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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晓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
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
何晓明
目前，中国近代史的宏观研究有两点缺憾：其一，虽然“近代”的下限应断在1949年几乎已成史界公论，但绝大多数论者依然以1919年为界将中国近代史“腰斩”；其二，在腰斩了的半截子近代史的研究中，又津津于到底由哪几个政治事件连成“链条”来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争论，而忽视了全景的、宏观的把握。种种“链条”说的通病，就在于它们过分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而将经济史作政治史的背景条件当成陪衬，将思想文化史作为政治史的观念表现置于附庸。宏观的研究对象，迫切要求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有新的尝试、新的突破。本文试图运用系统观点和方法，将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从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的整体系统来研究，注重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联系。
一
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认为：“系统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5页。）“严格说来，在系统研究中我们不是就系统本身进行分析的，而始终是既研究系统，同时也研究与系统有关的环境。”（〔苏〕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
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来讲，有两种意义上的系统环境。其一，地理位置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其二，与其他民族交往意义上的社会环境。“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明——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2页。）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意义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有人把古代中国社会视为与近代中国社会“开放系统”不同的“封闭系统”，我以为这种看法不妥。不论古代、近代，中外民族交往一直存在，只不过频繁程度和交往方式不同——在系统论看来，是社会系统的行为变量（包括系统施加于环境的输出量和环境施加于系统的输入量（输入、输出量，在这里不是指绝对意义上的物理量，而是指输入、输出物质、信息所蕴涵的相对意义上的文明价值量。））不同罢了。某个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文化位差（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电位差——电流从高电位向低电位自然流动）的存在，决定了系统行为变量的输出和输入量相等的情况十分罕见。社会系统的文化位高于环境，则输出量大于输入量，系统行为呈扩散型；社会系统的文化位低于环境，则输入量大于输出量，系统行为呈吸收型。古代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的区别，就在于此。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社会以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领先于世界。中国帝王大都是积极的开国论者，“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丝毫不用担心“用夷变夏”的情况发生。相反地中华民族倒是凭借高文化位优势，“用夏变夷”，为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六世纪以后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欧洲迅速赶上先进的东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在交往过程中，中西文化位差发生了逆转，中国社会系统的输入量开始向大于输出量方向转化。社会系统行为自然而然地要由扩散型变为吸收型了。158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给古老淳化的中华民族送来一丝西方文明的清新气息，这本是中国和西方并肩走向新时代的大好契机，遗憾的是，“用夷变夏”的心理恐惧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资源凭借相结合，促使清政府于1757年正式下令闭关、禁教。中华帝国的大门在新时代潮流面前关闭了。
一个社会系统与环境的联系，当然不可能被朝廷的一纸圣谕长久地割断，特别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已经涌动起来之时。八十年后，西方文明与鸦片，通过炮舰轰了进来。人们发现，中西文化位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历史无情地证明了：一个民族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的愚蠢做法，对于避免落后（对当时中国许多人来说也可能是保持一种虚幻的“先进”），分明是南辕北辙；证明了“一个系统是开放的，其意义是说，它不仅与环境进行交换，而且这种交换还是使本系统能够生活、繁殖、存续以及变化的一个基本因素”（伯克莱语，转见《马克思和现代系统论》，载《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6期。）；证明了在时代大趋势下，中国社会系统接受外来信息，适应环境变化，由古代进入近代，已经是势所必然。
现代系统论认为，社会系统联系外部环境的行为方式与系统的内部结构密切相关。准确地讲，是前者影响后者，后者决定前者。环境变化要求系统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是一回事，系统因自身内部结构特点能否顺应这种改变是另一回事。在经济方面，由于封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特别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9页。）的资本主义历史必要性还没有出现。在可能性方面，资本主义也缺乏前提条件，劳动力的绝大多数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由于土地兼并等种种原因而失去土地的人口很难被制造业吸收。社会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但往往在地产、高利贷和商业之间流转，且最终大半与地产结合。在政治方面，高度完善的封建秩序和精密的国家机器立足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求统一政权保护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之上，又得到深入人心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坚强支撑，很难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插足的缝隙。在思想文化方面，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修改、补充、丰富，儒家为主、儒道糅合的传统意识形态既服务于封建皇权，又服务于小农经济，在形态上已臻于烂熟，容不得任何一点新思想的萌生。更关键的是，以上三方面相互依存，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脆性结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整个社会系统要么是原封不动，要么是彻底解体。它已经不可能在不改变自身结构的前提下，将先进的资本主义因素纳于自己的运动轨道，为人为的调节开辟广阔的回旋余地。
现代系统论认为，“任何稳定的系统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内部相互联系的结合能大于其组成单元的总动能及与外部结合能之和。否则，这个系统就会在内力或外力的影响下发生分裂或瓦解。”（周怀珍：《系统与信息》，见《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系统的内部情况没有发生突变，即它的内部相互联系的结合能和组成单元的总动能均未改变，但是由于它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潮流，与外部的结合能膨胀起来。A＞B＋C的不等式，由于C的增大，变成了A＜B＋C。于是，整个系统便不是在内力改变而是在外力改变的影响之下瓦解了，系统由稳态变为不稳态，陷入猛烈的振荡之中，而且这种振荡已经不再具备“周期性”，而是“一次性”、“毁灭性”。
社会系统由不稳态恢复到稳态，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消除干扰源，而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环境已经证明清政府1757年的做法不但无效而且有害；二是依靠原有结构的强大弹性消化干扰，但成熟而僵化的封建系统结构特点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三是改变系统的内部结构，适应新的环境，实现系统内部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新的平衡，这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系统的自然历史行程。
二
具体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发生的结构改变，要求我们深入到社会子系统层次进行研究。
马克思在那段着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性论述中，提出关于社会系统结构基本因素的两个序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1．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
2．生产方式——社会生活过程——政治生活过程——精神生活过程。
参照两个序列的大致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成社会系统的三个要素，即：一个深层子系统——经济生活子系统和两个表层子系统——政治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据此，对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可作如下划分：
（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份占压倒优势，同时也存在着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成份和蛮横的外国资本主义成份的经济生活子系统；
（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企图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成功地挫败这一企图，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自由的政治生活子系统；
（三）顽固的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复较量而后者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
如果说古代中国社会系统长期稳定的内部机制在于发达的封建经济与大一统的地主官僚政治、成熟的儒家正统思想文化的高度和谐，在于系统内部子系统间结合能的强大，那么近代中国社会系统激烈动荡的内部机制，就在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系统内三个子系统的和谐关系被破坏，子系统结合能相对萎缩。本来应该为政治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条件的经济生活子系统，由于自身的巨大历史惰性，难以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产生质的飞跃而大大限制了政治、思想文化子系统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输入，政治、思想文化子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主要地借助于外来基础实现自己的跳跃式前进。社会表层子系统以自己的“超前”变化来带动社会深层子系统以至整个社会系统的更新。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结构的根本特点。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浪潮由西向东席卷全球之际，中华民族尚未走到封建社会天然的尽头。明清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依然是萌芽，远不足以对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构成实际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在近代中国，“后者的解体”的趋势不可否认，但促成这一解体的主要物质力量并非中国社会内部随着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出现的“机器和货币”，而是外部世界强力推入的商品和资本。这种异己的力量主观上不仅不是“前者的要素”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解放者，恰恰相反，是它的扼杀者，这就反过来决定了外国商品、资本对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冲击必然显得单薄、乏力。封建社会肌体对于用外科手术方式强行植入体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移植器官”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排斥效应”，这方面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例证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旧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的堡垒的堡垒——上海公共租界里，还有手织机近一万架！（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页。）
历来人们讲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讲近代工厂有若干，产值有若干。这当然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在对整个近代中国经济生活子系统进行质的分析的时候，片面突出以上内容，忽略了量的比例关系，就有以偏概全之弊。离开了量的质，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包括质的本身。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压倒优势地位。直到1949年，农业产值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9％（《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第80页、图表页。）。判断中国近代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关键是看农业中资本主义成份所占比重。据有的同志测算，解放前夕，全国耕地面积总数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占17％，农垦公司经营的占1％，合计约18％。但这几种经营都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扣除其中不同程度的封建、半封建成分，实际的资本主义成分的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8．5％（丁长清：《浅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至于工业方面，1949年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6．4％（《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第80页、图表页。）。这就是说，一直到近代中国历史结束之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强（0．085×69．9％＋0．564×30．1％□0．22）。甚至在1952年，个体经济仍占国民收入各经济类型比重的71．8％（《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第80页、图表页。）。“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0页。），经济生活子系统呈现出典型的“死的拖住活的”的特征，与政治、思想文化子系统比较，变化相对停滞。
系统环境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子系统的影响，后果要严重得多。其表现是：
第一，政治力量多元化。在西方，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地主、农民两大阶级很快消失。可是在中国，典型的与封建关系相联系的地主、农民阶级却与近代历史共始终。外资侵入造成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致使古代中国农民、地主两大阶级对峙的政治格局被农民、工人、地主、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力量的并立局面所取代，阶级关系错综复杂。从剥削与被剥削阶级营垒划分，是地主、资产阶级与农民、工人阶级相对立；从新旧生产关系划分，又是工人、资产阶级与农民、地主阶级相对立。
第二，政治斗争复杂化。在民族斗争方面，古代中国内部的民族冲突被一致反抗外来侵略的对外民族战争所替代。在世界近代史上，找不出第二个民族象中华民族这样同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过直接的武装斗争。在阶级斗争方面，短短一个世纪之内，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相继作为革命领导力量对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反动政权英勇冲击。各阶级、阶层之间，多次结成范围不同、牢固程度不同的政治性联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相互交织，敌、我、友关系变幻不定。政治斗争之尖锐复杂，在世界近代史上也堪称首屈一指。
第三，政治结构分裂化。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相互勾结、相互争夺，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结构被彻底瓦解。以清末统治集团内帝党、后党的争权开端，到北洋军阀时期直、皖、奉系的撕咬，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军阀割据混战，近代中国一天也没有真正“统一”过。这一方面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又为人民革命政权提供了生存的缝隙，为新的社会系统的潜在稳态提供了存在条件。
在近代中国社会三个子系统中，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变化最为迅捷。地主阶级改革派痛心疾首的“变法”呼喊余音未了，农民阶级已超水平地提出带有明显近代民主气息的“资政新篇”；资产阶级改良派刚刚踏上“君民共主”的维新之路，革命派已揭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大旗；旧三民主义尚未山穷水尽，“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象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发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李泽厚：《近代中国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身心为之一振的新的意识形态。从渊源上都是来自中国社会系统以外的西方世界。在近代中国，所谓新学与旧学之争，其实就是西学与中学之争。这种奇特历史现象的社会根源，就在于落后、停滞的经济生活的矿藏，已经没有可能冶炼出先进的思想之剑，而紧迫的政治危机，又迫切需要这样的剑。因此，觉醒的中国人不得不向外部世界去追寻、去探索。“西学东渐”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地进行。
中华民族有自己雄厚的传统文化背景，这是接受“西学”的基础。弃旧图新绝非象扔掉一双破鞋子那样轻松。况且对于传统文化本身，还有一个区分糟粕、精华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这不得不接受的“西学”恰恰来自那些杀人越货的殖民强盗的故乡，这更大大增加了中国人接受“西学”时本能的民族自尊、自卫的心理障碍。顽固的中国人固然“恶西学如仇”（《清史稿》卷471《徐桐传》。），而开明的和先进的中国人也长久地困惑于究竟用什么方式、在怎样的程度上放弃旧文化，接受新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光荣地屹立于近代世界民族之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诡辩，表现出封建阶级不甘沉沦的绝望的机智；严复“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的引证，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西学之“体”、“用”科学本质的清醒的认识；陈独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答辩，证明了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准确的把握；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呼唤，才最终科学地回答了贯穿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子系统发展全过程的广义的“体用关系”问题。
如果说落后的经济生活子系统状况决定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必须依靠引进“西学”，因而“体用关系”问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大钮结，那么，尖锐复杂的政治生活子系统的状况，就决定了社会政治思想成为这一领域内的一大重心。脱离政治斗争的纯粹的哲学家、思想家在风雷激荡的近代中国没有自己的摇篮。思想界的巨子无一不是一身而二任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鲜明特点。与此相应的弊病则是政治思想以外的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相对贫乏。近代中国产生不出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伟大职业哲学家，产生不出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宏大思辨哲学体系，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子系统内完全没有哲学的地位，或者说这个子系统没有自己的哲学特点。其实，就以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我们便可看出两点：（一）辩证观点鲜明。进步思想家，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营垒，都将事物发展变化的“变易”思想作为政治改革的理论支柱。相比之下，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显然由于不合时宜而遭到思想家们的冷落。（二）唯心色彩浓厚。先进思想依赖“进口”，这一方面省略了创造的痛苦，似乎是思想界的“幸运”，但这种“幸运”中隐藏的苦果，却留给人们在长久的岁月里回味。由于自身没有经历一个从现实物质生活中提炼思想结晶的过程，近代思想家往往忽视思想力量的物质基础，进而产生对于思想的超物质意义的神秘力量的崇拜和迷信。以上二点的结合，便形成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中唯心主义辩证法影响深远的特点（当然，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后三十年，情况出现了重要变化）。这显然是有它政治、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的，正如以上所分析的那样。
三
在任何一个多自由度的复杂系统中，如果其中有一个或几个不稳定的自由度存在，那么它们就可以把稳定的自由度拖着走，一直拖到空间的某一点，这个点就是该系统的一个稳定状态（参见魏宏森：《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这是现代系统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系统中，正是不稳定的自由度——政治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拖着相对稳定的自由度——经济生活子系统向前走，走向该系统的重新稳定点，即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结构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的各种潜在稳态模式相互竞争，最后，由系统的内外条件和性质所决定的最佳模式征服了各子系统，使之纳入自己的轨道，由存活下来的某一最佳模式形成整个系统的新的稳态结构。
在近代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描绘了基于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蓝图，康有为设想了有浓郁改良色彩的“天下为公”乌托邦，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为核心的空想社会主义宏伟构思。“无可奈何花落去”，种种美妙的幻想都被严酷的历史无情地否定、淘汰，社会系统依然动荡不安；“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华民族终于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找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系统重归稳定的最佳模式——新民主主义社会系统结构。
毛泽东同志这样表述这一系统结构的子系统构成：
1．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耕者有其田，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相结合的经济生活子系统；
2．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生活子系统；
3．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见《新民主主义论》。）。
“从具体历史观点来看，受到外部因素作用并把这种作用的结果体现在自己的质和属性（即它的特殊性上）的所有事物，本身已经是一种特定历史的产物，它是以前条件的作用与它所固有的一定的内在联系类型和发展阶段的某种统一。因此，它接受外部条件对它的影响也是以特殊的方式，即以适应了它原已获得的个性——质的方式进行的”。（王炳文等：《苏联对系统理论的研究》，《外国哲学》（1），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6—337页。）新民主主义社会系统结构正是如此。它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在其经济生活子系统内，封建生产关系被消灭，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生产关系逐步发展、壮大，产业结构中工业所占比重赶上并超过农业，民族经济健康成长，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其政治生活子系统内，广泛民主而又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阶级对立趋向缓和，剥削阶级逐步消灭。民族完全独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与世界各民族的友好交往不断扩大。在其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内，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受到清理、批判。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得到继承、发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扩大阵地，日益深入人心，整个系统从纵的方面看，是中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从横的方面看，又适应了世界环境的不可抗拒的潮流。它的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从近代中国的极度不协调状态中解脱出来，整个系统的行为方式，也完成了从扩散型到吸收型的伟大转变。很显然，这样一个对内、对外都处于高度协调状态的社会系统，必然是一个稳定、繁荣的最佳模式。
这种全新社会系统结构的建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时间上看，中国人民首先是在思想上赢得了解放，挣脱封建主义枷锁，摒弃资产阶级说教，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然后赢得政治上的解放，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站立起来，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最后才是经济上的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解放直到今天仍未完成。这种先后差别，正与近代中国社会各子系统运动特征相吻合：思想文化子系统演进最迅速，经济子系统变化最缓慢，政治子系统则介于二者之间。
从空间上看，这种全新的社会结构首先是以潜在稳态的萌芽形式在旧结构内部，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根据地出现，然后才推向全国。这完全符合社会系统变化的一般规律。西欧封建社会的最终瓦解，正是起步于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政权组织和人文主义思潮）在旧结构内部的城邦国家内的首先结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城市走向乡村，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乡村走向城市。中西变革封建社会道路的逆向矛盾，在社会系统论的结构演变规律中完全合乎逻辑地统一起来。
四
现代系统论认为，旧系统的瓦解，新结构的建立，主要是指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方式发生改变，而并非各子系统的全部、彻底更新。旧系统瓦解以后，它的某些特点仍在新结构中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社会系统也应作如是观。
在经济方面，我们用七年时间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搞了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做了重大努力，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不高，除了主观方面的失误，近代中国留给我们的过于薄弱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落后的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毕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政治方面，近代中国空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战争环境，使人们极易产生阶级斗争等于政治生活全部内容的误解，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因而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不能长久稳定。
在思想文化方面，近代中国时间不长，但思想史层次十分丰富，内容非常驳杂。几乎近代西方所有的思想文化派别、体系，都曾在中国舞台上作过程度不同的表演。许多思想尚未充分展开就已落后于实践而被弃置一旁。紧迫的民族危机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人们最迫切讲求的是武器的批判，而对批判的武器多多少少抱有某种程度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有囫囵吞枣的弊病。遗害至今，往往在“左”的路线指引下，把封建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来颂扬（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一言堂），把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来讨伐（如经济上的按劳分配，政治上的民主制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子系统的相对停滞造成的三个子系统协调关系的断裂，决定了政治、思想文化子系统的“超前”变化是社会系统延续和发展的唯一途径。中华民族不首先从思想和政治上赢得解放，不仅经济之落后将永远继续，而且民族将沦亡，整个社会系统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反过来说，一旦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重新恢复，那么政治、思想文化子系统用自己的“超前”变化来带动整个社会系统发展的运动方式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必须改变。具体地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系统结构一旦建立，三个子系统的演进速度的次序就应该来一个颠倒。迅速扭转经济停滞局面，用经济生活子系统的快速变化来促进政治、思想文化生活子系统的健康发展，这才是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系统的唯一正确的运动方式。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604 本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