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陈峰：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傅斯年-陈峰：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陈峰：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济南)2011年3期第66～71页
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着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关 键 词：民国史学/西方史学/西方汉学
中国传统史学本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但自近代以来根基动摇，其显着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据时人观察，由于“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无论愿意与否，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不但“中国社会一切的转移”为“世界巨潮的动向所激荡”，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也不过是跟着世界学术思潮的蜕变而转捩”。①后世治学术史者也说：所有新史学流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或挟洋以自重”。②西学对民国史学的影响，可分解为西方史学和西方汉学两部分，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一、兰克式实证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汇流
首先引起中国史学的近代变革的是欧日文明史学。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策动的“新史学”思潮或“史界革命”就是西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回响。梁启超通过日本史学为中介接引西方思想资源。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流行于日本民间学者中的是“文明史”，其渊源是以基佐、巴克尔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史学。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早期受其影响颇大。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向中国读者推介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日译本。④梁启超此期的史学主张明显带有文明史学的痕迹。其尊民史、斥君史的思想即是受文明史学的直接启发而来。
但民国以降，“新史学”退潮，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兰克式实证史学。其实，兰克实证史学在欧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其流风余韵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却发挥着支配性影响。汪荣祖在论及兰克史学与中国史学的关系时说：“兰克有五十几部着作，几乎没有一部被翻成中文，他的史学虽说并没有真正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他所提倡的史学方法经由Ernest Berheim等人的着作却进入了中国。像姚从吾从北大到台大，讲的都是兰克的方法论。杜维运考证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同一路的。甚至章太炎，写《清建国别纪》时，也批判性地运用原始史料，可以说亦受此影响。至于其他像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陈寅恪留学西欧，受兰克学风的影响更是不在话下，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有鉴于传说之不可信，必须根据可靠史料重建信史，以及孟森利用实录等原始资料考证明清史实等等，都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影响或启示。”⑤如此看来，近代中国史坛几乎完全处在兰克学风的笼罩之下。
兰克史学方法的核心是批判性地运用史料，因而史料问题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是兰克史学另一大特征。只有具备这两个基本点，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兰克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傅斯年身上。傅斯年留学欧洲时接受了兰克实证史学的洗礼，流露出极端重视史料的倾向。他推崇兰克与蒙森，曾说，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着名立点。”⑥据史语所的人士后来回忆，傅斯年回国时，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⑦。
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学的中心地位。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⑧后来，他又一再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⑨傅斯年的史料学宣言虽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成分，但大体仍是其史学主张的表白。
执着于史学科学化的傅斯年同样信奉客观主义。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学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他如此总结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念：“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着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⑩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又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11)他主持建立史语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12)。可以说，史语所即是兰克史学的中国版。
其实，此前，“新史学”先锋梁启超早已间接受到兰克影响。梁氏于一战后到法国受到两位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所合着的《史学原论》和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史学原论》对照比勘，“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13)两位法国学者合着的《史学原论》，强调文献史料及其批评的重要性，基本上呼应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而伯伦汉之书是约化兰克史学为方法论的巨着。(14)照此推论，在历史研究法上，梁氏实际上是间接承袭了兰克的衣钵。而兰克史学也借势于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在中国学术界深入人心。
总之，民国时期占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基本上是追步兰克派，因而实证史学成为1949年之前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西方史学思潮。
二、欧洲正统汉学诱导下的中国史学
汉学即广义的历史研究，可谓西学影响中国史学最重要的途径。1945年，顾颉刚回顾总结百年史学发展时说：“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他将民国史学的成绩总结为六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15)前三项均不曾脱离欧洲汉学的影响。可见，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西方学者起着引领风气的作用。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基于这种认识，胡适所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就与海外汉学合流。“整理国故”实际上却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16)。
在国际汉学的冲击之下，中国史学至少呈现以下三方面的变化：一，研究领域上偏重西北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二，史料运用上青睐正史以外的新材料，尤其是考古资料和域外文书。三，研究方法上采用语文学方法考证历史。(17)
晚清民国西北史地之学大盛，恰与欧洲汉学关注东方特别是中亚的研究取向暗合。民国史学诸大师的治学方向多与西北史地相关。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一直不绝如线。1925-1927年他致力于蒙元史研究，撰成《鞑靼考》等一批在国内外影响甚大的论文。他的《西胡考》二篇、《井渠考》一篇皆为伯希和之书而作。《西胡续考》的写作机缘是读伯希和就职讲演《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知近年西人于东方学之进步，其发明与古籍吻合。陈垣的宗教史研究也多与西北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相交叉。陈寅恪则擅长以“殊族之文”证“塞外之史”。此种西北史地研究实为与西方汉学界对话的产物。
然而，当时的国学泰斗章太炎对此倾向却不以为然，他视“审边塞而遗内治”为学弊：“今言汉史者喜说条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详鄂罗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观其政治风教，虽往日亦隔绝焉。以余暇考此固无害，若徒审其踪迹所至，而不察其内政军谋何以致此，此外国之人读中国史，非中国人之自读其史也。”(18)章氏的批评不无道理。这种风气虽有拾遗补阙之功，但推向极端，又不免有婢作夫人、舍本逐末之嫌。
桑兵指出，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转变，其一就是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19)这一取向体现在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中。他以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0)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先进们的这种治学方法，也正体现了西方汉学家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基本特征。
连一向高度崇尚方法的胡适也意识到实物材料的神效，他感叹道：“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21)在胡适看来，用科学方法处理文字材料只能成就考据学，科学的方法必须施之于科学的材料（实物材料）才能真正成为科学。
以考古材料补史证史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一种新趋向。开发和运用新材料成为民国史学进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考据派“学问之凭借，唯新发现之材料”，“有材料则有发现，有发现则有文章，名成学立，唯材料之是求”。(22)于是，运用新材料成为治学的终南捷径。学者纷纷对新材料趋之若鹜，新史学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为新材料的发掘和应用。然而，唯新材料是尚必然造成对旧材料的疏离和冷落。正史是旧史料的代表，民国学界曾一度出现“不看二十四史”的倾向。(23)有论者甚而认为，“近代中国的史学界竟形成一种史料丰富而史学贫乏的奇怪局面”。(24)
语言学是欧洲正统汉学的基本功。西方一些着名的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卫礼贤等，都是从语文考证入手来研究中原、蒙古、西藏、中亚等地的历史、民俗、艺术等。欧洲汉学家的这一研究路径对中国学者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曾研修西方的比较语言学、语音学。(25)傅斯年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他又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足见其对语言学的重视。1936年，傅氏撰成《性命古训辨正》，最终提出了“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史学方法。
陈寅恪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渊源甚深。留德期间，除在柏林大学研究院随路得施(Heinrch Luders)学习梵文、巴利文多年外，还曾向缪勒(F.W.K.Muller)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Erich Haenisck)学习蒙古语。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10多种语文的能力。他主张，“治吾国语言之学，必研究与吾国语言同系之他种方言，以资比较解释，此不易之道。”(26)1923年他就发觉：“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27)1927-1932年间，陈寅恪在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是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起点的。陈氏的语文考证之学令当世绝大多数学者望尘莫及。
所以，在民国学术界，历史语言学方法被视为成功的法宝和绝技，代表前沿和尖端研究，显示了一种治学的至高境界。这一趋向无疑是以语言学为根本的欧洲正统汉学的翻版。
三、西学蜕变与中国史学的新方向
20世纪上半期，西方史学正处于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逐渐形成气候。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大本营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倡导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西方史学的这种蜕变也推动着中国史学的发展。
1920年代，美国“新史学”开始输入中国，而且流传甚广。鲁滨逊的《新史学》等着作一经问世，便有国内学者争相推介，陶孟和、陈训慈、衡如和谷凤池等人予以大力鼓吹(28)。胡秋原认为，“新史学尚在运动中，由此开路，其前途实极远大。”(29)黄文山认为，现代史学的趋势是新史学，这种运动已由萌芽蔚为大观，德国兰普雷希特、法国贝尔、英国马尔文都有功于这个运动。而美国鲁滨逊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注意历史过程的意义，提倡动的历史创造。其高足Barnes继之，光大旧业。”(30)随后，巴恩斯（班兹）的《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等“新史学”派作品陆续推出中译本，其他未译着述，也在学人论作中广泛流传征引。“新史学”派的主张成为国内许多讨论史学理论问题者的依据，集中体现于民国时期涌现的一批“史学概论”着作中，如卢绍稷《史学概要》、吴贯因《史之梯》、李则刚《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地新论》和《史学通论》、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周容《史学通论》、胡哲敷《史学概论》。刊布于报刊杂志上大量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新史学派”的理念。不过，美国的“新史学”的引介基本停留于观念层面和历史教育环节，未能深入实际的学术研究，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
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迅速上升。此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受到排斥和敌视。但1929-1930年的世界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扭转了这种状况，马克思的历史判断这时得到了证实。“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31)
作为一种西方学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使中国史学又一次出现方向性转折。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史学，为社会历史的演变提供了一套崭新的解释机制，建立了一种新的历史体系，从而改变了历史书写的模式。传统史学解说历史，往往聚焦于道德人心的变动与政治事功的成败；而唯物史观从经济角度入手，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深层动因。传统史学往往采取断代为史的叙事方式，缺乏内在的关联性；唯物史观则以生产方式的演变为线索，将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有机体，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过程理论。而与之同时的实证取向的史料学派，专注于史料的考辨整理，在历史观或历史解释方面缺少建树，乏善可陈。这样看来，以唯物史观为导向的历史学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处于一个关键位置，它对后来学术发展的塑造作用不可低估。但我们不应忘记，唯物史观史学的形成，是西学作用于中学的一种产物，实际上它是应用源于西方的理论学说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现象的学问。后来唯物史观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与中学西学难以妥当协调有密切的关系。
唯物史观史学与国际汉学也有瓜葛。只不过与之同气相求的不是当时的正统汉学，而是尚势单力孤、备受非议的边缘性流派，如法国葛兰言学派。郭沫若获悉汉学家葛兰言（格拉南）擅长以社会学方法治史，与其研究门径相近，但无缘见到其着作。(32)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书引起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注意，撰文予以评介(33)。郭沫若作《答马伯乐先生》进行回应。
最突出的是，唯物史观派普遍将苏联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汉学家引为同调。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以唯物史观为理论、甲骨金石为材料探研上古史，其间得到田中庆太郎、石田干之助、梅原末治、原田淑人、市村瓒次郎、古城贞吉、诸桥辙次等人的襄助(34)。1931年郭沫若《卜辞通纂》一书的完成，即得力于日本友人的支持。吕振羽的古史研究也广泛参考了日本汉学家的相关成果。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在苏联日本已被多数史学者公认为一九三三年以后国际东洋古史学的一大新创见，唯一仅有的新史观下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作”。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成功，被认为“不是吕先生个人‘天才’的主观的‘先验’，而是一九三五年新兴科学与东洋史学新水准的时代成果”(35)。翦伯赞也不断对苏联汉学家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际成果进行绍述，如对柯瓦列夫《古代社会论》的评介。这充分反映出当时中日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存在一种一体化倾向，已编织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学术交流网络。尤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上，中、苏、日之国学术界已实现了高度融合。
由于在社会经济史方面志趣相投，唯物史观派与一些美国中国学家也有所交往。例如，陶希圣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主任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一度进行合作。陶希圣曾帮助魏特夫搜罗资料，与其讨论问题，并将自己的助手借与魏氏使用。出自陶希圣门下的王毓铨参与了魏特夫由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资助的中国历史计划。另外，陶氏的弟子鞠清远、武仙卿、曾謇等也受聘于魏特夫，从事社会经济史料的整理英译和研究工作。陶希圣主持的《食货》第5卷第3期还发表了魏氏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一文，推许其为治该学的先进。
二战以后，国际汉学发生了重大转向。美国中国学增高继长，扶摇直上，迅速取代了法国汉学在世界汉学上的中心地位。与此相应，学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转换，重视考古和文献考证的传统方式日渐式微，社会科学化成为汉学研究的主导趋势，从而超越传统的文史之学的局限，广泛涵盖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汉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境界。不过，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出现变局，中外学术的对话交流长期阻断，西方汉学未能继续发挥对中国本土史学的引导作用。中国史学再次受到西方汉学的浸润激发自身的变革意识，要等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了。
注释：
①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绪论”，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第2页。
②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页。
③见［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1-185页。
④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⑤汪荣祖：《中国史学的近代发展》，《国史馆馆刊》（台北）复刊第24期，1998年6月。
⑥《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第276页。
⑦侯云灏：《傅斯年与朗克学派》，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傅斯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页。
⑧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47页。
⑨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第2页。
⑩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第2页。
(11)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7页。
(12)何兆武：《译者前言》，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
(13)杜维运：《梁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源》，见《听涛集》，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5年，第193-196页。
(14)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16)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香港《大公报》1977年2月9日。
(17)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3页。
(18)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
(19)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0)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21)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204-205页。
(22)牟润孙：《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着作》，见杜维运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2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1130页。
(23)详参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4)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79页。
(25)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26)陈寅恪：《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98页。
(27)陈寅恪：《与妹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1页。
(28)参见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上海：民主政治社，1948年，第63页。
(30)黄文山：《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上海：华通书局，1932年，第607页。
(31)［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3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7页。
(33)马伯乐：《评郭沫若近着两种》，《文学年报》第2期，1936年5月。
(34)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增订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8-276页。
(35)哲夫（吴泽）：《中国历史着作论》，见吕振羽等：《中国历史论集》，厦门：东方出版社，1945年，第186、194页。