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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闽粤地区的人口流动与秘密会党的发展

一、前言
曾经在清代政治舞台上扮演过活跃脚色的秘密会党，虽然已经成了既往的历史陈迹，然而由于有关秘密会党的起源、发展、性质、活动过程及社会作用等问题，众说纷纭，迄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所以秘密会党史至今仍然吸引许多史学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从清末民初以来，研究秘密会党史的论文和专着，可谓汗牛充栋，也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因当时历史档案尚未公布，以往研究秘密会党史的谕着，其主要资料是根据天地会流传的内部文献，经过数十百年的口口相传及辗转传抄，这些材料所述结会缘起，或详或略，有关人物、地点、时间，亦互有抵牾，又因往往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甚至掺杂了不少神话传说，所以使用天地会内部文件，有一定的局限和缺陷。以往学者根据天地会流传的神话故事，使用影射索隐的方法，牵合史事，凭藉主观判断，以论述天地会的源流，而且始终囿于单纯起源年代的考证，忽视社会经济背景，所以一直未得到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利用神话故事考证天地会起源的途径，已经走到尽头了，已经山穷水尽了，走不下去了，必须走另外一条路，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新的解释。这个道理犹如宋明理学的争论，性即理和心即理的说法，单从理论上的争辩，始终得不出结论，论学必须取证于经书，追问到最后，一定要回到儒家经典中去寻找立论的根据。因此，拿掉后世天地会传说故事的神秘面纱，发掘档案，掌握直接史料，结合区域史研究成果，分析社会经济背景，就是重建会党信史的主要途径。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活动，异常频繁，各省地方大吏查办会党案件时进呈君主及军机处的文书，仍多保存。近年以来，由于历史档案的积极整理及公布，已为秘密会党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根据现存档案，排比秘密会党出现的时间、地点，分析各会党成员的职业，比较结会地点及会员原籍后，发现清代秘密会党的起源及其发展，与闽粤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写作的旨趣，即在利用现存清代档案，探讨闽粤地区的宗族社会与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以说明秘密会党的起源。由于闽粤地区土地与人口的分配，严重地失调，康熙末年以来，人口压迫问题日益严重，于是引起人口流动的频繁发生，本文即在分析清初人口流动的原因，并说明人口流动与秘密会党发展的密切关系。从闽粤流动人口所倡立的会党分布概况，可以了解闽粤系统会党的共同特质。清代会党的传布及发展，可以从人口流动的现象，提出较合理的解释。从闽粤系统的会党分布而言，邻近闽粤各省的会党，就是闽粤人口流动的产物。
二、闽粤宗族社会与秘密会党的起源
清代秘密会党是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秘密会党盛行的地区，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人口密集已开发区域聚族而居的核心地区及地广人稀开发中区域地缘意识较浓厚的边陲地区。秘密会党的起源及其发展，一方面与宗族制度的发达及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则与人口流动及移垦社会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人群的结合，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以血缘结合的人群称为宗族，以地缘结合的人群称为邻里乡党。宗族社会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地域性组织[1]，宗族在维护狭隘的小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长久保持族内的团结而不至于涣散。闽粤地区是宗族制度较发达的宗族社会，宋代以来，闽粤地区的血族宗法制已日益成长，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已经普遍存在。宗族由于长久以来定居于一地，其宗族的血缘社会与村落的地缘社会，彼此是一致的。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有其祠庙和族田，随着宗法制的发展，族田不断增加，族田在闭塞的农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充分反映了宗族势力的强弱，又由于宗族人丁的蕃滋盛衰，逐渐出现了人多势众的大姓与丁少力孤的小姓。大姓族旺丁多，大者千余户，小者亦有百数十户。有些村镇多成为一族所居，动辄数十里。例如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施琅一族，人丁众多，县境衙口、石下、大仑诸村，俱为族大丁多的施姓所居住；同安县境内村镇主要为李、陈、苏、庄、柯诸大姓所丛居；安溪县赤岭地方几乎为林姓一族所居。漳州府平和县，界连广东，其县境内南胜地方，民居稠密，由杨、林、胡、赖、叶、陈、张、李、蔡、黄诸大姓环列聚居。聚族以自保，尤其在战争动乱的时期，宗族组织确实产生了团结御敌的重大作用。
宗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由于空间上的族居，所以宗族内部的成员很容易结合，一呼即应。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宗法势力，随着宗族经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对宗族内部的控制愈来愈强化。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以降，闽粤地区随着宗族势力的不断加强，人口压力的急剧增加，社会经济的变迁，以致强宗大族得以武断乡曲，粮多逋欠，欺压小姓，都是大姓恣横的表现。各宗族之间，往往因扩张地盘，争夺经济利益，彼此关粜系日益尖锐化，而引起械斗的频繁发生。明季崇祯年间（1628—1643），福建漳洲平和县大姓乡绅肆虐地方，百姓不堪其苦，各小姓谋结同心，连合抵制，以“万”为义姓，公推平和县小溪人张耍为首，张耍改姓名为万礼[2]。晚明“以万为姓”集团，就是漳州平和县小姓连合抵制大姓乡绅肆虐的异姓结拜组织。
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闽粤地区由于地方不靖，连年战祸，造成人口下降，宗族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康熙中叶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闽粤地区的经济逐渐复苏，宗族经济亦迅速成长，宗族械斗遂层见叠出，大姓恃强凌弱，以众暴寡，欺压小姓，小姓为求自保，即连合众小姓以抵制大姓，异姓结拜的风气又再度盛行。福建巡抚毛文铨具摺时已指出“查遏争斗，当始于大姓，次则游手好闲者。盖闽省大姓最多，类皆千万丁为族，聚集而居，欺凌左右前后小姓，动辄鸣锣列械，胁之以威，而为小姓者，受逼不堪，亦或纠约数姓，合而为一。”[3]广东碣石镇总兵官苏明良生长于福建省，对当地大姓荼毒小姓的风气最为谙悉。苏明良具摺指出“臣生长闽省，每见风俗颓靡，而泉、漳二府尤为特甚，棍徒暴虐，奸亢倾邪，以斗狠为乐事，以词讼为生涯，贵凌贱，富欺贫，巨姓则荼毒小娃，巨姓与巨姓相持，则争强不服，甚至操戈对敌，而构讼连年。”[4]大姓恃其既富且强，族大丁多，上与官府往来，下与书差勾结，倚其势焰，动辄发冢抛尸，掳人勒赠，小姓受其鱼肉，积不能平，于是连合数姓，乃至数十姓，以抵敌大姓，列械相斗。福建总督高其倬具摺时指出“福建泉、漳二府民间，大姓欺凌小族，小族亦结连相抗，持械聚众，彼此相杀，最为恶俗，臣时时饬禁严查。今查得同安县大姓包家，与小姓齐家，彼此聚众列械伤杀，署县事知县程运青往劝，被吓潜回，隐匿不报。”[5]福建泉州府所属七县之中，以同安等县最为难治，宗族械斗案件层出不穷。各大姓以“包”为义姓，各小姓则以“齐”为义姓，彼此聚众械斗。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具摺奏称：“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现在严饬地方官查学禁止。”[6]所谓“以包为姓”集团，便是在宗族械斗过程中大姓之间的异姓结拜组织，至于“以齐为姓”、“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等集团，则为各小姓之间的异姓结拜组织。包、齐、同、海、万等都是异姓结拜组织时各集团的义姓，分别象征包罗万民、齐心协力、共结同心、四海一家、万众一心。各异姓连合时，多举行跪拜天地欢血盟誓的仪式，除了本姓外，另取吉祥字为义姓，化异姓为同姓，打破本位主义，以消除各集团内部的矛盾，连合御敌，一致对外，各异姓结拜集团已具备会党的雏型。
所谓秘密会党就是由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各种秘密团体，秘密会党的倡立，是承继历代民间金兰结义的传统，在许多方面吸收整理固有异姓结拜的各种要素。异姓兄弟举行结拜仪式时，在神前歃血沥酒跪拜天地盟誓的习惯，由来甚古，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会盟活动。汉初刘邦在位期间，亦曾与心腹大臣秘密举行过“白马之誓”，但所谓英雄豪杰或异姓兄弟的结义，其所以深入民间，实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水浒传》故事的影响，桃园三结义及梁山泊英雄大聚义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盛行于下层社会的各种秘密会党，即模仿其仪式，吸收其要素。《水浒传》单道梁山泊好处的一篇言语说：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租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7）。
前引文中已指出异姓一家，三教九流，不分贵贱，都一般儿哥弟称呼，梁山泊英雄大聚义，在性质上就是一种异姓兄弟的结合。金圣叹修改的七十回本《水符传》叙述梁山泊英雄一百八员头领在山寨忠义堂拈香歃血盟书，由宋江为首宣读誓词，其誓词内容如下：
窃念江等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于天上，无贻笑于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天昭其上，鬼阅其旁，刀剑析其身，雷霆灭其迹；永远沈于地狱，万世不得人身；报应分明，神天共察（8）！
梁山泊英雄大聚义时宣读的誓词中“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就是后世秘密会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仪式的依据。老一辈的人常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但在下层社会里《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却是耳熟能详的两本小说。秘密会党结会时，会员须对天跪地立誓，这种跪拜天地的仪式，就是天地会得名的由来。质言之，天地会的取名，正是从《水浒传》梁山泊大聚义的誓词而来（9）。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教授已指出帮会是“帮”和“会”的合成语，性质不同（10）。“帮”是指地缘性结合的行业组织，“会”则指会党而言。“会”成为异姓兄弟结合的共名通称，也是源自《水浒传》的故事。《水浒传》叙述宋江一打东平，雨打东昌后，回到梁山泊，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八员，心中大喜，决定设坛建醮，至第七日夜间三更时分，从西北乾方天门滚出一团火块，钻入坛前地下，众人掘开泥土，只见一个石碣，龙意凤篆，前面三十六行，都是天罡星，背后七十二行，都是地煞星，天罡和地煞合计一百八员，就是梁山泊大小头领的总数。宋江看过天书后对众头领说：“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11）异姓弟兄都是一会之人，就是会党得名的由来。闽粤地区由于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个人在社会暗示下，倡立会名，企图遇事互相帮助，虽然是一种个人组织，但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调适，清代秘密会党就是由闽粤地区的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各种秘密团体。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活动，以闽粤地区较为突出，诚非偶然。
三、清初人口压迫与人口流动的方向
闽粤地区的异姓结拜风气，随着人口流动而传布到其他地区。清代的人口压迫问题，从康熙、雍正年间已经显露端倪，乾隆以后，因人口问题而造成更大的社会压力。在清代人口的流动中，福建、广东就是南方最突出的两个省分，人口的增长，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但同时也因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失调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罗尔钢先生将乾嘉道三朝民数与田亩进行比较以后，指出清代人口问题，归根结底完全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问题。据估计每人平均需农田三亩至四亩，始能维持生活，但广东每人平均只得一亩余，福建则不到一亩，人多田少，田地不够维持当时人口最低的生活程度，由于人口与田地比例的失调，自然引起物价腾贵与生活艰难，粮食与人口的供求已失去均衡的比例，康熙末年，地方性的人口压迫问题已经起来（12）。生齿日繁，食指众多，是米贵的主要原因，在人口与田地比例失调的情形下，还有许多地方的耕地，普遍的开始稻田转作，富户人家以良田栽种烟草等经济作物（13）。由于经济作物种植的大量增产，而引起的耕地紧张，遂日益严重。闽粤地区地狭人稠，粮食生产面积日益缩减，其粮食供应益形不足（14）。根据各省督抚各月奏报粮价的平均数，可以了解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闽粤地区的米价。
清代康雍年间闽粤等省米价一览表年 分福 建广 东广 西江 西云 南贵 州湖 广康熙五十二年（1713）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康熙五十八年（1719）
雍正元年（1723）
雍正二年（1724）
雍正三年（1725）
雍正四年（1726）1.21
1.10
1.12
1.13
1.08
1.17
0.98
0.95
1.55
1.731.10
0.77
0.82
0.97
0.71
0.74
0.69
0.76
0.72
0.83
1.480.80
0.75
0.9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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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0.52
0.890.79
0.76
0.82
0.74
0.61
0.56
0.76
0.85
0.820.85
0.76
1.05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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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0.980.60
0.60
0.60
0.63
0.61
0.80
0.72
0.70
0.600.66
0.71
0.85
0.65
0.59
0.56
0.72
0.83
0.89
0.80资料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雍正朝宫中奏褶。
从上表可以看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雍正四年（1726）之间，福建、广东历年平均米价俱高于邻省，福建米价尤昂贵。雍正四年（1726）新正以后，连日阴雨，福建米价渐贵，上游延平等府每石银一两以外，下游泉、漳等府每石价银一两七、八钱不等（15）。同年春夏之交，霖雨过多，各府米价普遍昂贵，其中漳州府漳浦、泉州府同安等县，每石价钱二两、七八钱不等（16）。福建陆路提督吴升具摺时指出 “闽省幅员辽阔，生齿殷繁，惟是山多田少，岁产米谷，不足以资壹岁之需，即丰收之年，尚赖江浙粤省商船运到源源接济，由来旧矣。”（17）吴升原摺指出福建米价，处处腾贵，其中泉州、漳州、兴化、汀州等府告粜尤难，每石卖银二两五钱至九钱不等。广东也是依山附海，田地极少，因生齿甚繁，岁产米谷，不敷民食。两广总督孔毓珣具摺奏称：“广东素称鱼米之乡，然生齿繁庶，家鲜积蓄，一岁两次收成，仅足日食，而潮州一府，界达福建，田少人多，即遇丰岁，米价犹贵于他郡。”（18）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具摺称，南澳半属福建，半属广东，向来只藉潮州米谷接济，但是潮州米价腾贵，每石价银三两，所以不能接济（19）。清初以来，一方面由于生齿日繁，食指众多，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与稻谷夺地，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而使粮食价格日益高昂，闽粤地区愈来愈多的农民因为无法获取土地，而成为游民，闽粤地区就是清代人口流动最显着的两个省分。
为了适应社会变迁，缓和人口压力，清廷先后积极推行了几项重要的措施，举凡改土归流、垦拓荒地、丁随地起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加速了人口的流动。由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地理背景，彼此不同，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因此，历代以来，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遂不尽相同，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不同的制度：第一类是流官统治的地方，其各项制度，与内地基本相同：第二类是土司统治的地方，由各少数民族酋长充任各级士官，准其世袭，其制度与内地不同；第三类是既未设置流官，亦无土司的生界部落，各部落彼此不相统属①。据统计，清初以来，曾经存在过的土司，大约有八百多个，主要是分布于湖广、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清廷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设置大量土司，就是想要建立一套和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及风俗习惯相适应的制度，以便于清廷的统治（21），但土司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形式，具有浓厚的割据性，土司势力不断发展，已有尾大不掉之势。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二十九日，清圣祖御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时，面谕九卿詹事科道等员云：“我朝七十年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人多地少。从前四川、河南等省，尚有荒地，今皆开垦，无尺寸旷土。”（22）内地已经人满为患，苗强广亵，改土归流后，可以垦荒，容纳内地过剩的人口。清代改土归流的实行，并非始自雍正年间，顺治、康熙年间，已在云南、四川等地区开始改土归流，但当时仍以绥抚为主，到了雍正初年，才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改士归流。据辞书的解释，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官为流官，即废除世袭的土官制，而改为临时任命的流官制，流官受命于政府而随时调动（23）。易言之，改土归流是指废除土司，代之以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致的各项制度及措施。改土归流一词，满文读如 “ aiman i hafan be halafi，irgen i hafan sindaha.”意即 “改土官，授民宫”。改土归流后，土司苗疆，与内地无异，于是更换世袭的土官，而任命内地民官，从满文的翻译，有助于了解改土归流的含义，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指前述第二类土司统治地区及第三类生界部落设置民官而言。改土归流的结果，就是边疆逐渐内地化，在原来苗疆地区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及措施。
雍正初年，高其倬在云贵总督任内已开始改土归流，鄂尔泰继任后，更是雷厉风行，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的工作。鄂尔泰经日夜筹思后指出“若不尽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头绪。”（24）为除边患，鄂尔泰对改土归流不遗余力。在土司统治的地区，有很多可垦拓的荒地，广西提督韩良辅曾查出广东钦州西北，广西上思州西南，安南禄州东北的地带，称为“三不要”，地名怪异，诸山环绕，原属土司统治的地区，后由白鸽、白鸡、白难村民耕耨其中，自种自食（25），三不要就是土司统治下的弃地。云南布政使常德寿具摺时指出“云贵远处边徼，幅员辽阔；除石山陡崖以外，非尽不毛之地，若能因地制宜，近者种杭稻，高陆者蓺菽粟，莫非膏腴沃壤。总缘流官管辖者十之三、四，土司管辖者十之六、七，土司不识调剂，彝人不知稼穑，俗语雷呜田遇雨则耕，无雨则弃，坐守其困。”（26）苗疆非尽不毛之地，但因在土司管辖下，地荒民穷。
雍正年间，在湖广、贵什、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延袤数千里的苗疆地区大量改土归流，原来被土司占有的可耕地，准许贫民开垦，并减轻农人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乾隆年间，湖广总督永常于“敬陈改土归流，地方流民日增，请立法清厘”一摺略谓：
湖北之施南一府，僻处万山，水田稀少，包谷杂粮之外无他产，刀耕火耨之外无他业，加以层峦叠嶂，密箐深林，商贾罕通，盖藏鲜裕。其所隶六县，除恩施县系施州卫改设，建始县由四川划归外，其宣恩、咸丰、利川、来风等四县，向系忠峒等十八土司管辖，附近人民不许违例接入，故土民之所产，仅足以供其食用，风俗淳朴，自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以来，大成内地，以致附近川黔两楚人民，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置产，或籍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接踵，其中虽不乏善良，然游手好闲遇事生风之辈，每每混迹（27）。
苗疆地方，向来不许内地汉人违例擅入，自从清初改土归流以后，内地汉人贪其土旷粮轻，成群结队，涌入苗疆，开山力作，搭厂垦荒，可以自由出入苗疆，改土归流后的新疆成了容纳内地过剩人口的地区。质言之，清初改土归流与人口流动有极密切的关系。
清廷为了缓和人口压力，又积极推行垦荒政策，随着人口的增加，有更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许多无地的贫民从人口稠密的地区迁出。顺治六年（1649），正式议定州县以上各官，以劝垦为考成，凡地方官招徕各处逃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州县以劝垦的多寡为优劣，道府以督催的勤惰为殿最，年终载入考成。顺治十八年（1661）因平定云贵地区，一应荒地，有主者命本主开垦，无主者招民开垦。到了康熙年间，清廷的垦荒政策，已经立竿见影。据清代国史馆纂修《皇朝食货志》记载，从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六年（1667）六年之间，江西省报垦田五千六百十余顷，云南省垦田三千六百余顷，贵州省垦田一万二千余顷，湖广垦田一万八千四百余顷（28）。雍正元年（1723）四月，巡视南城监察御史董起弼奏请开放荒芜官地，无论山僻水隅，河地沙场，听从民便，尽力开垦，则民食自饶（29）。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署理广西巡抚韩良辅指出雍正初年的人口，较康熙初年“不啻倍之”，将来的蕃庶益不可以数计，“人民日益增盛，而地亩不加垦辟，不可不为斯民筹其粒食。”韩良辅以广西土旷人稀，自柳州至桂州，傜僮杂处，弃地颇多，于是奏请招民开垦，以尽地力。其原摺略谓：
臣愚以为宜遴选大员专司其事，督率守令，逐渐料理，先购宜植之种，兼雇教耕之人，然后相度肥饶空旷之地，约可容聚数十家足以守望相助者为之，搭盖茅舍，招徕贫民聚居，又货以牛种，教其兴行陂塘井堰之利。至于相近协营之处，则查出余丁，亦酌仿屯种之意，广为播种，严彼冒占之禁，宽以升科之期，一处有效，又择地处照前劝垦，但取妥洽，不在欲速，守令又时单骑徒步，时携酒食，劝农教耕，其所举给顶带农人，即命为农师，以督教其乡人，则粤民见有利无害，有不发奋兴起者乎？将见人稠地辟，烟瘴渐销，衣食足而礼义兴，边徼尽成乐土矣（30）。
韩良辅所提出来的劝垦意见，主要是为缓和广东的人口压力，解决游民问题，清世宗披览奏摺后也指出开垦是一种美政。因广东贫民群往封禁矿山偷挖，贩私盗窃，毫无顾忌，清廷命广东巡抚鄂弥达等查勘各处矿硐。鄂弥达覆奏时指出贫民偷挖矿硐，虽因习尚浇漓，轻蹈法网，亦由无田可耕，无业可守，遂致流为盗匪。鄂弥达提出垦荒以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首先差遣粮道前往胡庆府新设鹤山县及附近恩平、开平等县查勘可垦荒地，据统计在鹤山县境丈出荒地三万三千余亩，按照业户耕地百亩需佃五人计算，共可安集佃民一千六百余户，恩平、开平二县荒地不止—、二万亩，亦可安集佃民八、九百户，俱可招集广东惠州、潮州等处贫民开垦耕种，给以庐舍口粮工本，每安插五家，编甲入籍，即给地百亩。据鄂弥达称，当时惠州、潮州二府贫民，徙居鹤山耕种入籍者，已有三百余户，其陆续依栖，仍络绎不绝（31）。由于地方大吏劝垦不遗余力，改土归流后的可垦荒地，提供内地汉人落地生根的广大空间，缓和了闽粤地区的人口压力，有更多的贫民从人口稠密区迁出，涌入边陲可耕荒地，而加速了人口流动。
改土归流及劝垦荒地，都是缓和内地人口压力的重要措施，嗣后地旷人稀的边远地区，吸引了大量外来的游民，促成了人口流动。为了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清廷又进行赋役改革，有利于人口的流动。清初沿袭明代赋役制度，地粮与丁银仍分为两项，赋役不均的现象，极为严重，富户巨族，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小户，地无立锥，却照丁科派，反多徭役。清圣祖巡幸所至，访问百姓，询知一家有四、五丁，仅一人输纳丁银，甚至七、八丁，亦仅二人输纳丁银，其余俱无差徭，苦乐不均。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清圣祖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取土地被排挤出来的流民，有一部分离乡背井，披荆斩棘，垦殖荒陬，在开发中地区逐渐形成移垦社会。有一部分成为非农业性人口，进入城镇，浪迹江湖，倚靠卜卦算命，行医看病，卖唱耍艺，肩挑负贩，佣趁度日，东奔西走，出外人孤苦无助，为了立足异域，他们往往结拜弟兄，倡立会党，以求患难相助，清初以来大量的流动人口为秘密会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四、福建人口流动与秘密会党的发展
人口流动是人类对社会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在清代人口的流动现象中，福建和广东是我国南方最突出的两个省分。福建人口的流动方向，除了向海外移殖南洋等地外，其国内移徙方向，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讨论，由于清初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村人口已向城市移徙；福建的精华区域主要是集中于福州、泉州、漳州沿海一带，其西北内陆山区，因交通阻塞，开发迟缓（33），福建人口即由沿海稠密地区移向西北内陆山区，开山种地：福建与广东、江西等省接壤，福建人口流入广东、江西等省者亦伙，其进入广东的流动人口，多属于非农业性的人口；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因地广人稀，福建游民进入开发中地区者，亦络绎不绝；台湾与福建内地，一衣带水，因土旷人稀，明末清初以来，渡海来台者与日俱增。由于清代，福建人口流动频繁，秘密会党传布益广，排比福建及其邻省会党案件后，可以发现秘密会党的发展与福建人口流动有密切的关系。
清代福建会党传布表
资料来源：宫中档奏摺、军机处档奏摺录副。
福建在地形上是从西北向东南呈梯状下降的丘陵地带，延平、建宁、邵武三府，位于福建西北内陆，米价低廉，福州、泉州、漳州等府，因人烟稠密，食指浩繁，向来即藉上游延平祝建宁乌邵武三府米粮接济，福建西北山区可以容纳东南沿海精华区过剩的人口，提供贫民谋生的空间，福建省内人口流动的方向就是由沿海人烟稠密地区流向西北内陆山区建宁、邵武、延平等府所属各县，其中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政和、松溪七县隶属建宁府，邵武、光泽、泰宁、建宁四县隶属邵武府，南平、顺皇、沙县、永安、将乐、尤溪六县隶属延平府。如上表所列，嘉庆年间（1796－－1820），南平县破获添弟会，沙县破获拜香会，顺昌县破获仁义会，都在延平府境内；瓯宁县破获百子会、仁义会、双刀会，建阳县破获添弟会、仁义会，建安县破获仁义会，俱在建宁府境内：邵武府泰宁县破获花子会。据闽浙总督汪志伊具摺指出“添弟会名目，闽省起自乾隆四十年后。”（34）嘉庆七年（1802），福建西北山区，已破获结盟拜会案件。福建长汀县人黄开基，缝纫度日，嘉庆十年（1805）二月，黄开基在南平县纠邀五十九人结拜添弟会。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黄开基因贫难度，纠邀锺老二等十三人在顺昌县小坑仔山厂内结盟拜会，因添弟会奉文查禁，改立仁义会。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二日、五月十二日，黄开基在建阳县桂阳乡等地三次结拜仁义会，会中李白云是福迎上杭县人，继和先是长汀县人，何子旺是光泽县人（35）。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晋江县人李文力等二十二人在南平县大力口空庙内加入由郑兴名所领导的添弟会。郑兴名搭起神桌，上写万和尚牌位，中放米斗、七星灯、剪刀、镜子、铁尺、尖刀、五色布各物，入会者俱从刀下钻过，立誓相助。然后由郑兴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但用三指向前暗号，并交给李文力旧会簿一本。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李文力在顺昌县富屯地方纠邀十人结拜添弟会。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李文力纠邀二十七人在建阳县黄墩地方山厂内结拜添弟会（36）。李发广是福建武平县人，嘉庆十七年（1812）七月，入添弟会，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李发广在建安县结拜仁义会，同年七、八月，又在瓯宁县结拜仁义会（37）。欧狼的原籍在漳州府漳浦县，迁居霞浦县，稔知添弟会隐语暗号。嘉庆十九年（1814）六月，欧狼因贫难度，并希图遇事彼此照应，于是纠邀三十六人，在霞浦县天岐山空庙内结会，改名父母会（28）。黄祖宏是福建清流县人，嘉庆十年（1805）十月，黄祖宏等十人在瓯宁县地方拜江西人李于高为师，入百子会。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建阳县人江婢仔因贫难度，纠邀三十九人结拜百子会。曹怀林是长汀县人，在沙县谋生，因恐被人欺侮，于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在沙县观音山空寮内结拜拜香会，入会者共四十二人。陈冬仔是建阳县人，在瓯宁县谋生，因孤苦无助，于嘉庆十九年（1814）八月拜汀州人老谢为师，入双刀会，会中用红布带系裤作为暗号（39）。对照上表所列会员原籍及结会地点后，发现结会地点，不在原籍，其中长汀、清流、上杭、武平、永定等县，俱隶属汀州府。晋江县隶属泉州府。莆田县隶属兴化府。清初以来兴化一汀州等府境内的人口流动，亦极频繁，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粮少人多。雍正四年（1726）五月二十日，福建陆路提督吴升具摺时指出泉州、漳州、兴化、汀州米价日腾，告粜维艰。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福建布政使沈廷正奏摺内亦称“汀州、漳州、泉州等省所属地方，因本地产米甚少，食口繁庶。”（40）汀州、兴化等府贫民亦向北部山区流动，福建秘密会党遂因人口流动，而在西北内陆山区活跃起来。福建巡抚徐继会具摺时指出“闽省延建邵三府，民俗本极淳良，因产茶叶，又多荒山，外乡无业游民，纷纷齐集，或种茶，或垦荒，或佣趁。本省则泉州、漳州、永春，邻省则江西、广东，客民之数几与土着相埒，因此藏垢纳污，作奸犯科，无所不有。大约抢劫之案，泉州、永春、广东之人为多，结会之案，则江西人为多。抢劫者皆凶悍匪徒，至结会之人则多寄居异乡，恐被欺侮，狡黠之徒，乘机煽惑，诱以结会拜师可得多人帮护，愚民无知，往往为其所惑。”（41）福建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容纳了各处游民，外乡游民，寄居异地，恐被人欺侮，于是结盟拜会，冀得多人帮护，江西人固然纠人结会，福建本省泉州、汀州、兴化等府的外乡游民，为求立足异地，亦争相结会，嘉庆年间以来，秘密会党在福建西北内陆发展起来，并非历史的巧合。
福建与广东接壤，福建漳州府平和等县与广东潮州饶平等县毗连，闽人入粤者颇多。洪二和尚万提喜，俗名郑开，是福建漳浦县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万提喜到广东惠州结拜天地会，次年，万提喜回到漳浦县高溪乡观音亭传徒结会，是年便有卢茂、方劝、陈彪等人入会（42）。黄阿瑞是福建诏安县人，常到广东饶平县小榕乡趁墟，贩卖木桶，饶平县小榕乡人徐阿番平日在墟上卖饭过日。乾隆五十一年（1786），黄阿瑞向徐阿番买饭吃，欠了饭钱。黄阿瑞告知徐阿番，在漳州有天地会，若入了会，便有好处，因路上遇有抢夺的人，做了暗号给他看，就不抢了，于是传授“以大指为天，小指为地，吃烟用三个指头接烟筒”的暗号踟。嘉庆五年（1800）十二月间，福建同安县人陈姓，到广东海康县看相，县民林添申邀请陈姓到家中看相。陈姓即告以入会好处，遇事可以互相帮助，传授三指取物暗号，开口即说“本”字，并给与天地会旧表一纸。次年七月，林添申因贫难度，即纠人结拜天地会。嘉庆六年（1801）二月，福建同安县人陈姓到广东新宁县看相，有佣工度日的县民叶世豪邀请陈姓到家看相，陈姓即告知结拜天地会的好处。同年九月，叶世豪纠人结拜天地会。蔡步云是福建漳浦县人，寄居广东归善县，嘉庆七年（1802）四月十一日，归善县民陈亚本至蔡步云家内闲谈，相商结拜天地会，先后邀得谢天生等十六人，于四月十五日在陈亚本家结拜天地会。据地方大吏奏报广东归善、博罗二县民人加入天地会者多达—、二万人，其先后投首者多达二、三千人。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具摺指出博罗天地会成立的原因，其原摺略谓：“博罗县地方，向有潮州、嘉应、福建客籍民人耕种田亩，因争夺水利，与土着民人多有不合，又间有被会匪杀伤人口之家，将投首之人仇杀者。”（44）博罗地方的客籍民人，就是当时的流动人口，除了潮州、嘉应州的游民外，也包括来自福建的流动人口，因争夺水利，而与博罗土着民人彼此不合，于是结盟拜会。
福建与江西接壤，江西吉安府庐陵、瑞金等县，赣州、广信、建昌等府，俱邻近福建，福建无业贫民麇至骈集，进入江西的流动人口，为数极伙。曾阿兰是福建永定县人，唱曲度日。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曾阿兰在原籍拜卢盛海为师，入天地会，卢盛海设立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并用木椅蓝白布搭成假桥，将红布一块用秤钩挂在假桥上，令曾阿兰等从桥上钻过，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交给曾阿兰红纸花帖一张，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暗号。卢盛海往来于福建永定县、江西会昌县等地，曾阿兰贝卢盛海传徒敛钱获刘，亦于同年前往江西会昌县纠邀福建武平县人何承佑等人入会，每人各出钱一百六、七十文，但拜曾阿兰为师(45)。廖善庆是福建永定县人，小本营生，往来于广东大埔县等地。嘉庆十一年（1806）九月，廖善庆返回永定县原籍，与王腾蛟相遇，述及福建武平县人锺碧珍是天地会即三点会中人，交及众多，若拜锺碧珍为师，可免外人欺侮，如领有红布花帖，可以传徒敛钱。廖善庆即同王腾蛟往拜锺碧珍为师，各送洋钱一圆，锺碧珍买香纸，设立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用布搭于两旁椅背，作为布桥，令廖善庆等人钻过，锺碧珍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等誓词，并用刀剑宰鸡取血滴酒同饮，然后交给红布花帖，又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暗号。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廖善庆等到江西安远县，与广东平远县人杨金郎等人商改天地会为洪莲会（46）。由于江西与福建邻接，福建人口流入江西者颇多，江西会昌县的天地会即三点会及安远县洪莲会，就是福建会党的延伸。
广西秘密会党的倡立者及其重要成员，籍隶福建者，较为罕见。例如游德是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初二日，游德在广西向武土州会遇广东人林琼宴，各道贫苦，起意邀人结拜天地会，以便敛钱使用。云贵地区为新辟苗疆，嘉庆年间以来所破获的会党案件，会员中籍隶福建者亦不多见。例如严老三、严老五是福建人，与广东人麦青，均在贵州兴义府寄居，彼此素识。嘉庆十九年（1814）十一月，麦青往广西百色地方贩卖杂货，路遇福建人黄焦敬，同行之际，黄焦敬谈到曾得会书一本，若出外贸易，遇见添弟会中人抢劫，即照书内所载“起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手势口号行动，添弟会知系会中人，就可以保全无事，麦青即向黄焦敬借钞添弟会秘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月初间，严老五与麦青在严老三家相遇，言及生意平常，起意邀人结拜添弟会，可以恃众抢劫，先后邀得九十二人，各出钱一、二百文至五、六百文不等，于五月二十五、六日先后在贵州兴义府薛家凹孤庙内结拜添弟会，因严老三为人明白，被推为先生，严老五、麦青被推为大爷。严老三等用竹扎关门三层，每关两人各执长尖刀立于两旁，将刀架在中间，又在关门内搭起一座高台，上设米斗，内安洪英等人牌位五个，五色纸旗五面，尺一把，秤一杆，剑一把，镜子一面，中央插红布“帅”字旗一杆，严老五站在头关，刘老九站在第二关，严老三在第三关内被发仗剑，站在台上，入会各人俱拆散发辫，用红布包头，先由头关及二关报名，从刀下钻过，再进第三关至严老三前盟誓，言明有事相助，不许翻悔畏避，各刺中指滴血饮酒，一齐磕头结拜弟兄，将众人姓名开列盟单焚化，众人由火上跳过，以示同赴水火俱不畏避之意。因人数众多，难于认识，遂以不扣外衣第二钮扣为暗记。严老三又将会书内“举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手势口号，传授给众人（47）。会中头领严老三、严老五是福建人、麦青是广东人，麦青所藏添弟会秘书也是向福建人黄焦敬借来钞写的，贵州兴义府添弟会同时容纳了福建及广东的流动人口，省籍观念，并不浓厚。
四川省经过明末张献忠等大肆屠杀后，地广人稀，故能容纳外省大量过剩人口的移入，但就闽粤两省而言，流向四川的人口，以广东为最多，福建较少。嘉庆十六年（1811）八月间，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陈仁由贵州前往四川，从乐山县赴雅州，行至犁头湾地方时，被添弟会会员缚至张老五家，逼令入会，同吃血酒盟誓，经管会内名册。由此案件可知福建泉、漳二府人口流动，固然很频繁，至于汀州府所属上杭等县的流动人口数量亦伙，其流动方向，远至贵州、四川等省。
台湾与闽粤地区，一衣带水，明末清初，闽粤先民渡海来台，与日俱增，披荆斩棘，垦殖荒陬，逐渐形成一个移垦社会，同时建立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早期移殖台湾的闽粤先民，缺乏以血缘作为村落组成的条件，同乡的人迁到同乡所居住的地方，共同组成地缘村落，而形成泉州庄、漳州庄、广东庄，以地缘为分界，其中泉州籍移民来台较早，人数较多，漳州人次之，广东庄人数较少，三个人群各有畛域，彼此之间各分气类，互相凌压，分类械斗，结盟拜会案件，层出不穷，排比会党案件后，发现台湾会党的出现，与拓垦方向大致是齐头并进的，会党成员的籍贯，多属于漳州府各县。雍正年间拓垦重心，是在诺罗一带。雍正六年（1728），福建漳州籍移民陈斌、蔡荫等人先后结拜父母会，入会者每人出银一两，当会员的父母年老身故时，彼此互助丧葬费用。乾隆初年以来，彰化平原逐渐成为拓垦重心，同时期的诸罗，人口压力，与日俱增，乾隆年间的小刀会、天地会都出现于彰化平原。清廷为弹压地方，在彰化地方多设兵丁，但因兵丁骄悍，结伙肆虐，欺压百姓，民众为了抵制营兵，遂相约结拜小刀会。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大墩街民林达，因卖槟榔，被兵丁强买殴辱，林达乃起意邀得林六等十八人结会，相约遇有营兵欺侮，即各带小刀帮护，因其携带小刀，故称小刀会。自是年起，小刀会案件，层见叠出，或三、四人，或四、五人，各自结为一会，以防营兵欺压。小刀会会员黄添等人，原籍都在福建漳州。严烟是漳州平和县人，向来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1782），加入天地会，次年，渡海来台，在彰化开张布铺，传布天地会。林爽文也是漳州府平和县人，随其父林勤徙居彰化大里杙，赶车度日。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加入天地会，严烟设立香案，在刀剑下鸣誓，言明遇有事故，大家出力帮助。因恐人数太多，不能认识，会中约定见人伸三指，并有“五点二十一”暗藏“洪”字暗号。据严烟指出加入天地会的好处：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会暗号，便不相犯；收徒传会，可以得人酬谢（48）。除林爽文外，其余会员如锺祥是福建武平县人，张文是福建长泰人，朱开是福建平和县人，陈樵是漳浦县人。林爽文起事以后，其重要头领及会员，多籍隶福建漳州府各县，乾隆末年，台湾天地会就是以福建漳州人为基础的异姓结拜组织（49）。小刀会的主要成员亦多为漳州人，例如彰化小刀会首领林阿骞就是大里代林爽文的同族。乾隆五十九年（1794）五月，在凤山地方结拜小刀会的郑光彩，其原籍是漳州府龙溪县。同治元年（1862）三月。在彰化倡立添弟会的戴潮春，其原籍也是漳州府龙溪县。在移垦社会里，虽然缺乏血缘的整合条件，但基于对祖籍的认同，逐渐形成地缘村落，泉籍与漳籍分在而居，各分气类，因此各会党成员的籍贯有很浓厚的地缘意识。
五、广东人口流动与秘密会党的发展
广东由于山多田少，地狭人稠，其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失调，日趋严重。清初以来，由于生齿日繁，食指众多，以致米价腾贵。富裕农户以稻田利薄，多弃稻米生产，而改种经济作物，其中烟草的种植，在广东农业经济中占了极大的比重，此外各种果树的种植，亦极普遍，由于广东地区普遍的稻田转作，必然出现经济作物与稻谷夺地的现象，而严重地影响粮食生产面积日益减少及稻米供应的不足（50）。由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稻米生产量的减少，即使丰年，其米谷大半仰赖广西省接济，越来越多无田可耕无业可守的贫苦小民，因迫于生计而出外谋生，成为广东地区的广大流动人口，由于广东人口的向外流动，结盟拜会的风气，广东人口的流动有密切的关系。为便于了解各会党出现的先后，会员籍贯及结会地点的分布，先将地方大吏所查办的会党案件表于下。
清代广东会党分布表
资料来源：宫中档奏摺、军机处档奏摺录副。
广东与福建接壤，广东潮州与福建漳州毗连，是广东的地区。雍正初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已指出“潮州一府，界连福建，田少人多，即遇丰岁，米价犹贵于他郡。”雍正四年（1726），因春雨较多，潮州米价每石贵至二两八、九钱至三两不等。次年四月间，潮州因薄收，米价高昂，每石需银五两（52）。潮州无地贫民成为流动人口，多进入漳州谋生，入闽粤人为了立足异域，多加入当地会党，以求自保。例如陈彪是广东惠州府人，曾拜洪二和尚万提喜为师，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加入天地会（53）。乾隆四十八年（1783），陈彪借行医为名，从广东惠州到福建漳州平和县传会（54），平和县人严烟等人加入天地会。林功裕是广东饶平县南陂乡人，平日在福建漳浦、平和等县唱戏度日。乾隆五十年（1785），林功裕在平和县地方唱戏时，有林边乡人林三长到戏馆，与林功裕认为同宗。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林功裕聘平和县下寨乡周杰婢女为妻，林三长告以既定了老婆，须入天地会，才好娶回，林功裕应允。同年六月，林功裕至林三长书房用桌子供设香炉，令林功裕从剑下走过，发誓若触破事机，死在刀剑下，并传授暗号，用三指接递烟茶，如路上有人抢夺，把三指按住胸膛，即可无事。若有人查问从那里来？只说“水里来”三字，便知同会（55）。赖阿恩是广东饶平县小榕乡人，其子赖娘如向在福建漳州福兴班唱戏。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月，赖阿恩从饶平县起身到漳州去看赖娘如，将近漳州路上，被三、四名不认识的人抢去衣包。赖阿恩告知福兴班管班梁阿步，梁阿步劝令赖阿恩加入天地会，传授暗号，若遇抢夺，只用三指按住心坎，就不抢了，并以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林阿俊也是饶平县小榕乡人，其子林阿真与赖娘如同在漳州福兴班唱戏。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月，林阿俊到漳州探望儿子，林阿俊给父亲银钱回家。戏班管班梁阿步告以路上不好走，须防人抢夺，若入天地会，即可无事，林阿俊应允入会，梁阿步传授三指诀及“触破机关定不可，忠义存心不可忘”等诗句（56）。许阿协是广东饶平县上饶乡人，平日贩卖酒面生理，常在福建平和县小溪地方赖阿边麯店购麯，零售度日。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月，许阿协携带番银到平和县买麯，路过麻塘地方，被人抢去番银，许阿协告知赖阿边，赖阿边告以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于抢夺，此时被抢番银亦可代为要回，许阿协应允入会，与赖阿边、赖阿立兄弟一同焚香结拜天地会。赖阿边传授暗号，在路上行走，如遇抢夺，即伸出大拇指来，便是天字，要抢的人必定伸出小指，就是地字，彼此照会，就不抢了（57）。粤人除了进入漳州谋生外，也涌入福建西北内陆垦荒种地。例如李青林是广东人，前往福建建阳县谋生，嘉庆十九年（1814）六月，江西人刘祥书等人在建阳县长窠地方拜李青林为师，入仁义会（58）。李魁原籍广东，十余岁时，前往福建西北山区种茶营生，曾入三点会。邹观凤、邹四桥板兄弟是广东龙川县人，向在福建邵武县山区采茶佣工，与李魁素相熟识。道光十五年（1835）四月，李魁纠邀邹四桥板等二十人在李魁茶厂内结拜三点会，李魁随将各人姓名单焚化，宰鸡取血，并在各人左手食指上刺针取血滴入酒内各饮一口，跪拜天地盟誓。李魁传授“开口不离本，起手不离三”歌诀：如有人问姓名，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俱用三指。每日上午发辫自右盘左，下午自左盘右：胸前钮扣解开两颗，折入襟内，作为同会暗号。在誓词中言明同会之人，遇事互相帮助（59）。进入福建的广东流动人口，都是为生计所迫的贫民，他们有的唱戏度日，有的肩挑负贩，有的种茶或采茶，出外人为了立足异域，有的纠邀客籍贫民结盟拜会，有的则加入当地会党，以求自保，从广东流动人口倡立会党的经过，有助于了解从传统社会游离出来的流动人口自我调适的共同模式。
广东与江西接壤，江西南部地区是一个山间盆地，称为赣南盆地，其沿边丘陵坡地，某园广，所产红茶、绿茶，质量俱佳，此外多栽种甘薯，成为辅助性的粮食作物，坡地橘园亦多，经济作物面积广大。钨是江西着名的矿产，其矿区主要分布于赣南大庾、赣、上犹、龙南、遂川、兴国等县，多与广东连界，粤省涌入江西南部沿边山区的流动人口，接踵而至，在赣南盆地沿边山区依山旁谷搭棚而居，称为棚民。雍正九年（1731）三月，江西按察使楼厅具摺指出江西棚民的由来，“江西壹省有棚民壹项，除抚州曳九江口南康口建昌肆府外，其余柒府内共计肆拾肆州县皆有棚民，然亦多寡不等，其最多者则系宁州、武宁、新昌、万载、永新、上饶、玉山、永丰、贵溪、铅山、乐平、浮梁、德兴壹拾参州县，察其由来，悉系闽广及外郡无业之人，始于明季兵焚之后，田地荒芜，招徕垦种，以致引类呼朋，不一而足。”（60）在江西沿边搭棚居住的异籍客民，有大批游民是来自广东的流动人口。江西秘密会党的起源与发展，与闽粤人口的流动有密切的关系，乾隆年间以来，闽粤地区已屡次破获天地会、添弟会等会党，江西则自嘉属十年（1805）始查获会党案件，江西天地会、添弟会盛行的地点，多邻近福建、广东，江西会党就是闽粤人口流动的产物。
杨金郎原籍在广东省东北部北边嘉应州濒临武平水支流北岸的平远县，从平远县溯流而上，越过边界，即进入江西省境内，杨金郎即寄居邻近原籍的江西长宁县。吴复振是广东惠仆府龙川县人，龙川县城濒临东江上游龙川江西北岸，溯流而上，亦可进入江西长宁县。嘉庆十年（1805）八月，杨金郎闻知卢盛海是天地会首领，加入天地会后可免外人欺侮，领得红布花帖后又可另行传徒敛钱，杨金郎即同刘亚秀等人至江西会昌县拜卢盛海为师，送给洋银一圆。嘉庆十一年（1806）三月，吴复振亦至会昌县拜卢盛海为师，送给钱六百文。杨金郎、吴复振等人拜师入会时，卢盛海俱设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于两旁椅背作为布桥，令杨金郎等人钻过，卢盛海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等诗句，又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隐语暗号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同年九月，杨金郎至广东和平县，收广东和平县人廖月似为徒（61）。后来廖月似收广东平远县人阙祥、江西安远县人朱石崇等人为徒。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及十一月间，阙祥、朱石崇先后至江西会昌县纠邀会昌县人韩五星、长宁县人何顺隆等二十八人加入天地会（62）。
广东惠州府境内的和平县，位于九连山之东，龙川县西北，北隔定南水就是江西定南厅境。广东和平县人僧宏达到江西定南厅塔下寺披剃为僧，与和平县人吴亚妹因系同乡，彼此熟识，常相往来。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吴亚妹至塔下寺，谈及曾入三点会，劝令僧宏达入会，以免受人欺侮，遇贫乏时，同会弟兄彼此出钱照应，僧宏达应允入会，两人先后纠邀刘长生等三十人，于闰二月二十三日晚间齐赴定南厅铜锣坵空屋内举行结拜仪式。吴亚妹将条桌两张用凳垫高，上摆谷桶，内插白纸小旗两面，秤、尺、剪刀各一把，红布一幅，纸陴一个，上面书写洪二和尚万提喜名号，又贴红匾，上面书写“忠义堂”三字，下面写着“云白连天”四字，桌下放砖三块，吴亚妹点起香烛，手执菜刀，站在桌旁，令僧宏达等人从桌下钻过，称为钻桥。吴亚妹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刀下亡”等诗句，并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然后宰鸡取血，各刺指血滴入酒内同饮，俱拜吴亚妹为师，每人各送钱二、三百文至四、五百文不等。江西龙南县属赣州府，相距九连山不远，从广东连平州北越九连山，即入江西赣州府龙南县境。广东建平州人邱利展到江西龙南县后，与龙南县人锺锦龙彼此熟识。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锺锦龙听从邱利展纠邀，结拜三点会，声称入会以后，遇事互相帮助，可以免人欺侮。锺锦龙应允入会。邱利展排列案桌，上设香烛纸旗，及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又用白布在椅上搭作桥式’令锺锦龙等人从桥下钻过立誓’宰鸡滴血同饮。邱利展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钟锦龙送给邱利展表一千文，邱利展给与锺锦龙俚词红布一块，红布俚词内有“五祖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见团圆时”等语。同年四月间，锺锦龙先后结拜三点会多次，入会者颇多（64）。后广东南雄县北上越过大庾岭，即进入江西崇义县境。广东人谢罗俚向来在江西崇义县开张杂货铺，与崇义县境内义安墟人锺体刚彼此交好。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谢罗俚与锺体刚等人起意结拜添弟会，并藉拳棒符书招人入会，以便遇事相助，又可欺压乡愚③。锺吉山是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锺吉山在江西南安地方加入三点会，受封为双金花（66）。陈北石是广东南雄县人，曾拜李紫云为师，入三点会，封为铁板，屡次率众在江西大庾县境向民户抢劫掳赎。（67）叶定山是广东连平州人，曾入三点会，封有山名，在江西虔南厅结拜三点会，会中锺金胜是广东翁源县人，锺增辉是江西虔南厅人。从江西会党的分布，有助于了解广东人口的流动方向，江西会党主要是闽粤等省人口流动的产物。
广西地广人稀，可以容纳广东过剩的人口。广东依山附海，山多田少，生齿日繁，岁产米谷，不足供应百姓日食，而且地方潮湿，米谷不能久贮，家无积蓄，一遇荒歉，或外地供应不至，即告缺乏。广西各属米价，普遍低廉，其不通水路地方，米价尤贱。康熙五十五年（1716）正月，广西巡抚陈元龙具摺指出广西所产米谷，大半在深山叠嶂之中，不通水路，虽有米谷，实难运出发卖，其通水路各州县的米谷，因每天贩往广东，所以米少价腾。据统计，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六月早稻登场后至同年十二月止，广西米船从梧州、浔州江口运往广东米谷共六十一万八千余石，平均每月十万三千余石（68）。雍正初年，广东布政使常实具摺指出“广东一省，山多田少，即使丰年，其米谷半皆西省贩运，今因春雨之故，西贩罕至，是以米价不能即平。”（69）广东人多米贵，其贫民多就食广西。就闽粤两省而言，涌入广西的人口，以广东为最多，福建较少，一方面是因广西与广东接壤，一方面是因广东民食仰赖广西接济。由于广东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广西秘密会党遂日趋活跃。阮元从嘉庆二十二年（1817）冬间到两广总督新任后，即细心查访广西会党盛行的原因，其原摺略谓：
查粤西民情本属淳朴，因该省与广东、湖南、云南等省连界，外省游民多来种地，良莠不齐，以致引诱结拜添弟会，遂有乡民因势孤力弱，被诱入会，希图遇事帮护，又或有殷实之户恐被抢劫，从而结拜弟兄，以卫身家。其初该匪等不过诓骗敛钱，沿袭百余年前旧破书本，设立会簿腰凭，传授口号，或称大哥，或称师傅，或知天地会罪重，改称老人等会名号。每起或—、二十人，或数十人不等，并无数百人同结一会之案，间有一人而结拜二、三会者。伙党渐多，旋即恃众切掠，又复勾结书役兵丁同入会内，冀其包庇，幸免破获。其意仅在得财花用，尚无谋为不法情事，但惑诱良民，纠众劫扰，实为地方大害（70）。
所谓“外省游民”，即指广西以外各省的流动人口，其中广东贫民多至广西种地谋生，广东天地会、添弟会等秘密会党，遂困人口的流动，而传入广西。
广西苍梧县与广东西宁县地界毗连，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广东西宁县人仇德广与高明县人梁季舟商议结拜弟兄，相约如被人欺侮，彼此帮护，希图骗钱使用，即与卢首贤等二十二人在西宁县杜城墟新庙结会，公推仇德广为大哥，各出会钱三百文交给仇德广收受，仇德广即解身佩银牙签一副，声言当以牙签会为名，各人身带一副，作为暗号，随后照样打造，散给会员。牙签会的会员何昌辉寄居广西苍梧县文们村开店生理。仇德广等人至苍梧县与何昌辉纠邀陈兴远等二十人各出会钱三百文，于同年十月十八日齐赴文澜村古庙结拜牙签会，仍推仇德广为会首。仇德广声言每人于牙签之外，尚须打造银印一个，装入小盒，各自佩带，方为信记，仇德广编造印章，以“贤义堂记”四字为记，共计打造银牙签、银印章各四十三副，每副卖钱一千六百文（71）。
杨开泰是广东人，向在广西营生，嘉庆十二年（1807）三月，杨开泰等人欲复兴天地会，在广西平乐县陇家岭地方纠邀九十余人结拜天地会。周宗胜是广东南海县人，于嘉庆十一年（1806）四月间前往广西上林县佣工度日，与李桂等人熟识。嘉庆十二年（1807）五月，周宗胜与李桂起意结拜天地会，以便遇行劫打降时可以有人相助，于是邀得陈老二等三十人，同至上林县东山岭空关帝庙内结拜天地会，每人各出钱二百文，俱交李桂买备鸡酒饭食香烛等物，不序年齿，公推李桂为大哥，周宗胜为二哥。李桂声称同会三十人，按照会名分为天、地两号，李桂管天号，周宗胜管地号，俱为会首，其余会员各自第二起至第十五止，用红纸条写号序，卷作二十八筒，令陈老二等二十八人随手拈定名次，李桂、周宗胜二人同时上前拈香，其余依次随后跪拜，各人割破指尖出血，同鸡血滴酒分饮盟誓，李桂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十字暗语，遇事彼此帮助，不许悔盟（72）。
林琼宴是广东始兴县生员，嘉庆十二年（1807）七月，林琼宴前往广西向武土州堪舆为业。同年八月，林琼宴在向武士州把荷墟会遇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游德，各道贫苦，游德劝令林琼宴加入天地会，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交给红布腰凭二块。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林琼宴纠邀三十九人在奉议州瓦窑结拜天地会，林琼宴自为师傅，派张经伯为大哥。同年五月，纠邀十七人在驼宁地方拜会。七月至十二月间，又结会五次，林琼宴俱称师傅。在历次结拜仪式中，林琼宴俱供设腰凭，称为师傅凭据（73）。锺亚茂是广东南海县人，前往广西上林县、宜山县一带帮工度日。嘉庆九年（1804）七月，锺亚茂与同姓不宗的锺和超向宜山县承办官哨的宋青私买硝觔，欲图转卖放利，宋青不允，彼此争闹，宋青将锺和赵拿送县城枷责，钟和超等人因此挟很，欲图报复，惟人少不果。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锺和超在上林县刘老玉店内寄住，有县民朱常脚等人至店闲谈，锺和超起意结拜天地会，遇事彼此帮助，以免被人欺侮，并可抢劫财物分用。先后纠邀十九人在刘老玉店房后园结拜天地会，因先常脚力大强横，不论年齿，被推为大哥，锺和超为师傅（74）。颜满元也是广东南海县人，向在广西贵县卖茶生理。嘉庆三年（1798），颜满元的长子颜超从广东南海县到广西寻觅生理，往来于来宾县等地挑卖杂货。广东南海县人颜亚贵，寄居广西贵县，贩马生理。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颜亚贵到来宾县樟木墟陈老九歇店遇见挑卖杂货的颜超，同店居住，因系同姓同乡，交谈投契，各道贫苦。颜超因藏有《桃园歌》，劝令颜亚贵加入天地会，将来自有好处。颜亚贵即向颜超索看歌本，并询问歌词根由，颜超告以广东石城县丁山脚下有洪启胜、蔡德忠、方大洪、吴天成、吴德蒂、李色开，已纠多人欲行起事。颜超将《桃园歌》抄给一分，又将结拜天地会“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等暗号，并交给拜会白扇一柄，称为清风扇。同年四月，邀得李太芳等二十三人，在来宾县那钱村后古庙内结拜天地会，颜亚贵自为师傅，派李太芳为大哥（75）。蒋声隽是广西来宾县生员，教读度日，与颜超熟识。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颜超劝令蒋声隽结拜天地会，传授暗号，交给白纸扇一柄，并抄给《桃园歌》。次年三月，蒋声隽纠邀来宾县武生范友兰等二十六人结拜天地会。同年七月，范友兰纠邀林亚选等二十人结拜天地会。李文达是广西来宾县人，与颜超熟识。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颜超至李文逵处借住，颜超取出《桃园歌》借给李文达及其子李太忠阅看，劝令李文达父子结拜天地会，并送给清风扇一柄，随邀得李含芳等十三人结拜天地会，李太忠因有清风扇，自为师傅，派李含芳为大哥（76）。
古致升原籍广东，向在广西平南县卖药营生。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古致升在平南县丹竹墟会遇广东人苏显名，叙谈后知系同乡，古致升以卖药利微，且时常被人欺侮，欲另谋生理。苏显名即劝令纠人结拜天地会，可以敛钱使用，又可抢劫获利，凡遇斗殴，则有人相助。古致升询问如何充当师傅及令人信从？苏显名即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用红布书写“江洪汨淇漆”字样作为腰凭，会员相遇，便知互相照应。拜会时，竖竹架两层作门，竹门内用木斗贮米，红布围盖，安设香烛，大哥居左，师傅居右，各拿顺刀一把，斜架作叉，令众人钻刀拜神立誓，用鸡血滴酒同饮，入会者每人出钱五百一十六文。同年四月，古致升纠邀三十三人，在平南县境古庙内按照苏顾名传授仪式结拜天地会，因周胜海力大强横，不序年齿，公推为大哥，古致升自为师傅（77）。
梁老三是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向在广西营生。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梁老三邀得欧发祥等七人在广西恭城县结拜忠义会，因欧发祥出钱较多，派为大哥。湖南衡阳县人李泳怀亦在恭城县小贸营生，与梁老三熟识，谈及孤身无靠，梁老三告以曾在县境结拜忠义会，入会以后，可免外人欺侮，会中人如有疾病事故，各出钱一百零八文资助。是年十月，李泳怀等十二人齐至县境空庙内结拜忠义会。梁老三摆设案桌，用纸书写 “忠义堂”三字，粘贴桌边，又供设关帝神位，旁插红旗五面，并点油灯数盏，外用篾圈三个，每圈派遣先已入会的老莲和尚等六人各执铁尺、尖刀，在旁把圈。梁老三自称总大哥，头带红布，发插纸花，身披长红布一条，立于桌旁，并令李泳怀戴用红布，随同刘老二等人从圈内围过，称为过三关，然后跳火盆，称为过火焰山，并用针在左手中指刺血滴入鸡血酒内同饮，各人姓名开写表文，连同所设神位、纸旗、蔑圈一并烧毁（78）。
湖南因与广东、广西接壤，两广会党亦随流动人口的涌入而传布于湖南境内。嘉庆十六年（1811），湖南巡抚广厚抵任后经细心察访具摺指出湖南向来并无会党活动，惟永州府属永明筠江华等县界连两广。嘉庆十八年（1813），广东人黄得陇等即在江华县结盟拜会（79）。御史蒋云宽具摺时已指出“粤省添弟会久为闾阎之害，查拿不净，近乃蔓延及于湖南永州一带，名为担子会、情义会，党羽既众，遂至抢掠劫夺，肆行无忌。”（80）永明、江华等县，虽与两广毗连，但土客之间，彼此不相容。湖南巡抚广厚具摺指出“该地历来习俗相约不许外省之人存留，现在批山种土及开店贸易者，皆系土着及本省宝庆、桂阳等府州民人，平日均属安分守法。”（81）由于永明、江华等县不肯容留客籍游民，结盟拜会就成为粤籍客民自我调适的表现。梁老九是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曾在广西恭城县与其叔梁老三多次结拜忠义会，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梁老九邀得李国林等十二人到湖南永明县清明田地方罗化陇家结拜忠义会。梁老九在永明县境内先后结会三次，梁老九被捕后供称结会可以互相帮助，藉可骗钱渔利，所设令旗，是为了同会之人疾病事故传知帮助，腰凭是作为总大哥凭验，所写歌句，不过欲使弟兄和合，并未暗藏他意（82）。
云南、贵州与广西接壤，从广西进入云贵地区的广东人口，自雍正初年以来，与日俱增，嘉庆年间，云贵地区会党案件，屡有破获。嘉庆十七年（1812）、十八年（1813），广东人林闰才、张效元等人在云南师宗县、宝宁县地方，纠邀当地人民结拜添弟会。杨憨头是广东曲江县人，曾拜广东高要县人王姓为师，加入添弟会。嘉庆二十年（1815）十月，杨憨头徙居云南开化府文山县新寨塘，与文山县人杨赞相好，一同居住。杨憨头为人凶悍，附近村民饱受欺凌，每逢年节，均须致送食物。杨憨头见村民易于欺压，起意复兴添弟会。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月，纠得二十七人，每人各出银一两，或出钱米，多寡不等，共推杨憨头为大爷，朱仕荣为先生。其结会仪式，是在夜间举行，由朱仕荣写立五祖牌位，供奉桌上，桌前插刀两把，地下挖掘小坑，入会之人俱跳火坑，从刀下钻至牌位前叩头盟誓，会中书写表文，当天焚化，各饮鸡血酒一杯。杨憨头以从前王先生传会时，每人各给红布一块，易于遗失，所以规定将发辫向左边绕去挽住，作为会中记号。又传授举手不离三的手诀，及开口不离本的口诀（83）。云南广南府宝宁县属南甲地方，天地会人数众多，会中以黄凤朝、韦德显、邓发元、程尚达、翁老六、郎兆、李升科、李伦、陈应先、叶玉顺等人为十大头目，其中翁老六是广东人，黄凤朝又名黄奉潮，是广西南宁府隆安县人，此外分别隶属于云南宝宁、四川、贵州湄潭等县（84），会中秘密文件详列五祖姓名，在嘉庆年间，广西、云南、贵州地区，会书辗转传抄，流传已广。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广西巡抚成林搜获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三角木戳及红布（85），都是传会的凭据。麦青原籍广东，寄居贵州兴义府，嘉庆十九年（1814）十一月，麦青往广西百色地方贩卖杂货，路遇福建人黄焦敬，麦青向黄焦敬借钞添弟会会书。福建人严老三、严老五亦寄居贵州兴义府，与麦青熟识，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月，严老三等起意结会，同至麦青家抄回会书，随后邀人结拜添弟会。秘密会党成员中凡持有会簿者；即可自行结会，自为师傅，会簿遂成为一种传会的工具。贵州巡抚文宁检阅添弟会流传的会簿后指出添弟会藉名帮扶明朝后裔洪英，而纠人入会，会簿中也有“重开日月合为明，顺天兴明和合同”等字样，但文宁认为“洪英有无其人，实不能知，即或明未果有洪英，今已一百七八十年，如何尚能出世？”易言之，添弟会不过藉此“哄诱”众人入会（86）。会簿或会书既成为传会的工具，抄有会书便可另行邀人结盟拜会，由于会书的辗转传抄，秘密会党遂日益盛行。
早期移殖台湾的粤人，基于同乡关系，逐渐形成地缘村落，习称广东庄，淡水厅中港溪中、上游一带主要为广东惠州及嘉应州移民所聚居的村落，由于闽粤分类械斗蔓延日广，中港等地大小各庄颇受其害，道光六年（1826）四月，铜锣湾广东庄人巫巧三等起意结拜兄弟会，又名同年会，议定日后与人争斗，同心协力，互相帮助（87），兄弟会就是台湾早期移民中闽粤分类械斗的产物。
六、结论
所谓秘密会党是由下层社会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各种秘密团体，其起源与闽粤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明代末年以来，随着宗族势力的不断加强，人口压力的日益增加，地盘扩张的严重纠纷，宗族之间的关系日益尖锐化，而引起宗族械斗的频繁发生。大姓族大丁多，恃强凌弱，欺压小姓，小姓为求自保，于是结连相抗，持械聚众，彼此相杀。各异姓连合时，承继历代民间累姓结拜的传统，模仿桃园结义及梁山泊英雄大聚义的仪式，歃血沥酒，跪拜天地盟书，各异姓结拜组织已具备会党的雏型。由于公权力的薄弱，宗族械斗及异姓结拜就成为一种自力救济行为，个人在社会暗示之下，结盟拜会，彼此模仿，积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福建巡抚汪志伊具摺时已指出“阎省漳泉二府，宋时有海滨邹鲁之称，由风俗以思教化，美可知也，自明季倭寇内犯，练乡兵以卫村堡，募其勇豪，授以军器，尚勇尚气，习惯成风。嗣遂逞忿械斗，礼义廉耻之风微，而诡诈贪横之习起，始结为天地会，继流为陆洋之盗，结党成群，肆行劫掠，实为地方之害。”（88）天地会就是由闽粤地区宗族械斗及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一个秘密会党。秘密会党结会时，须跪拜天地盟誓，这是天地会得名的由来。
在清代人口的流动现象中，福建和广东是我国南方人口流动最突出的两个省分。福建向外流出的人口，主要集中于沿海人口密集的精华区，以泉州和漳州两府的人口流动最为频繁，其次汀州等府的人口流动，亦颇频繁。从本文“清代福建会党传表”可以看出各会党成员的原籍分状况，其中漳浦、平和、长泰、诏安鬼龙溪等县，俱隶属漳州府，晋江、同安等县俱隶属泉州府，武平、长汀、清流、永定、上杭等县，俱隶属汀州俯，此外，莆田县隶属兴化府，以上各府，都是福建米价较昂贵的地区，生活艰难，为生计所迫的贫民，纷纷出外谋生。就福建而言，台湾会党成员的原籍，几乎清一色的隶属漳州府，但在内地由福建人倡立的会党，其成员的原籍，除了漳州府外，还包含泉州、汀州、兴化、建宁、邵武等府。除表中所列结会地点分既况，也可以看出各会党结盟拜会的地点，多不在原籍，有助于了解福建人口流动的方向。雍正、乾隆年间，台湾诸罗县已破获父母会、添弟会、雷公会，彰化县破获小刀会、天地会，福建邵武县破获铁尺会，同安县破获靝？会，广东惠州毛饶州府饶平县破获天地会。嘉庆年间，福建南平县破获添弟会，沙县破获拜香会，顺昌县破获仁义会，都在延平府境内。瓯宁县破获百子会、仁义会、双刀会，建阳县破获添弟会、仁义会，建安县破获仁义会，都在建宁府境内。邵武府奉宁县破获花子会，大致与拓垦方向是齐头并进的。福建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容纳了本省漳州、泉州、兴化、汀州等府的流动人口，秘密会党在台湾、福建西北内陆发展起来，并非历史的巧合。此外在广东海康、新宁、归善等县，江西会昌县，广西向武士州等地，也破获天地会，江西安远县破获洪莲会，四川雅州破获添弟会，贵州兴义府破获添弟会，各会党成员的原籍都在福建。易言之，邻近福建各省的会党，就是福建流动人口的产物。
广东由于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无业可守的贫民，因迫于生计而成为流动人口，其向外流动的方向，除了移殖南洋外，主要是流向邻近省分。从本文“清代广东会党传布表”可以看出各会党成员的结合地点都不在原籍，有助于了解广东人口的流动方向与
各会党的分布概况。广东潮州与福建漳州毗连，是广东米价较贵的地区，人口流动极频繁，其余人口密集地区，亦因人多米贵，小民生计艰难，而纷纷出外谋生。从表中所列会党成员的原籍及会党名称加以观察，可以看出由广东流动人口所倡立的会党，常见的有天地会、牙签会、三点会、添弟会、仁义会、忠义会、兄弟会、三合会等，各会党重要成员的原籍，主要是分布于广东潮州、惠州、罗定州、嘉应州、广州、南雄州、韶州等府，都是人口流动较频繁的地区，其流动方向主要是前往福建漳州平和等县及邵武府邵武等县，广西苍梧、平乐、上林、来宾、奉议、藤县等州县，江西会昌、定南、龙南、崇义、南安、大庾、虔南等厅县，云南宝宁、师宗、文山等县，贵州兴义、怀远等府县，湖南永明等县，台湾淡水厅等地，由此可知广东会党的传布，与广东人口的流动方向大体是一致的，质言之，人口流动是因，而会党的出现是果。
闽粤流动人口的性质，可以从他们的职业分布加以观察，闽粤流动人口除了渡海来台拓垦外，也涌入省内山区及邻省沿边垦荒种地，除了职业不详的流动人口外，其非农业性的流动人口，比重颇大，例如倡立天地会的福建漳浦县人洪二和尚万提喜，结拜三点会的广东和平县人僧宏达，都是僧侣。从广东惠州到福建平和县传授天地会的陈彪是行医为业的人；拜陈彪为师而加入天地会的平和县人严烟是布商；在台湾彰化县拜严烟为师而加入天地会的福建漳州平和县人林爽文则赶车度日；在福建漳州平和等县加入天地会的广东饶平县人林功裕唱戏度日；在福建平和县加入天地会的许阿协平日饭面生理；在广东饶平县结拜天地会的县民徐阿番卖饭过日，福建诏安县人黄阿瑞常到饶平县趁墟贩卖水桶：在台湾大墩结拜小刀会的福建移民林达以贩卖槟榔度日：在彰化结拜小刀会的漳州人黄添平日开设赌场；在福建南平县结拜添弟会的长汀县人黄开基以缝纫度日；到广东新宁县结拜天地会的福建同安县人陈姓是看相的人，加入天地会的县民叶世豪则佣工度日：在江西会昌县结拜天地会的福建永定县人曾阿兰唱曲度日；在广西奉议州结拜天地会的广东始兴人林琼宴以及在广东揭阳县结拜双刀会的福建漳浦县人戴仙，都以堪舆算命为业。在流动人口中肩挑负贩，佣趁度日等非农业性人口，也占很大比例。以往学者认为天地会的本质是一个旧式农民战争组织（89），这种说法，是不合客观史实的。学者已指出“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秘密结社，大多是在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的背景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在闽、粤和台湾地区，这种情况虽然也存在，但并不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又说“他们的主要的问题是生活不稳定”（90），由于离乡背井，东奔西走，出外人孤苦无助，为了立足异域，于是结拜弟兄，倡立会党，以求患难救助。清初以来，非农业性的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确实为秘密会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
闽粤流动人口的地缘意识，各地不尽相同。早期移殖台湾的内地汉人，缺乏以血缘作为聚落组成的条件，多采取祖籍居地的地缘关系，同乡的人迁到同乡所居住的地方，形成地缘村落，泉州庄、漳州庄、广东庄同籍聚居，其地域观念颇为浓厚，各分气类，分类械斗与秘密会党就是早期移垦社会地缘意识尖锐化的产物。但就闽粤内地而言，其流动人口的省籍观念，并不浓厚。洪二和尚万提喜是福建漳浦县人，往来于闽粤传会，有广东惠州人陈彪等人入会。陈彪在福建漳州呼和县传授天地会，有县民严烟等人拜陈彪为师，加入天地会。福建诏安县人黄阿瑞在广东饶平县纠邀饶平县人徐阿番等人结拜天地会。福建漳浦县人蔡步云寄居广东归善县，与归善县人陈亚本起意邀人结拜天地会。广东饶平县人林功裕、赖阿恩、许阿协、林阿俊等人进入福建漳州后，俱加入以漳州人为基本成员的天地会。广东县平州人邱利展到江西龙南县后，与县民锺锦龙熟识，起意邀人结拜三点会。严老三、严老五是福建人，麦青是广东人，三人都寄居贵州兴义府，彼此熟识，起意邀人结拜添弟会。由此可以看出非农业性的流动人口，因浪迹江湖，四海皆兄弟的精神，得到充分的表现。客籍人数既少，势孤力单，为求立足异域，必须互相帮护，其省籍观念，俱甚淡薄，这也是有利于秘密会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排比闽粤会党名称的出现及分布后，有助于了解清代秘密会党的起源和发展。会党名称的正式出现当始于雍正年间，福建总督高其倬曾指出福建向日有铁鞭等会，后因严禁，遂改而为父母会（91）。就现存档案资料而言，天地会的出现，当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郑成功卒后一百年左右始有天地会的出现，乾隆末年，林爽文领导天地会起事后，天地会始成为各会党的通称，后世所称天地会实含有广义的天地会与狭义的天地会，前者泛指清代盛行的各种会党（92），后者则指使用“天地会”字样的本支而言。但无论广义的天地会或狭义的天地会，都是由下层社会的异姓结拜组织发展而来的各种秘密团体，各会党传授的手诀暗号或歌句隐语都相近，会员入会时，须跪拜天地盟书，歃血沥酒，其仪式亦大同小异，天地会既承继早期会党的传统，吸收结合各会党的共同要素，因此，天地会的名称，最能概括下层社会异姓结拜组织的各种特征（93）。随着闽粤地区人口流动的方向，闽粤邻近各省结盟拜会的风气，亦极盛行。排比清代所破获的会党案件，台湾在雍正年间已破获父母会，乾隆五十二年（1877），广西苍梧县开始破获牙签会，嘉庆十年（1805），江西会昌县破获天地会。嘉庆十七年（1812），云南宝宁县及师宗县破获添弟会，嘉庆二十一年（1816），贵州兴义府破获添弟会，湖南永明县破获忠义会，乾嘉年间，四川会党案件很罕见，湖南毛贵州儿云南会党案件，亦甚少见。这种现象可以解释各省会党的出现，与闽粤人口流动的方向大致是齐头并进的。闽粤会党具备许多共同的特征，直接或间接由闽粤流动人口所倡立的各种会党，可以称之为闽粤系统的秘密会党，举凡父母会、铁尺会、小刀会、天地会、添弟会、雷公会、简艰会、牙签会、百子会、洪莲会、花子会、拜香会、仁义会、三点会、忠义会、兄弟会、双刀会等，都是属于闽粤系统的秘密会党。泰宝琦撰“乾嘉年间天地会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一文指出乾隆五十九年（1794）凤山县郑光彩结拜的小刀会是由天地会变名而来，于是认为“迄今为止史料上所见天地会系统内最早的小刀会，应作为小刀会创立之始。”（94）乾隆初年以来所查禁的小刀会，与天地会固然不相统属，即各小刀会之间，同样也是彼此不相统属的，无论是天地会系统以内的小刀会，或天地会系统以外的小刀会，都是属于闽粤系统内的秘密会党，天地会系统内外的小刀会，是从早期到后期的发展，忽视早期的小刀会，而将郑光彩所倡立的小刀会作为小刀会创立之始，实在很难认识整个小刀会的源流。地域环境虽然决定了秘密会党的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秘密会党的发展往往突破了地域限制。同光年间开始盛行的哥老会，因其活动地区及组织方式与天地会不尽相同，所以学者对哥老会是否为天地会的支派？提出不同的看法。刘铮云撰“湘军与歌老会一一试析哥老会的起源问题”一文指出“目前就组织方式而言，我们可以说，咽噜、红钱会、江湖会、哥老会等属于同一系统，而天地会则属于另一系统。前者同源于四川、湖南，而后者起于福建、广东。”
（95）随着湘军的四处征战及后来湘军的解散，其散兵游勇充斥各地，哥老会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湖南一隅了。检查同光年间的会党案件，哥老会、江湖会绝少由闽粤籍流动人口所倡立，因此，与其说哥老会、江湖会等会党不属于天地会系统，还不如说哥老会、江湖会等会党是不属于闽粤系统的秘密会党。
从清代秘密会党的发展过程而言，主要是起源于闽粤地区。早期的秘密会党，主要在强调内部的互助性质，并未含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或狭隘的种族意识。从乾隆末年林爽文起事失败以后，天地会逐渐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对太平军起事及后来的群众运动有重大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即人口压迫的结果，一方面则为秘密会党发展的结果，各地会党声气相通，形成澎湃的反满潮流，刺激了民族思想。太平天国覆亡后，强烈的反满意识，仍然方兴未艾，逐渐汇聚成为晚清民族革命的洪流。国民革命运动初期，其进行革命的方法，主要是从联络会党着手，会党志士充分提供了革命武力。由于知识分子与秘密会党的结合，不仅推翻了清朝政权，同时也促成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涓涓不塞，终成江河，秘密会党的起源及其发展，实为不可忽视的历史课题。
【注释】
①王思治撰<宗族制度浅论>，《清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辑4，页178。
②江日昇，《台湾外记》（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册1，页112。
③《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5（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583，雍正四年二月初四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摺。
④《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11，页714，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广东碣石镇总兵苏明良奏摺。
⑤《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9，页311，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摺。
⑥《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14，页441，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奏摺。
⑦施耐庵着《水浒传》（台北，阳明书局），页728。
⑧施耐庵着《水浒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页947。
⑨罗尔纲撰<水浒传与天地会>，《会党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1月），页3。
⑩酒井忠夫撰<清末の青帮とさの双貌>，《立正史学》，第四十二号（东京，立正大学， 1978年3月），页11。
（11）水浒传（桂冠图书公司），七十回本，页942。
（12）罗尔纲撰<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近代史论丛》，辑2，册2，社会经济（台北，正中书局），页43。
（13）《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137，雍正四年六月初十日，兵部尚书法海奏摺。
（14）李之勤撰<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年6月），页280。
（15）《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5，雍正四年二月初四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摺。
（16）《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页14，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摺。
（17）《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页46，雍正四年五月二十日，福建陆路提督吴升奏摺。
（18）《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页73，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摺。
（19）《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7，页38，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摺。
（20）张捷夫撰<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辑5，页273。
（21）张捷夫<清代土司制度>，《清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辑3，页196。
（22）《起居注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
（23）《辞海》（台北，中华书局），页2019。
（24）《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页271－－274、603，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九月十九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摺。
（25）《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5，页375，雍正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广西提督韩良辅奏摺。
（26）《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页371，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云南布政使常德寿奏摺。
（27）《宫中档乾隆朝奏摺》，辑4，页461，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湖广总督永常奏摺。
（28）国史馆《皇朝食货志》，（民垦）（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29）《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1，页197，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巡视南城监察御史董起弼奏摺。
（30）《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2，页582，雍正二年闽四月十七日，署理广西巡抚韩良辅奏摺。
（31）国史馆《食货志》（四），屯垦二十七，民垦。
（32）庄吉发着《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台北，学生书局），页87。
（33）李国祁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 186O－－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页456。
（34）《军机处档·月摺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51箱， 15包，49793号，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摺录副。
（35）《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 32包， 52909号，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卢荫溥奏摺。
（36）《宫中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24箱， 88包， 16330号，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摺。
（37）《宫中档》，第2723箱， 93包， 17614号，嘉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摺。
（38）《宫中档》，第2723箱， 94包， 17998号，嘉庆二十年二月三十日，福建巡抚王绍兰奏摺。
（39）《宫中档》，第2723箱， 91包， 16832号，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摺。
（40）《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页669，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福建布政使沈廷正奏摺。
（41）《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49箱， 159包， 82042号，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福建巡抚徐继申奏片。
（42）秦宝琦撰<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历史档案》（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86年，期1，页98。
（43）《天地会》，（一）（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80年11月），页72。
（44）《宫中档》，第2712箱， 62包， 9325号，嘉庆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摺。
（45）《宫中档》，第2724箱， 78包， 13357号，嘉庆十四年二月十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摺。
（46）《宫中档》，第2724箱， 84包， 15501号，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先福奏摺。
（47）《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 10包， 49066号，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贵州巡抚文宁奏摺录副。
（48）《天地会》，（一），页111，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审讯严烟供词笔录。
（49）庄吉发撰<清代社会经济变迁与秘密会党的发展：台湾、广西、云贵地区的比较研究>，《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页358。
（50）李之勤撰<论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6月），页280。
（51）《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6，页73，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摺。
（52）《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7，页881，雍正五年四月初四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摺。
（53）赫治清撰<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兼与秦宝琦同志商榷>，《历史档案》（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6年），期2，页91。
(54)《宫中档》，第2774箱，215包，53493号，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六日，福康安奏摺。
（55）《天地会》，（一），页87，林功裕供词：《宫中档》，第2774箱，202包， 50273号，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七，山广总督孙士毅奏摺。
（56）《天地会》，（一），页72，林阿俊供单。
（57）《天地会》， （一），页70，许阿协供单。
（58）《宫中档》，第2724箱，88包，16330号，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摺。
（59）《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68箱，103包，71468号，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摺录副。
（60）《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17，页780，雍正九年三月十二日，江西按察使楼俨奏摺。
（61）《宫中档》，第2724箱，84包，15201号，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袁秉直奏摺。
（62）《宫中档》，第2724箱，81包，14115号，嘉庆十四年五月初四日，江西巡抚先福奏摺。
（63）《宫中档》，第2723箱，86包，15644号，嘉庆十九年六月初八日，江西巡抚先福奏摺。
（64）《宫中档》，第2723箱，91包，16925号，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抚阮元奏摺。
（65）《宫中档》，第2723箱，91包，17069号，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江西巡抚阮元奏摺。
（66）《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30箱，136包，165802号，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沈瑜庆奏片录副。
（6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上册，页291。
（68）《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5年），册6，页746，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广西巡抚陈元龙奏摺。
（69）《宫中档雍正朝奏摺》，辑5，页776，雍正四年四月初二日，广东布政使常宝奏摺。
（70）《宫中档》，第13箱， 1包， 2726号，道光元年二月初二日，两广总督阮元奏摺。
(71)《宫中档》，第2727箱， 217包， 54174号，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广西巡抚孙永清奏摺。
(72)《宫中档》，第2724箱， 66包， 1004号，嘉庆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摺。
（73）《宫中档》，第2724箱， 80包， 14008号，嘉庆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广西巡抚恩长奏摺。
（74）《宫中档》，第2724箱， 75包， 12455号，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广西巡抚恩长奏摺。
（75）《宫中档》，第2724箱， 76包， 12695号，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广西巡抚恩长奏摺。
（76）《宫中档》，第2724箱， 78包， 13320号，嘉庆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广西巡抚恩长奏摺。
（77）《宫中档》，第2724箱， 74包， 12134号，嘉庆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广西巡抚恩长奏摺。
（78）《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 37包， 53908号，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巴哈布奏摺录副。
（79）《宫中档》，第2723箱， 90包， 16718号，嘉庆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南巡抚广厚奏摺。
（80）《上谕档》，方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页41，寄信上谕。
（81）《宫中档》，第2723箱， 91包， 16969号，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广厚奏摺。
（82）《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8包， 48464号，嘉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抚巴哈布奏摺录副。
（83）《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7包， 48382号，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七日，云贵总督伯麟奏摺录副。
（84）《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 31包， 52756、52757、52765号，嘉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湖南巡抚巴哈布奏摺录副、杨正才呈文、供词。
（85）《天地会》，（一），页3，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
（86）《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 10包， 49066号，嘉庆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贵州巡抚文宁奏摺录副。
（87）《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47箱， 25包， 57516号，道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孙尔准奏摺录副。
（88）《皇朝经世文编》（台北，国风出版社），卷二十三，页四二。
（89）骆宝善撰<论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会党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1月），页73。
（90）秦宝琦、刘美珍撰<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980年11月），辑1，页177。
(91)《宫中档》，第97箱，320包， 6470号，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摺。
（92）陆宝千着《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页4。
（93）庄吉发着《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一八三。
（94）秦宝琦撰<乾嘉年间天地会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台湾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美国芝加哥，1985年7月），页23。
(95)刘铮云撰<湘军与哥老会——试析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页399。
（文章来源：庄吉发《清史论集》（三），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442.html

以上是关于天地会-清代闽粤地区的人口流动与秘密会党的发展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