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曹锡仁：论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封建主义-曹锡仁：论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曹锡仁：论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
论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
曹锡仁
正像中国自古以来就走着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样，当中国告别古代迈步进入近代的时候，也走上了别具一格的独特路径。为了把握中国近代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必须客观而冷静地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一、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与在自身单一矛盾的运动中完成近代突破的西方情形不同，中国在与古代揖别之时，面临着双重危机：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中国正是在这双重危机（亦即双重矛盾）的交叉作用中开始迈向近代的。因而，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起点，要比理解西方复杂和困难得多。
我们先来讨论封建中国末世的内部危机。
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处在对立统一的矛盾斗争之中，形成和激化这一矛盾的最本质的经济根源乃是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地主阶级利用手中权力不断大搞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即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加深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从而导致广大农民以革命战争的方式迫使封建统治进行新的调整。明清以降，各地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正是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每次起义都直接地打击封建统治，极大地冲击了封建土地制度，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与农民起义间接相呼应的，明清以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封建自然经济的分解，并对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但是，这种分解与封建经济乃至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不相容，必然会遭受到封建统治的抑制和压迫。所谓禁榷制度、土贡制度和官工业制度，正是中国历代行之有效的抑商政策的三大支柱（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它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长久地停留在仅仅是萌芽因素的阶段上，而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得到茁壮成长，走向高级的经济形态。
总之，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与广大农民阶级失去生产资料，导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代表封建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与日益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又互相抵触和冲突。而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封建专制主义，又运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方式，包括行政的强制或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残酷地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阻止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使中国社会永久地停滞在封建主义范畴之内。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从历史哲学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把上述种种危机（例如土地危机、自然经济分解危机等）概括为中国社会如何摆脱进入封建社会以来长期停滞状态而获得的新的发展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停滞与发展的矛盾如此尖锐地冲突着：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以其固有的调节机制，发挥着它的自控能力，使其周而复始地停留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之内；另方面，这种历史的循环往复却并不能从长远意义上解决土地危机进而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固有矛盾，同时又不能使符合历史方向的商品经济获得迅速成长，从而中国社会通过各种危机并且是这些危机的不断加深，表示着一种必须实现历史突破的力量。以停滞为其总体表征的矛盾冲突使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处在异常深刻的危机之中。
当中国社会正在寻求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摆脱内部危机、推翻封建王朝腐朽统治的时候，中国又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外部危机日益严重，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
鸦片战争前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淫威和侵略面前，中国政府站在主权国家的立场上对之进行武力抵抗是无可非议的。为了保障国家主权，清朝当局相应采取和制定的一系列对外国商人活动的限制政策，无疑也是正当的。因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利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和办法。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在抵御外强的斗争中从下层到上层，都曾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作为封建落后生产关系总代表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可能将抵抗外侮的自卫方针贯彻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对侵略与发展本国经济进而克服自身的迟滞状态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全部目的，却在于维护和捍卫历经千年的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从本质上说中国封建王朝对西方殖民者也并不是从根本上加以反对，这从受贿将澳门作其居留地、与西班牙人共剿中国海盗，同荷兰人共同对付郑成功的军队等已略窥一斑。所以，与其说清王朝曾经抵御过外侮侵略，倒不如说这个王朝在竭尽全力对封建经济、政治乃至整个封建秩序的自保。而一旦当在这一根本点上与西方侵略者有可沟通之处时，它的所谓抵御政策便立即会转变为投降和出卖的方针。例如当清政府要镇压人民时，便立即与外强勾结起来。他们虽然也屡次订过一系列海禁政策和其它限制外商政策，但一当他们获得贿赂，便即刻自行破坏之。而当他们在抵制鸦片走私的斗争中失败时，便又屈辱地与外强签订了《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买主权，尽投降之能事。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清王朝在本质上是靠不住的，他们为自保而反外强，为自保而媚外强。在这里，自保是目的，对外强究竟是“反”还是“媚”，要围绕自保这个轴心而变换。
但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封建帝国恒之长久，而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使“东方服从于西方”。然而，西方殖民者从侵略的教训中也得到启发，仅用硬的一套办法行不通的。于是，他们采取了又打又拉的办法，“打”是为了让清政府屈从，“拉”是为了让其就范，总归在一起，仍然是要把千年帝国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西方殖民者的意向与清王朝的利益尖锐地矛盾着、冲突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从侵华的实践中，感到控制中国使其屈从并非易事，需要依靠清政府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当请政府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平息内乱，需要他们助一臂之力时，这些外强也就很快地与之握手言欢了。但是，策略和手段毕竟与本质不是一回事。从根本上说，西方殖民者并不是站在清朝封建社会的立场上，恰恰相反，它是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场坚决地否定封建主义中国的，它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外强与满清在本质上便不相一致，两者这种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状况在对待人民大众的问题上却获得了一致：外强要征服中国，实质上即是对中国人民的征服，这使西方殖民者与中国人民对立了起来：清王朝为了转嫁危机也必须将矛头集中在他们历来镇压的对象——人民身上。于是，西方侵略者的东来与中国政府的抵抗便表现为侵略者的占有与封建王朝的自保，进而结成反动联盟。从而，人民大众与西方殖民者和清王朝的矛盾同时激化起来。它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外部危机——由于外强入侵面临民族危亡，作用于内部危机（阶级矛盾激化），使内部危机——由土地占有对立及商品经济发展等所展示的停滞与发展历史危机——大大地加深了，看来，封建王朝自保的可能将被否定了；与此同时，由于外部危机的参加，从而使内部危机中渗入了由外部危机所导致的内容和成分——人们反清不仅是因为它压迫和剥削人民，还因为它取媚于外强，将导致新的全民族的灾难。于是双重危机相互作用，织成更为复杂而深重的历史局面：外部危机加深了内部危机，内部危机的严重化使得外部危机更加尖锐而突出起来。
上述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互为因果的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这个古老帝国面临着总崩溃的极点——这是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日趋严重的中国王朝，它必须发展，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去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另方面是要亡掉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它要把中国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灾难深重沉寂千年的中华帝国终于在这双重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同时又在不能违抗的历史指向中走上了近代的历史道路。
二、过渡性社会形态畸形结构及其特征
中国在内外双重危机下步入近代的事实中，个不容忽视的是，仅仅依靠内部危机是不能完成走向近代历史突破的。在中国传统封建主义范围之内，这种危机只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改朝换代，而不会增添什么新时代的内容。所以，外部危机就成为中国走向近代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很明显，中国是在世界资产阶级的干涉下，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胁迫下步入近代的。这种状况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首要的基本的历史条件。这一条件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社会没有能够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西方资产阶级的干涉在本质上不过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挑战，而这个挑战，致使中国国家主权丧失，领土被分割，利益受侵犯，人格蒙耻辱。因此这一浸泡在血泊之中的文明影响，受到落后国家的抗议和抵制是合理的。历史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与列强对抗中必然要失败，并从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渐接受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可能在外因的作用下很快地脱离传统的生产方式，尽管封建主义已经无法对抗新潮流，要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了，但完全的殖民社会性质决不会在中国确立。历史在复杂的纠缠中进行着，使中国近代社会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
这一畸形发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脱节：
就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脱节。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封建主义在发展中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因素，这些萌芽和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封建主义的否定力量，而当这些否定力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宣告了资本主义作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必将从封建主义废墟上站立起来，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中国封建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自控能力使得资本主义在其内部很难成长，而近代中国大地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西方输入的结果。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由于是外在强加的结果，因而与传统的中国封建主义便不具有生成的联结关系。这种非生成的联结关系，不具备内在的否定性质，却具有外在的对立性质。这种外在的对立性质使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脱离，一方面由于自身内部缺乏决定性否定力量从而封建主义以其顽固性质与资本主义相抗衡，妄图使中国历史停滞在中世纪的基地上：另方面又因为资本主义在本土上缺少雄厚的基础从而使其发展飘忽在封建主义烟雾之上。这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行而脱节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呈现出畸形态。这种畸形就是作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作为主体的垄断资本的巨大脱节为其特征的。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 生产方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这一经济形态的十分重要的内在因素，它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所以。能否彻底改变这一狭隘生产方式是关于中国社会完成近代历史突破的大课题。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形态里。形成了如此分离的两种态势：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分散，个体的经济。它虽然分散、落后。但却具有巨大的传统力量。上面则是强大而集中的垄断资本。它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但却带上掠夺的性质。这表明，两者的脱节不但表示了历史的中断性和逻辑上的矛盾性，而且还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意味，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起来。
这种畸形的另一特征就是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脱节。由于小农经济基础与垄断资本的巨大脱节，导致了作为小农经济基础的农村与作为垄断资本的城市的分离。“这种分离，首先表现为随着城市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从而成为农村的一种对立力量。中国古代的历史状况是：城市与农村都维系在自然经济这一古老的轨道之中，它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又加之中国深厚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传统，所以，与欧洲有着独立经济意义的城市不同，中国城市一开始就成为政治与军事的集中地，却是经济发展的赘疣。由于西方打开清帝国大门首先通过打开通商口岸，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便成为西方输入其垄断资本生产方式的前进基地。于是，在辽阔的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而这些城市却走上了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另一极。并且由于城市的商品化也日趋迅速地促使着农村经济的分解，但这个现状毕竟是由于第三者插入导致的结果而并非其自身历史逻辑的必然，所以，城市与农村，显示出关系的不协调。
资本主义各因素与固有的自然经济各因素相互脱节着、对立着但又相互渗透着、影响着。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方向，所以这种格局总是朝着靠近资本主义的目标运动着，只是基于传统封建主义的历史力量，使这个资本主义的目标始终不能达到。这些使中国封建半亟民地的畴形结构内部诸因素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着颇为独特的变化；
首先，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为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被分解．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布”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油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第20页。）。这一关于外资入侵招致中国传统手工业衰落的分析当是可信的。伴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衰落，农业也表现为商业性的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的商品率大大提高，棉花、蚕桑、茶叶、粟及各种粮食作物开始与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密切联系。自然经济解体的直接结果是给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结果则是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成千上万破产手工业者和离开土地的农民涌上劳动力市场寻找谋生出路，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所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从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内的分解和原是封建生产者与其生产方式的分离都猛烈地冲击着封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本身，促使其解体。但是，由于这种分解与分离的过程都是以洋货倾销和洋人入侵为背景的，所以必然受到人们的抗拒和传统的抵触，历时百年的近代中国社会，这一过程始终没能走完，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失去封建的性质。
其次，是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却备受波折，同样走着时起时伏的艰难路径。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挤，另方面是来自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双重压制下，其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艰辛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与此相呼应，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也严重地阻塞、妨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最突出的表现在清朝政府对待民族工业的政策、法令和制度中。清朝当局不但不保护和扶持民族资本。却反过来极力地压制和限制它，“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第19页。）。“商之视官，政猛如虎”（《奏复请讲求商各析》。转引自《戊戍变法资料》二册，第899页。）。民族厂矿的产品一进入流通领域，就逃不出了常关厘卡的枷锁。邹容曾揭露说：“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这就说明，不仅清朝政府利用种种名目对民族资本实行勒索和限制，使它的生存发展十分困难。而且封建主义作为中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又那么顽固地保护着自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
再次，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之软弱抵制面前长驶直入，一方面促使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另方面阻碍排挤着民族资本的发展。但于西方对中国进行掠夺同时也给中国输入了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也就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并且具有中国的特点。就是说，当西方以其垄断的资本方式作用中国之际，其结果却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表现为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两重化发展，两者既相矛盾又相勾连，在近代中国经济形态里占主导地位。
西方垄断资本家阶级以其先进的生产方式入侵中国，通过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而直接利用中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通过贷款控制中国金融财政；通过控制海关、贸易和交通而扼制中国经济命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营方式在中国开办企业，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又以其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中国经济中居于垄断地位从而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截止1936年，日、美、英、法四国垄断中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煤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布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四，卷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八。1894年至1987年，外国投资中借款不超过十七亿美元，但汇回本国利润和借款本息达三十四亿美元。西方垄断资本以其先进生产方式装备了买办阶级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自身经济利益面临崩溃和灾难，但却提醒了中国政府，如果想不被吃掉，就得办近代工业企业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从洋务始，由封建官僚转化而来的官僚资本在中国得到发展，从李鸿章创建官办企业始，经北洋政府经营官办银行和工矿企业，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发展进到顶峰期。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交通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官僚资本在后期接收日伪财产和德意在华的投资面迅速壮大。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品销售直接受政府掌握，政府又受到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它不像民族个体资本那样孤立无援四处碰壁，而是以国家暴力和政治为后盾，拥有独得的发展条件，这种超经济垄断是受帝国主义控制操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但由于这种经济与帝国主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受其操纵，所以，在占有和侵吞中国各族的人民利益中，又结成了反动同盟。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的更为深刻的根源。
由于资本主义入侵所具有的强加和侵略性质以及中国固有的传统所具有的顽强性质，封建主义被代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资本主义的成长却又不能顺理成章地展开进行，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不能不受到正义的反抗，所有的因素都更加活跃了、发展了。要么西方资本主义吃掉中国自然经济，使中国成为彻底的殖民地；要么封建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所代替，使中国也进入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无论如何，这种半封建半殖地的社会形态是不能长久的，它的暂时性已被社会矛盾本身揭露出来了。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必然以崭新的姿态跨进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603 本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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