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墙-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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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赵世瑜周尚意

本文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项交叉性研究的概述，或者说，本文主要是引入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些概念，用以分析历史学的问题。严格地说，任何人类活动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个人、组织或者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但这往往在注重时间维度的历史学科内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按照地理学家的说法，“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1](p13-14)，其构成方式比较复杂。社会空间结构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观察角度，狭义地讲，它包括居住空间、行为空间和感应空间；广义地讲，它不可能不与经济空间结构诸方面发生联系。应该说，把城市社会按照其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对地理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社会因素的空间形式和空间过程；而对社会学家来说，则是换一个角度理解空间的社会意义，或者如何从空间的维度更好地把握社会，当然在吉登斯那里，强调打破学科界限，“在人文地理学中，空间形式总是社会形式”；“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或方法论上的分野”[2](p518)。他由此批判了把时间和空间都只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因素，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其固有组成部分的传统观点。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探讨城市空间社会应该与前者没有什么差异，只不过侧重表述特定时间中的城市空间社会关系及其过程而已。
关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结构，有已故李洵教授的专论[3](p117-135)，但不是从空间的角度切入；而在切入方式上比较近似的，有台湾章英华博士的论文[4](p29-77)，但全文主要分析的是20世纪初的情况，在时段上略有差别；此外，还有许多国内外研究北京城市的成果，特别是施坚雅主编的有关论文集，[5]其中有些论文与本文主题非常接近，因此它们都是本文重要的参考文献和研究基础。
一
关于明清时期北京城市沿革，已有多书论述，此处不赘述。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造的，但据《洪武北平图经志书》，最初是嫌它“城围太广”，把周长60里改为40里[6]（卷38），主要是废掉了东北面的光熙门和西北面的肃清门，砍掉北面三分之一的城市空间。新北城墙向南缩入五里，加宽加厚，城门由原来的安贞、健德改为安定和德胜，其针对北方残元势力的意图十分明显。永乐迁都，由亲王守边改为天子守边，为了安排宫殿群的建筑，南城墙向外拓展，即从元代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一线（今长安街一线）向南扩展到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大约南扩了1.5里。这时北京城的面积应在35平方公里以上。
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城墙依然可以说是比较明确的城乡分界线的标识，城墙内也还长期存在较多隙地和农业用地，但这并不等于说城墙外的土地利用是一张白纸，或者全无聚落，以至看不到北京城市扩展的趋势。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刺部进逼京师，兵马司“欲拆毁九门外军民房屋，以便屯驻，众情汹汹，争负行李入城”[4]（卷184），说明距离北京作为明都30年的时间里，城门外还是具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在此基础上，成化十七年（1481年），蒋琬建议修建外城，尤其是利用西北元代土城[5]（卷156）。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尚书聂豹等建议“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计七十余里”[6]（卷396）。虽然后来因为经费的问题只修筑了南面的外城，但还是说明了城墙外日益扩大的城市外缘，即关厢地区的发展[6]（卷 397）。到此，北京又增加了大约25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市空间（注：据章英华前引文所引统计，北京内城总面积为14.25平方英里，外城总面积为10.5平方里，总计为24.75平方英里，第32-33页；据多田贞一：《北京地名志》（张紫晨译，陈秋帆校，第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其内城约35平方公里，外城约28平方公里，总计约63平方公里；韩光辉：《北京人口历史地理》（第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估算为内城36.6 平方公里，外城25.4平方公里，共62平方公里，都比杨宽的估计大（见该书第528、534页。））。
从明到清，城墙的位置没有再进行移动，也就是说，城墙内的空间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城市的空间规模没有任何扩展。首先，南城或外城的修筑就是商业区扩展的结果。自从宋都汴梁打破了坊市制的空间功能安排以来，明中叶北京南城的拓展又突破了它“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空间格局。其次，据《春明梦余录》载，明末时东城有朝阳坊，西城和北城都有关外坊[7]（卷5），而这在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所记嘉靖三十九年（1 560年）五城所属各坊中还是没有的[8](p6-19)，当时在东城内与各坊并列的还有“朝阳东直关外，五牌三十七铺”，在西城内有“阜城西直关外，共七铺”，在北城内有“安定、德胜关外，共六铺”，大概后来东、西、北三处城外关厢人口增加，亦被明末人同视为坊。到清代，五城重新规划，内外共有10坊，各坊均包括城墙以外地区[9](p25-26)。第三，据学者研究，从元到清，北京城市商业分布从北向南移动，出现沿内城九门的商业集聚现象；同时外来商品也由这些方向进京，致使除城门关榷之外，政府又在河西务、张家湾、居庸关、卢沟桥、白河等地设置税务机构，特别是随着战略防御需要的变化，清代京师北面相对明代新增税关，形成所谓外圈关榷，因此在这两层关榷之间，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所以，这一时期的商业指向多少可以说明北京这样一个政治中心城市的城市化进程[10]。
按韩光辉对明清北京城市人口的估计，明初洪武八年（1375年）北京城市户口为7.21万户，1 4.3万口；正统十三年（1448年）为27.3万户，96万口；万历六年（1578年）为17.92万户，85.1 万口；天启元年（1621年）为15.12万户，76.99万口，增长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从洪武到正统，口数增长了571%。由于明中期以后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北京，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有奏“京师流移之民聚集日多”，弘治六年（1493年）时说“贫民流移来京者以万计，昼丐夜露”等等[5]（卷266），所以还有许多人不在统计之中，说明代京师人口峰值超过百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清代京师人口统计除内外城以外，还有城属即四郊人口数字，如果不计这部分主要从事农业园艺的人口，那么内外城人口在顺治四年（1647年）为53.9万，康熙五十年（171 1年）为76.67万，光绪八年（1882年）为77.61万[11](p104、128)。其人口最高峰值似乎没有超过明代，不同时段的增长幅度也没有明代大，这与全国总人口增长的情况不相符合。直到 20世纪20年代以后，北京城市人口才有了较快的发展。显然，这与清廷采取了控制京城人口、而非如明代那样自由放任的政策有关。
仍据韩光辉的统计，明万历六年（1578年），北京内城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5万人左右，外城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4万人左右。同时天启五年（1621年）内外五城区人口密度由大到小的顺序是：西城、东城、中城、南城和北城[11](p327-329)。但是嘉靖间都御史毛伯温等说：“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7]（卷3）这可能一方面是指包括后来南城在内的城外四周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了外城中不在统计内的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的情形，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南城的实际居住区是比较靠近内城的地区，只占外城总面积的五分之二左右，特别是前三门沿线，人烟更为稠密，所以实际人口密度应与内城中的西城或东城差不多。到晚清宣统时的统计，外城区的人口密度超过内城区，而内城中仍以东西中三区密度较大，北区较小。外城或南城人口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第二、第三产业特色，应该说还是反映了北京的城市化过程。
依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我们很难了解各坊的人口密度。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列表如下：
中城：南薰坊，8铺；澄清坊，9铺；明照坊，6铺；保大坊，4铺；仁寿坊，8铺；大时雍坊，18铺；小时雍坊，5铺；安富坊，6铺；积庆坊，4铺，共9坊68铺。
东城：明时坊，西四牌16铺，东四牌26铺；黄华坊，四牌21铺；思城坊，五牌21铺；南居贤坊，六牌36铺；北居贤坊，五牌38铺；朝阳东直关外，五牌37铺，共5坊195铺加1关外。
西城：阜财坊，四牌20铺；咸宜坊，二牌10铺；鸣玉坊，三牌14铺；日中坊，四牌19铺；金城坊，五牌22铺；河漕西坊，三牌13铺；朝天宫西坊，三牌15铺；阜城西直关外，7铺，共7坊120铺加1关外。
南城：正东坊，八牌40；正西坊，六牌24铺；正南坊，四牌20铺；崇北坊，七牌37铺；崇南坊，七牌33铺；宣北坊，七牌45铺；宣南坊，五牌27铺；白纸坊，五牌21铺，共8坊247铺。
北城：教忠坊，10铺；崇教坊，14铺；昭回靖恭坊，14铺；灵春坊，8铺；金台坊，9铺；日忠坊，22铺；发祥坊，7铺；安定、德胜关外，6铺，共7坊90铺加1关外。[8](p5-18)
虽铺的设置是根据坊内居民的多寡，但也不尽准确。比如北城铺数多于中城，但据前引韩光辉的统计，天启时北城人口似比中城少。另外按前表，以铺数为序，南城的宣北坊45铺为第一，东城明时坊42铺为第二，南城正东坊40铺为第三，东城北居贤坊38铺为第四，朝阳东直关外、南城崇北坊均为37铺，并列第五，以下分别为南居贤坊、崇南坊、宣南坊、正西坊、金城坊、日忠坊、白纸坊、黄华坊、思城坊、阜财坊、日中坊、大时雍坊等。这其中外城各坊名列前茅的很多，前列18个坊中外城坊占了7个，但这主要是因为其地盘较大，铺密度（或相应的人口密度）并不一定同样位居前列，比如我们根据明北京地图比例尺算出的若干坊的大致面积，推算北居贤坊每平方公里有铺25.97个，明时坊23.69个，日中坊25.58个，而铺数第一的宣北坊的铺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3.54个。
清代以汉人居外城，人口分布密度与内城比相差不多，与明代比较，外城人口增加幅度要大于内城，到清末时，外城的人口密度已超过内城。根据民国时的统计，内城人口密度又再次超过外城，这可能与消亡后满汉分住的限制取消、人口内迁有关。[11](p327-333)
二
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的比例及其空间分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化问题。据《宛署杂记》，由于征派官府所需货物和征收商税的目的，北京将有关人户编为行户，“原编一百三十二行，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行，仍行照旧纳银……将网边行、针蓖杂粮行、碾子行、炒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箩圈行、毛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共三十二行，仰祈皇上特赐宽恤……”。仅从这本小利微、万历时免税的铺行来看，北京的工商服务行业分工还是很细的。
这时交纳铺行银两的人户，属大兴者为26 223户，属宛平者为13 579户，共计为39 802户。其中上六则5 425户纳税，下三则34 377户免税。这约4万行户，大约20-30万人口，约占北京都市人口的25%左右（按万历六年在册内外城人口总数84万计）。还有许多“卖饼卖菜、肩挑背负、贩易杂货等项”，不属固定行户，也不许九门税关抽分的，数量亦当不少。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明代北京商业比较集中于东半部，大兴的纳税行户要比宛平多一倍左右，“看得大兴县市廛稠密，宛平县铺面稀少，岁征行银，迥然多寡不类”。但是在这中间，“京师铺户，多四方辏集之人，有资至千万者，以嘱托得免，贫丁小户，资止数金及一二金者，概编当行”。按每平方公里的分布密度来看，五城中上、中等铺户的顺序，依次为中、北、西、南、东城。但若以坊为序，上、中等铺户在中城大时雍坊为最多，共734户，南城的正东坊、东城的明时坊为500户以上，300户以上的则有南薰、金城、崇北、正西、鸣玉、宣北、日中、黄华、南居贤、北居贤等10坊，这其中东城3坊，南城3坊，西城2坊，中城1坊，北城1坊。[12]（卷13）这种分布与前述密度的分布有不同，因为南城、东城各坊的贫富差异较大，二城区富裕铺户集中居住在以崇文门为中心的各坊中，其他坊铺户相对较穷。我们看到南城和东城富裕铺户较多，是与北京商业的东南指向直接相关的。元代运河可以直接伸延到鼓楼以西，导致这里成为商品的集散地；而明代以后运河基本止于通州张家湾一带，崇文门税关因而成为利益最大的税关，城市东南角为工商业人口所集居也很自然。此外，我们对比东城的朝阳东直关外与西城的阜城西直关外、北城的安定德胜关外的人口数量及居住空间，前者为37铺，后两者分别为7铺和6铺，繁荣程度数倍于后者，也是商业指向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城的富裕铺户所在各坊的数量虽非各城中之最多，但中城的大时雍坊的富裕铺户却居各城各坊之首，其主要原因是其地近当时的商业中心棋盘街，与南城正阳门商业区也只一墙之隔。这一地区地近禁苑，往往也是那些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大商人的首选。同时，京师自皇家、勋戚、宦官等纷纷经营商业，所以才有“宛、大二县铺户，无分势要之家，逐一审编，不许妄告优免”的命令。[13]（卷73）
显然，20年前牟复礼通过研究元末明初南京城，认为中国传统都市缺乏功能区分的说法是有缺陷的。这一点实际上章生道和施坚雅也不同意[14]。以唐代长安城为例，除了正南方的宫殿区外，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有着严格的空间界线，当然这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人为规定的。恰恰是五代到宋的城市变革，打破了“坊市制”这种限制自由的功能区分方式，使除了宫室或衙署之外的商业网点和居民区混在一起，大大便利了居民购物，也有利于商业利润的实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完全没有相对合理的土地利用，形成一定的功能分区。譬如北宋的汴梁，商业区首先在近河近桥的地点形成。在明代的北京，棋盘街便是一个商业中心区，向北延伸到灯市和西四两个次一级的中心。这种布局多少还带有古制“前朝后市”的人为安排痕迹，到明中叶商业区则完全以市场原则向外城扩展，所谓“南关居民稠密，财货所聚”[6]（卷370），“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6]（卷395）。
清初北京“旗民分城居住”，打破了以往的土地利用格局，从理论上说，商业区大部移至外城。但旗人社会既不可能脱离商业而生存，也不可能时时去往外城购物，因此各种店铺逐渐出现，流动的小贩更是无法避免。[15](p227)至晚清之前，还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所谓“ 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16](p216)。在上述10处商业中心区中，内城占了7处，其中大部分是明代商业区的延续。此外，原棋盘街朝前市至清“许贸易如故”。以《天咫偶闻》所记为例，西单牌楼有所谓小市，“南抵宣武门”；东单牌楼地近贡院，会试时附近街巷多以租赁房屋给举子牟利，“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麇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明代灯市盛况，于清虽不复见，但据说从西马市之东到东四牌楼以北，“各店肆高悬五色灯球……相衔不断”，说明这里还是一条重要的商业街；又“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凡二里余，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西四牌楼左近，复变歌吹之林……今则闾阎扑地，歌吹沸天”[16](p44-123) 。此外，分布在城中定期的庙会，成为商业和娱乐业的必要补充，其分布基本上与商业中心区相一致。[17]当然，汉人和外来人口被限制在外城居住，包括官僚士大夫也集聚于外城如 “宣南”一带，必然使外城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巨大的推动。
显然，相对清初内城不许开设店铺的规定来说，以上情形是逐渐变化的结果。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清初内城的商业人口肯定比明代大为减少。这样内城商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陷于停顿，而京师商业集中于外城。清代中叶以后，内城限制日益松驰，其商业才在原有的基础上按需求规律逐渐复原。而外城却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功能分区：“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盗贼。”[18](p131)这里的“北城衣冠盗贼”虽是指清代文人官员多居于正阳门以西以南的地区，但也正因此，以琉璃厂为中心的文化商业区（买卖书画古董等）形成。其他四个地区中，“中城”指买卖高档商品的正阳门大街一带，“东城”地近运河是所运货物的进京通道，故有布帛菽粟的交易，“南城”的金鱼池和天桥之类地方，成为禽鱼花鸟市场，而“西城”的骡马市、回族聚居区牛街，都与牛羊屠宰业关系密切。以上这些，显然多只表明外城不同区域的商业土地利用特征，并不表明那一定是商业中心区，即使是，其商品也相对单一，只有正阳门大街附近及以西的部分地区是为综合性的、而且具备一定档次的商业中心区。但是，这毕竟说明了外城社会的发展，因为这里居住的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逐渐孕育出了他们所能提供的商品，服务于某种层次的日常生活需求。
施坚雅的两中心说（即衙署和商业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从明清的北京来看，除了皇室所居的紫禁城始终居于城市中心、中央官署连接在紫禁城以南之外，其他衙署，比如顺天府衙、宛平县和大兴县衙、五城兵马司等都分散于内城各处，商业中心区也并不是集中在某一处。如果仅从商业分布的情况来看，在明代，可以说存在两个各有特点的大区。我们根据对纳税的上中六则铺户在各坊密度的统计，知道名列前茅的各坊几乎都在西部，即从内城北部的日忠坊一直到外城的宣北坊和正西坊。这不仅说明财富比较集中地集聚在城西部，而且表明这些坊内存在较多较大的店铺。同时，可以看出明代的商业区是以元代的商业中心区（鼓楼大街及以西）为基础，渐次向南发展的。相比之下，另一种可能性是，上中六则铺户较少的各坊，下三则铺户数量就越多，或者说人口数量就越多，这与前述东城存在铺密度较大的坊是一致的。
进入清代，东部商业应该说有了显着发展，这可以被看作是北京商业分布日益脱离元代的基础，而与商业的东南指向有关。有民谚说明清时期的北京是“贵在东城，富在西城”[19] (p36)，也有民谚说的正相反，是“东富西贵”[20](p5)，这可能恰巧说明了从明到清财富聚集区或商业区的变化。有学者分析民国初年的情况：“至于内城，集中指数最高者是东半的中央，即内左二区。整体看来，商业的繁盛，是东城优于西城，南半优于北半。从东城，我们又可见到多少的集中趋势，即由中央往南北两侧递减，而靠南地区又强于靠北地区”[2 1](p45)。这可能是自西向东变化的结果。
三
如果从社会等级的分布状况看，在明代，也可以说存在两个大区：内城居民相对来说社会等级较高，外城较低。到清代，虽然内外城居民带有民族的特点，尽管因此外城居民中社会等级高的居民比例增大，同时内城旗人社会日益分化，随着“八旗生计问题”而出现许多贫民，但总体来说，内城的社会等级水平还是要高于外城。
明末《旧京遗事》记：“勋戚邸第在东安门外，中官在西安门外，其余卿、寺、台、省诸郎曹在宣武门，冠盖传呼为盛也。”[22](p5)显然居所距离权力中心接近。按《京师坊巷志稿》的回顾，西安门一线的确有大量内官衙门，宣武门内也有许多官员居住，但是也不绝对。如其引《寄园寄所寄》说：“嘉靖中，京师大盗朱国臣，居堂子胡同，其党数十人，官莫敢诘。一日怒笞其妻，妻逸告夜巡把总，擒获十人下法司，俱服。国臣自言，石驸马街周皇亲之杀，乃我也。”可见亦有外戚宅在西城，同时居然有“大盗”居住在附近（第66页）。《菽园杂记》载：“干面胡同口一卖饼小家，生女美而艳，都督石彪欲娶为妾，父母乐从之，女独不肯，乃已。”[23](p88)该地即在灯市附近，石亨宅在附近的石大人胡同，所以可能看见过此女。又有李阁老胡同，因明大学士李东阳赐宅所在而得名，“第久析为居民”[24] (p155)，可见皇城附近也有民宅。另一个例子是，嘉靖二年（1523年），肃皇后之父陈万言“ 以赐第近教坊，疏辞。许之，命工部改给西安门外第一区”。所谓近教坊之地，即在黄华坊。后遭工科给事中郑自璧等反对，认为“西安门外新宅，已官鬻之民，不宜夺与万言”[6]（卷24）。陈万言所说无误，黄华坊有本司胡同，本司即教坊司。附近又有勾栏胡同、演乐胡同、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等，即所谓“东院”[25](p98)，虽说属于官府所辖，但毕竟是“下贱”者所住之地。皇亲的住宅居然也可以被赐在这里，可见贵贱所居是相当混杂的。
虽然明代内城居民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贵贱混居的状况，但根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各坊中的地名，比较而言，靠城墙近的坊内社会等级高的居民较少（当然并非绝对没有）。如明时坊，有马丝绵胡同、随磨房胡同、麻绳胡同、王搭材胡同、裱褙胡同、灯草王家胡同、冠帽胡同等表示工匠的聚落；黄华坊如上述；思城坊只有一个把台大人胡同，南居贤坊只有一个王驸马胡同、北居贤坊有永康侯胡同和王大人胡同，西城、北城的情况也颇类似。
南城居民的社会等级总体来说相对低下，一方面可以从地名中看出，即几乎没有多少以达官贵人住所命名的地名，仅宣南坊有一杨布政街，南城兵马司也在本坊。相反，南城地名中多有与手工业和商业相关的地名，如正东坊中的打磨厂、鲜鱼巷、猪市口、帘子胡同、席儿胡同、金帽儿胡同，正西坊中的羊肉胡同、柴胡同、笤帚胡同、取灯胡同、炭胡同等。其次，这里还有许多表示外地人聚落的地名，比如正西坊的汾州营、安南营，正南坊的陕西营、河南营，崇南坊、宣化坊的四川营，宣化坊的山西营，白纸坊的高丽庄等。另一方面，我们从上中六则纳税铺户的密度也可看出，即在全部36坊中，南城的正西坊列第11位，崇北坊列第13位，其余各坊都在第23位以后（见附表）。这样，较富裕的商人在这里也并不很多。
入清以后，情况有较大变化，那就是内城的主体部分已变成旗人社会。但是其空间的安排也依然有亲疏远近的含义。比如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皇帝自领之旗居北方，取以高驭低之势；除两白旗分居东直门、朝阳门内，两红旗分居西直门、阜城门内以外，以关系较远的两蓝旗居崇文、宣武门外，与南城的汉人社会直接毗邻。可以联系起来思考的是，多尔衮起兵入关时，以所属两白旗为主力，结果入关后叙功，两白旗贵族尽在前列。此外，各旗下满、蒙、汉军又依次由内向外排列，大致满军在内，蒙、汉军在外[26](p234- 238)，同样有以内驭外的考虑。
以内城而论，明代贵族平民相对混居的状态有所调整。八旗王公贵族除继承原来明朝的衙署、府第起建自己的居宅之外，基本上是居住在皇城附近，当然这与满洲八旗在空间安排上内聚的格局有关。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叙述各坊巷形势，通常重点描述巨家豪宅之所在，一般小家小户，则乏“善”可陈，或许也不愿多费笔墨，而那些靠近城墙的胡同通常就是这些只提及地名而不及其他的地方。又民国陈宗蕃编《燕都杂考》，其中附民国初北京内外城各区的地图，其中除内二区（即今西城区南半部）和皇城周围的内六区以外，凡靠近城墙的胡同分布密度普遍较大，而且不规则排列的程度更高，说明普通八旗兵丁或地位较低下者在这里有更大的分布密度。相反，在前面提到的明代灯市以东教坊所在，皇亲不愿住的地方，清代也有了一些贵族的府邸。
因此，从明到清，京师的居住模式有了一些变化。在明清两代，内聚的趋势或者以等级高低自内向外分布的特点是始终存在的；但在明代，还存在商业指向，即居民朝向市场聚集的趋势，在主要的商业区附近，居民的密度较大，特别是富户的密度较大。到了清代，京师内城居住分布的商业指向特点受到限制，等级空间的特点得到了强化。因此，越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住宅或街巷的分布越是相对稀疏，越靠城墙边缘则越密集。正好像皇城中的人口密度最小，而贫民的大杂院中的分布密度最大。因此这虽与城市人口向外扩展的趋势相符合，但因其取向是社会等级性的，所以仍属于传统城市化过程。
但是居住空间上的满汉分离模式肯定刺激了外城的发展，使得外城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据韩光辉的统计，外城人口从清初的14万多增长到清末的31万多[11](p128)，这与外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有关。因为这里依然是外来人口、下层民众的集聚之地，工商业中心的功能又得到凸显，同时士大夫被迫集聚于此地，城市文化中心（宣南）与商业中心达到统一，服务业和娱乐业也在附近区域发展起来。虽然，从外城居民社会地位、富庶程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依然是内高外低，即上层的分布靠近内城，而贫困等级越向南越高，但外城的城市化程度也还是大大提高了。明代末年外城人口不到内城人口的30%，而到清代二者之差逐渐缩小，到清末外城人口已达到内城人口的60%。尽管这里的面积、人口都比不上内城，在观念中这里也不是北京城市的中心，但从功能上看，从社会空间联系上看，它似乎比内城更像一个城市。
这样一种空间格局，用章英华对20世纪初状况的总结说，即“外城的主要商业地带占据着生态意义上的中心位置……但是这样的生态中心位置并未能转换成地理中心位置”[11](p75 ) 。章文对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答案。实际上，明清北京的“生态中心位置”应该与其地理中心位置重合，虽然等级制度的结果导致了二者的分离，但显然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特别是清代把内城变成一种功能比较单一的聚落，逼使外城向功能多样化发展，这更是政治化手段而非市场化手段的结果，因此无法维持长久。随着清朝灭亡后内城居住限制的全面取消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部门的南迁，内城的城市中心位置重新凸显，像明清时期就开始成为商业中心区的东四——东单和西四——西单两线，由于服务的门槛人口较多和传统的巨大惯性，80年来不断发展和向两侧扩展其规模，长期以来与前门外——珠市口一线三足鼎立，目前甚至超过了后者。
四
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明清北京主要社会群体的居住空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但这并不表明社会群体之间没有差别，没有形成各自的社会网络，没有发生特定的空间联系。除此之外，不同群体和个人日常生活所关的场所(station)和位置(location)之间，也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形成有机的联系。实际上，生活就是由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交织而成的。
无论明、清，中央官署集中于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的长安街沿线。为了上班的方便，官员的居住地一般贴近此地，即使清朝时汉官多居外城，也在前三门沿线，甚至有皇帝信任的侍讲之臣。如清代的张英、高士奇、朱彝尊等人，都曾赐第于皇城之内，西华门或东华门外。《京师坊巷志稿》引《程侍郎遗集》：“时余寓西华门外，入直退直，必过金鳌玉＠①。” 又引高士奇《赐居西苑自城北移家》诗：“客中陋巷为家久，忽讶恩辉住苑西……门前金碧瞻天阙，屋内鸾龙有御题。”[9](p38、34)这里虽体现了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之间距离的拉近，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空间、情感空间的变化。但因这里是“禁区”，可能影响到社交空间，所以朱彝尊罢禁职后，立即移居琉璃厂附近的海波寺街。
明代“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 …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其父母”[23](p 52)。首先，官员的社交更多地局限于集团内部，因为这关系到其个人的未来发展；其次，由于他们通常选择距离办公地点不远的居所，因此官员的社交空间也往往与居住空间、工作空间相互重叠。
清代汉官主要居住于外城，大量试馆也建于正阳、崇文、宣武门外，因此汉族士绅交游圈以此为中心。如陶澍记北孝顺胡同有长沙会馆，馆中有槐，“暇日与友坐其下”；汪琬则记： “京师丰台、西河沿皆与同人习游者。”他们往往比邻而居，所谓物以类聚，如康熙时大学士陈廷敬“初寓宣武门东街，与湘北少宰比邻”。琉璃厂附近有前孙公园，查慎行《敬业堂集》记：“宫友鹿寓孙公园，与唐实君、赵蒙泉、杨＠②木同巷，仆及姜西溟、家声山相距稍远。”那些地位较高的官员居处，更是士大夫趋之若骛的地方。如广渠门内夕照寺附近有万柳堂，为清初大学士冯溥的别业，康熙时开博学宏词，“待诏者尝雅集于此”；宣武门左龚鼎孽的香严斋，“海内文人延至门下，岁暮各赠炭资”。而外城的诸多寺院景色，也是他们聚集游玩之处，如陈廷敬有《至日陪祀同王阮亭灵佑宫早起》诗，陈其年有《同人集灵佑宫会饮》诗等。从时人的描写来看，南城、特别是所谓“宣南士乡”，是汉族士大夫寓居和互通声气款曲的地方，所谓“吾老欣同巷，归休原息关”。很多宅院都是不同时期的名人雅士接续居住，或者相互引介租住。可以说，这里，以外城的北城为中心，是他们消磨闲暇时光——居住、聚会、观剧、购书的主要空间，是清代京师精英文化核心区。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有关材料，可以知道清代京师士大夫频繁搬家并非罕见的现象，而在清代前期主要是往今南新华街两侧区域移动，其原因是外城对他们来说并不都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施愚山搬家时做诗说：“书声不敌市声喧，恨少蓬蒿且闭门。”更重要的是外城居住着许多身处社会下层的人和外来人口，因此，外城的东南、西南地区相对来说属于高压力地区而非安全地区，是社会低贱地区而非高身份地区。即使是在外城的北城内部，他们也在不断搬家，选择更好的邻里环境（张祥河《移居椿树胡同》诗：“聊从后巷迁前巷，为卜今年胜旧年。”又《和潘星斋》诗：“记与长公联廨住，两家童为送诗忙。”自注：“令兄功甫舍人与余同居椿树胡同三年，盖一门二院也”）[9]（卷下）。
明清京师士大夫的生活空间直接影响到这里的“读书空间”。明代“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之外，及拱辰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岁朝后三月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浣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27]。大明门外、灯市、城隍庙是商业中心地区，而会试举行所在的贡院，以及北城的国子监的书铺书摊，则专门服务于读书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5记弘治十年国子监前赵铺刻书若干种）。至清，“读书空间”同样向外城转移，广安门内的慈仁寺和永定门内的灵佑宫就曾作为城隍庙市和灯市的延续：“灯市旧在东华门外，今移正阳门外灵佑宫旁，至期，结席舍，悬灯高下，听游人纵观。”[9](p171)但它作为书肆所在地却好景不长，“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9](p163)。慈仁寺或称报国寺，“自内城城隍庙市移于此，每月三度为系马之具，数年无复存矣”。一说原因是距离城中较远，往来不便；一说是因为一次地震，使附近一些大宅纷纷搬迁，以至荒凉，但王士祯认为即使是在庙会繁盛时，也是“书摊之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9](p1 98-199)。倒是明正阳门外商业区发展起来，不会完全没有书摊，“自明以来，＠③绅齿录俱刻于西河沿洪家老铺”，王士祯则说：“今京师书肆皆在西河沿，余惟琉璃厂间有之。”[9 ](p167)显然在康熙年间京师外城的慈仁寺、灵佑宫的书肆已经萧条，而琉璃厂刚开始兴起，最盛的是前门外西河沿，这显然是与会馆等读书人群聚集因素有关。由于这样的因素，琉璃厂自乾隆年间终于成为京师最大的书肆和文化中心。一旦读书空间与此脱离（比如民国以后大学逐渐远离此地），这里的书肆便必然萧条下来。
与从事商业或手工业的铺户和居有定处的贵族官绅相比，明清京师生活着的大量下层民众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据记载，明末成国公朱纯臣家失火，于是有关部门决定清理民间沿街搭造的民房，有御史说：“穷民僦居无资，藉片席以栖身，假贸易以糊口，其业甚薄，其情可哀。”[9](p162)这还说的是摆摊卖货的小商贩。有学者从清代京师赈恤机构的分布和支领赈恤备用银的数量出发，判断京师外城的西城和北城是贫困人口和无依婴幼人口及流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东城与中城次之。[28]即便是妓业，也是越往外越低级，“ 至金鱼池、青草场等处，连居比屋，当户倚门，过而狎者，尤为下流无耻”[29](p129)，被人说成是“下驷曲院非士夫所可问津，俗所谓金鱼池的婆娘”[30](p108)。就市场而言，“ 外城东有东小市，西有西小市，俱卖衣服、椅桌、玩器等物……东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破衣烂帽至寒士所不堪者亦重堆叠砌……官则不屑，商则不宜，隶则不敢，惟上不官下不隶而久留京邸者则甘之矣。西小市之西又有穷汉市，穷困小民日在道上所拾烂布溷纸，于五更垂尽时往此鬻之，天乍曙即散去矣”[29](p120)。
而贫穷流动人口的生活空间相对不很固定，特别在明代，内城出入定居没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如景泰七年（1456年）时“东安门外夹道中，日有颠连无告穷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唤乞钱。一城之内，四关之中，无处无之”[4]（卷271）。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京师流移之民聚集日多。宜令顺天府县并五城兵马司月给大口米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毋令失所”[5]（卷266），可见于内外城中均有分布。入清，内城为旗人社会，社会分化自清中期以后亦日益严重，到晚清取消八旗之“铁杆庄稼”，旗人更无所倚仗，所谓“改革后，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30](p42)。外城南部尤为外来贫穷人口所居，与北部商贾、官绅聚集之处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初人回忆说：“昔年官立义冢，多在外城以内。施粥厂舍，亦均在南横街、三里河各处，以其为贫民之所麇集也。”[31](p471)尽管如此，贫穷人口的流动性大，他们可能居住在某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区，但工作的性质迫使他们不断变化工作场所，比如流动的商贩，必须沿街叫卖；又如人力车夫，也须根据乘车者的需要等等，当然也有娼妓这一类生活地点比较固定的群体。
由于清代京师的汉族官绅百姓只是被迫居于外城，无论是从等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他们更愿意居于内城。但是由于商业和娱乐业更多地存在于外城，所以尽管他们视外城为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却是充满刺激的、有吸引力的地区。相反，适宜居住的内城由于约束较严，反而是一种枯燥无聊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由于特定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的约束，危险的和令人兴奋的地方，安全的和令人沮丧的地方总是一致的，居住场所和消闲场所总是分离的。比如京师内城不准开设戏园，无论内外城，禁止旗人擅入戏园，因此戏园多开设在外城，唱戏的班子也往往住在附近，所谓“大栅栏西一带过，巷中比户有弦歌”[32] (p 62)。但是这种居住和休闲场所的分离是不正常的，因此内城不断出现违反禁令开设戏园的情况，乾隆时便查出旗人官员改装前往，但屡禁不止，嘉庆间又有人奏请禁止。因此外城娱乐业——从较高档的戏园到天桥卖艺和茶馆里的曲艺，都吸引着内城人口去度过消闲时光。
在明清时期的京师，不同的社会群体还可能由于不同的社会纽带结成各种空间联系。比如我们已经撰文指出，围绕着碧霞元君信仰，在京师城外存在称之为“顶”的寺庙，按东西南北中五方设置，最后与朝阳门外东岳庙发生联系。相当一些民间善会组织通过一年之中特定时期的进香活动，在由“五顶”和东岳庙构成的网络中发生空间联系，这种联系的特征既是宗教性的，也是社会性的。[33]类似的情况是，以东岳庙为例，还存在其他名目的善会组织，比如历史悠久的“白纸老会”，通过另一种方式把另一个空间范围勾连了起来；全京师不同地区的各种寺庙，几乎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的信众，这个区域的信仰中心地往往就是这个寺庙。这样的事例还很多，此处不再赘举。
以上我们所概括论及，第一涉及到明清京城人口的空间分布，尽管我们较多地利用了前人的成果，但这是分析后面问题的必要前提；第二涉及到土地利用的区分问题，这里主要是商业的空间布局问题；第三涉及居住位置或居住模式，第四则论及各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空间。本文只是导论性的，文中涉及或尚未涉及的问题还有许多，今后的工作将更多是个案性的，因此希望得到有兴趣的同行的共同努力。
附图{图}
续表
坊名按户密度排序按铺密度排序按胡同密度排序
安富坊 1 8 10
大时雍坊 2 22 11
金城坊 3 6 1
澄清坊 4 19 7
鸣玉坊 5 16 4
积庆坊 6 24 30
教忠坊 7 3 25
明照坊 8 10 18
明时坊 9 4 2
灵椿坊 10 7 16
正西坊 11 12 12
南薰坊 12 36 27
崇北坊 13 5 26
朝天宫西坊 14 11 3
黄花坊 15 15 17
小时雍坊 16 30 15
北居贤坊 17 1 24
金台坊 18 17 5
河槽西坊 19 14 13
仁寿坊 20 27 19
崇教坊 21 25 28
昭回恭靖坊 22 13 9
宣北坊 23 18 33
思城坊 24 20 22
南居贤坊 25 9 20
保大坊 26 31 6
阜财坊 27 23 21
正东坊 28 33 32
发祥坊 29 29 14
日忠坊 30 35 36
宣南坊 31 26 29
崇南坊 32 28 35
正南坊 33 34 34
日中坊 2 23
咸宜坊 21 31
白纸坊 32 8
资料来源：《宛署杂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历史地图集》。以上二表均由孙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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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虫右柬
＠②原字瑞去王
＠③原字左扌右晋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102）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527.html

以上是关于北京城墙-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