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山-冯云山与拜上帝会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冯云山-冯云山与拜上帝会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冯云山与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是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公认拜上帝会是金田起义的核心力量，是发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工具。但拜上帝会是洪秀全创立的，还是冯云山创立的，有不同意见。王庆成先生在《“拜上帝会”释论》一文中，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得出了冯云山于广西桂平紫荆山区首创拜上帝会的结论。(王庆成：《“拜上帝会”释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这一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我完全赞同。但冯云山如何创立拜上帝会，为什么说他创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及西方基督教的关系和区别等问题，论述不详。本文希图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关于拜上帝教信仰的确立和拜上帝会的建立，目前主要是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和《太平天日》两种史籍的记载。
1843年夏天，洪秀全在多次科举考试中落第，“多有抱恨”，他研读了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布道书《劝世良言》之后，开始确立拜上帝的宗教信仰。后来人们称此创立了拜上帝教。不久，他的好友或亲戚冯云山、洪仁玕及李敬芳等便成为第一批信徒。1844年春夏间，洪秀全和冯云山离乡在两广传教，于广西贵县以赐谷村为中心，发展信徒一百多人。但这年秋天洪冯两人在赐谷村分手。洪秀全返回广东，冯云山数月后进入桂平县紫荆山区。前后三年，两人音讯不通。1844年秋至1846年间，洪秀全在家乡以教书为生计，从事《原道救世歌》等宗教着作的撰写，完善他的拜上帝宗教理论。1847年春夏间，洪秀全和洪仁玕前往广州，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教堂学习教道，并希望获得洗礼，但没有成功。从上可见，洪秀全在1843年夏至1847年夏天的四年中，他经历了信奉上帝，两广传教，在家乡完善拜上帝理论和向外国传教士学习教道的四个过程，宗教活动的主线贯串其中，但从未提及他在两广创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过去人们说，洪秀全在1843年夏天建立了“拜上帝会”，是将他们的拜上帝的宗教信仰和活动等同于“拜上帝会”的团体而造成的误会。
但是，冯云山与洪秀全分手后的三年，他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情形则大不相同。1847年夏天，洪秀全从广州直奔广西去寻询冯云山，他还不知云山在广西何处。到贵县赐谷村时，才从表兄王盛均那里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秀全于是8月27日前往相会，他看到紫荆山的情形，这在《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六节记述云：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数年，以巨大的热情传教，获得成功，有很多人，甚至全姓全族的人，受了洗礼。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很快就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于远近。(此段译文，据王庆成《”拜上帝会”释论》一文中校译而得，见中华书局1985年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48页。)这是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关于“拜上帝会”的名称的第一次完整的记载。根据这一记载和联系有关资料，可得出如下三个结论：
其一，1847年夏天前，紫荆山区已成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
其二，拜上帝会的创立和发展，是在洪秀全毫不知情下，冯云山于紫荆山区独自活动的结果，他是拜上帝会的“开创者”。(《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67页。)
其三，参加拜上帝会的人数“很多”，在紫荆山区及其附近已“有逾二千人之多，其数目日增”。(《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57页。)
由上可见，拜上帝会是冯云山在1844年秋至1847年夏天之间，在洪秀全毫无所知的情形下，于紫荆山区创立的。冯云山具体在那年建立拜上帝会，如何建立？这在有关的文献中没有直接的记载。对此，只能从冯云山在此期间的活动中去考察，了解其大致情形。
1844年秋至1845年2月左右，冯云山在浔州府城和古林社逗留五个月左右。这是他为进入紫荆山区作准备阶段。1844年9月5日，他在赐谷村与洪秀全分手到浔州府城，住在城南门掌堂与之相熟的客家人张考（老）水家中，直到11月初，前后约二个月。原本冯云山到府城，按洪秀全的意见是经此返回广东家乡。但他决心“致意于传教事业，决不回粤，而留在广西”。(《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52页。)这样，他面临着到广西何处去的抉择，这是在府城滞留期间决定的。冯云山在浔州城，通过南来北往的客人，尤其张老水及侄儿张永绣，以及相识的紫荆山“数名工人”了解情况后，知道桂平县紫荆山区有它独特之处。一方面这里地处偏辟，山高皇帝远，封建统治势力薄弱，易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和积蓄。另一方面，这里从明朝以来，就有瑶族侯大苟的大藤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来，各种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当地汉、瑶、壮各族人民具有优良的革命斗争传统，为发动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决定到紫荆山去。
冯云山到紫荆山区去，难道真如《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说，是单纯的“专心致意传教事业”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紫荆山区山高水险，地处偏辟，人烟稀少，风气闭塞，即许在此发展拜上帝信徒，对其它地区亦影响不大。而且从历史传教情况看，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大多先城市，后及城镇，最后到附近的农村。至于穷乡僻壤，直到解放前夕，很少波及。可见，冯云山到紫荆山区去，即是他确立以“传教”为名，进行革命的开始，也是他从过去单纯传教的思想向革命思想转变的标志。这是冯云山后来创立拜上帝会的思想基础。
1844年11月初，冯云山通过府城张老水叔侄与紫荆山下东口的第一个村寨古林社张家同族亲戚的关系，及“素所相识之工人数名”引路，前赴古林社落脚，(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和《星烈日记》。)于此逗留约三个月左右。云山到此的目的，是为进入紫荆山区作直接的准备。一方面通过出入山中的行人，进一步了解紫荆山区情况，判断在浔州城了解的情形是否可靠。另一方面为他进入山区作适应性的准备。为此，他脱下长裳，住进牛棚，借来劳动工具，为当地富户做砍柴、担水、拾粪、放牛等农活，与农民打成一片，共同劳动生活，为即将进入紫荆山区过更加艰苦生活作适应性的过渡。
从上可见，1844年秋冬，冯云山分别在浔州城和古林社，其目的是为选择今后在广西的去向和进入紫荆山作直接准备。云山是个考虑问题周全的人，为防止封建势力对他入山真实意图的窥视，他在古林社时编造了原是去柳州找阿叔，因“途中遇盗，被劫一空，举目无亲，典借无路”，才到此做工的说法。(饶任坤等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第93页。)因此，据有关史籍记载分析，他在此期间，没有发展拜上帝信徒，更不可能建立拜上帝会组织。
1845年春节前后，冯云山作好了进入紫荆山区的准备后，又通过古林社张家与高坑冲（土名过坑冲）张家的同族亲戚关系，前赴山区的高坑冲“教读”，即开馆教书为生计。云山在高坑冲居留大约一年，以教书为掩护，开始热情地宣传与中国传统宗教大不相同的“新教”发展信徒十名。(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和《太平天日》。)这是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第一批独自发展的信徒。但刚入山区，人数太少，活动范围限于一个村寨，似不具备成立一个团体的群众条件。
冯云山虽在高坑冲打开了局面，但这里十分偏僻，地处紫荆山西南部，东西南三面均为高山相阻，只有冲口向北，可通大冲等村寨，对山区其他村寨影响不大。云山胸怀大志，并不满足于此。此时，冯云山于高坑冲教书，“为人诚实才具优异等”情形为大冲村富户曾玉珍闻知，“即延聘为家塾老师”。(《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53页。)从此，冯云山开始了在紫荆山区大力发动群众的新阶段。
大冲村曾氏，是当时紫荆山区四大富户之一，村中居户都是同族客家人，在当地颇有影响。但曾家有钱无势，与石人村大富户王大作、王作新兄弟积怨不浅，深感不得志。冯云山也是客家人，又德才兼备，深为雇主信任。他乘机在此宣传拜上帝的道理，曾玉珍和同族人，“未几，亲受洗礼”，成为信徒。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本人接受洗礼，而且广为传播，成为骨干。这样，拜上帝在大冲及附近村寨很快传开，许多农户乃至全族都“来领受洗礼”。
1846—1847年夏天之间，冯云山以大冲为中心，由于他“热情传教”，在大冲、鹏隘山（平在山）、高坑冲等村寨发展了二千多人的信徒，并培养了一批骨干人物，为成立一个团体或组织，创造了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因此，此时成立拜上帝会是可能的。但进一步分析，1846年上半年冯云山刚到大冲，他与曾氏家族有个相互进一步了解过程，大约仅在本村发展部分信徒，扩展到鹏隘山及紫荆山区其他村寨，大约是1846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可以设想，拜上帝会是冯云山在1846年下半年至1847年上半年间于紫荆山区建立的。
二
为什么说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创立了拜上帝会组织呢？众所周知，一个团体的建立，一般应具备一定数量的群众基础、一定有影响的骨干，一定的活动方式和吸引群众的宗旨等几个基本的要素。下面考察一下，看这些条件是否具备。
首先，群众基础。在1845——1847年上半年，经过冯云山的艰苦地群众发动工作，紫荆山区有二千多人成为拜上帝的信徒，接受了洗礼。他们占紫荆山区总人口半数以上，形成了拜上帝会的基本队伍，为成立一个团体或组织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其次，一定的骨干和组织系统。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二年半中，他在大力发动、宣传群众中，特别注意从中物色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相当活动能力的人成为骨干。
这些骨干人物中，第一个是高坑冲的卢六。他苦大仇深，接受洗礼后，成为冯云山的忠实帮手，是敌人的眼中钉。1848年2月初，他和云山一块被捕，在桂平狱中坚贞不屈，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第一位牺牲的英雄。1846年在大冲，据《太平天日》记载，曾氏家族成为拜上帝信徒后，涌现出了象曾云正、曾玉景、曾观澜等一批骨干人物。他们不仅本人接受洗礼，“遵守天条”，且广为传播，向附近村寨发展出力甚大。尤其是曾云正，由于他常“侮弄偶象”，与传统的封建迷信挑战，被人称为“颠”狂，但他毫不动摇。在鹏隘山寨，杨秀清、萧朝贵在当地种山烧炭工中是有影响的人物。经冯云山耐心教育培养，他俩接受了拜上帝的信仰后，也成为了骨干。通过他们在鹏隘山村寨大力发展信徒。萧朝贵家原住武宣，后迁居紫荆山区。通过人地两熟的关系，后来武宣、象州革命力量的发展，得力于他串联的努力。
1847年夏天前，拜上帝“真理由紫荆山传出”，“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如象州、浔州（桂平县）、郁州，及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等县属”，(《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58页。)以及广东信宜、高州等地。拜上帝势力以紫荆山为中心向外发展。经冯云山物色、培养，如平南县的胡以晃，贵县的石达开、秦日纲，陆川的赖九，博白的黄文金，信宜的凌十八等，都先后成为拜上帝在各地的骨干人物和领导人。至于桂平金田村的韦昌辉，据方志记载，那是1848年夏天，冯云山从桂平狱中获释后返回山区途中发展加入拜上帝会的。(佚名《浔州府志》卷五十六，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128页。)
以上这些拜上帝的骨干人物，在冯云山直接领导下，遥奉从未谋面的，远在广东的洪秀全为教主，实际洪秀全并不知情，由他们分工负责，将过去个人的、分散的拜上帝活动，演进为有组织系统的团体活动，拜上帝会也就宣告成立了。
第三，特殊的活动方式——宗教仪式。拜上帝会除以组织系统维系外，还通过特殊的固定方式——宗教仪式来体现。紫荆山时期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主要有洗礼、礼拜和平时祈祷三种，为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军民的宗教仪式奠定了初步基础。(拜上帝会宗教仪式。见《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和《天条书》。)
洗礼，是参加拜上帝会者的入会仪式。这一仪式大致情形是：在室内设立上帝神台。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大约与中国民间求神拜佛的烧香供酒相类似。请求洗礼者各领有一张纸写的“忏悔状”，上写受洗礼者姓名，各自诵读“忏悔”词后，再点火焚烧，“使达上帝神鉴”。主持洗礼者向受洗者发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事恶否？愿恪守天条否？”受洗者一一作合符于要求的回答后，即算悔罪立愿了。然后跪下接受主持人从盆中取清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并且灌且说：“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最后受洗者起立，将清茶饮了，并自行将盆中水浇心胸，就成了拜上帝的教徒了。
礼拜，是参加拜上帝会成员每周一次的固定集会。紫荆山时分村寨集中举行。开始集体唱颂一首赞美上帝之诗，然后由主持人宣讲道理。宣讲的内容，除讲上帝、耶稣的大慈大恩外，还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会众提出任务和要求，实际上是以宗教集会的形式出现，变成了主持者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集会。
祈祷仪式，主要有早晚拜上帝，食饭谢上帝，消灾除病求上帝，吉庆、新年、婚丧等红白喜事祭告上帝。各种祈祷文在加入拜上帝会时即各自领取了。这些祈祷文据《太平天国起义》第七节说，后来“虽有增减，大半载于今南京刊印之《天条书》中”。根据《天条书》早晚祈祷时，求上帝“时时看顾”，在地上如在天上一样，求上帝不准“妖魔迷蒙”，“妖魔侵害”。食饭感谢上帝，请求“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灾病时求上帝庇佑，“大发天威”，“诛灭妖魔”，“灾病速退，身体复安”。每逢吉庆，如新年、孩子满月、婚嫁、修建房屋等求上帝“看顾扶持”，“万事胜意，大吉大昌”等。丧事祭告上帝，求其让死者灵魂“得上天堂”。以上祈祷仪式，除吃饭祈祷不跪外，其余各种仪式都要跪在地上，吉庆、婚丧等祈祷还要备具肉食、茶饭供奉，祭告完毕，与同祭者“共食之”。(《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28—30页。)
通过以上的宗教仪式，使其成员增强团体意识，达到加强和巩固这一组织的目的。
第四，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明确的革命目标。参加拜上帝会者“皆毁偶像而拜上帝”。(《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58页。)除偶像、拜上帝这一基本宗教信条，从洪秀全在花县创立拜上帝教开始，到紫荆山区冯云山创建拜上帝会，直到后来太平天国军民的宗教信仰，都是始终不变的。如果拜上帝会仅仅停留在这一简单的宗教信条上，而无新的重大突破，它充其量不过是中国化的基督教的一个宗教团体罢了。冯云山到紫荆山区后，他深深地懂得，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就得在宣传拜上帝的形式下，解决他们在封建统治压迫和剥削下，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基本生计问题。谁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谁就是他们心中的真正“上帝”。冯云山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拜上帝，人人“有衣有食”的革命宗旨。在紫荆山区，拜上帝会成员，“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话。(《李进富供词》，《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18—19页。)胡以晃在平南县组织拜上帝会，提出“同拜上帝，共食天禄”的口号。(钟文典：《太平天国人物·胡以晃》第298页。)广东信宜拜上帝会“讲道理，讲结兄弟，永不反生，生同生，死同死，有饭大家吃”。(《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第284页。)1847年初步制定的《天条书》将上述思想在《食饭谢上帝》的祷文中归纳为：“感谢天父皇上帝，祝福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28页。)从上可见，冯云山在创立拜上帝会时，始终将拜上帝，与人人“有衣有食”的革命宗旨联系起来，成为拜上帝会的内在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样，拜上帝会再也不是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仅仅劝人拜上帝，改恶从善，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的宗教信条了，从而发展成为能满足农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最基本的要求，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革命团体了。此时，冯云山将过去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发展成为农民革命的工具，以宗教的形式去组织农民革命。这是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的最根本的区别。
总之，冯云山根据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富有吸引力的革命号召，在他的艰苦工作下，通过骨干人物的分工负责，将紫荆山区大多数群众发动和组织了起来，并向四周发展，成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组织——拜上帝会。这是冯云山将农民革命的思想与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他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一个杰出的贡献。
三
过去不少论者认为，1843年洪秀全在花县建立了拜上帝会，并成为了发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工具。这种说法是根据不足的。
第一，从现有资料看，在1843年至1847年夏天之间，洪秀全于两广的活动中，没有任何一种史籍和太平天国本身文献中有关他建立“拜上帝会”的直接记载。
第二，应该指出，1843年至1847年夏天，洪秀全并未真正成立拜上帝教的宗教组织。因为拜上帝教初创时，只不过是洪秀全等几个在科场上失意的文人的一种共同宗教信仰的寄托，他们不仅人数很少，而又分散，并无经常活动的固定场所和明确规定的教规教纪，更无共同的革命目标。如最早与洪秀全信奉拜上帝的李敬芳，没有任何记载他后来有任何的反清言行，终其一生从未成为一个革命者。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拜上帝教还不算是一个有组织系统的宗教团体，更不用说它是一个农民革命的政治组织。那种认为洪秀全在1843年成立了拜上帝会组织是将少数人拜上帝的信仰活动，与后来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的农民革命组织混淆在一起，乃是一个误解。
第三，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与冯云山建立的拜上帝会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如上所述，冯云山在以紫荆山区为中心创立的拜上帝会，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革命组织。洪秀全在1847年夏天前的拜上帝传播活动的性质如何呢？洪秀全在1843年前是个热衷于科举成名的农村知识分子，前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1837年第三次科场的失败，对他刺激很大，以致大病四十多天。1843年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又遭失败，他对科场的黑暗、社会的不公平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在他彷徨不知今后的出路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研读了《劝世良言》的基督教的传教书，并与七年前大病四十多天的梦幻附会在一起，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天书”，即自行洗礼，成为拜上帝者。他以这种宗教信仰作为思想寄托，发泄他对社会不满、愤恨的思想情绪。这种宗教信仰是从梁发的《劝世良言》而来的，其基本点是拜上帝，除偶像二个方面。其后，无论从洪秀全在两广的传教内容，还是稍后撰写的宗教理论着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小册子中，都没有超出《劝世良言》的范围，(《原道觉世训》按简又文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亦是洪秀全在1845一1846年写着的。王庆成在《“拜上帝会”释论》文中考订该文为洪氏于1848年写作，此处从王说。)没有任何革命的迹象。洪秀全为深化对拜上帝“教道”的学习，在1847年春天与洪仁玕到广州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教堂数月，力图获得西方传教士的洗礼。此间的言行，证明洪秀全是拜上帝的虔诚信徒，并无利用宗教作为农民革命活动的工具。因此，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在1847年夏天前是纯属于宗教活动的性质。
从上可知，拜上帝教与拜上帝会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两者毫无关系吗？这也不是的。它们的共同之处，其一，它们的宗教信仰都是崇拜上帝、反对一切偶像。其二，它们的宗教信仰都是来自《劝世良言》。其三，这种基本的宗教信仰最早是洪秀全确立的。正因如此，冯云山在紫荆山区成立拜上帝会时，遥奉洪秀全为教主。因此，“冯云山虽为拜上帝会之开创者，但人（们）承认洪秀全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以施诸会众各人”。(《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67页。)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创立了拜上帝会，也未尝不可。
拜上帝会与西方基督教在宗教信条上大体相似，都是独尊上帝，排除它神；在宗教仪式上都有洗礼、礼拜等仪式；拜上帝会制定的十款天条，与基督教的摩西十戒十分相似；而且拜上帝会的这些宗教信条、仪式和戒律都是源于西方的基督教。因此，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便将拜上帝会称为太平基督教，认为太平天国就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而引起的一场宗教革命，将拜上帝会与西方基督教混同在一起，这是需要加以辩明的。
首先，在阶级实质上是根本对立的。欧美的基督教虽有不同派别，但进入近代后，都成为了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对内麻痹工人群众、维持其统治秩序的工具之一；对外成为他们进行侵略的工具之一。尤其是他们对落后国家、民族进行殖民扩张，一方面用大炮和商品作为主要的手段，另一方面将基督教作为侵略的重要手段。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为大量的史实所证明。拜上帝会则是发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组织，既反对国内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又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两者在政治上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那种将拜上帝会同西方基督教混淆在一起，实质上是将西方基督教对中国侵略的本质掩盖起来，将拜上帝会的农民革命的本质抹煞了，我们是不能苟同的。
第二，在组织上，拜上帝会是完全独立的，与西方基督教会没有任何联系和从属关系。从现有的中外文资料看，两者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拜上帝会在紫荆山成立时，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当局，根本不知情，甚至于金田起义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清政府将它与天地会混同在一起，称为金田“会匪”。至于外国人，包括外国传教士在内，更不知在广西有拜上帝会的存在。只是1852年洪仁玕逃到香港，一些外国传教士才从他的口述中得知有“拜上帝会”的组织。
前些年，个别的外国研究者根据当时一些外国人的访问报告和报导说，1844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我国华南地区建立了由中国人组成的汉会教会组织。这个组织在1849年，其成员最多时达一千八百人。并说在1847年或1848年，冯云山在香港与郭士立在一起，接受了他的洗礼，成为汉会的成员(〔澳〕彼得·克拉克着、曾学白译：《上帝来到广西》，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这种说法，似乎暗示冯云山创建的拜上帝会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宗教组织——汉会有从属的组织关系。这是根据不足的。
首先，从资料上看，目前有关的中文资料从没有任何记载能证实冯云山与郭士立的关系和参加汉会之事。
其次，从行踪上看，如前所述，冯云山从1844年春起即和洪秀全去广西传教，是年秋与洪氏分手，云山进入紫荆山区，直到1848年夏在桂平被捕出狱后，才回广东家乡。在此间四年半中，冯云山未离广西，不可能在广东或香港与郭士立见面并参加汉会。据《天兄圣旨》卷一记载，冯云山于桂平出狱后，冯洪两人在家乡重会是在1849年2月中旬之后。也就是说1848年秋天至1849年2月中旬之间的七个月里，冯云山独自滞留在广东。在此期间，冯云山才有机会与在香港的郭士立见面并加入汉会。即许这为事实，但拜上帝会早于1846——1847年夏天期间在广西建立了，可见拜上帝会的创建在组织上也是与汉会无关的。
再者，汉会本身也从未将拜上帝会看作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1847年夏天前，如前所述拜上帝会会员已有“二千人之多”，而据汉会自己的报告说，它到1849年时其成员总计才一千八百多人。
第三，宗教信仰的中心不同。虽然拜上帝会和西方基督教在宗教信仰上都是拜上帝、反对它神的，但它们各自的信仰中心是不同的。拜上帝会宗教信仰的中心，正如它的名称所揭示的，是皇上帝，对救世主耶酥的作用仅仅作为拜上帝观中的一个环节来处理。而且拜上帝会以皇上帝为中心，又特别强调上帝的公义的战斗精神，即不仅消极地追求人们死后升入大天堂，而且更强调以战斗的精神改变现实的世界，成为小天堂，将现世的和来世的理想目标结合在一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样一来，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提供了神的思想武器。但西方基督教，它是以信仰基督耶酥救世主为中心，正如它的宗教名称所揭示的。它以基督为中心，又强调以基督的仁爱为核心内容。反复强调以救世主耶稣的仁爱、宽容、忍耐的思想美德去改良世界，坚决反对以强力或暴力去改变现实世界。其实质是以仁爱为幌子，去达到维护现有的各国反动统治秩序，不许人们革命造反，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用来世升入天堂的梦幻去欺骗人们，洪秀全在评价西方这种基督教理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6页。)这正是对西方基督教骗人的本质的切中要害的评论，正好说明了两者在信仰上的中心不同，而产生的本质的区别。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