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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之我见

笔者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最根本的失误是混淆了政治史与思想史的区别，的确值得重新思考。因为，第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以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但却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源之水，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第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的确具有外因决定论之嫌，这种观点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之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尤其是经世思潮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没有经世思潮的复兴对乾嘉考据学风束缚的突破，西方挑战引起的就可能是另一类型的反应，即：不是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是固守传统。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是近代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参见拙作《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而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虽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正式提出来的，但它们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的禁烟，而中国之所以禁烟，是由于英国大量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对于这种危害，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包世臣、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就进行过揭露。也正是在他们的要求和推动下，中国的禁烟运动才开展得轰轰烈烈。至于社会进步，也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就对清王朝衰世下的种种黑暗现实和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过揭露和批判，提出过“更法”和改革的主张，尤其是包世臣和魏源提出的漕运和盐法改革，已注意到商人的利益和作用，并提出了“农商并重”的新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之前，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根据上述这些认识，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社会现实，倡导“更法”和改革。嘉道经世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判社会现实，倡导“更法”和改革。以龚自珍、魏源、包世臣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对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黑暗现象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君主专制统治。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他们还大力倡导更法和改革，就漕运、盐法、河工、币制、农政、科举等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尽管就价值取向而言，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还是倡导的“更法”和改革，他们都没有完全超越出传统思想的范围，其理论依据也依然是儒家经典，包括《易经》的变易观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但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他们“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意义，而且也开启了晚清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要求改革的风气。后来的一切进步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他们的影响，其社会批判思想和“更法”改革思想，“对于鸦片战争后一切谋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来说，是起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的”（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17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龚自珍时便承认他们那一代“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所以，“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第二，“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嘉道经世思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林则徐、尤其是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将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即于鸦片战争后纷纷开眼看世界，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股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几十年之久。王韬就曾说过，“师长一说，（魏源）实倡先声。”尽管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的不断进步，对“夷之长技”之内容的认识各有不同，概而言之，在甲午战争之前，先是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养兵练兵之法比中国先进，继而认识到西方的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以及机器制造和经营管理也比中国先进，于是有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到了甲午战争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人认识到，“要救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外国”，并把学外国的内容锁定在“兴民权”、“设议院”上，据此搞了场变法运动；再到了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人同样认识到，“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而他们所认识的“外人的长处”，除坚船利炮、西艺西学外，也不外是西方的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和维新派不同的是，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而他们则主张民主共和，并据此发动了辛亥革命。但无论洋务派也好，康、梁维新派也好，孙中山革命派也好，他们对“夷之长技”的认识都不过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继承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海国图志》从1844年初刊行50卷本到1902年，不到60年间，连续刊刻9次，一直是广大爱国人士喜好的读物。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左宗棠、曾国藩、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阅读过该书。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虽然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主张提出了批评，说那不过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之言，但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则评价甚高，认为“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他本人也在继承和发展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洋器”、“采西学”的主张。作为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左宗棠就曾明确声明，他在“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就是实行“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之说（左宗棠：《〈海国图志〉序》）。康有为等萌发维新思想，也直接受到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的启蒙。据其日记记载，1879年前后，康有为曾多次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就是到了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海国图志》一书、尤其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影响时还写道：“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此为精当之论。
第三，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重视现实问题的新学风。嘉道经世思潮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面向现实、讲求功利、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正是这种新学风，推动着以龚自珍、包世臣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于鸦片战争之前，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主张社会改革，重视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称之为“三大政”的“漕、盐、河”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有些方案在具有经世思想的封疆大吏陶澍、贺长龄等人的支持下被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正是这种新学风，继续推动着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于鸦片战争后，在国难当头、西方列强的入侵成为举国震动的第一件大事时，“率先把他们注意的重点，从国内问题转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去，‘创榛劈莽，前驱先路’，开创了研究‘夷情’、研究洋务、研究西学为特色的时代新文化”（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16页），从而给嘉、道之际复兴的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便是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了解夷情，“开眼看世界”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提出。嘉道经世思潮所开启的这种新学风对晚清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极大，它不仅继续推动着洋务派和维新思想家研究和解决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从而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发生，而且也继续推动着鸦片战争后的一些思想家对中西文化及其关系进行新的思考，推动着经世之学对西学的接纳。比如戊戌变法前后编辑的几部《皇朝经世文续编》，虽然在体例和卷数上与魏源助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变化不是很大，但内容上则大量辑录了有关西学的文章，甚至将传教士李佳白、林乐知和李提摩太等人的文章也收录进去。1897年梁启超手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居今日而言经世，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将西学纳入经世之学，这是中国思想或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重要标志。因此，经世思潮所开启的这种面向现实，讲求功利，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新学风，可以说为中国思想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虽然不赞成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但无意否定1840年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就中国政治史而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此之后，因《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士完整和国家主权遭到了破坏，从此，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鸦片战争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意义之重大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1840年鸦片战争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具有经世思想的思想家于鸦片战争之后“开眼看世界”，也只有魏源在“开眼看世界”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但“开启”并不等于“形成”，实际上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这一新潮流的形成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同时，还必须看到，之所以是林则徐、魏源等人而不是其他人于鸦片战争之后“开眼看世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由于林则徐、魏源等人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是经世思潮的复兴者，他们于鸦片战争之后“开眼看世界”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之前所具有的经世思想的逻辑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试想，如果鸦片战争之前他们不是经世思想家，他们于鸦片战争之后能够睁眼看世界，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吗？就此而言，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之前经世思潮的复兴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所提供的“可能性”，就很难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的“现实性”。同样，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挑战，鸦片战争之前经世思潮的复兴所提供的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的“可能性”也很难成为“现实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的链条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的主要理由。
这里涉及到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受泛政治史的影响，学术界往往以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思想史的分期。由于中国近代政治史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理所当然地也就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这恐怕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问题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政治史虽然与思想史关系密切，思想的发展变化受政治发展变化的影响或制约很大，但思想史毕竟不等于政治史，它有自己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和逻辑。因此，政治史的分期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史的分期。从政治史来看，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分界是十分合适的，但就思想史而言，以整个嘉道年间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可能更科学一些。当然，这只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正确与否，还希望得到学术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来源：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