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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宏:略论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学改革思潮

略论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学改革思潮张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思想意识非常活跃, 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在对社会现状失望或不满的基础上,产生出忧患意识,并因此揭露社会的腐朽和衰败,提出以新的、进步的、先进的、科学的内容来改造现状或重建的理论并加以实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思潮,并导致了与这一时代思潮进行互动效应的文学运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近代的文学改革思潮比较明显地体现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上,这一改革思潮表现出不同的精神主旨,与此相应,它对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深度。
一、 洋务运动前夕的启蒙文学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凭其武力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至此解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当时,中国社会表现出两大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外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人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之下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并试图御侮救亡;二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与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使中国人又产生了改革图强、变法求新、救危图存的思想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的改革思潮中,无论是理论表述还是具体实践,都对当时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产生了文学方面的策应。从近代中国改革思潮的第一阶段上说,突出的理论家和旗手应是龚自珍。作为一个渊源甚深的传统文人,面对临近鸦片战争爆发时的国家形势,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改革愿望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龚自珍特别关心时局的变化。此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揭露时弊、抨击黑暗,主张效法商鞅、王安石实行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改革;而在学术上,又以否定理学之道,否定圣人之历史观来与这种改革思想相呼应。龚自珍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中,以及在这一批判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索精神,已经明确地体现出对于新的社会政治、新的社会意识的向往,对于改革现状的迫切要求。他的思绪代表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最高认识水平,成为现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他的诗文创作也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改变了清中叶以来作家不敢接触社会现实的沉闷状况,自觉地为富民强国的政治理想服务,具有开风气的意义。
与此同时,这种改革意识和批判精神,又直接影响并表达于他的文学创作中,从而使他在文学上成为首开近代改革文学风气的先驱。龚氏现存诗604首,这些诗绝大部分具有强烈的改革精神。他以《行路难》来描述黑暗现实的恐怖;以《咏史》类的诗揭露“金粉东南十五州”那样的颓废社会局面。当然,在这些诗歌中更具时代感和改革意识的是《己亥(1839年)杂诗》。这类诗歌共315首,其内容集中在揭露社会黑暗、渴望改革上,诗的改革指向明确,颇具感染力。诗歌认定了国家振兴的根本在于“风雷”发作,也就是大刀阔斧改革运动的到来,而作者所面对的却恰恰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制造出一个风雷滚滚的形势,就必须用新型的人来担当这使命。
龚自珍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对黑暗现实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揭露,同时表现出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强烈的信念。在表现方面或是发抒感慨、纵横议论,或是表现为思想感情极为复杂的抒情之作。他的诗一开始就对社会现实有极敏锐的感受:“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二)[1]以后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深广。到48岁作《己亥杂诗》时,不仅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腐败专横,表现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切同情,还指出了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面前国家的严重危亡局势,发出了呼唤变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其一二五)[2]明确提出了变革要求。但是,龚自珍的诗又绝不是简单的以议论为诗,使诗散文化,失掉诗的艺术特质,而是以诗“着议”,即以诗表示自己对政治、社会的态度和见解。诗的主要特点是抒情,龚自珍的诗饱含着社会的、历史的内容,但这一切主要是透过他个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生活历程反映在他心灵中的感受而表现出来的,蕴含着强烈的主观感情,在诗中表现的感受,主要是为“四海”担忧不得不发出的“悲辛”。龚氏的散文也同样贯穿着这样的改革意识。其《平均篇》、《明良论》等都集中而深刻地表达了强烈的变革现实的愿望。
与龚自珍极似的学者是魏源。魏源少年时代即究心阳明学,20岁后,先后从胡墨庄、姚敬塘习汉学家法和宋儒之学;又曾从刘逢逯习《公羊春秋》。此后厌弃汉学和宋学 ,并对上述传统之学进行评击。像龚自珍一样,他的改革思想也首先表现在他与传统儒学的决裂。接着,魏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他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表达了自己明确具体的主张:向西方学习军事、学习技术以及学习工商交通事业等。就改革思想而言,魏源比龚自珍更为彻底和激进。他揭露汉学和宋学的烦琐、虚伪以及脱离实际,无情民物,于时局有百害而无一补;又挖掘《公羊》、《周易》等传统经典的底蕴,以表达他的忧患意识,并通过主张“通经致用”向统治者提出“制夷”“款夷”的学理和改革政治、经济、军事等主张。这里更为突出的是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通过努力,撰写出100卷的《海国图志》。书中认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情况,为中国人看世界的眼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龚自珍相同的是,魏源也以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改革思想。他自诩己诗为“仿白香山体”。其《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也确实大有白居易遗风。这些诗反对外国入侵,暴露民生疾苦,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成为他改革思想的阐述载体。在当时的改革思潮带来的改革文学思潮中,除上述两人外,还有林则徐等人。他们也在倡行改革的同时写了许多抨击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倡导改革的诗歌。由此,受近代改革思潮影响的启蒙文学开始蓬勃发展。
二、 甲午海战到辛亥革命前夕的文学革命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一失败使一些希望以洋务振兴中华的人们清楚地看到,清王朝的腐朽衰败并非洋务所可救药,也同时意识到愚弱的国家尽管有坚船利炮,如果没有相应制度和教育等方面努力,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作用。另方面,甲午海战以后,外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也变得更加疯狂，而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壮大。在此社会背景下,为挽救中国的灭亡,资产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表达出变法维新的要求。为了这一变法维新的实现,这些改革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许多着作,倡述改革思想,张扬改革意识,表述改革方略,为维新变法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维新变法运动便在这样的背景和准备下蓬勃展开,并在1898年达到高潮,其标志是戊戌变法的实行。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这一变法改革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消逝,它在一些改良主义中坚分子的坚持下还持续地震荡着它的余波,而直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才告结束。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主的改革思潮,为了宣传其思想理论也出现了一大批着作。这些着作倡言变法以自强的思想主张和在实践上出现的戊戌变法运动一起,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影响,因而在文学上便出现了改良文学思潮。改良文学思潮既有理论表述,也有创作方面的实绩。前者以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的文学思想和理论为代表。他们继承龚自珍、魏源的改革思想传统,坚持文学为变法服务的主张,具体地提出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便主编《时务报》,成为大众舆论界的骄子;戊戌之后,更相继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梁启超一生的贡献,主要不在文学成就,而在宣传业绩。 他是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和鼓吹者,在本世纪最初几年里, 梁启超明确提出系统的创作主张,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戏曲改良”。他不仅用自己的实际创作加以响应,而且影响了一大批追随附和者，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对小说的关注开始得很早。早在1897年，梁启超受到黄遵宪、傅兰雅、康有为的启发，撰写维新派改良大纲、世界化蓝图的《变法通议》时，便在“论幼学”一章中把“说部书”列为学校教育的七种科目之一，并讨论其教育功能。他注意到小说“变易风俗”的功效，主张利用来对付当时中国社会上鸦片、科举、缠足等积弊，又明确指出小说的对象应包括“妇孺农氓”。梁启超把从前的小说定性为“诲盗诲淫”，然后提出改良小说应有的内容，在鸦片、时文、缠足之外，再加上了“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等项。由于小说的教育对像锁定了是童蒙和知识低下的民众，梁启超便像黄遵宪那样，不得不面对文学的语言问题，而确定了创作小说该“专用俚语”。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便亡命日本。他乘日本大岛舰逃亡到日本，途中偶然得到日本作家柴四郎(1852-1922)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遣闷，他一边看《佳人奇遇》一边动手翻译。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旅日华侨的帮助下,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佳人奇遇》译本即在其上连载发表，至1902年初(第35册)止。
在开始连载发表《佳人奇遇》中译的同时，梁启超也写了序文《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改名为《译印政治小说序》，一起在《清议报》的创刊号发表。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八百字，却是梁氏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小说理论之一。文章是很明显要面向世界的，一开头就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清楚表达了要向西方学习的意向。稍后他写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记》是一本很特别的小说。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未来记》实在是显得粗糙和稚嫩;但从对中国小说发展的贡献来看，它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创新之作。梁启超对此书的写作非常看重，甚至为了发刊此书而出版《新小说》。《新小说》杂志于1902年创办，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在这之后,《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等专门性刊物才陆续出现。可以说，梁启超对创立小说杂志的开山之功,实不可没。
在《新小说》问世之际, 梁启超刊发了着名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当即发生深刻影响,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梁启超明确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因此被后人称作“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同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的观点,认为它对政治、社会、人心关系至巨,作为至大,因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除极力推崇小说对社会的作用外,梁启超还提出许多文学研究方面的见解,如认为小说大体可分“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等，为小说的现代化发展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在其时极力强调小说改良社会、改良政治的作用之理论推动下,小说界的鼎盛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小说杂志的大量出现,《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如雨后春笋;再是对于西方小说的翻译,如林纾的《茶花女遗事》;最后是小说创作方面,这一方面的实绩非常卓着,代表性的作品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此四部小说为改革和改良社会提供形象的榜样和策略,而对社会弊端和黑暗加以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1899年年底,梁启超逐步在黄遵宪诗歌创作与理论的影响之下建立了可概括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歌理论。在去夏威夷的途中,他认真总结了“新诗”创作的教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在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以后,梁启超以他相继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为阵地,不断地推进诗界革命运动,直至走向高潮。诗界革命走向高潮的标志,是对通俗体“杂歌谣”及白话歌词(有人称为“歌体诗”)的提倡。从诗歌和小说两方面所发生的理论热潮,对于其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诗歌、小说并散文戏剧创作便有了风起云涌之势。就创作实绩而言,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诸人也都是“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的佼佼者是黄遵宪。在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同时,他又以自己“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的主张和实践,用诗的形式描写了中法、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史实,揭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还写了台湾的丢失以及关于电报、火车、轮船等新生事物,诗中充满了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丘逢甲和蒋智由的诗则更多地表现出对于国家悲惨命运的哀叹和忧愤。
三、 五四前夕的文学运动
1905年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中国社会思潮在具体内容和思想精神上又有了新的递进。中国的进步人士觉悟到,必须用一种更为彻底的革命手段和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否则,中国就只有亡国灭种。而这个根本性的手段就是打倒帝制、进行民主革命。所以紧接着义和团运动之后,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很快继之而起。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建立,以及以之为核心所展开的革命斗争。该运动也影响到了文学思潮上。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明确倡导民主和科学,并且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亦即打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同时又把这一运动跟反封建礼教、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出运动的启蒙性质,从而将前此的以改革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嬗变为革命的、启蒙的、反封建的思潮。
小说方面，陈天华的《狮子吼》描写革命党人的奋斗,以睡狮的觉醒象征中国的革命和未来,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成果作了形象的描绘。另一个革命小说作家黄小配,则以他的《洪秀全演义》、《宦海潮》丰富、具体了这种描述。此等小说尽管其艺术方面有许多的生硬和粗糙之处,但就革命性而言,则是相当突出和鲜明的。当时革命文学思潮也同样席卷了戏剧艺术,其时的剧作品除了历史剧依然在继承着传统而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涌现出许多的革命戏剧作品，如《立宪镜》、《博览会》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新的文学革命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理论家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言:　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用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理论上的文学革命之努力,不久就造成了积极的影响,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下去。1917年2月,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他不仅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而且在文章中将文学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并指出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又明确提出“三大主义”:“打倒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和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此一口号和号召,得到了其时大多数人的响应,遂完成了理论上的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嬗变。在文学创作方面,这一段落以胡适的白话诗、陈独秀的白话文、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同时还包括一大批从外国翻译来的作品。[1]《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页。
[2] 同上，第521页。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