬献鲜果圣会。雍正十年（1732）三月由“京都顺天府宛平县圆明园海淀成府三旗营众善弟子”起会。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立会碑时，已有百年以上历史。会碑题名“众善弟子”塔克升布、哈当阿、乌尔恭阿、□奇成额、得明、德善等约百余人，基本为男性旗人。
慈善寺会碑中屡屡提到“燃灯古佛”，指三世佛中过去佛，又称定光佛。相传他出生时，周围一片光明，似点燃无数明灯，因称燃灯太子，后得道成佛，称燃灯佛。燃灯佛在佛国中辈分最高，法力最大，被善男信女尊礼膜拜本不足为奇。耐人寻味的是，今日慈善寺内已无古佛踪影，而寺外又有碧霄元君、财神、龙王、吕祖、灵官、三皇、王三奶奶诸多神庙，应是后世陆续增置。这或者说明，慈善寺初为禅寺，后在民间信仰的涵濡下逐渐演变为释道合一、兼揉民间诸神的寺院。
据民间传说：顺治皇帝曾出家于此，苦修成佛，寺中佛像即他肉胎坐化而成，号魔王和尚。在《燕京岁时记》中，富察敦崇已斥“魔王”之说，“语多荒诞不经”。说明当时已有“魔王”之说。近代以来，慈善寺始终香火繁盛，开庙之期，远近旗民，善男信女焚香顶礼者络绎塞途，香会多达三十余堂 [35]。这与妙峰山香火之盛可谓相得益彰。
（四）东岳庙香会
道教自南宋以后，渐分教派，各立门户，至清代形成全真、正一两大教派，在北京，各以东岳庙、白云观为最着之丛林。两派教理不同，生活方式也有差异。白云观道士，素以修真念经为务，注重自我的身心修养；东岳庙所奉神圣，则极为庞杂，其道士掌祈祷符咒之术，迹近巫祝，尤易为民间接受，故每年庙会（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每月庙会（十五日）间瞻礼进香者络绎于途，香会数量远多于白云观 [36]。
东岳庙在朝阳门外二里许，为正一派（即张天师派）在华北的第一座大道观，供祭东岳大帝。东岳大帝信仰源于对泰山的自然崇拜。古代中国有五岳之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泰山为五岳之长，尊而又尊，遂被神化为“掌人间之福禄，操生死之大权”的万能之神，并被道教神团所吸纳。唐、宋以降，历代帝王对泰山神屡加尊号，先尊为“天齐君”，继尊为“天齐王”，以后加帝号。元朝尊其为“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世称“东岳大帝”。
东岳庙始建于元，毁于元末兵火，明正统间重建。清康熙三年（1664）失火全烧，惟存左右道院而已。三十七年（1698），附近居民用火不慎，引发火灾，延烧到庙，殿宇被毁。玄烨发广善库银鸠工庀材，命和硕裕亲王董其事，经始于三十九年（1700）三月，迄工于四十一年六月。[37] 后因岁久剥陊，乾隆二十五年（1760）用内帑重加修葺，一年后竣工，弘历亲往瞻礼。[38]
据沈榜《宛署杂记》，至迟明代，东岳庙已有香会，到清代，香火更盛。信徒们依照世间官衙的模式，为东岳大帝设置副贰佐辅以及职能机构——七十六司。庙中神像众多，以东岳大帝居首，下设文武辅臣、司命真君、炳灵君、水、天、地三官、文武财神、子孙爷、子孙娘娘、药王、鲁班、马神、瘟神、月下老人等等，多达千余。[39] 无论儒、释、道三教者流，乃至民间俗神，无不斋祀，又设十八地狱，兼察世间善恶。后阁有梓潼帝君，据说颇着灵验，科举之年，祈祷者相属。神座右有铜骡一匹，能治愈人疾病。病耳者则摩其耳，病目者则拭其目，病足者则抚其足。此等效应愈传愈神，曾有旗人将病儿送入观中为道 [40]。
东岳庙“每于朔望时，王公大人以及世家巨族，执炬拈香，辐辏云集”。[41] 尤其三月中旬，春暖花开，开庙半月。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诞辰，进香者人山人海，“民间多结香会，盛陈鼓乐旗幢前导……观者夹路”。[42]。
现存碑刻拓本中，东岳庙香会名目最繁，数量最多。与西顶等处情况相同的是，顺治至康熙初，庙中香会虽多，尚少旗人踪迹。[43] 自康熙二三十年起，以旗人为主体或旗民兼容者的香会始明显增多，举其荦荦大者有：
二顶圣会，始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会首张全华，会碑题有“西华门四牌楼二顶进香圣会”，西华门外属皇城界，知其为内务府旗人香会 [44]。均为男性。
金牛圣会，康熙二十三年（1684）会碑称“于西直门里小街口诚起金牛圣会，年例进献冠袍带履金牛一乘种种钱粮，亦有年矣”。[45] 小街口属正红旗界。正会首十五人，副会首近九十人，以下“子弟信众”数百人，清一色男性，多为汉姓旗人。至于那八七、苏拉太、关保住、他尔马、王六十八、康五十八、常英保、不拉哈者，则是典型满洲式汉姓。
散司会，成立于康熙初年，起会于东华门外，属皇城界。会众“攒印积金虔办冠袍带履供器等仪”，照例于每年三月奉献于神前。[46] 三百余人，清一色男性。有当年香首、正香首、副香首、随会香首、厨茶房助工、音乐等名目。
扫尘会，成立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会众恭祭东岳大帝。碑记强调：“净外即以净内，扫室所以扫心”。可见香会所标榜的“扫尘”不仅指殿宇内尘埃，且包括心中的私欲杂念。碑侧题：“安定门大街中城兵马司胡同扫尘圣会”。兵马司胡同属镶黄旗界。会众千余人，清一色男性。[47]
扫尘净炉会，成立于康熙三十年（1691）。照例于每月初八日到庙瞻拜。会碑题：“九天、太乙、东岳三顶静[净]炉禫[掸]尘老会”“都城内外各城坊巷居住”。九天宫在东岳庙东隔壁。该会正会首十三人，副会首二十八人，以下数百人，清一色男性。[48]
散司攒香会，始建年代不详，康熙三十七年（1698）会碑自称“老会”。由东四牌楼一带旗民组织。正会首中有名挠亥、李五十八者，副会首中有名四十九、马尔泰、克丫头者，应是旗人。以下“司房”“管事”“随会”人中，旗人众多。[49]
精忠会，成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朝阳关内外各巷居住信心弟子众善等诚起”。东岳庙两庑置七十六司，司各有神主之，速报司居东庑，神主为岳武穆（岳飞）。岳飞“秉精忠报国，遭奸佞陷害，志虽未逞于生前，神显灵于后世”，故深得旗民敬仰，凡有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均在此处设誓盟心，据说：“其报最速”云。会众例于每年二月十五日恭庆精忠圣诞。[50]
子午会（又叫子午进善会），成立时间不详。信官会首八人，正会首十八人，副会首四十二人，以下善信约四百九十人。清一色男性。照例于“每岁三春，洁具牲醪，肃将金帛”进献神前。碑侧题：“京都西安门外土地庙诚起子午胜会”“内外各城坊居住众善人等名列于后”。[51] 西安门外为正红旗和镶红旗界。清代北京只有民人居住区才有“坊”的编制，又说明会员来源广泛，既有内城旗人，也有外城民人。
路灯会，成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每逢东岳大帝诞辰日“众信同心燃灯陈贡”。[52] 正会首张答尔赛、押戚那、索柱、穆拉太、朱六十七等，以下副会首、当月会首等约六百人。除妇女二名，余皆男性。乾隆年间再立会碑，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香会。
马王会，成立时间不详，康熙五十九年（1720）会碑自称“老会”，由“京都朝阳门内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组成。东岳庙西廊三皇殿内有马明王，“马王为世明神，灵声赫耀，有叩必应，有感必通……凡都城里外蓄马之家悉赖其庇”，旗人以骑射为技艺，尤信之。会众例于每年三、六月出资设供演戏以娱马神。成员多达三百余人，从碑刻题名看，既有民人，也有旗人，还有从事马市交易的蒙古人。[53]
掸尘会。东岳庙神像众多，每逢开庙之日，顶礼膜拜者摩肩擦踵，加之庙市繁华，百货填积，清洁环境成为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于是出现掸尘会等以清洁神像、清扫环境为义务的香会。该会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由“朝阳门内外信心善姓，议于每月十四开庙拂尘、进香献茶，岁以为常，永永勿替”。[54] 旗人众多，正会首镶黄旗宗室吉腾、镶白旗宗室全康。
该会自乾隆五年（1740）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十九年（1774）、同治六年（1867）、光绪十八年（1892）多次刻立会碑。乾隆三十九年会碑云：“掸尘老会……肇于元季，隆于明代，辉煌轮奂[焕]于我朝（指清朝）……自有此庙，即有此会”。[55] 此说恐有夸大，但不管怎么说，该会历史悠久，应无疑义。从碑刻题名考察，最辉煌时期大概在清代中叶。乾隆五年前后，会众至少三四百人，乾隆二十七年时约二百余人，三十九年时约三百余人，[56] 到近代，人数呈减少之势。会众不甘心坐视老会衰落，同治六年三月重刻会碑，并在碑阴题称：“崇文门内外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众善人等同心公议重整老掸尘圣会”。[57]
献花会，照例于东岳庙众神前按时敬献香花。该会始建于康熙初年，会众清一色男性，主要有乾清宫、宁寿宫、寿康宫、雍和宫、圆明园等处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八旗内参领、管领官员以及部分民人。设正、副会首，中军都管、囗号都管、厨茶房都管、陈设都管。[58]
净水会，全称“东岳庙三伏供献净水会”，净水是神前供品，用净水喷洒醮坛，是道教斋醮中的仪程之一。每年伏天，会众盥漱晨集，抬取泉水，奉进庙中，逐殿更换水盂中净水。会众中妇女约占一半。[59] 是会成立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历时百有余年，因镌“万善重修，净水老会”碑作为纪念。会众二百余人，多为旗人。[60]
盘香会，成立于雍正十三年（1735），每月朔望进香。乾隆五年（1740）会碑称：“吾会中男女长幼九十余众，住居各地，同心共意，惟惧不终厥事”云。[61] 碑阴题名分为乾隆五年、嘉庆九年（1804）两部分。题名局部泐漫，仍可辨识出尹四达色、关塔思哈、李菩萨保、达桑阿、翁七达子、丑格、塔门宗室氏、塔门赵氏、那门贾氏、付门布氏等旗人男妇姓名。
净炉会，成立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会碑称：东岳庙“香火之盛，甲于都下，每月朔望，都人士进香顶礼者，自晨及暮，填集不绝。过此以往，扫除拂拭，虽设有庙户以供其役，而广殿修廊、集场甬道，区分林立，曲折逶迤，半月之中，迄无暇日。至于楮炉香鼎积烬充盈，所应筛淘匀正而不迨者，则赖有信心善士，于朔、望前一日相率到庙，为之淘匀拭净，务使炉无积滞、灰不飞扬而后去”。此即净炉会之宗旨，清理炉灰、拂拭香炉而已。碑阴题会众人名，有正会首、副会首，效力人之别。碑侧题称：“朝阳门内净炉会旗民人等同立”。[62]
悬灯会，成立于嘉庆元年（1796），会众近四百人，碑阳题“万善吉庆，悬灯老会”，又题：“东安门内北池子沙滩张处会同朝阳关内外旗民众善诚起”。[63]
掸尘放生会，成立年代不详，重整于嘉庆三年（1798），会众三百余人。会碑题“万善掸尘，放生老会”，又题：“兹因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朝阳关内外旗民人等众善诚起”。[64]
糊饰窗户会，成立年代不详。同治五年（1866）众善因会务废弛多年，无人继理，遂发愿重整。首先将东岳庙、九天宫、慈尊寺诸处糊饰一新，所费甚巨。成员为“乾清宫等处总管首领太监、旗民”，[65] 清一色男性， 六百余人。
白纸献花会，成立年代不详，同治六年（1867）重整，会众多达九百六十人，清一色男性。按时置办白纸香花，供奉庙内众神。光绪二十年（1894），再次刻立会碑，“重整旧规，广结善缘，期其久而不弛”，并献十八狱各司铁五供三十六份、铁鼎炉盖一个、蜡阡四对。碑刻题名五百余人，以内务府大臣福锟领衔，以下有内务府属大西天、万佛楼、阐福寺、永安寺、丰泽园、勤政殿、瀛台、紫光阁、宝月楼、福华门、西苑门、水西门诸处僧人、道士、太监的头面人物。[66] 可知是一个以内廷人员为主体的香会。
在东岳庙形形色色的香会中，除直接服务于道观者外，还不乏为香客提供各种义务服务者。
献茶会，成立于雍正九年（1731），“每逢朔望日，虔诚献茶，供奉敬献东岳仁圣帝君尊前”，并张棚施茶，接待众香客。会众近三百人，基本为男性。[67]善信很重视这些平凡的公益活动，认为善虽小，只要长久坚持，就能积累成大善。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七年（1812）该会又两次刻立会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会。[68]
献茶豆会，成立于乾隆八年（1743）。会众各捐己资，每月初一、十五日在东岳庙岱宗殿西边设缘豆，又于初二日、十六日在广嗣子孙殿北边摆设帐子桌凳壶盏等物，设清茶、缘豆、红枣、酱姜，“以结善缘”。 “舍缘豆”原为佛教习俗，后为道教吸收，在民间有广泛影响。[69] 这是一个基本由已婚旗民妇女组成的香会，成员百余人。
供茶会，成立于乾隆十三年（1748）。会众“每见寒暑风雨之际，男女老幼苦无汤水，心甚怅然，是以义集同心，择其忠厚端行者共成一会，曰赐福如意供茶老会。众善人等各捐己资，置桌凳壶盏，每月初一、初二、十五、十六等日在育德殿前玉皇阁下虔设清茶、姜豆，以结善缘”。[70] 碑阴题名二百六十余人，有信士、信女、尼僧，妇女占半数。
清茶会，东岳庙每逢朔望，焚香顶礼者自晨至昏络绎不绝，于是有“皇城内外旗民众善人等”组织是会，届期备办清茶，从正殿暨各配殿并九天宫慈尊庙献供礼毕，于山门内鼓楼前设立茶棚，为众香客止渴之需。清茶会创自同治末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为“重整旧规”刻碑纪念。会众二百余人，基本为男性。[71]
以上列举东岳庙香会二十三个，事实上，旗民兼容的香会还远不止这些。
（五）白云观香会
清代北京道观丛林中最着名者，东有东岳庙，西有白云观。
白云观在阜成门外西南五六里，历史悠久。按《日下旧闻考》，白云观为元太极宫故墟，内塑邱真人像，白皙无须眉。真人名处机，道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元太祖成吉思汗尊奉之，封为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使居太极宫，后改长春宫，即后之白云观。从此，白云观成为全真派第一丛林。
有清一代，清廷与白云观关系一直很密切。顺治十三年（1656），第七代住持王常月（号昆阳）奉旨主持白云观，世祖福临赐紫衣三次，又赐斋田，王常月辞谢曰：“贫可养道”。名声益着，皈依者如流。他前后三次登坛传戒，度弟子千余人，被誉为全真派中兴之祖。康熙十九年（1680）逝世，玄烨闻讯，赐号抱一高士。[72]
康熙末年，道士罗守一自江西入京师。他冬夏身穿一衲佯狂于市，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举烛火，未及燃，他吹之亦炽；京师九门，一日九见其形，后忽隐去。熟睡三年后复现，遂往前门外蜜蜂窝，“窝洞在土山之凹，聚游蜂数百万，罗解衣赤身而入，群蜂围绕出入，于罗之七窍而不能蛰”。又传说他一餐能食斗米，鸡蛋三百枚，一啖而尽，略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种种怪异举动，皆为人之所不能，名声因此大振，朝野咸知。雍正五年（1727）春至白云观，不久坐化。胤禛闻讯，敕封恬淡守一真人，命建塔覆之。[73]
有清一代，白云观出了不少类似罗真人的奇异之人，如李圆裙、王赤脚、张睡师之辈，其行迹真真假假，加之传言辗转、添油加醋，益发显得扑朔迷离，也增加了旗民对他们的痴迷。
康熙四十五年（1706），玄烨见白云观地基太狭，大兴土木，动帑葺治。[74] 乾隆年间，弘历又先后两次动帑重修。五十三年（1788）仲春御笔诗云：“古观西郊外，逮今五百年；葺新不知几，有象那恒坚；前岁临真域，当春礼法宴，希敷万民福，宁渠为求仙”。[75] 此前，弘历西巡启跸，路经此观，见栋宇颓圯，命内府发帑八千六百两有奇进行修葺，至是竣工，便道瞻礼，并题诗纪念。他在诗中表示，自己亲往瞻礼，宗旨并不是求仙，而是为了祈福于万民。这年，他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
光绪中叶，第二十代住持高仁峒（法名云峒，号云溪）通玄典，擅诗绘，与其戒友宫内大太监刘诚印（法号素云）同为慈禧太后所宠信，使全真派的影响达于内廷。高仁峒又劝说太监、贵宦，捐资赈济，创设粥厂。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抵近京郊，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京城旗民惊恐万状。他募劝华俄银行总领事墣科第等人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城市各区，分设粥厂八所，兼施御寒冬衣。周围灾民“全活无算，近村老稚得免锋镝沟壑之虞”。[76] 事后以“西便门内外二十一村”名义刻立的《云溪方丈功德碑记》中如此叙述，或者有些夸大，但高仁峒在危难时能有此义举，产生的社会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京城旗民热心参与白云观香会，虔敬有加，也就不足为奇了。见于碑刻记载的主要有：
永庆善会。供奉观中火祖（火德真君），每年六月二十三日为火祖诞辰，住持与众道士齐集火祖殿内，设香献灯，讽经顶礼，作法会终日，众香客进香瞻礼。该会始建年代不详，曾助香资钱六千七百四十二吊有奇，重修火祖殿，又置办香火地三顷，所得租钱，以备火祖圣诞之日献供斋众、各殿海灯油费。施主包括店铺商号二百四十余家，还有王永春、扎坤珠、清弼等旗、民五十余人。会首为十三家商号。[77]
祖师圣会。供奉吕祖，即吕洞宾祖师，是道教八仙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该会始建年代不详。会碑嵌于吕祖殿西壁，载称：“有地安门外帽儿胡同、诰授一品命妇董母索霍拉氏暨男舒明一门，好善乐于施舍，自光绪元年（1875），接办祖师圣会，每岁四月十四日圣诞之辰，必薰沐焚香，讽经斋众，十有余年，虔诚未尝少懈”。[78] 她见吕祖殿被雨水渗透，又慨然捐银增修。
祈福消灾会。创立于同治元年（1862），由住持高仁峒等发起，每年四月初八日如期举行道场。该会宗旨，“无论满蒙回汉士农工商，凡抱有意乐施济众之愿者，均可从心助善纳资入会”“虔集道众于真武殿前设坛唪经爇香焚楮，并修吉祥道场”。[79]
长春永久供会。创立于光绪八年（1882），由大太监刘诚印等人发起。刘是咸、同、光三朝大内权监之一，曾任掌玺太监，人称“印刘”。曾出资在京西蓝靛厂修建立马关帝庙，还为各处寺观慷慨捐献。在他发起组织的这个香会里，有内官、信官助善者百余人，每年为长春祖师和九皇祖师圣诞提供香资三百余两。[80] 观中邱真人塑像白皙柔和无须眉，有妇人之像，至迟明代，即有真人自宫之说 [81]，内廷太监尊奉邱真人，盖缘于此。
（六）药王庙等处香会
京城药王庙有多处，主要供奉伏羲、神农、黄帝和历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韦慈藏、孙思邈。紫禁城北一里许药王庙，“为都人锡福之地”，每月朔、望日，柱香燃烛者动以万计，兼之商贾百业之民摩肩接踵，拥途载道，为内城一大要区。康熙五十八年（1719），有“悬灯老会”共舍财于庙前建廊庑三十余楹，逢市出赁，以佐香灯之费。[82] 乾隆初又有传膳一会，每年如期于药王前敬献香花，会众为“顺天府大、宛二县各城坊巷旗民众善人等”。[83] 三十二年（1767）《传膳音乐圣会碑》记载“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众善人等”和“宝泉局、音乐拾番众等”题名约百人。[84] 宝泉局隶户部，掌监收铜铅及鼓铸钱币事，下设四厂；音乐拾番应系乐部神乐署的乐生。都是在衙门里当差的旗人或民人。四十四年（1779）《传膳老会碑》题名，会首为佐领那苏图，以下六十五人，基本为男性。[85]
大觉寺献灯会。会众于腊月除夕在大觉寺药王前献灯一宿。设正会首、当年会首。会众男性旗民数十余人，或助钱、或献鲜花。[86]
看丹村药王庙膏药圣会。看丹村在丰台镇西南，药王庙是远近闻名的古刹，供奉“药王”孙思邈、“药圣”韦真人（韦慈藏）、王真人以及十代名医。每年四月二十八，传为药王诞辰，开庙三天。该香会由“顺天府囗街口旗民众等诚起”，虔心熬制膏药施治筋骨损伤。为表虔敬，按时在药王前进献香花，故自称“香花圣会”。[87]
关帝庙掸尘会。左安门外十里河，明代建伏魔大帝庙，“远近居民，有求必祷，祷无弗应”。该会乾隆八年（1743）刻立《关圣帝君碑记》，碑阴题名，碑侧刻九年十一月赎地记，谓本庙掸尘会众善人用银十两，赎地十三亩，以地租供神前香灯费用。[88]
戒台寺广善米会。戒台寺位于北京西郊永定镇马鞍山麓，唐代始建（一说建寺时间不晚于隋代），额曰“慧聚”，明英宗时赐名“万寿”。这里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故俗称戒坛寺或戒台寺。戒台寺多次重修，规模宏大，加之山川秀美，众多香客趋之若骛。乾隆十六年（1751）《广善米会置香火地碑》称：“京都西直门广善米会众发诚心愿买水园地供奉常住，以作永远功德。”用银一百五十两，置地三段四十四亩，每年取租银十六两。永远作为戒台寺香火费。五十八年（1793）《广善米会捐资题名碑》记载：该会由德胜门外索家坟药王庙一带旗民百余人组成，每年例往戒台万寿寺献供斋僧敬礼施食。会众捐资钱壹百柒十二吊，置地三十亩，“得租永作佛前香供”。[89] 这两个广善米会，会址不同，一个在西直门，一个在德胜门，似乎并非同一香会。
以上所记多为名观巨刹，香客如云，成为考察的重点。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小寺观，它们在社会上名声寂寂，却是本地居民进香还愿的中心，因此也形成形形色色的香会。如京西香山齐家村的“攒香老会”，就是由“阖村旗民人等”组织的小型香会，人数只有二十人。[90] 这类香会人数很少，为数众多，同样是旗人与民人杂糅的组织。
二、 香会的组织
慈善寺如意礼忏钱粮圣会，有总理都管、中军都管、陈设都管、拨号都管、神堂、厨房都管、钱粮都管、司房、裱作都管、车都管、献供、做供、礼忏以及正香首、副香首等名目。[91]
为了维持进香时纪律，香会各立会规。光绪年间，妙峰山“普兴万缘净道圣会”报单规定：“本把人等不准拥挤、喧哗玩戏，亦不准沿路摘取花果，以及食荤饮酒，一概禁止。人多，饮酒不免有乱性妄为，口角淫词等事。……恐其有失善道，不成体制。如不遵约束者除名不算。各宜戒之慎之！”妙峰山香会会规中还有：“各会诸棚各把众位老都管行香坐棚文武，当通仝一体，必应互辅。若有各把悞有失神脱落之处，须破缝绽补，不令外人看出遗漏，以整局面。”[93] 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得知，香会并不是涣然无序的组织，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约束，规范会众的行为，同时也增强他们的凝聚。
其二是宗教条件。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曹国相创善会碑》称：会首曹国相，“燕之清门庶人也，世居城西，尤好崇信佛教”。曹国相既称“清门庶人”，应是道教中人，碑中说他“尤好崇信佛教”，看来也是佛、道兼通的。[94] 白云观祈福消灾会，则是由该观住持高仁峒等人组织的。[95] 高仁峒影响及于内廷，在民间亦有很大影响，由他发起香会，旗民自然闻风影从。
（三）香会的会费
香会的会费又称“香资”。捐献会费是会众的基本义务，也是香会活动得以维持的基本保障。沈榜《宛署杂记·朝东岳》：“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会头，又称“香头”，也就是会首。这是明末人记载，至清代没有多大变化。
会费主要有银钱、实物，平均派捐是一般原则 [101]。十里河关帝庙每年五月十三日举行大型庙会，京都人士咸集以邀福佑，车击毂人骈肩，热闹非常。庙外有台，为演梨园地。嘉庆十六年（1811），头等护卫全国庆、全福、参领董连弟、宗室护军参领福宁、户部银库乌林大富宁、太学生吴永清、广东饶平游击周永泰等四十名满汉官员，相约每人每年施钱二十四千（约合二十四两），共计清钱九百六十千。除每月关帝庙香资十千，每年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演戏一部，约需清钱四百千外，又约定：“余资若干，岁拟四人承办置买香火地。十年中则四十人各值年一次”。[102] 因为会费是平摊的，机会和权力也均等。这大概不是偶然一见的例子。当然，也常有一些富裕人家慷慨解囊、额外多捐。
会众在交纳会费的同时，还有提供义务劳动的义务。
会费除维持日常支出外，节余部分通常置办不动产以收取租银钱。租银钱或留作本会自用，或献给寺观作为香火之资。妙峰山义合膏药老会，置房两处，一处在内城观音寺胡同，一处在孟端胡同，“每岁收租施舍万应神膏，并顶上香金四千。”[103] 岫云寺楞严胜会，例年会费除佛供僧斋外，节余五百六十两银，置地二顷，岁入租银二百零十两，永作寺内香火之需。[104]
香会的另一部分费用是由“外化信士”、“外化信女”即会外的善男信女提供的。
光绪二十年（1894），长春宫总管刘得印自称受东岳庙神灵感应，自愿施助纹银五千两与香灯供膳窗户纸会，随即又募纹银五千两，共一万两。翌年经会首商量，在张家湾等处置地三十一顷余，用银一万三百余两，每年取租三百八十二两余、制钱一千三十五吊余，以所取租项作为例年妙峰山香道上妙尔洼（庙儿洼）茶棚、东岳庙十八狱常年香灯窗户纸会暨佛前供膳等项之需。[105]
在东岳庙掸尘会乾隆五年会碑题名中，“化外信士”一项载有和顺木厂、广成饭店、义聚号、富隆堂、德泰钱铺、源和号、洪顺号、泰和斋等商号铺号三十余家。可见，商号铺户除直接参加香会，还经常以会外资助者的身份出现。
寺观的大型修缮工程需用巨资，不是哪个寺观或香会可以独立承受的，多渠道募集资金成为唯一有效的办法。据碑文记载：慈善寺重修，得到几方面资助：若干香会（帘子老会、鲜果圣会、如意老会）；附近寺庙（法海寺、广福寺、戒台寺）；地方富户（赵德克金太、赵穆腾太、佟苔芬布等，都是冠以汉姓的旗人）；商号店铺（北辛安、悦来店、天宝店、万成店、义长号等）和各村（三家店、过街塔村、石府村、琉璃局、黑石头村、佟家坟、麻峪村、磨石口、东下庄村、五里坨村、秀府村）村民。[106] 十一个村子分布在方圆数十里内，共助善举。这种作法，应该是很流行的。
富裕人家交纳若干香资，既可博取“乐善好施”的美誉，也不乏“耗财买脸”的目的，然而对于经济拮据者而言，香资却是不小的一笔负担。更有不肖会首，借会敛钱，欺蒙良善，被清政府命令禁止。[107]
（四）香会的范围
香会会名，通常以最初的会址为准，据此考察，可以大致了解会众来源。
康熙年间，“阜成门里朝天宫三条胡同仕宦满汉军民”组成的西顶洪慈宫进香会，“阜成门里朝天宫东廊下”满汉军民组成的西顶香灯会，由“西直门里西官园口”一带满汉军民成立的西顶香会，由“阜城[成]关外六道口一带军民人等”组成的西顶如意胜会，由东四牌楼一带旗民组织的东岳庙散司攒香会等，会众均来自同一街区，说明一些香会在起会之初，会众的来源只限于狭小的地域。
相比之下，精忠会，由“朝阳关内外各巷居住信心弟子众善等诚起”。说明其成员居住在若干个毗邻的街巷，带有较大的地域性。悬灯会，由“东安门内北池子沙滩张处会同朝阳关内外旗民众善诚起”。会首住在皇城内沙滩，会众则住在朝阳关内外，已形成跨地域联系。盘香会会碑自称：“会中男女长幼九十余众，住居各地”。所云“范围”究竟多大？无从查考，应包括不同地域的旗民。
有些香会，在多年的发展中不断吸收新会员，也扩大着地域上的联系。东岳庙掸尘会，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最初是由“朝阳门内外信心善姓”组织的，同治六年（1867）三月重刻的会碑中却称：“崇文门内外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众善人等同心公议重整老掸尘圣会”。其成员，几乎分布在京城各地方。该会《掸尘会因果感应记》又载：有本会善士、济南府章邱县郝庄张家贤，因捐资一百一十六千，题名碑石。后忽染危病，命在旦夕，夜梦一黄衣神人以红丸相救，诸病顷刻痊愈。黄衣人自称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东岳庙居住”。[108] 此说固然荒诞，却说明入会的不仅有本地旗民，还有原籍外地的民人。
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东岳庙献茶豆会。该会旗妇分属厢黄、正白、厢白、正红、正蓝各旗的满洲、蒙古、汉军；民妇的籍贯则包括顺天府玉田县、大兴县、通州以及淮安府山阳县、奉天关东、天津杨柳青等地。这样的香会，规模大，人数多，已形成大范围地域联系。
一类由清一色男性或基本由男性组成。如慈善寺圆明园海淀成府三旗营敬献鲜果圣会，会众约百余人，基本为男性旗人。东岳庙献花会，糊饰窗户会，主要成分为宫廷内太监。白纸献花会，会众多达九百六十人，也是清一色男性。该会由内务府大臣、满洲大臣福锟领衔，以下有内务府属各处僧人、道士、太监的头面人物，[119] 是一个以内廷人员为主体香会。属于这类香会的还有东岳庙路灯会、献茶会、清茶会，药王庙传膳音乐会。
一类由男女混杂组成，如“西直门里西官园口”一带满汉旗民成立的西顶香会、由“阜城[成]关外六道口一带军民人等”组成的西顶如意胜会，东岳庙的净水会、供茶会等。慈善寺如意礼忏钱粮圣会包括许多已婚妇女如成门李氏、富门宋氏、赵门赵氏、杨门栾氏、赵门吴氏、陈门吴氏、蒋门王氏、李门荣氏、王门张氏、李门刘氏、赵门傅氏、那门刘氏、郭门朱氏、伊门刘氏、金门亢氏、白门蔡氏、关门贾氏、那门关氏、韩门朱氏、刘门崔氏、李门王氏。值得注意的是：该会在总理都管（会首）下，会众按性别分设正香首、副香首等职。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120]，说明依“男女有别”原则管理，是香会中比较流行的现象。
再一类基本由女性组成。早在明代，已有所谓“妇女会”，[121] 是由妇女组织的香会。乾隆十四年东岳庙献茶豆会会碑载，该会会首中，旗人妇女有：镶白旗汉军董成名雄氏、正白旗蒙古信官阿南达张氏、正白旗汉军信官刘汉宝苏氏、正蓝旗满洲庞德舒陈氏、正红旗汉军吴琨李氏、镶黄旗满洲高囗亮陈氏、囗囗旗蒙古屠禄尹颜氏、正白旗汉军金满李氏。民人妇女有：顺天府玉田县民林世隆贾氏、大兴县民郑自德张氏、淮安府山阳县民刘智李氏、大兴县民王全李氏、通州民武进孝王氏、大兴县民王玉李氏、大兴县民田囗囗马氏、大兴县民胡囗囗尤氏、大兴县民贾囗魁刘氏、大兴县民徐朝栋尤氏、奉天关东民魏进宽刘氏等。
每名会首名下，又注妇女若干名，如镶白旗汉军董成名雄氏名下，注有董镇邦王氏、董奇何氏、董国政孙氏；正白旗蒙古阿南达张氏名下，注有阿木虎郎茶氏、所色金氏；正白旗汉军刘汉宝苏氏名下，注有刘明赵氏、刘成强贺氏、刘希福诸葛氏；正蓝旗满洲庞德舒陈氏名下，注有庞文辉刘氏、庞君福马氏、怕尔布李氏；顺天府玉田县民林世隆贾氏名下，注有林潘解氏、林盛王氏；大兴县民郑自德张氏名下，注有郑义花石氏、郑泰金孟氏；淮安府山阳县民刘智李氏名下，注有刘远公张氏、刘耀云吴氏、刘士印陈氏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夫姓相同而辈分不一的已婚妇女，属于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大家庭中的女性家长，也就是香会中的一名会首，于是在香会内部形成一个个以女性家长为首领，以血缘、姻缘关系为纽带、吸收不同辈分家庭成员的小群体。
碑阴题名还提到八旗信官的女眷：厢黄旗满洲抄武一等公关门赵氏、正红旗满洲信官恒德和门觉罗氏、正白旗满洲信官武尔登吴氏、正白旗蒙古寇门佘氏、厢黄旗满洲信官陈布仲王氏、正白旗蒙古信官那亲魏氏、正白旗蒙古信官常索王氏、厢黄旗包衣孙国安刘氏、正蓝旗满洲大硕色关门侯氏、正白旗满洲觉罗信官呼布里赵门刘氏、厢白旗满洲李七十八张氏。民人妇女的来源也相当广泛，主要来自顺天府大兴县，还有原籍天津杨柳青的。另外，还有“当差庙户会首”贾玉等二十一人。[122] 烧茶送水，施舍缘豆，历来是妇女的职守，该会吸纳了众多妇女，与其服务性质或有一定关系。
在会碑题名中，凡已婚妇女均称某门某氏。在这一点上，旗人与民人、满人与汉人的表述方式合若符节，未婚少女却寥若晨星。
在供奉碧霄元君各香会中，妇女人数很可观。这一现象，在西顶会碑中尤为引人注目。[123] 进香慈善寺的普照报恩会、进香涿洲元君祠的圣母会、进香妙峰山元君祠的成府村献供香斗膏药圣会，都包括众多妇女。碧霞元君（圣母）作为女性崇拜和法力无边的“治世大福神”，自然倍受妇女关注。何况与碧霄元君同受香火的，通常还有眼光圣母明目元君、子孙圣母佑渡元君、癍疹圣母慈幼元君、送生圣母保产元君，即所谓五顶娘娘。如果再附上乳母圣母养幼元君、催生圣母保幼元君、引蒙圣母导幼元君、痘疹圣母稳形元君，则合称九顶娘娘。这些女性神祗职司广泛，对于企盼生儿育女、禳灾祛病的妇女来说，吸引力尤大。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东岳庙《扫尘会碑记》撰者云：“或曰泰山之神为碧霄元君玉女也，今又天齐仁圣何与？予应之曰：天地之理，阴阳而已。祀碧霄元君玉女，所以宣阴教也。祀仁圣大帝，所以亨阳德也。而泰山之神究非有名象之可拟。道家所传，与吾儒之见不能无异也”。[124] 天齐仁圣指东岳大帝。作者将世间男女阴阳尊卑有序的观念推及神界，认为对碧霄元君的尊崇只是道家所为，颇不以为然。尊大帝而抑元君，尽在不言中。可见，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元君信仰的风靡也曾遭到儒家道统捍卫者的异议。
总体来看，香会中女性远少于男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使妇女少有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机会。统治者针对所谓男女混淆现象，三番五次颁布禁令，也限制了妇女参与香会的自由。早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就有御史张莲疏称：民间设立香会，千百成群，男女混杂，请敕地方官严禁。谕旨施行。[125] 雍、乾年间，又宣布对京城各寺庙内妇女烧香之习悉行严禁。当时，仅北京城西郊就有大小寺庙千有余所，每年“二三月间春融之后，旗民妇女浓妆艳服，逐队成群，任意缘山越岭进庙遨游”。[126] 旗民妇女进香祈福，同时兼有踏春游玩的目的，呼朋引伴，乐此不疲。这种强烈的愿望不是一纸禁令所能阻拦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奏准：“五城寺观僧尼开场演剧，男女概得出资随附，号曰善会，败俗酿弊，所关非细，应交步军统领五城顺天府各衙门严行禁止”。[127] 此后，清廷于咸丰二年（1852）正月、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光绪十年（1884）二月屡次谕旨重申，严禁妇女进寺院庵观烧香。[128]
统治集团三番五次颁布禁令，应是导致香会女性少于男性的一个基本原因。换个角度考察问题：尽管有官府禁令，仍有不少旗民妇女冲破了各种有形无形的束缚，积极参与香会活动，并堂而皇之的将名字刻写在会碑上。说明至少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场合，禁令并没有奏效，这正是统治者不得不一再重申禁令的缘故。
光绪十一年正月，御史张廷燎奏称：京师城外白云观，每年正月间烧香赛会，男女杂沓，并有托为神仙之说，怪诞不经等语。奉上谕：僧道造言惑众，及妇女入庙烧香，均干例禁，嗣后着该管地方官严行禁止。其余京城内外各寺观，如有烧香赛会，与此相类者，亦着随时查禁。[129] 正月十九日，传说是邱处机即长春真人成仙飞升日，俗称“燕九节”，相传是日真人必来，或化官绅，或化游士冶女，或化乞丐，有缘遇之者得以祛病延年，故僧道旗民男女人等于是日辐辏云集，焚香持斋，彻夜达旦，谓之“会神仙”。此即张廷燎奏折中所指“托为神仙之说，荒诞不经等语”。
三、 简短的结语
民国十七年（1928），顾颉刚先生在《妙峰山进香专号》一书《引言》中，曾就调查研究民间香会的意义作过如此评价：
“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储蓄了一年的活动力，在春夏间作出半个月的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交，美术的各种能力，这真是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等等的好材料，这真是一种活泼泼的新鲜材料！”[130]
顾颉刚先生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学者中轻视民间文化风俗调查、认为这种调查“不入流品”的倾向而言。他认为，朝山进香，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同时兼有发展信仰、增进友谊、密切交往乃至发挥艺术创造力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进香是“民众生活的一件大事”，对香会的调查，将为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当然还有历史学）研究提供新鲜的一手资料。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话，仍旧富于启迪。
那么，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北京旗人与香会”问题，又可以概括出哪些要点呢？
第一、香会的性质。香会是完全起自民间的组织，不带有任何官方色彩。早在明代，北京地区已流行各种名目的香会。东岳庙《白纸会碑》，碑阳重刻明崇祯十三年史可法所撰《六顶进供□□圣会碑记》，末署“顺治三年九月吉旦重修。领众弟子□维□、正会首刘门刘氏、侄男刘□□、女萧门刘氏”。[131] 说明清初的一些香会原本是明代香会的延续。所云“六顶”，包括弘仁桥、西顶、北顶、中顶、药王庙，进香六处。展翅圣会碑题“八顶进贡展翅老会”和“沿途寺庙二百六十四处”，进香八处。[132] 扫尘净炉会碑题“九天、太乙、东岳三顶静[净]炉禫[掸]尘老会”，进香三处。[133] 此外还有进香“二顶”“四顶”者，说明有些香会的活动场所非只一处。
不过，多数香会还是以某一寺庙宫观为特定对象的。妙峰山碧霄元君祠，可以吸致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以内的香火，聚集上百乃至数百的香会；小的宗教中心只能吸引周邻居民组织的一两个香会。香会人数多寡不等，多的达到六七百人，少的仅二三十人；时间也长短不一，长者绵延数百年不衰，短者则旋聚旋散。有的香会按行业组织，更多的则以地域为纽带。一些香会只是乡邻族党的狭小聚集，还有一些香会，形成跨地域的广泛联系。在供奉对象、活动内容和方式、人员构成等方面，香会也存在种种差异。
第二，香会所反映的信仰形态。清代民间主要流行佛、道二教。道教是本土宗教，兴起于汉末，唐以后盛行，明代皇帝多奉道教，嘉靖帝尤甚。佛教则是本土化的外来宗教。清朝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程度虽不如前朝，对佛、道两教还是兼容并蓄的。就本文考察看，都城隍庙、东岳庙、白云观、药王庙、碧霄元君祠、关帝庙等香会活动场所，属道教宫观。这足以说明，道教在民间始终保持着强劲影响。尤其碧霄元君崇拜，对广大妇女具有很强的亲合力。道教宫观的众多神祗，实际体现佛、道兼容的精神，并且吸纳了民间众多俗神。所以，在道教信仰的表象下，真正风靡的还是民间的所谓“杂信”。
第三，香会的社会功能。香会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具有多方面社会功能，且与普通旗民日常生活形成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宗教功能，它将具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组织在一起，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并为寺观提供多种形式的帮助或服务。香会的捐助构成寺观的重要经济来源，它们甚至是寺观的最大施主。在宗教节日和庙会期间，香会的作用尤为重要。东岳庙道众多不过十数人，远不足以应付规模巨大的开庙活动，届时全仗各香会出钱出力，操办一应事务。正是由于众多香众的努力，使得庙会期间寺观环境整洁，供养丰足，香烟氤氲，灯烛通明，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香会还通过出巡、百戏、放生等娱众和慈善活动，渲染节日盛典的气氛，使更多的善男信女乃至凡夫俗子趋之若骛，扩大了宗教的传播与影响。香会还是社交的重要场所，增进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组织人们间的沟通，它将平日邈不相涉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因此具有重要的组织功能。香会名目尽管繁多，做功德，讲奉献，不索取，则是共同的宗旨，诸如集资修路、奉送膏药、施舍饭食、缝补鞋袜等种种善举，都是在宗教的形式下宏扬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所以又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最后，应特别关注香会对旗人的影响。清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实行“旗民分治”的两元社会体制，即以州县制度治理民人，以八旗制度管理旗人。具体到北京地区，统治者自清初以来，强制采取旗民分居措施，以旗人居内城，以民人居外城。在八旗制度严格束缚下的数十万旗人，长期生活在内城的狭小天地里，除了当兵和做官者以外，大多无事可做，组织香会，朝顶进香，遂成为生活中一件大事，其中排遣烦恼、自娱自乐、填补精神空虚的成分不少，这大概是旗人在香会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原因。
清初北京旗民的畛域极为鲜明，不同的组织隶属，不同的居住地域，不同的职业分工，不同的身份地位，对于满洲、蒙古旗人来说，还要加上不同的文化背景。满族统治者处心积虑构建旗民畛域，主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而香会作为旗人与民人、满人与汉人杂糅的民间组织，它的发展，却成为“旗民分治”体制的一种异己力量。正是通过这种完全自发的组织，旗人与民人密切了联系，他们基于宗教的信仰互结同心，彼此频频交往，共享精神上的安慰与欢娱，感情上也逐渐陶融。至于香会在融通满汉语言文化信仰风俗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附录：香会碑名表序号碑名时间地址出处提要1西棚老会碑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北京西城区成方街都城隍庙《汇编》第61册118页祭城隍之神，会首傅联登、副会首黑松。2西顶娘娘进香会碑康熙九年（1670）四月北京海淀区蓝靛厂广仁宫《汇编》第62册151—153页题名会首中有“工部他吃哈番加一级信官伽蓝保”，碑侧题：“京都北城鼓楼西各旗地方等处正会首囗囗等仝立”。3二顶圣会碑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63册114—115页会首张全华。成立于康熙十四年。会碑题称“西华门四牌楼二顶进香圣会”。4金牛圣会进香碑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同上《汇编》第64册52—54页碑文称“诸善在于西直门里小街口诚起金牛圣会，年例进献冠袍带履金牛一乘种种钱粮”。5西顶洪慈宫进香碑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北京海淀区蓝靛厂广仁宫《汇编》第64册93—94页成立于康熙十七年，祭祀泰山圣母，碑记称：“阜成门里朝天宫三条胡同仕宦满汉军民，每岁十二日奉香瞻拜”。6香灯会垂后碑记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同上《汇编》第64册108—109页成立于康熙初年，祭祀元君圣母，碑侧题：“阜成门里朝天宫东廊下香灯圣会正会首罗司明（其他人名略）仝立”。男女不下三五百人。7散司会碑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64册144—145页成立于康熙初年，由东华门外众善弟子等诚起。会众“攒印积金虔办冠袍带履供器等仪”，照例于每年三月奉献于神前。三百余人，均男性。8扫尘会碑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同上《汇编》第64册146—147祭祀东岳大帝，并扫除尘污。碑侧题：“安定门大街中城兵马司胡同扫尘圣会”。千余人，均男性。9西顶进香碑（共两碑）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北京海淀区蓝靛厂广仁宫《汇编》第65册6—8，9—11页祭祀碧霄元君。会碑称已起会三十余载。碑侧题：“定府大街龙头井年例进香老会杨时春众等仝立”。约一百七十人，均男性。10年例进香碑康熙三十一年（1692）四月同上《汇编》第65册12—14页祭祀碧霄元君。碑侧题称：“西直门里南扒儿胡同弥罗庵进香圣会”。男女各数百人。11东岳庙碑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65册118—120页祭祀东岳帝君。碑侧题：“东四牌楼散司老会”。二百余人，均男性。12散司攒香会碑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同上《汇编》第65册
121—122页祭祀东岳帝君，设正会首十一人，副会首三十一人，司房管囗二十一人，“随会”（会众）约二百人，均男性。13曹国相创善会碑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北京海淀区蓝靛厂广仁宫《汇编》第66册6—8页于元君诞辰日进香，“阅二十七年而不倦”（应建于康熙十四年前后）。碑阴题名有“信官”二十二人，“信士”近九十人，“信官女”近一百八十人。碑侧题：“西直门里西官园口坐香圣会香首曹国相众等仝立”。14岳武穆鄂王碑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66册168—170页祭祀速报司主神岳武穆鄂王（岳飞）。二百余人，均男性。碑侧题：“朝阳关内外各巷居住信心弟子众善等”，“诚起每年二月十五日恭庆精忠圣诞碑”。15子午会碑康熙五十五年（1716）四月同上《汇编》67—50页进香东岳庙。约五百六十人，均男性。碑侧题：“京都西安门外土地庙诚起子午胜会”“内外各城坊居住众善人等名列于于后”。16路灯会碑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同上《汇编》第67册52—53页每年东岳大帝诞辰日“众信同心燃灯陈贡”。会众六百余人，除妇女二人外，余皆男性。17药王庙碑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月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觉寺《汇编》第67册104—105页祭祀药王。碑阴题“悬灯老会众善人等”。三十六人，均男性。18马王庙奉祀碑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67册113—114页祭祀马神。碑阴题：“京都朝阳门内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正会首七人，以下三百二十余人。均男性。19如意胜会碑康熙六十一年（1722）北京海淀区蓝靛厂广仁宫《汇编》第67册151—152页祭祀元君圣母。成立于三年前。成员为“阜城[成]关外六道口一带军民人等”。碑侧题：“阜城关外六道口村西顶如意胜会香首李凤等立”。以妇女为多。20献茶会碑雍正九年（1731）八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68册97页会众“每逢朔望日，虔诚献茶，供奉敬献东岳仁圣帝君尊前”，张棚施茶，接待香客。近三百人，以男性为主，题名中有铺号。参见第 47号碑。21京都城隍庙挂灯会碑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北京西城区二龙路成方街《汇编》第68册146—147页创自顺治二年。会众约六百人，以男性为主。按月轮值，主体是旗人。22盘香会乾隆五年（1740）北京朝阳区东岳庙实地考察成立于雍正十三年，会众于每月朔望进香，碑阴题名分为乾隆五年、嘉庆九年两部分。包括许多旗人男妇。23掸尘会碑乾隆五年（1740）三月同上《汇编》第69册56—57页该会为“朝阳门内外信心善姓”，“于每月十四开庙拂尘进香献茶”。人数众多，以男性为主。正会首镶黄旗宗室吉腾、镶白旗宗室全康等。碑阴题名“化外信士”中，有许多铺号。参见第36、41、54、63、70号碑。24献花会碑乾隆六年（1741）三月（碑记后间刻十四年重刻题记）同上《汇编》第69册87—88页按期敬献香花于神前。始建于康熙初年。会众三百余人，包括宫内太监、八旗内参领、管领官员。均男性。25金顶妙峰山进香碑记乾隆七年（1742）三月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碧霄元君祠实地考察碑记：二顶兴隆圣会，成立于雍正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在“京都西直门内诚起”。约百人，均男性。26关帝庙碑乾隆八年（1743）七月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十里河《汇编》第69册125—127页碑额题“掸尘老会”，碑侧刻：“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囗日，今有本庙掸尘会众善人等赎地十三亩，用银十两，以囗地囗囗圣前香灯费用。当年会首张廷弼领众善四十四人后殿扁[匾]上查名”。百余人，均男性。27普照报恩圣会碑乾隆十年（1745）北京石景山区慈善寺实地考察会碑称：“天太（天太山）古佛，道高德重，神人皆钦”。碑阴题：“大清国直隶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人等各巷居住”。会首李世荣，“老会首”孙门都氏，会众基本为已婚妇女，约一百三十人。28供茶会碑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0册18—19页会众于每月初一、初二、十五、十六等日在育德殿前玉皇阁下虔设清茶、姜豆，“以结善缘”。会众男女二百六十余人。29楞严胜会碑乾隆十三年（1748）秋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汇编》第70册第34页是会肇自雍正十三年，旗员五三泰、铎尔跻色楞等与会。至此以会费余银五百六十两，置地二顷，收租为本寺香火之需。30献茶豆会碑乾隆十四年（1749）六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0册102—103页，又实地考察该会起于乾隆八年，会众于每月初一、初二、十五日、十六日在庙内设清茶、缘豆、红枣、酱姜，“以结善缘”。会众百余名，基本为已婚妇女。31广善米会置香火地碑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北京门头沟区戒台寺《汇编》第70册161页会址在西直门。会众用银一百五十两置买三段地四十四亩，每年取租银十六两，永作戒台寺香火费。32香花圣会碑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北京丰台区看丹村药王庙《汇编》第71册8页会名膏药圣会，又称香花圣会。由顺天府新（？）街口旗民众等起会，施舍膏药。 33献花会碑乾隆二十一年（1756）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1册85—87页会众主体为内廷太监（以乾清宫总管为首），以及部分旗人。均男性。34路灯会碑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1册101—102页会众于每月初一、十五，在庙内神像前燃烛照明。二百余人，均男性。35报恩秉心放堂老会碑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月北京石景山区慈善寺实地考察由“京都顺天府十方院那处”起会。会碑追述：“朝礼福地天太山燃灯尊佛座前进香久矣”。36掸尘会碑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2册16—17页会众于每月十四日更衣入庙，洒扫庭除。二百余人，多旗人男妇。参见第23、41、54、63、70号碑。37净炉会碑乾隆二十八年（1763）八月（四十九年重刻）同上《汇编》第72册33—35页会众于每月朔、望前一日相率到庙，将各殿香炉积灰淘清并拂拭干净，碑侧题名：“朝阳门内净炉会旗民人等仝立”。均男性。38传膳音乐圣会碑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觉寺《汇编》第72册168—169页活动地点在紫禁城北旧鼓楼大街大觉寺。碑阴题：“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众善人等”、“宝泉局音乐拾番众等”，又设“拨号”、“厨茶房”，成员约百人，均男性。39天仙圣女感应碑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月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碧霄元君祠实地考察碑记：十人膏药老会创办于乾隆三十一年。会首海塔思哈等十人，随香会首、制药弟子等近五十人，旗人居多。碑记又载：“京都顺天府宛平县阜成门内祖家横街路东钱铺众善诚起”。均男性。40攒香放堂圣会碑乾隆三十七年（1772）九月北京石景山区慈善寺实地考察碑记：“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人等公议攒香放堂圣会，在西直门外往北两间房村，在赵处年例诚起。合会善男信女城里关外各村各巷居住，众等秉心前往京西天太山慈善寺燃灯古佛老爷驾前献供香、元宝、纸障表词，放堂祈求平安”。41掸尘会碑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3册133页碑记称：该会“肇于元季，隆于明代，辉煌轮奂[焕]于我朝（指清朝）……自有此庙，即有此会，以清除殿宇尘氛，绵绵延延数百余年”。会众三百余人。参见第23、36、54、63、70号碑。42如意礼忏钱粮圣会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北京石景山区慈善寺实地考察会碑称：“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人等在德胜门西李广桥庐处诚起”。内部分工比较细致。43如意攒香圣会碑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同上实地考察在西安门内旃檀寺西妞妞房徐某处起会。会众进香祈福于寺内古佛。旗人男女各数十人。44传膳老会碑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觉寺《汇编》第74册33—34页碑阴题名：“顺天府大、宛二县各城坊巷旗民众善人等”，首起为佐领那苏图，以下六十五人。主体为男性。45二人老会碑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碧霄元君祠实地考察进香碧霄元君。会众满汉旗民，清一色男性。当年会首为旗人富勒贺。46如意老会碑乾隆四十八（1783）年三月北京石景山区慈善寺实地考察碑阳满文，碑阴汉文。会众为圆明园正白旗旗民，进香古佛。47献茶会碑乾隆五十年（1785）五月刻，嘉庆十七年（1812）重刻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5册36—37页每月朔望，设献茶会于岱宗殿前“憩息有所，杯水作供”。会众五百余，主要为男性旗民。参见第20号碑。48献供斗香膏药胜会碑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碧霄元君祠金勋《北京西郊成府村志》，又实地考察雍正八年创办，成员为西直门外成府村旗民，前几任会首多为年老妇人。每年四月初十上山进香。49广善米会捐资题名碑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北京门头沟区戒台寺《汇编》第76册60页碑记称：“京都德胜门外索家坟药王庙年例诚起广善米会恭往戒台万寿寺献供斋僧礼囗施食，众善捐资钱壹百柒十二吊，置地三十亩，得租永作佛前香供”。会众男女百余人。50传膳路灯老会碑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北京石景山区慈善寺实地考察由“京都东安门外丰增胡同马处、地安门外东步梁桥冯处年例诚起”。男妇数十人。51子孙胜会题名碑乾隆六十年（1795）四月北京门头沟区戒台寺《汇编》第76册99页由京都永定门内外旗民人等组织，“恭往戒台寺进香，斋僧、礼忏、施食”，会众近百人，女性居多。52修补道囗圣会碑乾隆六十年（1795）夏月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碧霄元君祠实地考察碑记称：“因往来维艰，崎岖难至，善士人等坚心向佛，不吝惜而愿捐资整理道途”。此碑系“募化宣武门内单牌楼众善人等共献”。会众为男性。53悬灯老会碑嘉庆元年（1796）八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77册8—11页是会系“东安门内北池子沙滩张处会同朝阳关内外旗民”。男女近四百人。54掸尘放生会碑嘉庆三年（1798）五月同上《汇编》第77册31—32页碑记称：“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朝阳关内外旗民人等”。男性三百余人。参见第23、36、41、63、70号碑。55献灯圣会碑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北京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大觉寺《汇编》第78册64—65页该会全称：“药王殿同心献灯圣会”，会众于腊月除夕在药王神像前献灯一宿。会众男性五十余人。56献供会碑嘉庆十五年（1810）北京丰台区看丹村药王庙《汇编》第78册66页碑阳额题“献供老会”，碑记中称起会“以历百有余年”，每年药王圣诞献供于该庙。碑阴提名称：京都西便门内外……两处年例诚起献供圣会各项旗民众善芳名。有旗人、民人、店铺名甚众。57楞严圣会碑道光二年（1822）四月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汇编》第79册28—29页碑阴称：“兹因朝阳门内外旗民众善弟子年例春季前往潭柘山岫云寺楞严古佛圣前呈供进香”云。又记：众善弟子资助金钱五百吊，交寺置地一段。58掸尘老会碑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80册132—133页碑阳“众善山东掸尘老会”，碑阴题名包括许多店铺。是带有同乡会性质的民人香会。59大悲圣会碑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北京门头沟区戒台寺《汇编》第81册45页会首奕达宁。碑阳题：“京都大悲圣会旗民善信人等共捐钱一百二十吊”，修板桥一座。60敬献鲜果圣会碑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北京石景山区慈善寺实地考察会碑称：雍正十年三月由“京都顺天府宛平县圆明园海淀成府三旗营众善弟子”起会。已有百年以上历史。“众善弟子”百余人，基本为男性。61净水会碑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81册84—86页碑两侧题称：“雍正庚戌年六月穀旦公立”，“嘉庆戊辰年六月穀旦重修”。至道光二十四年已历时百有余年。男妇约二百三十人。62糊饰窗户会碑同治五年（1866）八月同上《汇编》第83册89—90页该会宗旨为修整庙内窗棂。碑阴题称：“乾清宫等处总管首领太监旗民”，人数多达六百余人。63拂尘会碑同治六年（1867）三月同上《汇编》第83册106—107页参见第23、36、41、54、70号碑。本会乃掸尘会之延续。碑阴载正会首仍为厢黄旗满洲宗室吉腾、全康。又题称：“崇文门内外顺天府大、宛二县旗民众善人等仝心公议重整老掸尘圣会”。约一百五十人。64白纸献花会碑同治六年（1867）三月同上《汇编》第83册110—112页该会置白纸香花，以供众鬼神文籍簿书所需，男妇多达九百六十人。65净水会碑光绪二年（1876）六月同上《汇编》第84册123—124页满汉旗民共组，男性为主有承办人、钱粮把、中军把、仲伙把、供水把、神堂把、扎采把、囗事把之分工。66长春永久胜会光绪八年（1882）七月北京西城区白云观《汇编》第85册88页碑阴载会首旗人、民人一百二十人。67刘素云道行碑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同上《碑拓》，又《汇编》第86册4页。光绪八年，大太监刘诚印发起组织长春永久供会，包括内官、信官百余人，每年为长春祖师、九皇祖师圣诞提供香资。68净炉会碑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86册42—44页。碑阴为满汉旗民题名。碑侧题：“朝阳门内外旗民众善人等”。男性为主。69如意老会题名碑光绪十八年（1892）正月北京门头沟戒台寺《汇编》第87册1页碑阳题称：“京都顺天府大宛两县旗民人等公议同心重整新春如意老会”云。70老掸尘会碑光绪十八（1892）年三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87册7—8页会首、会众多为旗人，包括宗室、觉罗。碑阳题称：“有善士旗汉人等创立斯会……例于每月十四日齐集至庙……一律扫除洁净”云。为国初建立之老会，至此再立新碑，“以垂久远”。参见第23、36、41、54、63号。71献茶会碑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同上《汇编》第87册49—51页碑两侧题：“皇城内外旗民众善人等”，“大清光绪拾玖年三月立”。该会创自二十多年前，至是刻碑纪念。有男妇二百余人，于每月朔、望，设棚备办清茶，为香客止渴之需。72白纸献花会碑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同上《汇编》第87册84—86页会众五百余人，内有内务府大臣福锟等满汉大臣以及内宫太监。73香灯供膳窗户纸会碑光绪二十二年（1897）三月同上《汇编》第87册146—147页会费得大太监刘得印施助一万两，会众例于二月十九、三月二十八、七月三十日佛前供献，以及妙尔洼茶棚一例办理。会众包括太监、旗民男妇。74攒香会题名碑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北京海淀区四季青祁家村《汇编》第88册9页碑记题称：“兹因京西香山齐家村攒香老会置神耳二堂”，“阖村旗民人等”“众香首人名”及助银额数。75永庆善会碑年代不详北京西城区白云观《碑拓》该会供奉火祖，助香资钱置香火地三顷，又重修火祖殿。施主包括商号铺户二百四十余家，以及旗、民人等。会首为商号十三家。76香灯供膳碑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北京朝阳区东岳庙《汇编》第89册103页长春宫总管太监刘得印先后为香灯供膳窗户纸会施助纹银五千两，又募纹银五千两。77祈福消灾老会碑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初八日北京西城区白云观《碑拓》创立于同治元年，议定：“无论满蒙回汉士农工商，凡抱有意乐施济众之愿者，均可从心助善纳资入会”。注：本表“出处”项下，《汇编》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碑拓》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白云观碑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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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载《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丛书》1928年本，第11页。
[2]《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版。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25页。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这方面的成果还有[美]韩书瑞（Susan Naquin）《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The Pekin Pilgrimage to Miao-feng Shan：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Sacred Site》），载《中国的进香和圣地》（《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a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吴效群未刊博士论文《北京的香会组织与妙峰山碧霄元君信仰》，1998年。
[3]《西棚老会碑》，顺治十五年五月。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下简称《汇编》）第6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4]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载《妙峰山》第38—39页：“一个香会必须经过了一百年，方可改‘圣会’为‘老会’。老会是香会中的领袖……”。但从碑刻看，一些成立几十年的香会往往自称“老会”。
[5] 金受申《香会》，载《北京通》，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6]《京都城隍庙挂灯会碑》，雍正十二年七月。载《汇编》第68册，第146—147页。
[7] 带有类似题名的香会碑颇多，仅康熙年间就有：《东岳庙碑》，载《汇编》第65册，第119页；《散司攒香会碑》载《汇编》第65册，第122页；《曹国相创善会碑》，载《汇编》第66册，第7页；《岳武穆鄂王碑》，载《汇编》第66册，第169页；《药王庙碑》，载《汇编》第67册，第105页；《马王庙奉祀碑》，载《汇编》第67册，第114页；《如意胜会碑》，载《汇编》第67册，第152页。雍正朝以下碑刻为数更多，俱从略。
[8]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9] 吕威《民国时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载《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10] 2001年4月，笔者踏访西顶元君祠旧址（现为盲人工厂），见正殿东侧路口处卧残碑一方，文字残存无几，碑阳题名有宣城伯卫时春字样，碑侧题名有：“……衚衕、総管香头陆囗、朱朝等立”。据《明史》第107卷，中华书局1974年本第3248—3249页，第一代宣城伯卫颖，天顺元年封，至第七代卫时泰，万历三十九年袭，崇祯十七年阖门死难。知此为明末香会残碑。
[11]《西顶施茶碑》，康熙四年。载《汇编》第62册，第62页。
[12]《西顶进香碑》，顺治十一年四月，载《汇编》第61册，第62页；又《西顶施茶碑》，康熙四年，载《汇编》第62页，第62页；《西顶进香碑》，康熙八年四月，同上，第124—126页。
[13]《西顶娘娘进香会碑》，康熙九年四月。载《汇编》第62册，第151—153页。
[14]《西顶进香碑》，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载《汇编》第65册，第6—8页；又第9—11页。
[15]《西顶洪慈宫进香碑》，康熙二十六年四月。载《汇编》第64册，第93页。
[16]《香灯会垂后碑记序》，康熙二十七年四月。载《汇编》第64册，第108页。
[17]《曹国相创善会碑》，康熙四十一年二月。载《汇编》第66册，第6页。
[18]《年例进香碑》，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载《汇编》第65册，第12—14页。
[19]《如意胜会碑》，康熙六十一年。载《汇编》第67册，第151页。
[20] 载《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21] 据笔者于2001年6月15日实地考察，祠前塔院西侧碑林尚存清代石碑七通：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工部营缮司主事张献撰并书《妙峰山香会序》；乾隆七年三月宗室弘晃撰并书《金顶妙峰山进香碑》，碑文中提到“二顶兴隆圣会”；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立《天仙圣女感应碑碣》，碑阴题记称“十人膏药老会”；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立《二人老会碑》；乾隆五十二年四月立《献供斗香膏药胜会碑》；乾隆六十年夏月立《修补道囗圣会碑碣》；道光十六年四月立《海灯老会碑》，碑阴刻同治二年七月《重建光明海灯碑文》。
[22] 金勋《北京西郊成府村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九年手写本。
[23]《献供斗香膏药胜会碑》，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实地考察。
[24] 金勋《妙峰山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稿本，第18页下。
[25] 弘晃《金顶妙峰山进香碑记》。实地考察。
[26]《天仙圣母感应碑碣》碑阴载十人膏药老会的碑记，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实地考察。
[27]《修补道囗圣会碑碣》，乾隆六十年夏月。实地考察。
[28] 奉宽《妙峰山琐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第133页。
[29]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载《妙峰山》第53页。
[30] 金勋《妙峰山志》第2页上。
[31]《普照报恩圣会碑》，乾隆十年。实地考察。下同。
[32]《报恩秉心放堂老会碑》，乾隆二十四年三月。
[33]《攒香放堂圣会碑》，乾隆三十七年九月。
[34]《如意礼忏钱粮圣会碑》，乾隆四十一年四月。
[35] 常华《天台松柏拥古刹》，载《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4日；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天台寺》，载《北京庙会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36] [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昭和九年本，第87—88页，220—221页。
[37] 玄烨《东岳庙碑》，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载《汇编》第66册，第65页。
[38] 弘历《御制东岳庙重修落成碑》，载《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第214—216页。
[39] 详北京市朝阳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民俗博物馆编写《东岳庙》，1999年铅印本。
[40]《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第218页：满洲旗人马佳氏马宜麟幼年多病，改为道士，秉愿募化，修理本庙东廊、西廊、各处道院工程，并在后院建立同善堂义学，又在马道口买地，设立义园，因有诸多善举，逐渐升至东岳庙第十七代住持。
[41]《掸尘会碑》，乾隆二十七年十月。载《汇编》第72册，第16—17页。
[42]《北平风俗类征》引康熙《宛平县志》，转引自《北京庙会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43] 见《白纸会碑》，顺治三年九月；《东岳庙金灯碑》，顺治五年正月；《东岳庙掸尘碑》，顺治十六年八月；《寿桃会碑》，顺治十七年三月，均载《汇编》第62册；《东岳庙圣会碑》，康熙四年三月，载《汇编》第62册；《四季进贡碑》，康熙十二年八月，载《汇编》第63册。
[44]《二顶圣会碑》，康熙十七年三月，载《汇编》第63册，第114—115页。
[45]《金牛圣会碑》，康熙二十三年三月，载《汇编》第64册，第52—54页。
[46]《散司会碑》，康熙二十九年三月，载《汇编》第64册，第144—145页。
[47]《扫尘会碑》，康熙二十九年三月，载《汇编》第64册，第146—147页。
[48]《扫尘会碑》，康熙三十年三月，载《汇编》第64册，第188—190页。
[49]《东岳庙碑》，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载《汇编》第65册，第118—120页。《散司攒香会碑》，康熙三十七年三月。载《汇编》第65册，第121—122页。
[50]《东岳庙速报司岳武穆鄂王碑记》，康熙五十一年八月。载《汇编》第66册，第168—170页。
[51]《子午会碑》，康熙五十五年四月，载《汇编》第67册，第48—50页。参见《子午进善会碑》，康熙五十六年三月，载《汇编》第67册，第64—66页。
[52]《路灯会碑》，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载《汇编》第67册，第52—53页。
[53]《马神庙奉祀碑》康熙五十九年六月。载《汇编》第67册，第113页。
[54]《掸尘会碑》，乾隆五年三月。载《汇编》第69册，第56—57页。按顺治十六年已有掸尘会（见《汇编》第61册，第138页），雍正十一年又有掸尘散司献茶会（见《汇编》第68册，第116—118页）。是否本会源头，待考。
[55]《掸尘会碑》，乾隆三十九年六月。载《汇编》第73册，第133—134页。
[56]《掸尘会碑》，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载《汇编》第72册，第16—17页。碑阳左下方补刻《掸尘会因果感应记》。参见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掸尘会碑》。
[57]《东岳庙拂尘碑记》，同治六年三月。载《汇编》第83册，第106—107页。光绪十八年又重刻会碑，载《汇编》第87册7—8页。
[58]《献花会碑》，乾隆六年三月。碑记后刻十四年重刻题记。载《汇编》第69册，第87页。参见《献花会碑》，乾隆二十一年八月，载《汇编》第71册，第85—87页。
[59] 碑在北京朝阳区东岳庙。载《汇编》第70册，第27页。
[60]《净水会碑》，道光二十四年七月。载《汇编》第81册，第84—86页。
[61]《盘香会碑记》，乾隆五年。现存东岳庙碑林。
[62]《净炉会碑》，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四十九年重刻。载《汇编》第72册，第33—35页。
[63]《悬灯老会碑》，嘉庆元年八月。载《汇编》第77册，第8—11页。
[64]《掸尘放生会碑》，嘉庆三年五月。载《汇编》第77册，第31—32页。
[65]《东岳庙糊饰窗户会碑》，同治五年八月。载《汇编》第83册，第89—90页。
[66]《白纸献花会碑》，同治六年三月。载《汇编》第83册，第110页。又《白纸献花会碑》，光绪二十年三月。载《汇编》第87册，第84—86页。
[67]《献茶会》，雍正九年八月，载《汇编》第68册，第97页。
[68]《献茶会碑》，乾隆五十年五月刻，嘉庆十七年四月重刻，载《汇编》第75册，第36页。
[69]《东岳庙集义献茶豆老会碑记》，乾隆十四年六月。关于舍缘豆之俗，旗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四月初八日（笔者按，是为佛诞之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拈毕煮熟，散之市人，谓之‘舍缘豆’，预结来世缘也。”（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中也有诗云：“香会逢春设戏宴，分尝豆子结良缘。”（载《清代北京竹枝词》）。又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一回亦有舍豆结缘的记载。
[70]《供茶会碑》，乾隆十三年三月。载《汇编》第70册，第18页。
[71]《公议同善重整献清茶圣会碑》，光绪十九年。载《汇编》第87册，第49—51页。
[72] 崇实《昆阳王真人道行碑》，光绪十二年。载《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第162页。
[73] 崇实《罗真人道行碑》，光绪十二年四月十四日。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白云观碑拓本》（下简称科图《拓本》）。即今白云观东院之罗公塔，塔身题字：“敕封恬淡守一真人罗公之塔”；上首书：“内务府员外郎加二级兴清额、内管领加二级宁[录]监造”；下首书：“大清雍正五年岁次丁未闰三月吉日立”。说明该塔由皇帝敕修，内务府建造。
[74]《重修白云观碑记》，载《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第141页。
[75]《弘历御笔诗碑》，乾隆五十三年二月。载科图《拓本》。
[76] 高仁峒《云溪方丈功德碑记》，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载科图《拓本》。参见高仁峒《粥厂碑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载《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第176页。
[77]《永庆善会碑》，年代不详。载科图《拓本》。
[78]《重修吕祖殿碑记》，光绪二十三年。载科图《拓本》。
[79]《祈福消灾老会碑》，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载科图《拓本》。
[80]《刘素云道行碑》，光绪十二年三月。载科图《拓本》。
[81]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第60卷，见《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第60页。
[82]《药王庙碑》，康熙五十八年九月。载《汇编》第67册，第104页。
[83]《传膳圣会碑》，乾隆十七年四月。载《汇编》第70册，第176页。
[84]《传膳音乐圣会碑》，乾隆三十二年四月。载《汇编》第72册，第168—169页。
[85]《传膳老会碑》，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载《汇编》第74册，第33—34页。
[86]《献灯圣会碑》，嘉庆十五年四月。载《汇编》第78册，第64—65页。
[87]《香花圣会碑》，乾隆十八年四月，载《汇编》第71册，第8页。
[88] 载《汇编》第69册，第125—127页。
[89]《广善米会置香火地碑》，乾隆十六年九月。载《汇编》第70册，第161页；《广善米会捐资题名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八日。载《汇编》第76册，第60页。
[90]《攒香会题名》，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载《汇编》第88册，第9页。
[91]《如意礼忏钱粮圣会碑》，乾隆四十一年四月。
[92] 金受申《北京通》第154页。
[93] 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载《妙峰山》第22—23页。
[94]《曹国相创善会碑》，康熙四十一年二月。载《汇编》第66册，第6页。
[95]《祈福消灾老会碑》，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载科图《拓本》。
[96]《献花会碑》，乾隆六年三月。碑记后刻十四年重刻题记。载《汇编》第69册，第87页。
[97]《重修吕祖殿碑记》，光绪二十三年。载科图《拓本》。
[98]《刘素云道行碑》，光绪十二年三月。载科图《拓本》。
[99] 石继昌《车王府曲海一勺（下）》，载《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
[100] 载《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版，第113页。
[101]《妙峰山》第20页说：“他们的会费，是依地亩捐的，一亩地派捐多少钱，所以很公平。”可以参考。
[102]《关帝庙碑》，嘉庆十六年六月。载《汇编》第83—84页。
[103]《金顶妙峰山义合膏药老会碑记》，乾隆四十年。转引自容庚《碧霄元君庙考》，载《妙峰山》第127页。
[104]《潭柘山岫云寺楞严胜会碑记》，乾隆十三年秋。载《汇编》第70册，第34页。
[105]《香灯供膳碑》，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载《汇编》第89册，第103页。
[106]《重修天太山大慈善寺警戒后世碑文》，实地考察。
[107] 《清宣宗实录》第323卷，道光十九年六月癸未。
[108] 此碑文补刻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掸尘会碑》碑阳左下方。载《汇编》第72册，第16—17页。
[109]《鲁班会碑》，乾隆十七年六月，载《汇编》第70册，第183—184页。鲁班会一直坚持到民国年间，有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乾隆五十四年六月、民国十六年四月等历次会碑为证，分见《汇编》第71册、75册、95册。
[110]《羊行会碑》，乾隆二十九年三月，载《汇编》第72册，第46—47页。
[111]《庆司会碑》，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载《汇编》第72册，第191—192页。
[112]《财神圣会碑》，乾隆四十四年七月，载《汇编》第74册，第40—41页。
[113]《白纸会碑》，康熙三十年八月，载《汇编》第64册，第174页；《岳庙碑》，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载《汇编》第65册，第74—76页。
[114]《中顶普济宫碑》，康熙三十五年六月，载《汇编》第65册，第85—88页。
[115]《放堂吉祥老会题名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载《汇编》第74册，第117页。
[116]《西顶进香碑》，康熙八年四月，载《汇编》第62册，第124—126页。
[117]《中顶泰山行宫碑》，康熙三年四月。碑在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中顶村。载《汇编》第62册，第35—36页。
[119]《白纸献花会碑》，同治六年三月。载《汇编》第83册，第110页。又《白纸献花会碑》，光绪二十年三月。载《汇编》第87册，第84—86页。[120] 如寿桃老会，正会首男性有王承惠等，女性有王门钱氏等，载《汇编》第64册，第161页；西直门里南扒儿胡同进香会，正会首男性有李国祥等，女性有王门那氏等，载《汇编》第65册，第14页。[121] 沈榜《宛署杂记》第17卷，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第167页。[122]《献茶豆会碑》，乾隆十四年六月。载《汇编》第70册，第102—103页。[123]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25页。[124]《扫尘会碑》，载《汇编》第64册，第146—147页。[125]《清圣祖实录》第238卷，台湾华文书局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第7页上下。[126]《监察御史舒敏为请禁妇女游荡山寺习俗事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载《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下），《历史档案》2001年2期。[127]《乾隆二十七年禁五城寺观僧尼开场演剧》，载《台规》卷二十五，转引自王晓传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128]《清文宗实录》第52卷，第20页上下；《清穆宗实录》第271卷，第2页上下；《清德宗实录》第178卷，第4页下。[129] 《清德宗实录》第202卷，第7页上。
[130] 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载《妙峰山》第9页。
[131]《白纸会碑》，载《汇编》第61册，第19页。
[132]《东岳圣会碑》，载《汇编》第62册，第49—51页。
[133]《扫尘会碑》，载《汇编》第64册，第190页。参见《三顶圣会碑》，载《汇编》第65册，第27—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