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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祖武：吕留良散论 （二）

三、学术主张的不合。
吕留良之所以同黄宗羲绝交，学术主张的严重不合，也是一个原因。
黄宗羲是明末着名学者刘宗周的弟子，其学近承刘宗周，远宗王守仁。就宋明理学的分野而言，是出自与程朱学派并存的陆王学派。有明一代，其初为朱学独尊。中叶以后，陆学崛起，陈献章(白沙)首倡于前，王守仁(阳明)继起，形成了以“心”为最高哲学范畴的“致良知”学说，陆王心学遂取代程朱之学而风靡朝野。及至明末，伴随着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理学濒临崩溃。72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流于禅释，更成为众矢之的。明清更迭，加速了理学营垒的分化。在对王学的一片攻击声中，一时理学家，或出于王而非王，或出于王而返朱，数百年前的朱陆学纷争愈演愈烈，大有置王学于异端之势。作为王学后劲，黄宗羲对朱熹之学时有微辞，主张：“盈天地皆心也”。73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虽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相参差，但是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足以‘并存天壤”。74他断言：“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75当其晚年，还在绍兴、余姚、宁波、海宁等地登坛讲学，大张旗鼓地宣传刘宗周的“慎独”宗旨。他说：“先师之学在慎独”。76认为：“刘子之学，与阳明同而异，异而同也”。77尤其是“静存之外无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太极为万物之总名”等主张，更是“发先儒之所未发”。78
如果说在清初重起的朱陆学纷争中，黄宗羲是为王学争正统而呐喊的骁将，那么吕留良则是站在朱学的大纛下，斥王学为异端的斗士。吕留良说：“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79认为：“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80， 因此，“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81在他的攻击对象中，王阳明之学首当其冲。他认为，王学是“阳儒阴释”的禅学，与朱学不可两立。主张：“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根，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82他甚至断言：“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83在吕留良看来，黄宗羲及其师刘宗周之学，是属于陆学中的陈献章一宗。他说：“近世王学惑乱，虽未能廓如，然犹多疑而辨之。至于陈献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谓‘意为心所存’，‘慎独有独体、一贯，为入门工夫，而非究竟’，其背叛程朱为尤甚。然不幸其渊源误出于前辈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动流俗”。84
一如前述，吕留良与黄宗羲定交之初，本来是以为找到了一个阐明朱熹之学的同志，所以他当时写的《赠余姚黄太冲》诗有云：“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不过，看来见面伊始岸术主张的分歧就已经隐然存在，于是在同一诗中他又云：“闭门正有商量在，春水遥迎江上船”。85数年的交往，这方面的分歧非但无法弥合，反而与日俱增。因此，到康熙五年二人决意分手时，吕留良对黄宗羲学术主张的不满见于诗句，则为：“双瀑堂中老住持，三峰位下早疑渠。”据严鸿逵注云：“此专为太冲作也。太冲尝有私印，云双瀑堂住持”。86翌年，他更把黄宗羲之学斥为“魔外”邪说，其诗有云：“不愁魔外诛元晦，只恐儿曹笑叔痴。”87他指责在其家所刻写的《刘宗周遗书》已为黄宗羲改窜，于是愤然将其名字从书中一一刊去。88黄宗羲亦反唇相向，在他的诗文集中，虽不见对吕留良指名道姓的指责，但是，凡“时文选手”、“纸尾之学”、“墨守章句”一类贬斥，实则多是暗喻吕留良。黄宗羲的弟子，亦以吕留良“为异己之罪人，鸣镝所注，万矢恐后”。89
按理，学术主张的不合，作为学者，吕黄二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二说并存，各行其是。但是，这种分歧却是产生在清初朱陆学纷争炽烈之时，客观的学术环境，使之变得水火不容。而且，黄宗羲，吕留良在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中，都曾经是号召一方的领袖，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使其固有的门户之见本来就颇深。顺治十七年以后，虽因清廷严禁而不再涉足社事，但是，党人、文人余习均未去尽。加以清初的社会环境变迁，反映在他们身上各自立身旨趣的不同，于是，上述内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使清初的这两位学者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绝交的道路。
吕留良的历史地位
考察吕留良一生的学术活动，我们会看到，从顺治十二年起，他便开始从事时文评选。此后，时断时续，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最终结束选文生涯。其间，经他评选结集的古今时文，竟多至二十余种，而且不胫而走，“风行海内，远而且久”。90这样一来，吕留良之学遂为时文评选所掩，以致有“时文选家”之称。同时，又因其痛斥王学为异端，竭尽全力提倡朱熹之学，近世考论清代学术史者，便把他归入清初理学家之列。其实，“时文选家”、“理学家”，云云，以偏概全，仅得其表，而未及其里，尚可商量。
一、吕留良为什么要评选时文？
制艺时文的评选，是为了供科举士子考试之用，明清之际，风行一时。吕留良为什么要花十多年的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为不可一概而论，似应以康熙五年为界，将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生涯分作前后两段来进行评价。
在第一阶段，即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年，吕留良之从事时文评选，首先是此时文人结社之风所使然。关于明清之际的文人结社，据黄宗羲说：“集士子私试之经文而刻之，名之曰社”。91可见，结社与选刻文字密不可分。吕留良也说：“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圈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92他自十三岁便入征书社，翌年，社中即有陆文彬等人的‘行书临云”之选。当时，他虽因年少而未予选事，但耳濡目染，自会受到影响。入清以后，迄于顺治末，结社之风不息。吕留良就曾于顺治十四年在崇德重兴社事。既然“选与社例相为表里”，因此，他在此一时期从事时文评选，便是文人结社之风盛行的必然结果。
其次，这也是同吕留良此时的歧路徬徨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庚子程墨序》中，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乙未之冬，燕坐元览楼，群居块然，无所用其心，因与雯若同事房选。”又说：“酉、戌以来，类皆分阅而互参，凡有事一选，辄屏弃他业，汲汲顾景，以徇贾人之志。”93这就是说，吕留良此时的从事时文评选，一方面是为了填补“无所用其心”的空虚，另一方面，则实在是一种谋生手段。因此，这一阶段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并无多大历史价值可言，而且，消极影响或许比积极性更多一些。因为所谓“天盖楼”，选本风行的结果，并不是引导士人关注社会现实，而是沉溺于举业功名，这是勿庸讳言的。
然而，康熙五年以后，情况却就大不一样了。此时，文人结社早为清廷严禁，评选时文再也不是例行事情，可是，吕留良却依然把它继续下来。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则另有目的在。他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弁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94可见，他是要借时文评选，来抒发胸中的郁积。吕留良胸中郁积是什么？吕葆中所撰《行略》曾就此写道：“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穷乡晚进有志之士，闻而兴起者甚众”。95郁积胸中而为世所讳忌的议论，不外乎就是两个方面，其一为有触清廷忌讳的政治主张。这就是雍正初，审理曾静、张熙一案时，曾静所供：“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96其二，便是对当时尚盛行于浙东的王阳明之学的抨击。因此，还引起了当时一些学者的訾议。黄宗羲、万斯同讥之为“纸尾之学”；97范鄗鼎说他“竟指文成为异端，狎侮前哲，讪谤学官”；王士禛更指斥他“无羞恶之心”。98
足见，康熙五年以后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与前一阶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选文，不过是借以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的手段而已，有着比较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因此，笼统地去谈吕留良的时文评选，甚至简单地视之为“时文选家”，就是不妥当的了。事实上，吕留良对此早有澄清，他说：“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99他尤其憎恶“时文选家”之称，指出：“‘选家’二字，素所愧耻”。100何以耻为“选家”？他认为：“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目未识贵人，辄呼其字，甫若旧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谱叙交契；攀撦线索，谓某某手授邮寄；士林廉耻之道，至此扫地尽矣”。101为了表明不与“时文选家”为伍的志向，他于康熙十二年断然结束了选文生涯。在逝世前的十余年间，专意刻印朱熹遗书，提倡朱熹之学，为扭转一时学术风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
明清之际，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深重的社会危机，曾经使许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起来，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经世致用”之剧。“经世致用”，成为清初波澜壮阔的学术潮流。吕留良也为这一巨大的历史潮流卷至浪端。登高呐喊，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吕留良一生为学，虽然因误入科场而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归根结蒂，仍然可以说是自“经世致用”始，迄“经世致用”终。当明末季，他十三岁即参加文人结社。尔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社事“一变而大乱”，102遂转而致力于“论列古今及当世擘画”103的‘经世致用”之学。康熙五年，毅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后，更把探寻“治乱之原”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他说：“今日之所以无人，以士无志也。志之不立，则歧路多也，而歧路莫甚于禅。禅何始乎？始于晋。今中国士大夫方以晋人为佳，而效之恐不及，又孰知有痛乎”?104吕留良在这里所说的“痛”，指的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不过，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无法准确地去把握治乱兴亡的根源，而是片面地将其归结为禅学。因此，他便将西晋的嵇康、阮籍，北宋的王安石、苏轼，南宋的陆九渊以及明朝的王守仁、李贽，一概斥为以禅学导致“乾坤反覆”的罪人。他指出：“吾侪身受其祸，谓宜谈虎色变矣，而犹多浸淫游戏于其中，其于治乱之原，殆有所未审耳”。105试图使知识界从王学末流的玄谈中猛醒，转向治乱之原的探讨，这正是吕留良之学的可贵处。
有鉴于明末以来学风的败坏，士林的寡廉鲜耻，吕留良痛心疾首，执着地去追根寻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文字之坏，不在文字也，其坏在人心风俗”。106在吕留良看来，人心风俗大坏的祸根，就在于王阳明之学。因此，他说：“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107固然，吕留良的结论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沉痛探索，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为了正本清源，吕留良不仅否定了王学，而且集矢于八股取士制度。他指出：“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认为：“起祖龙于今日，搜天下八股之文而尽烧之，则秦皇且为孔氏之功臣，诚千古一大快事也。”108同时，更对那些空谈心性、不切世用的“庸腐之儒”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今天下有坏人心、乱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强国，而奸民窃盗不与焉；天下有损事业、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国，而冗兵滥员不与焉，则庸腐之儒是已”。109抨击“庸腐之儒”而旨在“富国”、“强国”，这当然不是门户勃溪，而是“经世致用”之论。
三、吕留良与清初朱学。
在清初学术界，吕留良是以坚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现的。他对王学的抨击，并不比同时朱学中人如张烈、陆陇其等和缓，对朱学的提倡，也不比张、陆辈逊色。但是，能否以此就认为他是理学家呢?我们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一如前述，吕留良提倡朱学，并非出于儒林门户之争，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探讨“生民祸乱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风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留良否定了王学，但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障蔽了他的视野。面临以什么学说去取代王学的抉择，他提不出，也无法提出更新一些的主张来。于是，只好回到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去找依据。他认为：“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而朱熹又是集来学之成的大师，因此主张： “救正之道，必从朱子”。111其次，吕留良一生为学，对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始终未予论列。他虽然主张笃信朱学，但是对理气、心性、道器、知行这一类理学基本范畴，却并没有去进行喋喋不休的探讨，而是牢牢地立足于正人心，救风俗。他主张：“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至圣人’。今日为学，正当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112所以，吕留良曾经解剖自己道：“于世所谓理学、讲道，则概乎未有闻也”。113就其一生为学而言，这并非谦辞，而是事实。再次，吕留良主张“通经博古”，试图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清初，理学已是强弩之末，理学界更是一片混乱。这不仅是理学的危机，而且也是传统儒家学说的危机。所以，吕留良一再地发出：“吾道日衰，正人代谢”；114“世教日敝，学统几绝”115的喟叹。他认为“理学惑乱”局面的形成，“其原，则从轻看经义，不信章句、传注焉始”。116因此，他把“通经博古”同“明理学”相提并论，大声疾呼：“不学六经，不足通一经”，主张：“学宫士必通经博古，明理学为尚”。117又说：“其为文也，亦必取资于六经、左、国、庄、骚、史、汉”。118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直至取代理学，这是清初学术发展的大势。吕留良的学术实践，正好顺应了这样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说吕留良不是一个理学家，而是一个有见地、有作为的学者和思想家。
吕留良虽然不是理学家，但是，他提倡朱学的努力，却作为统治思想而高踞庙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清一代，第一个获从祀孔庙的理学家陆陇其，就是在吕留良的影响之下，才成为朱学笃信者的。吕留良同陆陇其相识，是康熙十一、十二年间的事情。据陆陇其称：“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尝反复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糠粃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119可见吕留良对陆陇其学术趋向影响之大。陆陇其对吕留良之学称道备至，指出吕留良将王学“破其藩，拔其根”，功绩卓着。他说：“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蓁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120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样为黜王尊朱的学者，陆陇其因为清廷所用，遂于其身后以理学名臣而获从祀孔庙的殊遇；吕留良却因不与清廷合作，而被清世宗斥为：“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121以致故世四十余年后还遭清廷戮尸枭首。封建统治者以维护其专制统治为转移，可以视理学为手中的玩物，这就难怪有清一代的理学家，要以其作荣进之阶而与清廷尔虞我诈了。理学之在清代形同枯槁，理所当然，不可逆转。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吕留良是清初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因而把他简单地视作“时文选家”或“理学家”，显然是不妥当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吕留良理应得到一席恰当的地位。但是，平心而论，吕留良一生所留下的着述，绝大部分毕竟都是时文选本。尽管蕴含在这些选本中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在清初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然而，以这样的形式广为流播，为封建士子所接受的，恐怕更多地是举业功名的追求。这方面的消极作用，我们不应低估。无论就其学术造诣，还是学术成就而言，吕留良都不能与同时的着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比。他的一生为学，虽然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顺应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不足以成为一时学术界的杰出代表。清人贬抑吕留良的学术成就，固然不对，如果我们不恰当地拔高他的学术地位，那也同样是违背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