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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戴逸
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一项战斗武器，并不是邪教。要判断它是不是邪教，不能只看它的外部特征，还要看它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作用。当时社会上阶级关系十分紧张，下层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工具来动员和凝聚分散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促进农民起义的顺利发展。拜上帝会就是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它动员、宣传、组织、指挥了太平天国起义。乍一看来，似乎远离世俗的宗教制造了一场农民战争，因此有的人说“政治邪教引起了太平天国战争”。事实远非这样简单，应该是现实的利益冲突，是官府和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农民的反抗，赋予了迷信、荒唐、内容空虚的宗教以生命，使这种宗教成为呼唤农民起义造反的工具。不是宗教制造了农民战争，而是农民战争的到来利用宗教加速和促成了起义。因此判断宗教的性质必须根据当时农民战争的性质。凡是承认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反压迫的农民战争的，就不能把拜上帝会视为邪教。
中国历史上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往往利用宗教的手段。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元末农民起义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到清代白莲教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历代农民战争大多利用宗教的形式?因为农民处在封建社会的最低层，担负着供养全社会的重担，但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知识。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平时存在于民间的一些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宗教，也会随着革命形势而蜕变，变成一种反抗现政权的组织。洪秀全初创拜上帝会也还只是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平等的教义，劝人尊拜上帝，行善戒恶，待人平等。由于当地阶级斗争的推动，拜上帝会迅速地革命化，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为进一步动员农民参加斗争，必须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来阐明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这场斗争的目的，阐明它必定会走向胜利。可是比较落后的农民，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只能用宗教的玄想加以说明，农民一家一户，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只能用宗教纪律加以组织约束。斗争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由于还没有人能科学地说明这场斗争的合理性，也没有人能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因此，宗教就来填补了空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没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宗教告诉农民：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天父天兄怜悯众生的苦难，要拯救众生，而为非作恶的阎罗妖，暴虐残酷，涂炭生灵。双方壁垒分明，一方是天父天兄恩养庇护的百姓，另一方是有阎罗妖支持的官府和地主，两个营垒的界限一清二楚，是非爱憎格外鲜明。这种在宗教外衣下包裹的反封建战斗精神，一旦被农民所接受，农民将自觉自愿、勇气百倍、信心十足地投入战斗。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将发挥震撼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恩格斯曾说过，“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的食粮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必须使这些群众自身的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1]，就是这个道理。
封建时期的农民宗教表面上看似乎是幼稚的，荒诞不经的，但要善于揭开它的面纱，以观察它的实质。洪秀全的宗教作品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天朝田亩制度》中说：“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真实地显示出被压迫者平均主义的愿望。当然，农民不是先进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但后人绝不应该指责这些是空洞的梦呓和荒谬的思想。
农民运动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扫荡一切，破坏一切(其实官兵杀人放火，更是无恶不作)，当一头发怒的大象，它狂奔向前，必定会践踏路边的花花草草，打碎周围的坛坛罐罐。农民运动破坏了许多旧事物、旧关系、旧传统，但不能把它视作社会的倒退。旧的不除，新的不生，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三十年后的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至20世纪之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人民的努力下终于土崩瓦解，在中国土地上矗立起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注释：
[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