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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明富：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张明富
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不但林立于京师街区，而且其它通都大邑，甚至府、县、乡镇也在在有之。会馆构成复杂，种类较多。吕作燮先生将明清会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北京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为了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①］其实，如果再细分的话，还可以分出几种类型。如工商业会馆，就可再分为手工业会馆和商人会馆。但这并不影响吕先生对明清会馆分类的合理性。
明清会馆不仅种类繁多，各类会馆建立的时间也先后不一。最先的会馆为士大夫所建。民国《芜湖县志》卷一三载：“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俞谟在永乐年间，做过南京户部主事，后调至北京为工部主事。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会馆，它是同乡京官聚会的场所。工商会馆最早出现于明万历年间。如福建延邵会馆，为延平、邵武两郡纸商出资兴建［②］；山西潞安会馆，为潞安锡、铜、铁、炭等工商业者出资兴建［③］等。四川移民会馆，则在清康雍乾时期才出现。虽同为会馆，但由于类型不同，出现的原因也各异。我们不欲全面论列，只拟就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做一探讨。
一、市场扩大，商人增多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较前扩大。但这主要表现在国内市场方面。第一，进入市场的产品增加。（１）农产品增多。明代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粮食亩产２４５斤，和宋代相比，平均每亩增产８０斤；清代亩产３１０斤，较明代每亩增产６５斤［④］。农民缴纳租赋、自给之余，部分粮食投放市场，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如盐等。田赋征银也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明代自英宗始，将江南诸省田赋折合成银两缴纳。至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杂税摊入田亩，改征银两，清代“摊丁入亩”后，徭役全部摊入地亩，计亩征银。农民为缴纳赋税，不得不在市场交易中以自己生产的粮食换取白银。大批粮食进入市场。明清时期商品农业也得到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明代耕地面积７．８４亿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１．１７６亿亩；清代耕地面积１１．５亿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２．３亿亩［⑤］。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无疑不是生产者自己消费，而是为市场生产。（２）手工业产品也增多。明清时期，小农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商品性生产较前增强，在手工业产品生产上也表现明显。松江棉花布衣被天下，其西乡，“女红自针黼外，以布为恒业”；金泽，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市场肆中设有收布之所，曰花布纱庄。布匹织成后，即携布前往，或以布易花，或易棉纱，“辗转相乘，储其余为一家御寒具，兼佐米盐”［⑥］。青浦盘龙镇，“俗务纺织，里妪抱布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然。织者率日一匹，有通宵不寐者，东乡日用所需，都从此出。”［⑦］他们采取以布易花、易纱的方式，将日夜辛劳织成的布匹投入市场，以其所得弥补家用，维持简单再生产。民营工业在明清时期也得到发展。南京有织缎机三万张，织绸机一万张，产品遐迩闻名［⑧］。广州有“广纱甲天下”之称［⑨］。不仅大都市如此，在江南市场镇民营手工业更呈现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盛泽镇，在明初尚是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嘉靖年间，居民增至百户，且与农业分离，皆“以绸绫为业”。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⑩］。他如王江泾镇、濮院镇皆是居民繁盛、丝绸生产能力高的专业市镇，濮院镇“日出锦百匹”［①①］。其产品大大地丰富了市场的内容。第二，市场网络形成。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各级市场逐渐形成，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１）农村集市增多。农村集市在北方称集，南方称墟。它在宋代就已初具规模。到明清时期，数量明显增加。仅就福建省而言，福建八府一州，弘治年间有１６８个，至清乾隆年间已达７００多个［①②］。集市数量增大，密度增加。它是土特产的集散地，发挥着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２）城镇市场的繁荣。明清时期，大城市遍布全国，如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成都等，商业都十分繁荣。除此之外，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市镇，如长江沿岸的沙市、九江；运何沿岸的济宁、天津、淮安等；江南的盛泽镇、王江泾镇等。这些市镇位于交通要冲，或经济发达地区，商贾云集，贸易兴盛。通过它，农村集市被联结了起来。（３）区域的市场的发展。中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各地风俗习惯各异，因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区域市场，它调剂着本区域内城镇市场、农村集市的余缺，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须臾或缺的。明清时期的区域市场有：岭南市场、苏松市场、湖广市场、淮北市场、漳乐市场、齐鲁市场、京津市场、潞泽市场、关中市场、川滇市场、辽东市场等。（４）全国性市场的形成。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商路的增辟，各区域市场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形成全国性市场。清前期。出现了“天下四大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①③］这几个地方，商贾辐辏，交易兴旺，是全国性的市场交易中心。
市场的扩大，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更多的居民业商提供了机会，使商业从业人员较前代大大增加。
山西，习贾风气极浓。人们在选择职业时，首先是从商，其次力农，而后才是从军、读书应试。“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①④］因此，商人在山西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明人张四维说：“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坊郭之民，分土而耕蕃者，百家不能一焉。其挟轻资，牵车牛走四方者十而九。”［①⑤］蒲州、介休在明代经商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清人徐继畲生于乾隆末年，“籍隶山西”，熟知晋省风土人情。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山西民俗勤俭，古称唐魏之遗，赋税如期，不烦追比，农贾相半，绝少旷游，惜家身而畏吏。”［①⑥］清代山西，农民和商贾各占百分之五十，业农和业商人口相等。
徽州地处皖南，下辖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这个地区的风俗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①⑦］，男人年满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糊口四方［①⑧］。业商人数极为可观。汪道昆《太函集》：“新都业贾者什七八”［①⑨］；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②⑩］民国《歙县志》载：徽州地区，“商贾居十之七”［②①］。他们对明清徽州经商人口的估计基本相同，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
我们再看看其它地方。山东济宁州，“多贾贩，民竟刀锥，趋末者众”；临清州，“服贾之民，恒居十之六七”［②②］。和山西、安徽徽州地区经商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相上下。苏南的吴江县，“贸易工作为生与夫游手之徒，且十室而九”［②③］。福建福清，“什三治儒，什七治贾”［②④］。浙江绍兴、金华郡自明代始，“儇巧敏捷者入为胥办”，“次者兴贩为商贾”［②⑤］。从商是仅次于为胥吏的选择，可以推测经商的人数不会少。在明清历史记载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们不可能将其全部罗列，但涉及的地区已不可谓不广，它已足以说明，明清商人队伍的庞大。而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形成了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基础。
二、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
士大夫在国家政权中，及其原籍所在地，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在国家政权中，他们身居要职，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在原籍所在地，为地方乡绅，称霸一方。因此，商人会馆要立足于社会，并长久地存在下去，必须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许可、支持。而对会馆建立的许可和支持，是以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为先决条件的。
春秋时期，小国林立。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在战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大都实行宽农惠商的政策。严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始于商鞅，他奖励耕战，凡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因从事末业而致贫困的，则罚为官奴。此后，农本商末的观念为历代统治者接多，奉为国策，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商人备受歧视、污辱，商业被视为贱业。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而依然不变。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贱商的传统发生了变化，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的商业，由卑视、敌对转取认同的态度。
王守仁以托古的姿态，对商贾的社会价值予以承认。“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②⑥］人们选择职业应报据各自的天资、能力，以求尽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工商与士农一样皆有益于社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李贽对商人的境遇表示深切同情。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②⑦］商人的财富是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他们没有什么可鄙之处。他极力为成功的商人辩护，认为商人发财致富完全是天意。“天与之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猗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天与之以富厚之资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与，则一邑之内，谁是不欲求富贵者，而独此一两人也耶。”［②⑧］这和表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加尔文教只有在现实中发财致富，事业成功者才是上帝选民的教旨，意蕴相同。
黄宗羲彻底否定工商为末的观点，认为工商与农业一样皆是本业。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②⑨］
唐甄顺治时，曾为山西长子县令。后政治失意，生活潦倒，卖田经商。他说：“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为小人之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③⑩］做生意是得财之正道，并不有损人格。
王源是颜李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反对传统的轻商观点，认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③①］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因而，他主张，从事商业的人不应为士大夫所不齿，应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之跻身缙绅行。“夫商贾之不齿于士大夫，所从来远矣。使其可附于缙绅也。”［③②］
沈圭（１７９８～１８４０）认为，宋元明以后，“无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③③］商贾中群英荟萃，“睦姻任恤”的社会责任“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③④］。这无异是对商人道德人格的礼赞。
总之，在明清士大夫群中，商人及商业的社会价值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明清商人会馆获得了存在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归属感的需要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差异极大。人们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劳动、生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方言，甚至价值取向。在我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等。秦统一寰宇，车同轨，书同文，各区域文化呈趋同态势，形成主体文化。但文化的地方色彩仍很浓重。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本区域文化的印记。明清时期，在市场的驱动下，大批人弃农弃儒经商，不惮万里跋涉，离乡背井。身处异地的陌生环境，面对与出生地区迥异的方言、风俗习惯，漂泊人生顿生出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人地生疏，再加上文化的隔膜，使他们倍感孤寂！他们内心渴求归属于某个群体，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渴望了解、渴望心灵的交流。而由于地区间文化差异的存在，使他们很难在经商所在地领略到文化心理上的亲切感。这就迫使家乡观念极浓的中国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同乡中去寻找心灵的慰藉。企求心理需要的满足推动了商人会馆的建立。
浙江绍兴商人贸迁沪渎，上海市井的喧闹繁华，丰厚的商业利润，并未赶走其思乡愁绪，不时生出无限惆怅：“纵乐土之可适，嗟旅魄之何依！”“谁悲失路，同怀恻隐之心；尽是他乡，咸发矜怜之意”。寄籍他方，异样的文化氛围，使其失去精神的依托，他们的内心是报其苦闷的。为了从这种糟糕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从同乡商人的交往中获取文化的认同，无疑是最佳，也是最现实的方式。于是，他们“积铢累寸”，艰难地筹集资金，修建了永锡堂，作为绍兴商人聚会、宴饮的场所［③⑤］。
金华地处浙东，号称小邹鲁。但地瘠人稠，“选服贾者，居三之一”，而贸易于苏州者尤多。江苏与浙江虽同处大江以南，两省毗邻，但地分吴越，风俗习惯、方言有很大差异，久居异地，寂寞难当，“未免异乡风士之思”。“故久羁者，每喜乡戾止；聿来者，惟望同里为归，亦情所不能已也。”乾隆年间，共同集资，龙村鸠工，修建金华会馆。［③⑥］
山西临汤、襄陵两邑之人走南闯北，客游四方，而贸迁京师者多于他方。同乡天涯聚会，籍同里井，情感、心理有诸多共同之处。“握手言欢，诚足乐也”。但聚会无有定所，会晤恒稀，文化心理上的需要无法满足。于是，他们攒资积财，康熙五十三年乃建立起了临襄会馆。［③⑦］
浙东“山深土瘠”，其民不愿“自窘其中”，于是，不惮山川跋涉，“商贾江湖”。到京师贸易者很多。“京师正阳左右列肆而居，强半吾乡之人居多焉”。但没有同乡集会之所，饮食燕乐之地，致使“有岁时，有伏腊，少者、壮者、老者怅怅然失所依附”，孤苦伶丁。只有在对家庭温馨的回忆，享受天伦之乐的企盼中，黯然神伤。他们需要情感的抚慰，需要从群体中得到温暖。康熙年间，他们在共同心理需求的驱使下，各出所有，量力资助，购地建屋，乃成正乙祠“以敦洽此，通情愫”［③⑧］。
在明清商人会馆中，由地缘关系组建的会馆占绝大多数。桑梓萦怀，“联乡情于异地”的纽带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乡音方语使旅居异地的孤独感顿消。无疑，归属感的需要是明清商人会馆建立的心理动因。
四、协调商业利益，实现求利目的的推动
商人经商的目的就是赚取商业利润，而获利目的的实现，需要克服诸多障碍。就明清商人而言，阻碍他们获利的因素，首先是同行间的激烈竞争。除此，还有官吏的敲榨，牙行的盘剥。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显然靠单个商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就在会馆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为一个整体。
潮、惠商人懋迁上海者较多。他们建立有潮惠会馆。《潮惠会馆二次迁建记碑》记述了潮惠会馆建立的缘由：“懋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歇由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纵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苦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③⑨］。潮惠会馆的建立，一是为了调解同行商人的矛盾，“俾消衅隙”，协调商人间的利益冲突；二是团结商众，抵制官吏的横征暴敛。
江西在上海做生意的商人建有江西会馆。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划一价格，避免同乡竞争，两败俱伤。“窃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因此，他们“劝捐购基”，“起造会馆”［④⑩］。江西会馆制定“条规”，规定商品价格，使同乡共业的商人都有生存的机会。
嘉应“一郡五属”，来苏州贸易者“日新月盛”，于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设立嘉应会馆。《碑记》说：“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④①］很显然，嘉应会馆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融洽同乡关系，加强内部团结，防止内部的剧烈竞争。
广州商人经营北京者，于康熙五十一年购房建立仙城会馆。会馆首事李兆图、马时伯在谈到“厥馆所由”时，李说：“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谓由利也。”马说：“由义。乡人同为利，而利至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义？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讲义也，以是谓由义也。”二人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同乡商人出贾营生，都是为了谋利，但如果只一味追求个人的利润，不顾同乡间的融洽关系，互相竞争，其结果必然是大家都蒙受损失。ｙù＠①蚌相争，渔翁得利。“非期馆也，为利者方人自争后先，物自征贵贱，百彼幸以为赢，此无所救其绌，而市人因得以行其高下刁难之巧，而牙侩因得以肆其侵凌吞蚀之私。则人人之所谓利，非即人人之不利也耶？”［④②］只有建立会馆，协调同乡商人的商业利益，使大家都有钱赚，使同乡商人和睦融洽，“市人”、牙侩才无机可乘。
五、结语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在我国，商人也有悠久的历史。商朝人就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在西周，实行官贾制度，即所谓“工商食官”。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涌现了许多富比王侯的个体商人，如范蠡、白圭等。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虽有起落，但商人的势力一直存在，并活跃于中国的历史舞台。明清商人的社会组织——商人会馆，之所以产生于明清时期，它是明清历史发展的产物。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① 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②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
③ 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四。
④ ⑤ 姜守鹏：“明清时期的国内市场”，《史学集刊》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⑥ 周凤池：《金泽小志》卷一，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
⑦ 金惟鳌《盘龙镇志》风俗，同上。
⑧ 同治《上两江县志》卷七。
⑨ 乾隆《广州府志》卷四八。
⑩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
①① 杨树木《濮州所闻记》卷四。
①② 陈鉴：“明清福建农村市场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①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①④ 《雍正朱批谕旨》４７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
①⑤ 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一《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
①⑥ 徐继畲《松龛生生全集》奏疏上。
①⑦ 《二刻伯案惊奇》卷三七。
①⑧ 《豆棚闲话》第３则。
①⑨ 《太函集》卷一六《阜成篇》。
②⑩ 《ｙǎｎ＠②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一《赠程君五十叙》。
②① 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
②② 《山东通志》卷四０“风俗”。
②③ 《皇朝经世文编补》卷三九张海珊：“积谷会议”。
②④ 叶向高《苍霞草》“林参军传”。
②⑤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②⑥ 《王阳明全集》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
②⑦ 《焚书》卷一“又马焦弱侯”。
②⑧ 《李氏文集》卷一八《明灯道古录》卷上。
②⑨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③⑩ 《潜书·养重》。
③① ③② 《平书订》卷一一。
③③ ③④ 《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③⑤ “浙绍永锡堂乐输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③⑥ “金华会馆碑纪”，《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③⑦ “修建临襄会馆碑记”，《明清以业北京工商会馆资料选编》。
③⑧ “正乙祠碑记”，同上。
③⑨ “潮惠会馆二次迁记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④⑩ “上海县为江西会馆房产立案告示碑”同上。
④① 《嘉应会馆碑记》、《明清苏州工商业碑集》。
④② “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明清以业北京工商会馆资料选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虫加橘右
＠②原字合下加升去撇
（资料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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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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