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齐辉：论近代精英家庭教育的嬗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家庭教育-齐辉：论近代精英家庭教育的嬗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齐辉：论近代精英家庭教育的嬗变
论近代精英家庭教育的嬗变齐辉中国近代家庭教育的嬗变，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走势紧密相连的。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开放度不断提高，传统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家庭教育作为家庭功能的重要部分突破传统的固有模式开始以多样，自由灵活的教育方法迎接近代社会的转变。这种变化适应了转型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近代的家庭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环节，积极参与到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之中，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精英群体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是社会先进思想观念的接受者、传输者。他们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投身于社会的变革中。他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家庭教育转型的尝试上具有代表性和创造力。在他们的引领之下近代的家庭教育嬗变既浓缩了中国数千年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又体现出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互动的时代特征。
一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以前精英群体的家庭教育没有脱离传统的范畴，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以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成为稍稍变革传统家庭教育的先行者，他们的家庭教育体现了经世致用，关注民生的时代特征。他们在家庭教育中注意培养子弟们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求真知，讲实学。注重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作到融会贯通，学有所用。林则徐在家书中训示儿孙，“读书贵在用世，徒读死书”即使学有所成，也是“全无阅历深而才学薄，虽折桂探杏而实学实浅”[1]，主张在家教中实学实践，向古人学习，作到游学并重。曾国藩在家书中则指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所谓读书明理即讲求真伪，明辨是非，这是教子的首要课题。曾国藩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万物之本，尤其重视经国治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博采百家。在他的家教之下，曾氏子弟涉猎群书，如《史记》、《汉书》、《庄子》、《读史方舆纪要》、《几何原本》等达几十种。他要求子女在读书的过程中要熟读精思，并写出读书札记来，这些书不是科举考试所指定的书目，但曾国藩却要求子女认真去读，其目的就是希望子女从这些书中学到实际的知识。左宗棠在家庭教育中也提倡重实学、轻科名,认为“读书只要明理，不必坚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3]，在要求其子轻科名之学的同时对其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吾儒读书，天地万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鼓励子弟从书本中走出，在社会中锻炼，学习各种实际知识，“人情事故皆须体察，多一份体贴多一份阅历”，“人情事故上有真学问，真经济在”，此时精英群体对知识范围的认识大为宽泛，实际上涵盖了一切有益于人生实际的知识与道理。
这一时期，家庭教育中首次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扩充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标志起弊振衰，拯救民族危亡家风民气的兴起。林则徐是禁烟运动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在家书中他反复忠告子女要力戒鸦片，力避不良习气对子女的习染。他认为“鸦片充斥，荼生耗财，殊为可忧，闻此已传至各地。故乡子弟亦有不幸染此癣者，殊属可恨”。他写信询问在京为官的长子“京中情况如何，可有此毒物否？”并告诫说：“嗜此者，大率因夜眠不足，精神困顿，初则视为药品，以为稍吸无妨，继则为知其害，而已欲罢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吾儿，须切戒之，勿以稍吸为不足虑，更勿以暂吸不足成瘾，须知此物之毒不减鸩酒，初吸之以为可振作精神，实则饮鸩解渴耳。”[4]面对家乡子弟吸食鸦片，林则徐深为痛心，“此物鸦片触目，十户之中吸食者半数，即官场中染此者亦多，可恨之极，决意严行禁止”[5]，融入了爱国主义的内涵。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同来的不但有鸦片还有西学。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先进士人第一次把西学纳入到家庭教育中来，打破了传统家庭教育以儒学为独尊的局面。在家庭教育中，曾国藩鼓励子女兼容和钻研西学。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谈及中国如何富强时认为“中国自强之本在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皆是也。”[6]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曾国藩以远见卓识教其子先国学后西学，以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家书中他认为近代科技不过是“夺造化之工，而便民用”，并不为洋人所专有，只要抛弃鄙视外来事物的偏见，努力去学习，同样可以被中国人所掌握。他把不懂天文算学视为自己生平“三耻”的第一次耻，嘱咐其子“当思雪此三耻”[7]。这些观点对子女和后世家庭教育思想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60-90年代是近代家庭教育由传统型向现代转型的明显起步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步开展，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建，留学教育的兴起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家教方式开始在洋务官僚家庭中逐步展开。
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同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学教育有某些优越的地方。张之洞对留学的态度尤为彻底和坚决，认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读中国学堂三年”[8]。基于这些认识洋务派把送子出国留学作为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
李鸿章和张之洞作为晚清洋务巨擎，他们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地位，为子女的教育创造无可比拟的优越环境。李鸿章曾出访欧洲各国，长期从事外交和洋务，对国外的社会和伦理观念有一定的认识，在家庭教育上较为开通。他认为“吾国自古相传之伦理曰五伦，此五者直纲纪在家庭封建时代似可通行，然之不甚适当”，“大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故吾之伦理，愈不适应于当世，可吾国人犹泥之” [9]，对传统伦理观念弊病的认识，是李鸿章家庭教育与其他士大夫不同的基础。李鸿章时常把李经方带在身边处理政务，让他长见识增才干。他写信告之其他孩子“近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聘请外国之名士，为教授，专受外国语言，吾儿待国学稍成之时，可来申学习西文，余未读蟹形文字，每与外国人交涉颇感困难。吾儿他日当尽力研求之”[10]。在他的家庭教育中洋溢着浓厚的西学氛围和洋务精神几个子女对西学的认识远超同侪。曾纪泽在日记中曾这样描写李经方学习外语的情形“伯行聪慧绝人，从白狄克学英文，甫期年已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手操铅笔，口诵语规，孜孜不倦”[11]。李鸿章还在家庭教育中一改传统教育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让子女们树立工商立国、自强求富的意识，认为“国是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成法，藏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教重于文字”[12]在这里西方知识观念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但是一种需要更上升为一种自觉。
张之洞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要求更为严格。他送儿子自费留学日本，专攻军事和商务。他告诫其子，“汝出国门以半月余，为父未尝一日忘汝，然必令汝出国门者，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成之器，有用之才耳。”[13]他让孩子学习军事的目的，既是为国家也是孩子的兴趣爱好所致，“方今国是扰攘，外寇分来，边境屡失，日复地亦危，振兴之道首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汝自幼即好动，余深知汝之性情；然世事艰难，习武亦佳。送汝东渡日本士官学校，与汝之性情相近，汝即此应努力上进，进得其意，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未可限量”[14]。他反复教育孩子不要养成纨绔子弟的习气，认为“汝为军人，应较常人吃苦尤甚”。体现了张之洞在家庭教育中的自知之明和超前意识。
19世纪9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加之甲午战败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在家庭教育领域内作了一些有益的的探索和尝试。家庭女子教育在此时悄然兴起，平等观念在家庭中的运用与确立，对传统家庭教育弊端的反思，成为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鲜明亮色，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进步。
梁启超是家庭教育的艺术大师，他把乐观纯真，与时俱进的性格特征渗入到了家庭教育之中，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立身垂范影响子女们的成长。家庭中他是孩子们的朋友，在潜移默化的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平等自由的观念。梁启超反对枯燥刻板、生硬的家教做法，提出应该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年龄特点，贯彻“趣味教育”的原则。他在《趣味主义与教育趣味》一文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到，拿趣味做根底”[15]。把趣味看作家庭教育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事情，一改传统家庭教育缺乏趣味教育的缺失。爱国是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核心。他常给子女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培养子女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的教育观是开放的，他鼓励孩子出国深造，先后送7个子女到国外学习。使他们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成为各领域内学贯中西，有所建树的专家学者。本来孩子们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上流社会，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在父亲的教育之下他们没有定居国外而是全部学成回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子女道德培养上，梁启超以自己的崇高情操为子女树立了光荣的榜样，他教育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苦难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的品格和意志“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是真的快乐”[16]。
梁启超很注意培养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学深思的习惯“做学问要猛火熬，慢火炖，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他反对传统家庭教育中父母主宰子女人生选择的做法，积极引导子女树立自己的独立意识。他尊重子女的个性和志趣，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以平等的原则设想孩子的发展方向。他的家书充满了父爱深情，对人生、学问、事业无不涉及，读之感人至深，给人以思想的启示。
严复也是较早接触西方家庭教育理论的，认为家教是救国的重要途径，他在家书中说：“近读《教训幼稚》一书，言人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不偏。又欲为学，自十四至二十间决不间断，若其间断，则脑脉渐痼，加之妻子仕官财利之事一诱其外，则终身学问门外汉矣”[17]，可见他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他主张孩子要走出家门，培养独立的能力。认为“是男儿志在四方，世故人情皆为学问，不得不舍儿早离膝下，往后阅历一番，盖不徒课堂科学，为当务急也。”[18]很早就把子女送到唐山学习工科，鼓励他们独立学习和生活。他让孩子走出家庭的狭小空间到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大抵少年能以旅行观览山水名胜为乐，乃极佳事，因此中不但逸情遣目，且能增进很多阅历学问，激发志气。”他认为应该培养孩子多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这样就能知道“古人生长知经由，用兵形势得失以及土地物产人情风俗”。严复晚年饱受病痛折磨，因此他对子女身体极为关注。他在家书中说：“须知少年用功本是佳事，但苦为此转至体力受伤便是愚事”，如果那样“使身体受伤，学何用耶？”[19]重视体育，主张劳逸结合，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身体健康的关系，是严复家庭教育的一大特色。
中国古代对女子的家庭教育有严格的规定，在家庭中妇女主要接受《女诫》、《内训》、《女四书》等，这些书大都宣扬三从四德，维护封建社会的男权独尊地位，晚清以来在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的家书中很少能够看到家族妇女受到教育，这种局面到戊戌变法以后得到了改变。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重视女子的家庭教育问题。康有为是女权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他不要求女儿缠足，并推及于社会。他的女儿康同薇、康同璧是不缠足协会的骨干成员。在康有为的精心培养下两人成为中国最早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变法失败后，康同璧随康有为周游世界，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南亚和美洲。她在美国留学，在日本办过报纸，通晓英文、日文，是中国较早的女留学生之一。1902年她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倡导女权之先声”，康有为写诗鼓励道：“美欧几万里，幼女独长征，岂不怜孤弱，其如华发生。女权新发轫，大事汝经营。”[20]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是女子教育的鼓吹者。《饮冰室合集》中关于女权的文章就有《论女学》、《倡社女学堂启》、《人权与女权》等十多篇。他认为女子没有教育权是“实祸天下之道”，提出“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21]。梁启超不但让自己的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十分鼓励她们选择自己生活。女儿梁思庄最初在美国攻读生物学，但当得知她没有学生物的兴趣时，梁启超赶紧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既然如此，为何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知道，我推荐的学科未必适合你，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要听爹爹的话。”[22]对女儿自己的选择给予了理解和尊重。严复也认“自《列女传》、《女训》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努力，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23]主张妇女不但要学习，还要广泛地参加社会活动。他对几个女儿的教育倾注了不少心血，严瑸、严璆、严顼、外甥女何纫兰的学业都十分出色，有的还超过了他们的长兄。严复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写到，“你兄心浮，不肯心细做文章，读书不好，汝们不要同他们一样，父见之严明，难得小小年纪，便学好如此”[24]。对女儿的进步给予充分的肯定。戊戌前后，精英群体在家庭教育中给女子以平等教育权利，体现了他们对妇女地位的关注，从而否定了传统家庭教育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
二
1902年张百熙拟订《钦定学堂章程》作为第一部具有近代特征的教育立法颁行全国，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订《奏定学堂章程》进一步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体制的主要依据，两个学制十分重视把家庭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尤其是后者为家庭教育专门拟订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设立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的幼儿，通过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进行学前教育，并提出“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25]尽管章程有很强的封建气息，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家庭教育的第一部立法，具有开风气的作用。此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纷纷设立蒙养院。其办学宗旨、开设科目等方面均与蒙养院章程的规定基本相同。招生对象和规模系四到六岁儿童30名左右，生源是附近邻居亲友子女。据不完全统计，1907（光绪33年）全国蒙养院428所，在院幼儿4893人，后一年减至114所在院幼儿2610人，1909（宣统3年）蒙养院尚有92所，在院幼儿2664人[26]。章程的颁布对改变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期，传统家庭教育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家庭教育成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利器，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几千年来中国的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攻击。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把对传统家庭教育的反思和批判作为重塑民族思想、伦理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课题。他们注意到传统家庭教育是以家长为本位的，忽视人的个性自由，这制约了子女的个人自由和幸福。家长的绝对权威，使家教更多的是体现被教育者的服从和忍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开始在家庭教育中正视个人的人格地位，人本思想在家庭教育中得到普及。陈独秀认为传统父为子纲的观念使子女成为父母的附属品从而“无独立之人格”“以纲常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即使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蓄其子弟，子弟养其父兄，此非个人独立之道也”[27]。还是年轻学子的胡适早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写有《敬告中国的女子》、《论家庭教育》等文章，论及家教的重要性。他认为孩子就像山上的树条从小弯曲长大后就难以正直，人生“三岁定八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要紧的，将来成就大圣大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师大盗，小窃偷儿，都在家庭教育这四个字分别上来”。[28]胡适自己教育孩子既不溺爱也不放任，在履行抚养义务的同时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他十分钟爱的儿子祖望，年仅十岁便离开北京去苏州寄读[29]。其目的有三：一使他操练独立生活之能力，二是操练合群之生活,三是使他自己觉得用功的必要。独立不单指孩子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强调孩子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做事要有责任最为重要，作的好是你自己的责任，作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关于合群，他告诫儿子自己做事，“但不可妨碍别人”，“要尽力帮助别人，但是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合群有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时时替别人着想”。关于用功，他激励儿子要学习上进，指出“功课要最优等，品行要最优等，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30]胡适对孩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鲁迅则运用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批判传统家庭教育中的错误作法提出了自己一套家教思想。针对过去教育中广泛存在的父权家长制，鲁迅愤慨地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利和威望。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来说之前早已错了。”[31]反对家长把自己的观念任意施加于孩子和任何家庭成员。1911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批判了封建家庭教育中的“恩威”思想，主张父母应该少一点长者的本位思想与利己主义，多一点义务思想和责任心。他提出家庭教育中首先要理解孩子，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与成人不同，如不先行理解孩子，一味蛮做，是不利于孩子发展的。鲁迅主张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儿童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的性格。在《从孩子照相说起》中指出，“中国一般的趋势，只有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是培养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人”。他批评过去家庭教育中两种错误的教育方法，一种是放任，一种是严酷。他写到“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两种方法，第一类任其跋扈，一点不管。第二类则终日给以冷遇或训斥”，结果教育出来的“一种是带横暴气味的顽童，一种是只有一副死板板脸相的所谓好孩子”[32]都是不利于孩子发展的。民国初年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型家庭教育以与传统型家庭教育有着质的不同。
民国初年，一批教育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投入到家庭教育的研究中，各类专着纷纷问世，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初步建立。除鲁迅、胡适的论着外，还有爱国将领、广东省长朱庆澜写的《家庭教育》一书，这是民国期间最早一部白话文的家庭教育专着。该书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原则、内容及注意事项都有简明扼要的论述。此外，我党早期着名的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在大学期间就对家庭教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其大学毕业论文《家庭教育论》中他认为：“家庭教育是以各种方法，使儿童身心性各方面均完全发达”[33]。由于教育应当负担传播知识，传输职业技术和读书、明理、学圣贤三项任务，只有学校的老师是不能完全胜任的。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家庭有家长之爱，惟有“爱之甚，才能责之切”，家庭教育起步早就能“用力少而成功大”，“如果年幼受良善之家庭教育，长大与社会接触，亦易有强因之把握，不为恶习熏溺”。家庭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家庭环境比较单纯，“较少社会恶习染之妨害，故其教育易成功”。他主张“教”与“育”，“严”与“慈”结合起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样就能达到好的教育效果。与以往家庭教育忽视儿童个性培养不同，他十分注意儿童的个性塑造，认为“知其气质之偏，知其特短与特长，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就其特长而助之”。他的《家庭教育论》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家庭教育内在规律的理论专着，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恽代英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庭教育的先河。
着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是我国专职研究家庭教育的第一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家庭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是这一领域内的权威和近代家庭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早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学校。1914年赴美留学，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专攻儿童教育专业，是我国这一领域学习西方正规家庭教育理论的第一人。五四以后，人们虽然对传统家庭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述和着作，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的系统研究还十分薄弱，对传统的评价也有偏颇之处。陈鹤琴回国后，以极大的创业热忱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之中，从1920年起，他以长子一鸣为研究对象，进行长达808天的考察和实验，1925年他把研究成果编辑成《儿童心理学研究》、《家庭教育》两部专着，详细阐述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使家庭教育从个别的实践上升为普遍规律的总结，陈鹤琴对于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全新的阐释，特别是《家庭教育》一书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成为一代父母进行家庭教育的最好教科书，陶行知称该书是“系今中国出版教育专着中最有价值之着作”[34]。他把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化、系统化家庭教育范式，对家庭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传统家庭教育向近代家庭教育嬗变完成。
三
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处于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故传统家庭教育也呈现出新旧杂陈、中西并举的特点，而爱国保种、变革传统、学习西方、平等科学、则始终是近代精英群体家庭教育转型的主旋律。近代精英群体的家庭教育转型始处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精英群体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承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创造出了成功的家庭教育范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在他的培养之下，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成为了学贯中西的着名学者。曾纪泽不但诗文书画自成一家，同时还通晓外文、出使英、法、俄等国成为晚清着名的外交家。在中俄边境谈判中，他坚持严正立场，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在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为中国收回了部分国土。并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中法战争的交涉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纪鸿虽英年早逝，但在研究古算学和西方数学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锐思勇进，创立新法”，着有《对数详解》等书，“为不知代数者开其先路”。李鸿章的家庭教育则进一步突破传统，其家庭成员大多投身洋务事业，成为近代中国规模庞大的洋务家族。他的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都求学游历于国外，在近代中国的政界、外交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康同璧是近代着名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和报人，梁启超的子女九个子女各个成材，学有所成。长子思成毕业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系，长期从事古建筑的研究保护工作，是我国近代建筑研究和教学的先驱，解放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的设计工作，因其在建筑领域的巨大贡献被授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思永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和人类学系，1930年学成回国后，主持过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解放后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幼子思礼十七岁离家赴美求学，获博士学位，成为着名的火箭控制专家。1985年他因在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研究中的贡献被授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一家出了三个院士这在近代家庭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近代精英群体家庭教育观念是开放的，他们教育孩子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通过实践锻炼能力培养社会化人格，使家庭教育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同时打破了传统教育中“父母在，不远游。”的陈旧观念积极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遥远的海外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阔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为其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精英群体的家庭教育是平等的、理性的。精英群体在教育中注意培养子女的独立人格，发挥被教育者的主动性，为其创造自由成长的空间。他们以不满足与对家庭教育个别经验的传授更试图从学理上总结教育中蕴藏的科学规律，使家庭教育得到了理论上的升华。近代社会精英家庭教育的转型虽然仍存在一些封建家庭教育的残留但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良好的家庭条件为子女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活动又融入到历史的进程中，推动了历史车轮。精英群体家庭教育的转型体现他们对国家命运和民族素质高度关注，重新回顾总结这段历史对于认识当代家庭教育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24页。
[3]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M]，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3页。
[4]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5]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M]，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46页。
[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18页。
[8] 张之洞：《游学篇.外篇》[A]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46页。
[9]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10]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1] 雷禄庆：《李鸿章新传》[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页。
[12]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13]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14] 周维立编：《清代四名人家书》[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1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页。
[1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3页。
[17] 王栻主编：《严复集.书信》[M]，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0页。
[18] 王栻主编：《严复集.书信》[M]，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08页。
[19] 王栻主编：《严复集.书信》[M]，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2页。
[20] 康文佩：《康先生年谱续编》[M]，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21] 梁启超：《论女学》[J]，《饮冰室合集.文集一》[M]中华印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第37页。
[22] 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52页。
[23] 王栻主编：《严复集》[M]，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24] 王栻主编：《严复集.书信》[M]，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6－818页。
[25]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页。
[26] 唐淑主编：《中国学前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27] 李本义：《近代婴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1期，第60页。
[28] 胡适：《竞业旬报》[N]，第五期。
[29] 汪大白：《胡适家庭教育思想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价值》[J]，《江淮论坛》2001年第10期，第90页。
[30] 胡明：《胡适传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31] 鲁迅：《我们现代怎样做父亲》[J]，《鲁迅全集》第五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32] 鲁迅：《从孩子照相说起》[J]，《鲁迅全集》第六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33] 赵忠心：《恽代英的家庭教育思想》[J]，《教育研究》2001年第2期，第67页。
[34] 王信伦：《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J]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