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商鞅变法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商鞅变法，被视为我国古代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体系改革;而商鞅(公孙鞅)作为“冠名者”，也被视为这一变法的第一罪人/功臣。

但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商鞅作为孑然一身的外来者，为什么能在秦国一手遮天、如愿推行让人闻之色变的法家制度?

苏轼在《商鞅论》中这样写道：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虽然有刻意贬低商鞅之嫌，但这句话也点出了当时的秦国国君——秦孝公，才是变法的关键人物。

如贾谊所言，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最终才得以一统天下。对于秦孝公的作用，可不仅仅是“功不可没”，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视为秦国大业的“奠基人”与“引路者”。

奠基人:力排众议，推行商鞅变法，奠定秦国强盛的基础

秦孝公是开启秦国改革大业的第一人。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21岁的孝公即位。当时，秦国作为西部边陲小国，生存状态相当惨:

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当时，秦国被中原各国当成野蛮人，压根不带它玩;同时，在如日中天的魏国的打压下，失去了河西的秦国被堵在关中，宛如像一头困兽。

胸怀大志的秦孝公发愤图强，决心振兴秦国。第二年，他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对于能使秦国强大的人才，他允诺将“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大量人才前往秦国，其中就有在魏国不得志的公孙鞅。

史书记载，对于公孙鞅的法家理念，秦孝公极为认可，并在公元前359年决定任命其全权负责变法。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举措显然是水到渠成的正确选择，但结合方式的环境，设身处地站在秦孝公的立场上，就知道这一决策有多不易:

一、当时的公孙鞅人微言轻。在魏国时，公孙鞅只是相国公叔痤的中庶子，也就是侍从官，从来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表现。所以面对公叔痤的推荐，魏惠王压根没当回事。

而秦孝公仅仅出于对公孙鞅理念的认可，就决定全权委托其负责推行变法，这一气魄非常人能及。

二、阻力重重，想推行变法并不易。

历来改革最不易。商鞅变法的核心，是改变沿用了几百年的贵族政治，将利益割给在“农战”政策鼓励下的全体秦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得知秦孝公想推行变法，摒弃老祖宗留下来的治国规矩，秦国朝野的功臣勋旧们反弹强烈，他们的代言人甘龙、杜挚还与公孙鞅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

铁了心的秦孝公力排众议，不顾朝野反对，强行推进变法。这一举动，可谓冒天下之大不讳，除了壮士断腕的勇气，还需要对政权的高度掌控力。

三、为推进变法，拿自己兄长与太子开刀。

由于各界的反对与排斥，公孙鞅的表法推进了一年却毫无进展，史书称: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天天有大批人在国都投诉变法的不合理。这时，秦孝公的太子犯法，公孙鞅为了杀鸡儆猴，割掉了太子师傅公子虔的鼻子以示惩戒。

要知道，公子虔可是秦孝公的亲大哥，能对他施加这种侮辱性的刑罚，若没有秦孝公本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刑不避王族，秦国人大为震惊，从此变法得以顺利推行。

吃螃蟹不可怕，敢第一个吃的才是英雄。后世对商鞅推行变法津津乐道，更应该明白敢于慧眼识珠、对其无条件支持的秦孝公才是实现这一壮举的关键。

简而言之，持续、全面、深刻的变法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关键，秦孝公是奠基人，后世的君主则是跟随者。

引路者:务实的治国与用人理念，定型秦国发展的基因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成大事者，不能奢求所有人的认可，要敢为人先;只要可以令国富民强，就不应该遵循守旧。正是秉承这一理念，秦孝公大胆启用来自魏国的小人物公孙鞅，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同时，在尝到甜头后，这一极度务实的治国理念，也成了其后秦国历代国君的行动指南:

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国，以连横之策，击破东方六国的合纵，极大削弱了强敌楚国;

秦昭襄王任用来自魏国的亡命人范雎为相，除掉权贵，强化王权;远交近攻，削弱六强;施展反间计，促成赵括为将，长平一役令军事强国赵国元气大伤;

秦庄襄王嬴楚借助卫国人吕不韦咸鱼翻身;他的儿子嬴政则重用楚国人李斯，软硬兼施、金钱与暗杀相结合，大大加速了统一六国的进程。

秦国的崛起历史，是一部不断挖掘各诸侯国人才为自己效力、不断践行新的谋略理论的历史，而这一切的先行者，正是秦孝公。

用人不看出处、为政只看效果，这一极度务实的治国之道，不仅帮助秦国一统天下，也是华夏民族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屈不挠、顽强生长的真实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