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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凤云：城墙文化与明清城市的发展
城墙文化与明清城市的发展
刘凤云
正像城堡代表着中世纪西欧的城市风格，天守阁是近世日本武家城市——城下町的标志一样，古老中国的历史城市是以城墙为主要特征的。由于城墙的出现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的背叛和驾驭的物化文明的结果，因而城市的形态，也必然折射出融会于其中的、反映人们社会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历史文化。而城墙，由于它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故而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它已注入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并与明清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本文试说管见，以期抛砖引玉之效，并求教于诸方。
一、人们对城墙的认识
追溯历史的源流，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城”与“墙”是一不易区别的一体概念，“城”既代表着城市，也代表着城墙。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墙不仅仅构筑了我国传统城市的外观，规定了城市的范围，而且它已成为城市的属性界定。城墙在传统城市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一个没有城垣的市集，从某些意义来说，是很难称为城市的。”（刘石吉：《城郭市集》，载于《中国文化新论·经济篇》，台湾联经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我国的城墙却并非与市集相伴的产物。与欧洲代表市民社会的城市不同，中国的传统城市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作为政治中心和统治者居住地而产生的城市，其造物城墙的出现，最先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的。所谓“城者，所以自守也。”（《墨子·七患》）从商朝高达9.1米的城墙，到春秋战国的城池林立，均是这一客观要求与主观意识在现实中的体现。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为巩固天下，虽毁六国城郭，却在广置郡县的过程中，重新建筑起“无郡不城”、“无县不城”的城墙式都市体系。因而，城墙对于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中国城市而言，其适应性使它产生了巨大的生命力。而当城墙与城市相伴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之后，城墙已绝不再只是一种城市建筑物，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城市的政治属性依旧，由省、府、州、县组合排列的大小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古老的城墙都市的延续，城墙建筑被视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向为统治者所重。如位于江南的华亭县，“其初不过环以水垣，内列仓宇公廨，以便积贮，官司暂憩而已。”至明末崇祯年间，新任知县“虑其地近＠①滨，盗贼出没不时，冬春贮米防御难周，乃与缙绅士大夫谋筑城以卫。爰即其地浚濠启土，环筑ｚｈòｕ＠②砖，建四门以通出入，虽斗大一城，人烟辐辏，居然有金汤之势。”（叶梦珠：《阅世编》卷三）可见，城墙的修筑不仅增强了华亭县的防御能力，且对其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城墙作为军事防御体系，常常被毁于战火，然而千百年来它却始终保持了其完整而古朴的风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仍在于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筑城意识，即人们对于“城之役”的高度重视。明朝王鏊在《重修吴江县城记》中说：“夫天下事固有大于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举乎！城之役，春秋屡书之，予安得而无纪也。”（乾隆《苏州府志》卷三）于是，在大兴城工土木之后，即将其役载于册，作为其任内功绩备存。
其时，尽管修葺城墙耗费颇巨，但历代官绅却甘为己任，积极筹划。如江西赣县，在明万历三十五年，因“各城楼铺颓圮”兴城工之役，“糜帑金九百七十万两有奇”。明万历四十二年，因水灾“各门具有倒塌，都御史孟一脉以帑金四百七十两委典史陈一训董筑，四十四年丙辰，复遭水圮，又发帑金一千九百五十三两檄知县杨莹、知县杨汝升重修”。至明天启年间，知县、知府等多人，“支税银一千七百八十两”，修补被雨毁坏之城墙。（中华民国《赣县志》卷十）又如，广东韶州府城原为汉代所筑，至明初已是楼坏城圮，虽不断修葺，仍有残垣待工，所费不足。明弘治十四年，知府曾涣清为筹措资金，“创盖房屋三百四十六间、园地八十三丈五尺，每年凭纳租银以备修城之用。”（同治《广东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筑城之费，除官帑税银等官项之外，还不时得之于官民之赀。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ｃｈōｎｇ＠③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暄共捐赀重修”成都城。（嘉庆《四川通志》卷二十四）对于这种捐输出赀，普通之乡绅百姓亦多有乐为之者，且不计城工土木劳民伤力之累。清人李光庭记载了他的家乡直隶宝坻城重修的过程，其情形足以说明这一点。他说：“明初吾邑为土城，弘治庚申，庄邑侯＠④请于巡抚洪公，乃易以砖，一时绅民乐输，甫期而竣。”（李广庭：《乡言解颐》卷二）可见，历经积淀而形成的文化意识，使人们对城墙有着强烈的需求与依赖。
二、城墙的价值体现
城墙是历史的产物，它真实地记载了历史文化的变迁。据考察，早期中国的城墙，大都是夯土版制，有些还只是土墙，只有少数重要的城市才在墙基或墙外贴筑砖石，普遍使用砖石的城墙则出现在明清时期。如福建省漳州府的“长泰县城，旧唯土墙围二百五十三丈，高一丈。宋绍定年间寇至，如入无人之境。端平中，县令郑师申增筑土城为四门……至明初始砌以石，建楼凿濠。”（光绪《漳州府志》卷五）又如四川省龙安府彰明县，“明成化初，县丞邱禺始筑土城”，至清朝“嘉庆四年……改筑石城。”（嘉庆《四川通志》卷二十四）扬州府兴化县城建于宋嘉定年间，“为土城……明洪武五年，千户郭德、蔡德、刘人杰以砖更建之。”（康熙《扬州府志》卷八）再有18世纪来华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一行人所见到的通州城，“城墙是砖砌的，建筑得很坚固。”（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02页，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由此可以断定，在明清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砖的大量生产，大多倾圮的土城墙，在封建政府组织的城墙再修工程中得到了修复，并由土墙变成了砖墙，从而也导致了明清时期城工之役的频兴，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仅次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修城墙的热潮。
一般来说，人们在进行物质创造与生产的过程中是伴有文化输出的，生产物可以展现出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是非标准。明清时期再次出现大修城墙的现象，恰恰说明了城墙所具有的巨大生命力，及其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与发掘的文化内涵之丰富。
应当说，明清时期城墙再修工程的首要目的仍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当时的城墙建筑，依然体现了高大与坚固的原则。如“京城周四十里，高三丈五尺五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又建外城包其南面，南东西三面“各高二丈……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府城与县城虽不及京城的城墙高大，但其高度亦多在一丈至三丈之间。如浙江嘉兴府的海盐县城，“城周九里三十五步，高二丈五尺。”（光绪《海盐县志》）江南“松江府城，广袤九里一百七十三步，高丈有八尺”，（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为当时较低的城墙。但再低的城墙也要高过城内所有的房子。
高大的城墙建筑，不仅出于居住者的安全意识，而且它的雄伟气势已成为吉祥的象征。故而城墙的高度向为时人所关注。清人李光庭记载说：“幼时闻诸故老，乾隆三十三年，许邑侯重修（河北宝坻），较旧城低三尺，识者以为泄城内之气，故有城头高运气高，城头低运气低之语。”（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二）也许正是这些最浅显、最普通的思想与语言，说明了城墙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可以认为，明清时期的城墙文化已成为城居者的文化。
城墙之所以为人们所依赖、所重视，还因为它确有一套坚固的防御体系，可保城居者的安全。从建筑设施上看，几乎每堵城墙都有楼橹，或在城墙的拐角，或在城门的上边。城角的楼橹多用砖石砌成，并留有射口。而城门上的楼橹则为木制较多，一般有三层楼高，呈长方形宝塔之状，所以这些楼橹又称作塔楼，塔顶有琉璃瓦。楼橹在平时有城守兵丁居住当值，他们可以通过城橹居高观察。战时，楼橹便成为向攻城者进行反击的发射点。与楼橹共成防御体系的还有箭楼、雉堞、月城等等。箭楼建在城门之上，辟有洞户，以备发箭。雉堞是城墙上排列如尺状的矮墙，为掩身之用。而月城则是建于城外以屏障城门的半圆形小城。每个城市的城墙防御体系大体都要有这些防御设施，却又因各城市的地理位置、战略需求以及筑城时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如松江府的“金山县城，在府南七十二里，即金山卫城。洪武十九年汤和筑，周一十二里三百步有奇，高二丈八尺，永乐十四、十六年连被倭患，总督谷祥始令砖ｚｈòｕ＠②，加高五尺，埤＠⑤六尺，周以楼橹。”成化后，“又修角楼四、腰楼八、敌楼八，间以箭楼，凡四十六。雉堞三千六百七十八。”（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这显然是为战争而备的城墙。
与城墙相依并存的是“城池”，通常我们称之为“护城河”。其形态是沿城墙外围挖出一道很深的濠沟，它们大都注入了水，越过濠沟的惟一通道是架在城门之外的吊桥，而吊桥的起落是由城市管理者严格控制的。可见，城池的功能也是重在防御，它仍是“设险守固，金汤为先”的城墙文化的体现。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又被称作“城堑”、“城隍”。特别是“城隍”之称更具有特殊意义。据说，“隍”本是《周礼》中腊祭八神之一，称“水庸”，水即“隍”，庸即“城”。从水庸到城隍，即护城河与神祗在名称上的统一，它再一次反映了城墙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渊源关系，反映了人们对城池价值认识的尺度。而城池价值的发现，应该说是从它被挖掘开的那一刻起。
城池，即护城河的挖掘，是同城墙的垒筑同步的，即挖濠取出的泥土，刚好用于城墙的堆筑，即所谓“开浚濠沟……垒土为城”。（康熙《扬州府志》卷八）如此一来，城池的深度与城墙的高度成正比。这种情形至少在改筑砖墙的明代以前极为普遍。明清以后，随着土墙的倾圮和砖墙的再筑，城墙多有增高和加固，但城池的改观却稍显逊色。尽管城墙高度与城池深广度之间仍存在着相互照应的关系，但已无法按比例计算。如明初所筑松江府，“城高丈有八尺”，“池广十丈，深七尺”。（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明嘉靖年间所筑宁海县城，“高二丈四尺，厚一丈八尺……于城外凿池，延袤七里，广一丈五尺，深杀三之一”，为五尺。（光绪《宁海县志》卷3 ）明正德年间所筑赣县城“崇三丈”，“自西津门起至镇南门有濠，计长五百五十二丈，计宽三百八十五丈，深五尺有奇，阔十四丈。”（中华民国《赣县志》卷十）
不管城池的改造怎样落后于城墙，但有一点却是城墙所不能比拟的，那就是城池，即城隍已经成为传统城市的守护神，而且自唐代开始它便被形象化地移入了寺庙，成为大小城市的祀神。
三、城墙的样态与城门
城墙的样态即是城市的形态，城与墙一体的概念决定了在修筑城墙的过程中，便勾画出城市的舆图，确定了城市的风貌。
一般来说，城墙样态的形成首先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例如，在我国南方，由于地势崎岖，多山多水，城墙的修筑必须依山傍水。因而，都市的样态多呈不规则形状，有圆形、椭圆形，还有其他形状的。如“扬州城郭其形如鹤”，（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苏州城形势如蟹”，（《近人笔记大观》卷四）凡此等等。而方形城市却极为少见，南京的宫城、皇城只能算是例外。但北方却不然，呈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城市相当普遍，甚至连一些小市镇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笔下得到证实。英国人斯当东是这样记下他的观感的：“小市镇周围由城墙圈起来……城墙经常是一个面对东西南北方位的四方形。”（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26 页）斯当东所说的小市镇，应当是他乘船离京南下时最先路过的冀、鲁一带。也就是说，至少在冀、鲁一带的运河沿线上的城市，城墙多是方形的。当然，最典型的方形城市莫过于北京城。北京城除了正方形的宫城与皇城之外，其内城亦为正方形，所谓“周正如印”，（史玄：《旧京遗事》）而外城为长方形。总之，“城是平行四边形，四边面对四个方位基点”。（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26页）
方形城墙作为北方城市的主要形态，固然与北方平原辽阔、地域平坦的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它仍是一种文化理念在现实中的体现。如果我们追本溯源，仍不难发现它的原始形态为“匠人营国，方九里”的理学规范，中心体现一个“礼”字，并爰取了儒家文化的天圆地方之说。因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作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其传统文化的足迹自然较南方为多，而地理环境又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不过，自然环境与文化因袭程度所形成的南北城市形态的差异，只集中在城市外观样态的不同，而未及其他。而且，无论是圆形城墙、方形城墙，还是不规则形城墙，其城门的设置都是按方位开四门，六门，乃至九门。县一级的小城市的城墙多开四门，“每面城墙一个门，在石头上刻着字，名为东西南北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26页）这是指立于平原的方形城，如果依山傍水的城市则又有不同。如安徽歙县“城门四，南曰紫阳，东曰向政，东北曰新安，西北曰玉屏。”（乾隆《歙县志》卷二）四门以上的城市多为省城、府城，以及地处要津的县城。如扬州府“设门五，南曰安江，北曰镇淮，西曰通泗，东曰宁海，又曰大东，东南曰小东。”（康熙《扬州府志》卷八）又如南京城，皇城和宫城均开六门，按方位对称等距离布局。苏州府城八门。（徐松、张大纯：《百城烟水》卷一）而北京内城则号称九门，南面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两门。九门之称“南曰正阳门，南之左曰崇文，南之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西之南曰朝阳，西之北曰西直，西之南曰阜成。”（陈宗藩：《燕都丛考》）上海县城“陆门六，东曰朝宗，南曰跨龙，西曰仪凤，北曰晏海，小东门曰宾带，小南门曰朝阳，水门三。”（嘉庆《松江府志》卷十三）
城门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传统城市的等级序列，这是传统政治城市的特征。但同时还应该看到，任何物化的东西都有其赖以形成的思想与文化基础，城门的设置也不例外。从中国传统城市大都在四门以上、并按方位开设来看，则是完全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四方观念。比如，在四方观念中，重轻的关系依次为南、北、东、西，而传统城市无论大小，其城门基本上都是按照先南北后东西的顺序设于四个方位的。这从方志的记述次序也可多少得到证实。
此外，四方设门，本可使传统城市以其四通八达的中心位置有效地发挥着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功能的作用。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构筑的东西，只能是那个时代所提供的。政治性城市决定了城墙、城池，以及城门的基调，其功能仍重在军事防御。如歙县，城“门各有台，台各有楼，门之旁侧各有司门之舍、连弩之台。”（乾隆《歙县志》卷十二）扬州府城“各门有＠⑥城，内有盘诘厅。”（康熙《扬州府志》卷八）所以，传统城市虽四方有门，但它的空间并非开放型的。
四、城郭与都市的扩展
为了强化城市的防御功能，在一些大城市，或者地处战略要地的城市，往往还建有双重，甚至是三重城墙。这种环绕城墙外而建的城墙叫做城郭，又叫做外城、罗城、辅城、外墙等。比起城墙来，城郭的出现，除了缘于军事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居民聚集的情形，是城市由小到大发展的结果。通常，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行政、经济和文化功能的增长，吸引了农村的剩余人口。而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城墙内部的原有空间逐渐被填满，使得新增人口只能栖身于城墙之外。这样，便在近于城门的城墙外围出现了一些搭棚居住的“棚民”，他们大多从事小型贸易，即为小商、小贩。随着这部分人的增加和他们所从事的集市性商业的发展，对地域空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城墙外部的居民聚落由点成片，于是再建城墙便成了势所必然。清人吴长元所辑《宸垣识略》谈到北京城的扩建时说：“嘉靖二十三年，筑重城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其扩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正阳门外“大街石道之旁，搭盖棚房为肆，其来久矣。”但由于外城的增扩有限，尚未满足客观的需求。所以，九年之后扩建外城四周城墙之议再起。“嘉靖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辰言：城外居民繁伙，不宜无以围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功倍。乃命兵部尚书聂豹等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其规制具有成议。”（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此事虽因经费不足而寝，但却说明了我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的文化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说明，城墙的增扩对于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像这种有着双重城墙，即有城有郭的城市在中国相当普遍，一些地处要冲的小城市也不例外。如康熙年间建于黑龙江省的三座城市，“齐齐哈尔内城排木为重垣，实以土具，虽堞之，观四门皆有楼橹，方一千零三十步，崇丈八尺，外部……以土垡，方十里”。“墨尔根内城四隅亦有楼橹，余与齐齐哈尔同，外郭以筑土围之”。“黑龙江内城与齐齐哈尔同，西南北三面为外郭，方十里……东临江。”（西清：《黑龙江外纪》卷二）省府重城更是内外城并置。如广州府“旧有三城，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以广之，即今内城是也，谓之旧城。周二十一里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外城创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总督吴桂芳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是为新城。”（同治《广东通志》卷一百二十五）又如扬州，“其新城始于嘉靖丙辰二月。时以倭寇，用副使何城、举人杨守城之议，起旧城东南角楼至东北角楼，周十里，即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与旧城等。”（康熙《扬州府志》卷八）除了内、外城并设之外，像长安、洛阳、南京、杭州、北京等曾为古都的大城市，其城墙建筑还多在三重以上，即除了外城和内城，在内城中还建有皇城，皇城中再建宫城，这以明代所建的南京和北京最为典型，两京均以正方形的宫城为核心，圈筑而成者谓之皇城，皇城外再圈筑内城，然后再附建外城。
可以说，从城到郭，即从内城墙到外城墙，它反映了中国古代都市的空间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城市的扩大是从城到郭逐步完成的。郭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城市扩展的要求而来的，而人们的“城以盛民”、“郭以守民”的传统观念，又是城郭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与文化环境。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城墙及其所蕴涵的诸种内容，沉积了相当深厚的文化层，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陈的左部右加柳的右部
＠②原字为上秋下加瓦
＠③原字为左羽右加中
＠④原字为补的左部右加择的右部
＠⑤原字为土右加霓的下部
＠⑥原字为上雍下加瓦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