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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颂之：《康有为孔教会会长任职考》

转自：思与文
内容提要：本文考证了民国后康有为出任孔教会会长一事，依据本文的考证，康有为三次被举为孔教会会长，其中有两次就任。康有为辞去会长则有四次。同时，对康有为晚年出任万国道德会会长一事也作了简要的考证。
关键词：康有为 孔教会 万国道德会 任职
康有为自戊戌变法之前就鼓吹孔教，努力使儒学宗教化。康有为的这个设想在民国以后，就因为孔教会的成立而进入了实践阶段。康有为出任孔教会的会长，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康有为何时就任、何时辞职的？恐怕就人言言殊了。而且，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康有为的传记及其他研究成果，不是错误百出就是语焉不详，几乎没有将此问题说清楚的。故本文特就康有为出任孔教会会长一事作一考订。
一、康有为两次出任孔教会会长考
康有为一生曾经两次出任孔教会会长，第一次发生在1913年11月，第二次则发生在1916年的孔教大会。
孔教会是在康有为的谋划[ 康有为：《致仲远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369页。]下于1912年10月7日，即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之诞辰，由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麦孟华及在上海的一些前清遗老如沈曾植、陈三立、梁鼎芬、朱祖谋等发起并成立的，其他发起人还有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姚文栋、张振勋[ 张振勋，往往被误作张勋，如：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第734页；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第333页；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464页；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06页。大约此问题之误源自汤志钧先生。]、陈作霖、沈恩桂等。[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544页，误将孔教会成立时间后延一年，作1913年9月27日，所以后面的一些史实亦均致误，兹不一一指正。童强：《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1998，第287页，也同样误以1913年9月27日孔教会成立。]
孔教会成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是没有会长的。到1913年的下半年，康有为因为母亲病逝而从日本返国。此时的孔教总会已经由上海迁到了北京，并且发起了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运动，同时孔教会还展开了一系列的教务活动，在曲阜成功地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孔教大会。康有为的回国，就使早已虚悬的会长一职有了最佳人选。对此，孔教中人多属意于康有为。早在本年的6月12日，北京姚君碻在致上海孔教总会的信中就说，“公举孔教巨子一人，为全国孔教会长，奉南海为之魁。”[ 《本会纪事·北京支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康有为多年鼓吹孔教，久为人知。梁启超十余年前就称康有为是“孔教之马丁路得”，陈焕章则称之为“孔教巨子”。于是，在1913年11月23日[ 此日期原作“本月二十六日”，按《孔教会杂志》的书写习惯，自应是旧历，则此日之公历应是11月23日。]，孔教会诸人士在北京事务所开特别会，讨论推举会长之事。在会上，“陈焕章宣布会长所应具之资格：一道德、二学问、三阅历、四闻望。所谓道德，不独私人之道德，必须有任道之热力、救世之气魄，而学问、阅历尤须博通诸教，淹贯中西，其闻望亦必须为中外人士所敬仰者，方为合格。自孔教会发起以来，会长一席，久已属意于康南海，阙里大会之时，亦经询谋佥同。今日南海已回国，各处纷纷来信，催促早日举定，以慰众望，爰于今日开特别会……于是，全体一致，皆赞成举南海为会长。”孔教会同人随即拟定电稿，发电致尚住在香港亚宾律道三号的康有为，请他早日来京主持一切教务。[ 《本会纪事·总会》，《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康有为随后复电，同意出任孔教会会长[ 《通信·康南海先生来电》，《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号。此电又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21页，作《致北京孔教会电》。]。可以说，康有为出任孔教会的会长实在是名至实归。不过，康有为一直没有到北京就任。
康有为就任会长之后，曾在1914年、1915年的孔教大会上，康有为两次来信辞职（详后）。鉴于当时政局的险恶及康有为投入到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活动中，康有为在1915年就辞去了孔教会总会长一职。所以至1916年的孔教大会，康有为在失去了大敌袁世凯之后，终于有了机会来曲阜参加一年一度的孔教大会，这也是康有为参加孔教大会惟一的一次。在大会上，孔教徒们又一次推举康有为出任孔教会会长，康有为数年后追述说：“丙辰八月廿七日，先圣生日，吾谬被推会长，谒祭阙里。”[ 康有为：《清故二品衔河南提学使孔君墓志铭》，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第511页。]康有为之所以再次被推举为孔教会会长，说明此前他已经不是会长了。
二、康有为的四次辞孔教会会长职考
康有为自1913年底出任孔教会会长后，至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辞职，中间还有两次辞职。到1922年，康有为又被举为孔教会会长，康有为又一次推辞而没有就任。
康有为第一次辞职发生在1914年的孔教大会，但没有获准。在1914年的第二届全国曲阜孔教大会上，康有为的代表、堂弟康有田转达康有为的意见，并向全体与会教徒说明了总会迁移曲阜的决定及孔教总会的人事安排：“大教凌夷，人能宏道，惟在诸公以为己任，教为天下之公，不限于一国，故日本、高丽、安南亦多尊圣者，故当以曲阜圣地林庙所在，移为总会，北京虽为京师，然限于一国，故今年议定改以曲阜为全国孔教会总会，以孔君少霑[ 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近代史所研究集刊》第12期）谓：“元年，孔教会‘遍数百县’，以孔祥霖为总理。”这显然是错误的。陆氏致误的缘由在于征引的康有为的《清故二品衔河南提学使孔君墓志铭》（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511页。）：“壬子吾与君哀孔教之微，同任孔教会，公为总理，会徧数百县，公之力，吾多主持。”康有为在此的追述也是错误的。孔祥霖为孔教会的总理是发生在1914年的事情，不是民国元年。民国元年的孔教会支会尚不多见，也没有数百，尽多有十数个。康有为及孔教会往往有自我夸张的大言，这是不可信赖的。陆氏一文承马洪林教授提供复印件，谨表谢意。]为总理，以北京及上海为孔教会事务所，今将章程奉上。”[ 《函启·公推临时主席康有田君》，《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同时康有田又宣读康有为提出辞去会长一职的信，“去年谬承公举，添任会长，猥以久病之躯，茕茕在疚，百事不办，愧歉不任，虽宏道有心而推行无自，实负重任，有愧初心，敬望诸公妙选名德，以宏大教，谨具函辞职，伏惟采察，仆于大教沦胥，夫岂敢忘，它日如有可致力之处，必谨从诸公之后。”“宣毕，全体绝对不承，公推总理登台报告力留，佥谓照章会长三年一任，今会长就任不及一年，海内外物望攸归，断未有如南海先生者，无论如何决不能承认辞职。总理允代表全体函复力留，始一致鼓掌。闭会后，南海仍函辞于孔总理。”[ 《函启·公推临时主席康有田君》，《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在此届大会上，公布了康有为新修订的《孔教总会章程》，“先生遂据原有简章逐节增易，口授纪君笔述，详密章程，经先生两易稿，核定为今章都八章二十六条，以期推行妥善，并加状特派纪君由粤、澳、港、汕、香山等处，赴各省宣布会章，扩充教务，以谋大教之普及。”[ 《报告·正式大会报告概略》（孔祥霖），《孔教会杂志》第二卷第一号。]此前，康有为成为孔教会实际主持人，亲自修订了新的章程，又派纪景福到各省宣传，并为第二届大会的召开募集资金。值得注意的是，孔教总会由北京迁入圣地曲阜，这体现出了康有为对世界大同的设想，也反应了时局的紧张。从“闭会后，南海仍函辞于孔总理”的记载看，康有为当时的辞职决心是不小的，他一定感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
康有为的第二次辞职发生在1915年的孔教大会上。时局的变化已在向着帝制的方向大步走去，孔教会中人士对此迷乱的时局也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与孔教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前清遗老如劳乃宣、宋育仁、刘廷琛等在1914年5月后为清室复辟大造舆论，致使袁世凯使出打击手段。就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孔教会安徽支会会长马其昶在一片复辟声中向袁世凯写信，指责袁世凯“名不正则言不顺”，再由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潘若海等及徒孙蔡锷都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阵营中，虽然梁启超、蔡锷与康有为反袁的目的不同。这一切反对活动终于使袁世凯大怒，下令内务部逮捕了孔教会的两名干事，并勒令孔教会曲阜总会改名。[ 参见夏良才、王学庄、吕景琳：《评孔教会》，《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这迫使上海的康有为在1915年的3月去“自游西湖”以避风，就在康有为游西湖期间，康有为受到了袁世凯特务的严格监视。[ 舒芜等：《康有为选集》，人民出版社，2004，第295页。]所以，以后孔教人士如此追述当时孔教会与袁世凯之间的对立关系：“袁氏不特与孔教绝无关系，且绝对排斥孔教者也。当帝制欲生时，暗中令内务部通令各县，停闭孔教诸会，当时惹起公愤，未能甚逞，又密派侦探四出，凡各省孔教有名团体，窥伺无所不至，以冀得间而中伤之，仇视孔教，仇视孔教团体，路人知之矣。况孔教及宗圣诸会结集以来，所出各种杂志不下数百万言，无非于孔教发明共和真谛，鼓吹进化思潮，极至筹安议起，孔教团体以全体名义反对帝制，洋洋数千言，通告全国，沈痛淋漓，普天共闻。”[ 柯璜：《明定孔教为国教不但中国有无疆益利他教亦大受均沾亦恰是孔教现今在中国应行之手续谓予不信请以真理次第解释如左》，《宗圣学报》总第十八号；又见：《孔教十年大事》卷二，第10页。]这种论述虽然有过的地方，可证之于帝制前后的事实，恐也相去不远。而在1915年秋天回到北京的陈焕章也“韬光养晦”，闭起门来写《孔教经世法》。[ 参阅夏良才等《孔教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第7－8页；郑则民：《陈焕章》，《民国人物传》第二卷，第395页。]孔教会迎来了它的一个寒冬，此时的孔教会除了全国孔教大会继续如期举行外，几乎各地的支分会都处于低迷状态，以至于在外人的观察中，几乎看不见孔教会的任何活动[ F．C．M．Wei：The Present Status of Confucianism，Editor-in chief：Frank Rawlison：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Christion Literature Society，Shanghai，1924，P71。]。
鉴于时局的险恶，在本年的第三届全国孔教大会上，康有为再一次向大会提出了辞去总会长的要求。“鄙人以病躬不任，恐致陨越，去岁已腾书力辞，请诸公公举。诸公未行，经托总理孔少霑太史代理。今兹诸公咸集，鄙人既未任会事，敬再申请，请诸公妙选硕望，以任会长，以振会事。”[ 康有为：《辞孔教总会长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成文书局1978，下册，第644页。此书信，蒋贵麟编排时加了“民国七年”这一错误的时间，但是，原信后有康有为的书写时间“孔子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此一时间有误，应作“二千四百六十六年”，表明此信作于1915年。因蒋氏之误，导致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549页亦误。蒋贵麟、马洪林先生谓此书信作于1918年之误，本不待辨明矣。惟其说影响较大，特辨如下：康有为在1917年复辟失败后，名声大受影响，就已成功地辞去了孔教会总会长，因此在1917年的孔教大会上，与会孔教徒们曾经推举陈焕章为总会长。由此看，在1917年孔教中人也不再以康有为为会长，是十分明显的。再者，孔祥霖在1917年9月27日去世，显然，孔祥霖是等不到参加1917、1918年的孔教大会了。这与康有为信中所谓“诸公未行，经托总理孔少霑太史代理”事显然矛盾。若以此信为1915年事，则可与康有为1914年辞职事正相呼应，并与1918年的情况不冲突。因马洪林之误，又导致吕明灼、王钧林等《儒学与近代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3，第214页）、拙文《〈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引文及史实订补》（《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宋淑玉《孔教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第81页）等，均误。再，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据蒋贵麟所编此信，未加考辨而以为是1917年复辟后事，也是错误的，但他却正确说出了康有为是在1917年辞总会长职。其他众多的论着涉及到康有为此信之辞孔教会总会长职者，均误作复辟后次年之事，兹不悉举。而对康有为1917年辞职，唯一正确表明的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74，第30页之《孔教会会务机构一览表》。又，康有为此书信承马洪林教授提供复印件，谨表感谢。]康有为此时提出辞职，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即不要因为其不与袁世凯合作并反对称帝而影响孔教大业。至这年的年底，康有为派弟子潘若海赴南京，劝江苏都督冯国璋保持中立，又电蔡锷举兵攻四川、武汉，弟子徐勤则被派去广东讨袁，以至于康有为的张夫人以香港的房产抵押了二万金资助讨袁义军。[ 康有为：《我史》，罗冈、陈春艳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170页。]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的辞职成功了，或者说，康有为1915年孔教大会后就不再是孔教会会长了。所以1916年的孔教大会，康有为又一次被推举为会长。不过这一次的会长任职，康有为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康有为的第三次辞职是发生在张勋复辟之后。作为孔教会总会长的康有为一直有着强烈的政治欲望，种种机缘使民国史上第二场复辟闹剧在1917年由张勋拉开帷幕，康有为满怀希望与信心地参与了。可是闹剧仅仅进行了12天，甚至说，在它尚未开始时就已注定失败了。天予不再，人无帝心。作为文圣人的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受到了通缉，不得不辞去会长之职。康有为和张勋都是1917年3月4日成立的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的名誉会长，该会会长是陈焕章[ 《时报》1917年3月7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74，第41页。]。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在张勋在复辟失败以后，为推脱干系，声明将张勋除名。[ 《中华新报》1917年7月7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二辑，第41页。]估计康有为的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名誉会长也许一块被开除了。或许康有为的孔教会会长一职也就是在此前后辞去的。所以在1917年的曲阜全国孔教大会上，孔教徒们推举陈焕章作会长，而陈焕章也推辞，仅以孔教总会北京事务所主任为称。[ 陈焕章：《丁巳大成节第五届曲阜大会报告书》，《北京时报》，1917年12月3日，第五版。]这也说明孔教徒们当时不以康有为为会长了。所以，陈焕章在本年的孔教大会报告书中就说：“本年（1917）政变迭起，兵气未销，会长辞职。”[ 陈焕章：《丁巳大成节第五届曲阜大会报告书》，《北京时报》，1917年12月3日，第五版。]此事还可从1922年的《孔教大会复刘雪亚省长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南海德高望重，癸丑年曾经北京总会公举为总会长，丁巳年，南海辞职。”[ 《经世报》第一卷第九号。]限于见闻不周，康有为辞职的具体时间尚不能确知。康有为这次向孔教会的辞总会长职总算成功了，康有为以后再也没有担任过孔教会的会长。但是，康有为作为孔教会的精神领袖，其形象在孔教徒心中似乎没有多大改变。
康有为的第四次辞职发生在1922年的孔教大会上。在1922年的曲阜第十届全国孔教大会上，孔教会同人受外界之压力不得不继续推举康有为为会长，但康有为回信拒绝了：“六年以前，鄙人承乏，虽欲竭力，无补涓埃。孔教会之创始也，鄙人为之，望孔教会之广大也，不待言也，为此与袁世凯争，至束装而避于日本，又与人多决裂，皆无所补，只有自惭德薄能鲜而已，虽欲再肩大任，然已无效，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敬辞大命。然仆努力于孔教，无论为会长与否，同是心也。”[ 《康南海请辞会长书》，《经世报》第一卷第九号。]而此时的康有为与孔教会似乎没有多少往来了，他已经是万国道德会的会长了。
三、康有为与万国道德会
康有为在其人生的最后的十年，依然为孔教而努力着，到处发表孔教演说。康有为虽然不出任孔教会的会长，可当时有一个万国道德会，他就当了万国道德会的会长。万国道德会是历城人江钟秀（字寿峰）于1918年偕子江希张在山东济南成立万国道德会筹备处，经张临安、周文聘等赴北京京师警察厅核准成立，呈请中央政府备案。1921年9月28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在山东泰安召开成立大会，公推衍圣公孔德成为会长，康有为、美国李佳白博士为副会长。孔氏家族以孔德成年幼推辞，复举康有为任会长。[ 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79－182页。]康有为任会长后在1923年将万国道德会的总会迁往青岛。而康同璧《南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1923年“五月，过济南……旋赴青岛，游崂山，并在青、济两地成立孔教会，以后改为万国道德会。”据李云光《康有为家书考释》中引《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油印本，此段记载之下还有一段话：“该会会长孔德成，自以年幼力辞，乃会同发起人江寿峰、杜绍彭、张临安等人，一致敦请先君为万国道德会会长。”[ 转引自《我史》第221页。又，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607页也说：“1923年，他在济南和青岛成立孔教会……”似乎是因康同璧而误。]康同璧是康有为的二女，对康有为的经历有他人不具备的亲历与亲闻，其记载应当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但是，康同璧的这一记载恐怕与事实不符。此时所成立的是万国道德会，而不是孔教会。康有为自辞孔教会会长职后，表面上与孔教会没有往来了。康同璧此处的记载恐怕也将事件的时间前后关系弄错了。当然，现在我们对康有为与万国道德会的关系，所知也是极其有限的。
原载于《孔子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