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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拜上帝会”邪教说驳议——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陈先达
关于拜上帝会是否邪教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农民战争以及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农民战争中起组织、动员、舆论作用的宗教，往往是由谶语、自创的宗教仪式以及一些表达政治诉求的口号，或假借天命、天降灾异或天意显现为内容的混合物。这些内容和方法，其实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中是常见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全部农民战争中比较完备、比较系统地利用宗教作为斗争工具的一次农民革命。把拜上帝会定性为政治性邪教（所有在农民战争中起组织、动员作用的宗教都具有政治性，革命本来就是政治性行动），不仅关系到对拜上帝会及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对中国农民战争以及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看法问题。以统治者的立场为视角，把农民战争定性为作乱、造反，很容易列举几点把它归为邪教，可是如果把它定位为起义、革命，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就完全可以理解这种用以动员、组织农民起来斗争的宗教，与所有以救世论为核心内容，以宗教仪式为信徒情感纽带，以偶像崇拜来强化信仰神圣性的各种宗教，在本质上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它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因而它的谶语中表达的是政治诉求，它采取全家入教形式有利于扩大队伍，它的特殊组织方式有利于战斗。所以关于拜上帝会性质的分歧，如果不从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总体性高度来把握，而是就事论事，往往纠缠不清。这个看法分歧的实质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以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待农民战争及其以宗教作为斗争工具的理论局限性问题。
1．以宗教为外衣的斗争不是太平天国革命所独有的，也不是中国农民战争所特有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由宗教信仰的群众性及其在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统治权决定的。但以宗教为斗争工具，在西方和中国的农民战争中各有特点
在西方，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阶级斗表现为政党斗争，它的理论旗帜是政治学说而不是宗教旗帜。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资本主义革命早期，例如恩格斯所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仍然是披着宗教斗争的外衣。加尔文的新教革命、德国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德国农民战争，都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只有法国大革命才真正脱下了宗教斗争的外衣，直接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以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为目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1]
恩格斯这段话虽然指的是西方，但它同样适合中国，只是中国没有与西方相似的宗教战争，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西方中世纪那样神学统治和宗教信仰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时期，因而中国没有以宗教改革为外衣的革命，但在中国农民战争中，宗教同样发挥了组织作用、凝聚作用和舆论作用。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使农民处于无组织的分散状态，像马克思所说的是“一袋士豆”，特别是中国辐员广大，要使它从一个小村庄，从一个狭小的地区性的暴动成为大规模的起义，只有通过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简单的口号才能使他们相互识同，并组织起来，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可以说，中国农民战争是在另一种形式下发挥了宗教的组织、动员和舆论作用。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革命，宗教在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中都起过这种作用。但最为突出明显的当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中国没有宗教革命，但有以宗教为手段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农民战争的特点。
虽然宗教在西方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形式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以宗教为外衣或以宗教为组织手段的斗争都是特定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说到西方情况时说：“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起义中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的形式，但在宗教的狂热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2]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就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名着。该书通过分析当时德国的高级僧侣、城市平民以及农民的不同阶级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马丁·路德、闵采尔的不同宗教改革的主张，揭示出它们背后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
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即以宗教为组织方式和舆论手段的农民战争，同样是为现实的利益而战的阶级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必然要用阶级斗争观点进行分析，而不能单纯停留在宗教的表层。拜上帝会是否邪教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宗教性质问题，而是关于农民革命的性质问题。如果认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对朝廷、反对官府，就是反对社会、破坏社会安定，必然会认为它是邪教，因为这种宗教的确包含许多可以被指为邪教的内容，如它的组织方式和世界末日、上帝附体之类；反之，如果站在被压迫农民的立场，承认农民革命的合理性，就会看到拜上帝会中虽然包含迷信的东西，但它同样为其它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所固有。只是就具体的基督教而言，它发生了变异。只要我们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那么在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可用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以这种方式进行斗争，完全可以理解。所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及其各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措施，把它看成是被廹起义但又缺少理论指导的农民对付比自已强大的敌人的办法，看成是处于弱势的农民用以巩固内部、动员和组织群众以达到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方法。洪仁玕所说的“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兄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3]的话，极清楚地表明了拜上帝会的动员与鼓舞作用。我以为，把问题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远比把拜上帝会及其一系列作法单纯看成洪秀全个人的阴谋的肤浅说法，更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
2．不能脱离宗教与农民革命的关系孤立考察拜上帝会的性质。是革命性质决定宗教的性质，而不是宗教决定革命的性质
把拜上帝会问题作为一个孤立问题，来争论它的性质是不对的。判断一个新的宗教是否邪教，关键在于考察它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对在重大革命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宗教，更不能离开这个革命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孤立地就宗教讨论宗教。
宗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宗教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除了相对稳定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内部分化的宗教教派以外，在西方毎年都会出现各种名义的新宗教。判断一种宗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宗教，是真正的邪教还是被视为异端的新的宗教或教派，最根本的取决于其教义的内容和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功能的价值取向。宗教本来就是社会现象，当然不能离开它与社会的关系来判断它的性质。例如中国的法轮功、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圣殿教之类歪理邪说，蛊惑人心，不分青红皂白，危害无辜人民和自己的信徒，具有反人类、反社会，反文化性质，即使它以宗教的面目出现仍然属于真正的邪教。凡是在阶级斗争中有利于组织群众反对旧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宗教，不管从学理上说包括多少迷信和似乎荒诞不经的东西，只要其深层隐含的是被统治者合理的政治诉求，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邪教。如果凡是鼓动造反，反对当权者、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宗教称之为邪教，而不管造谁的反，革谁的命，实际上等于说在任何社会革命有罪，造反无理。因为不可能有一种以非迷信的、“科学的”宗教为指导的农民战争。如果把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归为邪教，这与称农民革命为匪、为流寇，是一回事。不过一个是从政治上说的，一个是从所谓学术上说的。
因此，关于拜上帝会是否邪教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是肯定还是否定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封建王朝彻底崩溃前的一次范围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它长达十多年，横扫中南数省，建立了政权，有国号并直逼北京。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是一场革命还是一次历史的大劫难和历史的大倒退，不从作为与农民对立面的当时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使中国陷于绝境相对照，不从农民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是囿于宗教本身是说不清楚的。太平天国是对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最沉重的一次大的震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多少次农民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毛泽东还是充分肯定农民革命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功绩。
马克思是充分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把它称之东方的“革命”。宗教在这次斗争中起的是组织和动员作用，它的深刻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权的腐败。马克思在写于1862年6月的《中国纪事》一文中说：“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经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币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起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怪的是它的体现者”。[4]可见，马克思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正义性与必然性，肯定这是一次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王朝的腐朽所引发的具有革命性的运动。显然，以推翻封建的清王朝为目的，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的太平天国为目的农民起义，只能称之为革命，即使具有乌托邦性质。用以组织、动员这次空前革命的宗教，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只是农民革命理论的局限性，而不能称之为邪教。
3．在以宗教为外衣的斗争中，所有宗教都会或多或少包含某些异端或迷信、落后的东西。这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的考察
我说过，从农民革命角度看，没有邪教和非邪教之分。因为从来没有两种农民革命，一种是以具有科学性的宗教为指导的，另一种是以邪教为组织和动员手段的。实际上，所有的农民革命的宗教从根本性质来说都是相同的。从科学角度看，其中都包含有迷信的成分、包含落后的东西，只是时代不同、表现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在西方，宗教斗争往往会成为阶级斗争或革命的一种外在形式。无论是资产阶级早期革命还是德国农民战争，都是在宗教外衣下展开的，但实际上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形式，往往表现为宗教改革或新的教派，它或者是恢复原教旨，或是创立新教派或教义，因而被认为是异教、叛教或邪教而被否定。恩格斯说，“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是神学异端。”[5]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中国没有与西方相似的宗教战争，但中国有以宗教为组织方式，为凝聚力和舆论的农民战争。这种宗教往往不是正统的佛教、道教。虽然它们在历史上也遭受过排斥，但它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变为体制内的存在，变为封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并往往被利用为统治者治民和教民的思想资源。它的出世思想，或成仙、成佛、或辟谷炼丹，当然与起来造反的农民利益和思想不合。因而作为农民革命斗争的宗教往往是民间宗教，如太平道、五斗米道，或非官方的会道门如白莲教之类。它们都不会为统治者认可为宗教，往往被称之为邪教。
的确，所有组织农民革命的宗教或类宗教中，都会利用某些迷信的形式，包括从陈胜吴广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宣传陈胜当王的天命，到太平道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以及元末农民战争中编造的“石人谶语”之类。可以说，农民革命中出现的种种迷信和谶语是常见的。如果站在反对农民革命的立场完全有理由指摘它是邪教，事实上它也常常被统治者指为邪教。实际上，这种口号简单、不立文字、没有繁杂仪式的宗教更适合没有文化但相信天命论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
太平天国革命在所有的农民战争中利用宗教工具最为充分，而且选择的是基督教。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太平天国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运用西方宗教作为斗争工具的，它当时别无选择。这是因为，第一，它反对清王朝必然反对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儒家学说，反对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而与中国传统的伦理和等级制相对立的具有平等思想的宗教只有刚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虽然耶稣教传教士传入的还有西方的某些科学和政治学说，但对起义农民来说，这些都是无用的东西。它们只对资产阶级革命有用，可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因此，作为具有平均主义本能的农民只能吸收基督教关于平等与天国的理想作为斗争手段。然而太平天国革命终究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农民战争，它不可能照搬基督教的原来教义，而必然要按照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思想，包括中国民间宗教惯用的方法予以改造，或者说变为适合组织中国农民进行革命的所谓拜上帝会，这就必然要掺杂很多封建的、迷信的、等级制的东西，甚至为了提高自已的权威，采用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如上帝附体等等与基督教原义不符合的东西。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农民战争中凡是利用传统宗教为斗争手段，都不可能是原教旨主义，而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形和衍化，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因为在农民战争中宗教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手段必然服从目的。
拜上帝会与原来的基督教相比变化最大，因为西方的宗教要适应具有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就必然会发生变异。但不能说拜上帝会是洪秀全自创的邪教，因为其中有东西还是取之于基督教，如敬拜上帝、耶稣，实行受洗、祈祷做礼拜等等，可又掺有许多中国封建化的、衶学政治观和天命论的东西。这种揉合，并没有改变它用以鼓动、组织和推翻清朝的农民革命本质。资本主义时期传入的东西确实打上了封建的印记。如果以此为理由说它是邪教，可以说任何农民战争中的宗教都是邪教。因为它既然是革命造反，就会越出原来传统宗教教义的范围，用农民易理解和易接受的思想，使它适合于组织和发动民众的斗争。
4．关于宗教与邪教的区分的根据问题
要弄清拜上帝会的性质问题，还要弄清宗教与邪教区分的标准问题。这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科学标准，另一个是价值标准。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坚持科学标准，最根本的是反映历史的真实性，根据社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来判断事件的性质。例如在区分宗教与邪教问题上就不能脱离宗教起作用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仅仅以被抽象化的邪教外部特征为依据。任何事物从现象看总能找到某些相似点，彼此极其相近的宗教与邪教更是如此。何况历史上宗教中的异端、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如果着眼于表面特征，很容易列出若干条指为邪教。可这种思维方法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真理是没有的。区分宗教与邪教，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考察，而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相似点上。
由于历史的复杂性，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全部人类社会区分宗教与邪教的标准，但可以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根据它们的本质和功能进行判断。第一，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它认为有一位高出于任何个人的最高的存在，它信仰的是高出于人的神——上帝、真主或佛。而邪教最高的神就是创立邪教的教主自己，要求信徒绝对信仰自己。可是在拜上帝会中，洪秀全和诸王只能称弟，上有天父、天兄，并没有把自己置于上帝和耶稣之上的教主地位；第二，宗教的力量是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神化，而邪教的力量是人，是神的力量的人化，即教主本人力量无穷。邪教主具有任何人所没有的法力，甚至能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洪秀全所假借的是天父的名义，诸王所代传的也是天父、天兄的旨意。他们是人，不是神，没有超越上帝的特殊功能。即使具有某种特殊能力，也要借助上帝附体、降灵，而不是太平天国诸王本人的特殊功能。第三，从社会功能看，邪教危害社会、危害人类，它针对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自己的追随者，因而邪教是社会和人类的公敌。而拜上帝会的宗旨（包括被各次农民革命所利用的宗教）则是救民救世，从事革命斗争。可见，把反社会的罪名加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头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以全社会为敌，而是以清朝政府、官吏、地主、豪绅及其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为敌。只是因为他们是统治者，因而他们往往以全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反对他们就是反对社会。
在农民革命中，应该把反对统治者、反对政府与反对整个社会区分开来。否则任何革命都会被视为反对社会而被否定，这是历来统治者和卫道者惯用的手法。至于把为革命而筹饷的圣库制说成是洪秀全与邪教主一样个人敛财，或者把中国传统帝王后宫制的遗风说成像邪教教主一样是奸污妇女，不能说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洪秀全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自有其个人的品质局限，但不能据此判断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整体性质。何况论者所引用的材料，很多出自反对太平天国的传教士和官方的记载，更不足为证。
另一个是价值标准。宗教与邪教都不能脱离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因此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评价。这种价值判断表现在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上，就是合法与非法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府承认邪教的合法性，但它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法轮功，我们认为是邪教、排除在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外，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特别美国，认为它是宗教，反对法轮功就是迫害宗教徒，就是违背宗教信仰自由。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在清政府和维护封建礼教者看来当然是邪教，因为它反对政府，反对朝廷，破坏原有的社会制度，因而在维护清政府的巩固和安定，维护旧的封建礼教的人说来，在对太平天国反对帝国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传教士来说，拜上帝会是邪教毫不奇怪。太平天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倾向，必然与一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本意相悖。所以从体现不同阶级价值观念的法律标准说，任何政府都把邪教看成危害自己社会秩序的非法组织，依法处理。这一点是共同的。
但由于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会发生矛盾。在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矛盾的情况下，价值标准应该服从科学标准。因为科学标准体现的是真理的具体性，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事实判断，它着眼的是它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而价值标准是利益判断，它以对我是否有利为尺度，往往容易采用双重标准。因而，在拜上帝会是否邪教的问题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赞成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革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人，都把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放在首位，而把它的宗教局限性作为农民战争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但这种局限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质。所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革命性质是第一位的，它的宗教局限性是第二位的。
5．一个重要的历史观问题：不能用洪秀全个人的动机来解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性质
在任何革命中，特别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领导者个人的动机是次要的。从个人来说，他可能因为贫困或功名未遂等而发起或参与运动，因而在一个大的革命浪潮中的个人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即使领袖人物也是一样。像有些人说的，洪因为屡试不第，心怀不满，怀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而造出这种拜上帝会和异端邪说，用以欺骗群众。即使这种种所谓材料是真实的，它涉及的也只能是个人动机，而不能用以解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长达十多年，席卷中南数省，定都南京，远征天津，直逼北京，几乎步李自成后尘成为再度占领首都北京的农民革命。这么多人参加，这么浩大的革命，用个人阴谋、用洪秀全个人“造反作官论”来解释，几乎是讲童话。难道因为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为项羽、刘邦在起事前说过“彼可取而代之”或“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就能改变秦末农民战争的性质和它必然出现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吗？一种革命运动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存在于主观动机之中。当以主观动机形式，特别是以最广泛的形式存在于群众性的主观动机之中时，革命的时机就趋于成熟了。
再如太平天国推行的错误的文化政策，如焚书和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这不能归罪洪秀全个人。虽然洪秀全是儒生，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并不是儒生的革命，最广大的参加者是文盲，对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压迫他们的士绅是分不清楚的。因而，他们错误的文化政策，是中国农民长期被剥夺文化权，文化领域长期成为地主豪绅世袭领地的反弹。这不是洪秀全科试不第情绪不满的报复，而是整个农民长期非文化化的积怨的一种爆发。这当然是错误的政策，但决不是没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虽然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争，但从根本上说上并不是两种文化之争，而是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孟之道，对农民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文化霸权的一种反抗。农民革命终究是农民革命，要他们正确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在革命的狂风巨浪时期更是不可能的。
对于像太平天国这样巨大的革命运动的分析，把一切着眼于个人特别是作为领导人的洪秀全个人，企图通过区分洪秀全个人与广大太平天国的战士来否定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都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并不否认，洪秀全作为领导者个人的错误，如后期领导集团的分裂、个人生活的腐化等等。领导者个人的品质和决策，肯定会给整个运动打上烙印，但任何革命运动深刻的根源都不能归结为发动者和组织者的个人阴谋。太平天国革命同样如此。恩格斯有一段话非常深刻，他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6]如果没有清政府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没有鸦片战争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也就是说没有实际革命的需要，任何所谓“阴谋家”、任何鼓动、任何宗教邪说的所谓精神控制力都是无所作为的。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必然的，这与所谓邪教并没有必然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任何农民革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建立过任何农民政权，更不用说地上的平等天国。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崩溃前夕，不可能再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来代替原来的清王朝，即当时的中国没有通过改朝换代延续封建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太平天国即使没有后期的内讧，没有政治和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和文化政策的错误，没有洪秀全个人的腐败，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历史发展到鸦片战争以后，已经开始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继续延续原有封建形态存在的可能性空间。如果太平天国建立的是比穷途末路的清朝更强大而不听命于帝国主义的封建政权，它不可能见容于已经进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如果它不如清朝，它又不可能取而代之。总之，太平天国处于帝国主义和清王朝两面夹攻之中，失败是必然的。
如果说，太平天国胜利必然是历史的大倒退，这只能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以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以后仍然是康亁盛世为标准说的。我不相信，如果太平天国真正胜利会比割地赔款、宁予外敌、不予家奴的清政府更腐败更倒退。从没有机会推行的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中列举的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措施看来，说明比起顽固守旧的清王朝，他们的思想是进步而不是倒退。
说太平天国胜利建立的是神权国家、政教合一的国家。这都是假定。其实君权神授的理论外国有，中国也有，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哪一个不自称朕“受命于天”，自称天子？太平天国只是因为借助于拜上帝会进行革命因而显得更为突出。至于太平天国掌握全国政权后建立的一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也只是揣测而已。在夺取政权时利用宗教不见得胜利后也必然如此。其实，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和文化土壤，按照农民革命的本性，如果太平天国真正胜利，建立的只能是家天下的封建政权，与历史上的某些农民战争的结局一样。但按照历史的规律，一个新的王朝初建时总是比被它推翻的旧王朝更有生命力，因而新王朝的建立不可能是倒退。
其实，这种种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历史无法假定。现实情况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的清王朝并没有因此而前进，而是更腐败更衰落了。曾国蕃只是对支撑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来说是“中兴名臣”，而实际上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中国的再度自立于世界之林来说，并非中兴名臣。他的成功只是封建制度死亡前的胜利挽歌。
农民革命是一场殊死斗争，血流漂杵，时间越长、战争越残酷，必然如此。以此作为农民战争的罪状而加以控诉，殊为不妥。太平天国虽未推翻清朝达到建立新王朝的目的，但功劳是巨大的。它不仅为在中国大地上结束封建社会给了最沉重的一击，而且以农民战争的方式掀开了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帘幕的一角，深刻影响了晚清政治格局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经过太平天国革命的震荡和摇撼，中国封建制度的架构维持原状已经不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太平天国失败的悲剧比起清政府胜利的喜剧，对中国历史发展来说更具价值。
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革命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与任何个人即使是杰出个人的主观动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宗教可以鼓动革命但不能制造革命，可以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但不能单凭宗教获得最后胜利。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最沉重的教训是：中国的出路是继续革命，而不是告别革命。但不是旧式的以宗教为组织方式和理论准备的农民革命，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这场革命为宗教在农民革命战争中的积极作用永远划上了一个句号。[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3] 《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4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资料来源：《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